企业化时代与企业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企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有关振兴工业题材文学的讨论与呼吁此起彼伏。确实，中国的工业文学几乎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学的节奏行进的，虽然，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广袤的乡村、庞大的农业人口与现代中国农村革命的实践相匹配，乡土文学或农村题材创作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后发优势，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工业的强势地位，工业文学又享受了特别的尊荣。不过，工业文学的创作实绩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似乎与这样的尊荣不怎么相称，特别是在当下，几乎已经很难有产生影响的这类创作了，包括为其他艺术门类如影视提供文学资源，其供给力也显得非常疲软。
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原因，在理论上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要振兴工业文学创作，从工业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转型，以及与其他经济类型的关系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来看，囿于原有的概念恐怕难以有理论的突破，也就不容易为创作观念的更新提供支持。所以，我们觉得，在企业化时代，用企业文学的提法代替工业文学可能更合乎实际，也更能整合资源，从而在更为广阔也更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与关系结构中探索作为新兴文学门类的审美取向与叙事策略。
我们需要丢掉工业文学传统的包袱，如果沿着传统工业文学的路子继续前行，出路不大，与社会现实也会渐行渐远。可以对20世纪以来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它的一些美学风格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中国比较成熟的工业文学滥觞于五四前后，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局形成了理论解释。对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矛盾，城乡的矛盾和劳资的矛盾的表现大约是这时期工业文学的几套主题，一直到三四十年代，都维持着这样的语义格局。而人物阵营化，冲突简单化，叙述粗线条相应地成为其美学特征，即使像茅盾这样在其他题材写作上成熟细腻的作家在处理工业题材时也有意如此。这时的解放区文学对这一领域涉及很少，所以，草明在东北解放区写下的一系列工业题材的作品得以成为共和国工业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的工业文学的主题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在这方面，草明几乎具有了全面阐释中国此后很长时间这一领域的典型性。对于草明以及稍后的许多作家来说，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帮助革命者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如何表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表现大批新产业工人角色的转化，表现自力更生与国外专家的矛盾，以及先进的现代化工业管理遇到的困难以及工厂作为继续革命的空间。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自力更生与“崇洋媚外”是处理这些冲突的本质性二元结构。
毫无疑问，新时期文学以来是中国工业文学的跃升期。《乔厂长上任记》显然是绕不过去的作品，它对社会变革的召唤性描写以及宏大叙事风格可以说开一代工业文学之文风。其后便是以现实主义冲击波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虽然雄奇的风格不再，但对新一轮工业改革的追踪依然延续着八十年代的路径。可以这样说，被几代作家反复塑造并被读者和文学界认可的中国工业文学的典型样态的写作大致到这个阶段。这种样态的主要特征就是将工业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始终让这一文学承担着政治话语、民族叙事和国家意志，不管它们在不同时期有着怎样的变化，是让工厂为战争服务，还是技术革新赶超英美，抑或是将工厂变成政治的舞台或者为国家的改革趟水探路，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也是许多非主流的工业题材的体式与人物形象被遮蔽的原因。比如从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品，再到八十年代如《普通女工》《丹凤眼》《烦恼人生》等等，一般都不将它们放在工业文学中。如果这样的回顾与判断是有道理的话，那么，中国当代工业文学其实走的是一条比较狭窄的路，甚至，写了这么多年，工业是不是真正呈现出来了还是个问题。说到底，工业可能仅仅是个叙事的依凭，表达的却不一定是工业的本质。现在再去讨论已经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作为人类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行为，工业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人，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是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所以会以“文明”称之。但我们的文学，几乎在一开始就将它挤压得无限扁平，只将其作为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且，我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也未能对这一文明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表达，这不但影响了工业的进程，制约了这一文明的建设，也使文学缺少了背后的支撑。
是不是按照这样的设想重新定义工业文学，或者依此为工业文学的发展制定方略？我们以为已经没有必要，因为现在严格地说已经不再是工业化时代，而是企业化时代。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是指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实，这一经济学层面的定义对我们思考何谓企业文学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关键是将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行为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建构的发源地，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去对待。在这方面，我们尤其要吸取以前对工业文学的理解，过去的工业文学曾经对工业的存在方式限定得过死，以为工业只是在工厂这一特定的空间发生的人与事，所以，工业文学一直又有“车间文学”的别称。因此，一个出色的工业文学作家，当他的观察和思考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突破这种预设的空间。蒋子龙后来就反思说：“并不是只有描写工厂的劳动生活，才是‘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已经被工业文明彻底改变，剧烈地影响了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伦理观念、生理状态、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只要是表现当代现实生活，无论所反映的是哪个社会层面、哪种生活领域，都无法脱离‘现代土业文明’。”①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时，我们就会认识到从“企业化时代”来规定“企业文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当代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文化和文明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生产与经济方式，它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社会中的单个独立的经济单元都被企业化了，被整合了，被打通了。从一开始作为观念形态的技术思想，到技术向产品的转化，再到产品的应用与服务，所有配套的研发、生产、流通、推广和融资，各个环节都企业化了。在传统社会中，研发、金融与服务一般不会从企业化的角度来认识，但是，当今社会，它们已经是企业的中心地带，而且是最具活力与生长点层出不穷的企业集聚区域。我们倡导“企业文学”，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据说，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外就已经有了这一文学类型，而且已经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经典作家与作品。②这是因为欧美、东亚和南亚的企业化进程都比我们要早。因此，他们能较早地从十八世纪就兴盛的工业文学走出来，并且将财经文学、商贸文学甚至更微小的如酒店文学、旅游文学整合起来。在这些企业文学中，题材是局部的，但背景与理念则是广阔的，是企业式思维的。如果我们还局限在传统的工业文学中，或者依然延续着传统的许多亚文学类型，一方面与现代企业化存在不相符，同时，也在观念上受到极大的制约。
因此，最根本的还是观念，是我们对企业化时代的理解。什么是企业化时代？它不仅是传统行业的企业化整合，更是社会的“企业化生存”。企业，不仅是一种生产单位，经营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的文化本质就是市场经济下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观念、制度、手段，是一种价值观。理所当然地，它们应该成为贯穿企业文学的核心理念。当我们采取了这一视角后就会发现，企业文学很新，也很久远，企业文学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比如，我们原先对乡土的看法以及农村叙事，都是比较单一的，总以为传统的农业无非是人与土地的关系，生产方式也是单一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几乎不可分开，不外乎在土地上劳作，从土地上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这就是所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切矛盾都在这一背景上展开。其实，中国的乡村早就是一个农工商联合体。中国农民按照自然的节令春种秋收，而生产的间隔期就是工商活动期。费孝通先生就说过，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一直有着相当程度与规模的工业，只不过这些工业不是现代社会这样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是分散在农村。只要有土地之外的生产，就会有生产的空间，就会在土地之外形成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有交换，有市场，有自然节令以外的法则和规矩。这应该是现代企业的传统的简单化与朴素化存在样态。中国古代的许多叙事文学如明清小说就有过这方面的叙述。值得说一说的是王安忆的新作《天香》。如果说《长恨歌》是从城市的角度来叙述上海的风情，上海的存在、延续和发展以及海派文化的传承，那么，《天香》则更多地从多农村的角度来寻觅上海的形成。小说从江南农村着笔，写几个大的官宦人家的兴衰。王安忆出人意料地写了这些官宦人家的女眷们。当家族兴盛的时候，她们是拿女红做消闲，做游戏的，但当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本是消闲游戏之物竟可以交换，可以出售，可以养家糊口。围绕绣品，王安忆寻找到了江南集市的许多侧面，发现了江南女子的不同角色，指认出了上海孕育的来龙去脉。这是一部意外的企业的文学，或者说是具有企业文学性质的作品，更是一部为我们在传统题材领域开拓企业文学创作提供了启示和成功经验的作品。
从我们对企业时代、企业化生存的角度，我们要在几个方面加强对企业文学的认识。首先，应该提供企业的真实存在。不管着眼的是哪个题材领域，企业文学都应该提供企业的生存状态。比如杨洪军的长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写的是铁路题材。不过，作品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当下的铁路发展为背景的宏大叙事，而是以和我们乘车生活密切相关，但在说起铁路时却常常忽略了的乘务员为表现对象的。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工作群体。也许，工作的性质让我们不太关注他们的状态，所以，作者特别在书中通过人物的对话给读者进行了“科普”：“铁路工作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轮班作业、超劳作业、紧张作业，长期质量较差的昼夜睡眠，作业中还易受多种伤害，这些状况不仅造成我们这个职业群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更使多数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尤其是近几年铁路多次提速调图，车速提高，密度加大，作业人员精神持续高度紧张，更加重了原已常年积累、得不到恢复的心理压力和职业应激。”作品的叙述与情节设计在许多地方都是从这一行业的特点出发的，因此具有相当的个性与真实性。比如亲人的聚少离多，比如必须主动和被动地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比如繁琐、单一与重复的劳动，再比如严格的准军事化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酝酿矛盾冲突的地方。
其次，是企业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狭隘的行业的所谓“企业文化”，这一层面当然要涉及，但更具本质的是企业时代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是新的文明。这一点对中国，对我们转型期的社会意义尤其重大。企业时代的价值是什么，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工商文明。工商文明是与传统文化不同的商本位的文化。在企业化时代，人们应该以工商的基本原则来管理社会事务，社会成员间以契约和计算为基础。经济成员间比的是技术、创新、成本、质量、价格和服务，而不是比谁的权力大，或谁能获得更多权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文明，它的要件是平等、自由、契约和法制，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民主的基础。作为一种文明，它显然并不局限于内部，而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如果这种解释与定位是准确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今社会的差距，也可以认识到企业文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与任务的艰巨性。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等等灵魂》叙述了一个家庭企业的兴衰，主线就是主人公任秋风如何打造出了中原第一个零售航母，又是如何走向破产的。这个企业从头到尾就是畸形的，它之所以走向衰亡，就在于它不具有现代企业的品格。在任秋风的身上，我们见不到丝毫现代人的人格精神。作品的启示也就在于我们如何建立与企业时代相适应的文化。只有具备了灵魂，我们的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再次，是以人为本，将塑造人物形象作为企业文学的根本。好像当年高尔基曾经与青年作家讨论过如何写好工厂，因为对于当时的文学来说，怎样面对大工业的到来还是个难题。但高尔基坚持一点，即不管处理什么题材，都应该把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不能因为机器忘了人物，不能为了技术的描写而忽视了人性的探究。《本次列车终点》虽然打开了鲜为人知的乘务工作领域，但处于中心的始终是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作品将共性与个性统一在了一起，它是在一个形象群体中来塑造个体形象的。乘务组是由工种相同或相近的人员组成的集体，他们年龄相仿，环境相同，受过相同的文化与专业培训。特别是占组员大部分的又是一群青年女性，因此有着相似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接近的价值观，也有着相似的相互间能够体谅的人生遭遇。她们是一群人，是一个“大”的个人，在这个“大”的个人身上，有着一种可以称为职业性格的共通性。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作家并没有刻意地去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更没有人为地为他们设计落差巨大的区别性的命运以突出个性化。如果这样，反而不真实了，这种个性化也成了黑格尔批评了的“恶劣的个性化”。然而，人物群像并没有淹没个体的差异，郁伶君、潘朵拉、殷向梅、董晓光、都爽、李亨、倪彩霞、周茹、祁冰……都是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都爽的张扬，李亨的执着，殷向梅的隐忍，不但这些女性角色各异，作为配角的男性角色也别具性情。特别是郁伶君，显然是作者特别下功夫的主要人物。作家是以赞美的态度去刻画她的，在她的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女性的优点，敬业、细心、善良、正直、关爱他人。需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像作者杨洪军这样塑造人物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对真实性的追求，对性格复杂性的书写，特别是对人性中恶的有意凸显，使得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很少有理想主义的辉光。其实，在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正面的形象来引领社会风尚，特别是对企业文学来说。因为企业文学与一般的社会小说不同，企业文学的写作伦理需要它传达、提升和塑造向上的价值理念。在当今世界几乎是社会管理与企业运营两分天下的时候，企业的精神、价值取向，“企业人”的人格以及整体的素质关系到广大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与社会的文明程度相关，因此，塑造承载正面价值观的形象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大概是前现代社会已经成型的文学可能较少意识到的。
最后就是注重形象、情感，开发人们对现代企业的审美体验，发现现代企业之美。现代企业的美在哪里？人们对它的寻找与发现已经几百年了。从生产与生活的角度讲，我们欢呼自工业革命以来一波又一波的技术革命。但是同时，人们又沮丧地发现，伴随着技术革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企业的扩张的是美的丧失。现代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对工业革命的批判史。自马克思起，一代又一代的美学家都认为，工业、技术以及金钱和交换都是与美为敌的。因此，如何在艺术领域表现现代工业与现代企业，一直是个难题。每当一个时代或地区刚刚出现现代化的工业时，人们都曾在惊喜中给予皮相的夸张的赞美，比如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再比如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诗歌。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让审美主体不适应的问题随之而来，节奏与速度的加快，简单的线条，冰冷的钢铁，不可见的程序，生活空间的挤压，工作强度的增加，自然的消褪，生态的破坏……使得传统文明史积淀下来的审美心理受到严重挑战，在农业文明时代积攒下来的审美经验再也找不到对应物，现实变得不可把握，审美主体是那么渺小而可怜。于是，对现代企业的艺术表现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批判、绝望与逃避。人的生活与审美分裂了。现在看来，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只有积极地适应不断发展的现实，培育和塑造与现实形象和场景相配伍的审美观念与审美心理，去创造和发现现代工业的美与诗意。事实上，许多作家正在努力创造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审美经验。他们没有刻意地去批判现代企业对人的伤害，而是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个现实，将人物放置在这种新型的环境中，去发现人与环境的冲突，去发现由这种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给传统的叙事注入新意。现代企业那么快速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它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时间，新的空间，出现了新的生活的元素，这些都是新的审美形式，都是结构新叙事的材料和功能元素。像李铁、王十月、郑小琼、余一鸣、亚鸣等等都已经形成了各自企业文学的表现风格。李铁善于在传统的企业空间中挖掘诗意，企业的速度与情感的柔软，空间的整一与个性的多样，精准的时间与悠长的生命形成天然的对比。他使法兰克福美学家的批判对象成了他的审美要素。亚鸣则在看不见的经济网络中结构人与人的关系和冲突。与传统文学不同，企业文学的冲突要素不可能全是人的，在传统文学中凭人物冲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到了企业文学这里行不通，它同时牵涉到制度、契约、技术与不可见的市场之手。像亚鸣这样的作家在如何将这些要素与人物进行配伍，利用制度的刚性与市场的不可预期性来结构新格局、新故事已经得心应手。郑小琼显然在开拓新的抒情可能。她在我们原来以为全是冰冷坚硬的地方发现了诗歌。这诗歌是新人类面对钢铁、机器、流水线，面对交换化的生存方式被激发出的情感、想象和语言表达。“一小朵蓝抵达炉火，询问内心/更深的蓝在铁片，图纸，沾满油腻/机器上轰鸣着的蓝，滑落出一截/小小的春天，一个人的爱情……”(郑小琼《蓝》)她笔下的人们已经能够在新的空间演绎永恒的母题。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审美方式就认为它们没有美，没有诗意。更重要的是，叙事与抒情，与企业同构的形式美并不是企业美学的全部，这些审美形式装载的是与它们契合无间的人物的心理，人物的情感，人物对生命、对生活的感悟。事实上，一旦找到进入工业或企业的叙事路径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工业与审美的敌意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巨大和激烈，因为不管技术与钢铁多么强大，货币与交换多么无情，它都不能阻挡人的生活。所以，传统并没有断裂，太阳照常升起，人们都在继续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不少作家已经抓住了生命哲学与企业文明这一关键。他们一方面使其审美表达紧紧依托在企业上，一方面又能超越这些现代化的屏障，直抵人的生活，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些生活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日月常在而又光景常新。正因为如此，企业文学中的“企业人”才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故事和命运。他们并没有被工作环境压缩成扁平的“单面人”。
综上所述，企业文学大有可为。这一方面是写作者的主动诉求，另一方面更是时代使然。我们要学会与企业共同生活，就得让企业进入文学的话语。企业培养了工商文明的基因，而工商文明的基因正是现代社会成长的基石。权利、自由、平等、契约、法治，这样的价值观不但是现代社会制度制定的准绳，同时也是个人进入社会的规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企业当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活在企业化的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公司，大的企业，没有人能出其右。文学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意义范畴、叙事伦理和诗意空间，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对农耕文明田园牧歌的缅怀与想象中。即使是传统的“三农”，也会逐步地企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当人们拥有了新的生活方式时，就必然要有新文学话语。文学不仅是对既有价值的复述，它还应该参与到价值的创造与传播中。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学一直是人类价值重要的创造者之一，在当今和未来企业化社会中，它应该主动地提供新的经验，企业文学将会是文学的重要门类，并且将在社会生活中承载企业化生存的文化担当。
注释：
①蒋子龙、田永元：《圣诞工业题材文学创作》，《鸭绿江》2009年第6期。
②陈慧君：《企业文学热：当代世界文坛的一大奇观》，《济宁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