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资本主义多样性中的政治紧张关系：欧洲民主国家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多样性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民主论文,紧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洲在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部或政府的情况下对一个货币联盟内的财政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作出的应对，是危机管理的一次实验。它暴露了一个多层级政治组织内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多层级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层级具备解决这次危机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仍然是超国家的(即欧洲层面的)，但17个成员国政府有各自不同的财政制度、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由谁来承担调整责任这一点上，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这些冲突称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或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中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经济学文献认为，如果国家实行内部贬值，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结构性改革，推行紧缩性财政政策，那么危机将会得到解决。这或许可信，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从根本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政治危机。欧洲在战略上不能在一种货币机制内协调形成一种应对方案，该应对方案会在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均衡地分配调整负担。 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目前在自行应对危机方面拥有的政策自主权十分有限，在缺少汇率调整或利率调整的情况下，调整的全部负担必然落在了各国国内的物价和工资上。实际上，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成员资格意味着各国政府可供使用的政策工具只有一个：内部贬值和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从政治学角度看，各国政府必须遵从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必须听从的外部指令，把预算赤字减少到GDP的3％。这一举措给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因如下经济学假设而变得合理：要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只能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和推进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复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正被鼓励对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成本竞争力。我在本文中质疑的恰恰是如下理论假设：在欧元区不同民主国家之间，市场竞争政策上的趋同将导致政治经济发展成果在制度上的趋同。 为此，我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借鉴和重新思考了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理论的核心原则，并在宏观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自经济和货币联盟成立以来，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各国内部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与欧洲的跨国机构相互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就业增长模式。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试图把具有制度多样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单一货币体系，却没有考虑到由此导致的非对称性影响。作者认为，一方面，北欧国家是围绕与小型的开放性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关的各种制度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从制度上说，南欧国家有助于发展如下一种经济，该种经济建立在经济体中非贸易部门的内需基础之上。我的政治学研究工作阐明了这些增长模式是如何在欧元区内被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分析指出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多层级政治组织。 在此意义上，本文批评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框架狭隘地关注民族国家的做法，提出应该将经济和货币联盟中的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作为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货币体系中的不同区域来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国际性案例研究，研究的问题是：在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的情形下，当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差异的不同民主国家被整合进一个货币联盟中，并试图作出调整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观点推导出其逻辑上的结论，认为如果民族国家根据自己独特的政治逻辑和制度逻辑(在本文的框架内，它们属于相互冲突的宏观经济增长体制)展开运作，那么有些成员国是否会继续留在欧元区这一点值得怀疑。欧盟需要采取多样化的危机应对举措，使各成员国能够在国家层面更加灵活地制定出自主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战略。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那么一些成员国考虑退出欧元区是完全合理的，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没什么竞争地位的国家。 因此，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欧洲政策制定者认为，不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间有可能通过市场整合实现竞争力趋同，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在制度上的多样性。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刀切”的财政和结构调整方案使这种趋同假设永远只能是假设了。 欧元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多样性 过去20年比较政治经济学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政府的作为取决于政治经济结构。根据彼得·霍尔(Peter A.Hall)和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劳资关系、金融、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培训。这些部门的关系及其随着时间变迁而发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资本主义多样性影响着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期和经济增长时期可能会采取的公共政策的类型。我们可以说，欧元区存在两种资本主义类型。北欧国家(德国、荷兰、奥地利和芬兰)经常被描述为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它们拥有集权式的工会和雇主，能自主协调集体谈判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结果。此外，它们拥有民主国家根深蒂固的传统，致力于促进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它们一直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作为一种创造就业机会的机制，因此其宏观经济结构支持优先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欧元区中的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经常被描述为混合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或地中海式资本主义。它们的工会和雇主相对零散，自主协调集体谈判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结果的能力不强。它们是低福利制度国家，很多社会保障需要依靠家庭关系。一直以来，它们通过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经济模式要求优先考虑工资和消费性支出，而不是出口市场盈利。在加入经济和货币联盟之前，这种组织结构适宜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定期实施货币贬值，以抵消竞争力的下降和国内价格快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财富往往表现为地产之类的固定资产，而公司治理则依赖家族式企业之间密切的业务关系。爱尔兰也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市场经济体，但其发展方向更自由。与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不同的是，爱尔兰的商业周期与英国和美国更接近，劳动力市场更灵活。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欧元区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在缺少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政府的情况下，试图在一个多层级政治组织内把这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如引言部分所述；我们可以把南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描述为有利于发展由工资带动的内需型增长模式。相反，北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有利于以利润为导向、以出口为驱动的外需型增长模式。然而，这两种制度是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北欧国家强劲的出口基础依赖于南欧国家高水平的国内消费。经济和货币联盟是一个半封闭的贸易区，欧元区外的贸易额不到10％，欧盟国家的对外贸易主要针对其他欧盟国家。经济和货币联盟被设计成为一种实行非宽松政策的货币体制，它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前所未有的自主权。从中受益的主要是北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这对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而言可能不构成问题，但对经济和货币联盟这样的政治组织而言却不是如此，因为它不能通过银行、财政、工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协调去抵消金融危机带来的非对称性影响。 按照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惯例进行的实证研究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即没有分析经济和货币联盟内这些宏观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货币关系。欧元区是一个半封闭的贸易区，它在缺少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在国际货币市场中展开运作。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集中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内部各经济部门之间在体制上的互补性以及这种互补性给出口部门的跨国企业带来的比较优势。这种研究在如下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即为什么不同国家之间在公共政策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公共政策的结果)方面一直存在差异？其得出的核心结论与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φsta Esping-Andersen)的结论非常相似，即国内的各种制度是深度嵌入的，很难改变。但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并没有对金融部门进行系统分析。这是极其少见的，因为，众所周知，推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货币驱动的内需。因此，本文要强调的是，经济和货币联盟内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货币关系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研究者尚未予以足够重视的方面，也是理解本次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及其后果的关键点。这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框架在方法论上的国家主义，而把欧元区作为一个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国际体系加以审视。 如果我们切实采取一种更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就会发现对经济和货币联盟这类的多层级政治组织内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关系进行分析非常重要。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过去所做的制度分析没有充分重视国家在全球货币体系内管理危机的财政能力正在下滑这一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框架已被证明不足以解释经济和货币联盟内各国政府在金融扩张的繁荣期和萧条期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欧洲内部，不仅存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增长机制，而且各民主国家的传统在税收和支出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构成成功的财政政策的因素在意大利、法国、希腊和爱尔兰与在德国和荷兰不同。不过，尽管制度传统极其不同，但这些成员国仍然把国家主权聚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多层级政治组织，该政治组织限制了民选政府在危机期间应对选民的分配需求时所拥有的财政能力(如采取宏观经济政策来形成需求)。就像第四部分所论述的，所有成员国必须通过压低国内价格和工资进行调整，尽管这一举动会给整个欧元区带来负面影响。 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对经济和货币联盟内不同资本主义增长机制的联合所产生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问题不仅在于民族国家或经济和货币联盟能否维持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机制，而且在于它们在面对金融市场时能否为民主秩序维持其合法性。我将使用如下框架来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进行实证分析：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廉价货币的形成。 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廉价货币 欧元区由17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组成，总人口3.17亿，其GDP为9.4万亿欧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为14.6％(世界第二大)。不过，重要的是，欧元区之外生产的GDP所占份额只有10％，成员国的贸易活动主要与其他欧盟国家展开。正如前文所言，这意味着欧元区实际上是一个半封闭的贸易体。顾名思义，各成员国在竞争力方面呈现出的是此消彼长的形势。这意味着贸易已成为使用共同货币的17个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也就是说，除非一个国家可以在欧元区以外获得市场份额，否则其市场份额的增加必将是以另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合作伙伴的份额下降为代价。这就暴露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之间横向的政治紧张关系。德国在欧元区GDP中所占比重超过了26.7％，是这个贸易区迄今为止最大的出口国。正是因为经济资源雄厚，在制定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政策时，德国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封闭型经济体的财政通货再膨胀(fiscal relation)将刺激总需求。但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假设前提是封闭经济体由同质性的民族国家治理。这不符合由彼此之间在经济利益、体制和经济发展理念方面存在竞争关系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政治组织的情况。 欧元区危机最本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经常账户盈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德国、荷兰、奥地利和芬兰)与2000年经济和货币联盟成立后不久就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通常被欧元区的GIIPS国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用来解释经济表现不佳和竞争力下降，这些趋势对于2011年新欧盟委员会“宏观经济记分卡”(macroeconomic scorecard)的设立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记分卡上的指标是紧紧围绕如何通过减少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改善债务国国际收支平衡而设立的。顾名思义，这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战略会加剧成员国之间在工资方面的竞争。在本国制度的支持下，集权式工会和雇主可以通过协调限制工资，这是解释欧洲小型的开放性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核心因素之一。德国尽管规模大，却可能是这一模式最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把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一个整体看，处理工资竞争问题的这一方法没有认识到这种方法对使用同一货币的其他国家的出口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承认欧元区内部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即出口利润需求驱动的模式和国内工资需求驱动的模式，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在此背景下，在一个半封闭的贸易区内限制工资会给所有成员国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依赖国内需求的国家。 实际上，各国在经常账户余额方面的差异表明，2000年至2008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进口额超过出口额。在德国这样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的国家，资金的流出是为了购买爱尔兰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内需求日益增加的国家的资产，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国内价格和房屋价格的暴涨。2000年以来，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1922亿欧元)已经相当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总和。资本的输出意味着这些赤字国家欠下了顺差国家的债务，说明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私人信贷来推动国内需求。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欧洲中央银行推行的一刀切货币政策和单一利率，而后者使加入经济和货币联盟后的外围成员国普遍能获得低息贷款。因此，一些成员国的私人银行抓住负利率和汇率管制缺位的时机，开始在欧洲货币市场过度借贷，用于国内消费，这些导致了经常账户失衡。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没有对这种金融关系作出分析，因为它集中关注的是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战略。 但是，越来越多资金从核心国家流入外围国家，这也恰好符合经济和货币联盟签字国的政治领导人当初对单一货币的期望。对德国来说，这为稳定汇率提供了强大基础，使其出口驱动模式在欧洲范围内获益。它使汇率波动不再变化不定，也使贸易伙伴无法针对德国马克进行国内货币贬值。它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欧洲金融市场，而这一市场使德国银行极度获益。另一方面，法国担心德国统一后形成的经济实力，寻求获得能够为建立联邦制的欧洲创造条件的手段，以削弱(而不是加强)德国货币的力量。对于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和货币联盟将降低借贷成本，促进用于国家投资的资本流入。所有这些国家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与其说这是一种经济学计算，还不如说是一种分配政治学。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决策者们想当然地认为，除作为《增长与稳定公约》内在要求的紧缩财政政策外，欧洲中央银行市场利率的趋同将为欧元区不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若干经济周期内形成制度上的趋同提供条件。这已被证明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在导致20世纪70年代后期形成欧洲货币体系的谈判中，并没有出现关于制度趋同的这一假设。在此期间，彼此展开竞争的是“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经表示，除非财政政策机制出现真正的趋同，否则拒绝接受共同货币。另一方面，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联盟本身将带来经济趋同，并最终在欧洲形成政治联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后，这两种立场变得难以区分。人们认为，单一利率将带来市场趋同，前提是效仿德意志银行构建欧洲中央银行，并且其补充条件是对成员国实施紧缩财政制度。通过反思大量关于理性预期的文献资料所进行的更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对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将真正推动制度上的趋同。实施供给方结构性改革的国家将为灵活制定价格和工资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在危机造成的不对称冲击的后果中调整经济的能力。这是支撑着当今欧洲的危机应对措施的核心经济理念。 但是，这个观点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此次危机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货币体系危机。这一观点想当然地认为那些承诺实施“正确的”技术经济政策(techno-economic policy)的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克服结构性债务问题。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制定的结构调整方案是以如下假设为前提的，即如果政府实现福利国家的自由化，将集体谈判权下放，构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它们最终将使自己具备在国际出口市场上能与资本主义的德国模式相抗衡的条件。的确，德国在加入经济和货币联盟后实施了饱受争议的结构性改革(通常被称为“哈茨改革”)，虽然这一改革在政治和分配方面为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的联合政府制造了严重动荡。在这一点上，德国有资格将结构性改革指定为解决南欧国家经济和就业危机的灵丹妙药。不过，如果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改革巩固了德国经济的竞争韧性(competitive resilience)，则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德国存在牢固的社团主义制度，这些制度为经济行为者提供了就政治妥协方案展开协商并解决复杂经济问题所需的手段。德国在战略上有能力实施自主的危机应对措施，并形成了一种出口导向型战略，它与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货币限制相辅相成。而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却不具备这样的产业基础。 因此，经济和货币联盟内不同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无疑体现了南欧和北欧的经济体在长期增长潜力方面的不同，因而也体现了它们在偿还债务和降低政府债券利率方面的不同能力，同时，它们在根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通过欧洲金融市场系统地连接在一起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消费型模式与出口型模式)。赤字国家(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从顺差国家借入廉价资金以满足国内需求，这是否会挤掉它们的出口部门这一点并不确定。但是，考虑到欧元区是一个半封闭的贸易体，因而从制度上来说不可能所有国家都采取德国式的出口战略。所有参与者都从金融交易中获益，这恰恰是经济和货币联盟决策者的初衷。但是，他们并没有使所有成员国在政治经济体的出口组织方面实现所预期的制度趋同。 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实际影响：宏观经济差异 把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联合在一起的结果是，在加入经济和货币联盟后，工资驱动型经济体经历了金融的无节制发展，加剧了商业周期朝着不同方向非协调发展。投资者将自己的资金投入风险投资，从而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随后的私人部门债务。虽然作为孤立变量的欧元并没有导致这个结果，但它使一些成员国极易受到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入突然中断现象的影响。这正是2008年至2012年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发生的情况。事实上，资本流入规模是分析哪些成员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陷入了困境的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在欧元区，那些经历了国内需求剧增的国家要么为了私人支出(如爱尔兰和西班牙)，要么为了公共支出(如希腊)而过度借贷。这些信贷泡沫导致国内经济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这为各国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财政资源来满足选民的合法的政治和分配要求。 因此，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宏观经济方面的趋同，而是发生在爱尔兰和南欧国家的跨国资本流动的急剧增长、低息贷款和货币债务的必然上升。任何外围国家都不具备政策手段来控制廉价资金拥有的这种可怕力量。但是，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角度看，这些国家抓住缺少利率管制这一时机的做法是完全合理的。它们本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导向型增长。问题不在于以国内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投资的组成结构。在爱尔兰和西班牙，银行业把廉价资金投到了商业抵押贷款市场和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暴涨。这反过来在爱尔兰这样的国家造成了反常的影响，即与加入经济和货币联盟之前相比，其通货膨胀率更高了。其间，欧洲中央银行将正经历不同商业周期的成员国的平均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armonised Consumer Price Index)设定为政策目标。这一措施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资产价格的通胀。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完全忽视了在经济和货币联盟外围国家中房价的通胀对国家竞争力(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衡量)的影响。当时，这些国家关注的主要是传统产品市场，而不是金融部门。 竞争力差异反映了非贸易部门(如建筑行业、国内零售行业和公共管理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总份额的增长。不同的工资制定机制，加上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当然也是促成这一情形的原因之一，但它通常是由来自贸易顺差国家(德国)的资本流入导致的。当资本流动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发生逆转，赤字国家便陷入了经济困境。因此，导致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竞争力本身，而是债务的累积。一方面，这可以用执政党(如希腊)在财政方面的鲁莽举动来解释，但它根本上是由私人市场行为者在私人金融市场中的鲁莽行为造成的。一体化的和自由化的欧洲货币市场使之成为可能。这个市场的形成经历了如下阶段：20世纪80年代取消资本管制，20世纪90年代实行统一金融监管，最终形成单一货币体系——经济和货币联盟。任何以供给方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都无法解决这一金融问题。 信贷泡沫的破灭在经济和货币联盟内造成的政治余波已经成为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在爱尔兰和南欧国家，民众和市场很快察觉到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的积累水平。一段时期内的充分就业带来的赋税收入增加以及高速增长由于国内需求的萎缩而崩溃。各国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为其银行坏账提供担保。这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债务占GDP的比重飙升。如果缺少最后贷款人(类似于美联储)，则国际投资者势必会感到恐慌。各国的政府债券收益迅速产生差异，暴露出欧元区的脆弱性。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被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不得不求助于“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贷款，以避免主权债务违约。作为“救市措施”的回报，这些成员国必须实施积极的内部贬值政策，也就是进行公共部门调整和结构性改革，这种政策举措的前提假设是，工资竞争力是根本问题所在。 主权债务危机很快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因为要价太高而被直接挤出国际债券市场，但是它们需要从欧洲中央银行获得紧急资金，以保持其银行系统和经济体系的运转。作为回报，它们也必须实行结构性改革，并削减公共开支。因此，欧洲决策者没有想办法解决把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合并为一个单一货币体系所导致的非对称性影响，也没有提出共同方案来解决相互关联的私人银行业的危机，而是把调整责任转嫁给了债务国(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内部贬值”这一应对政策的目的是拯救共同货币；有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所有成员国借鉴德国的结构性改革。但这一经济战略对欧盟的集体决策又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影响呢？ 应对欧元区危机：内部贬值 关于欧洲针对财政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内部贬值”的解决方案，可以提出四点重要的政治学观察结论。首先，有能力在整个欧元区实施单方面调整的机构不是欧洲议会或欧盟委员会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而是欧洲理事会。危机发生后，欧洲理事会拥有了新的行政权力，这种新的行政权力形成的治理模式是不具备正式的立法合法性的行政联邦制的体现。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政府间机制，该政府间机制首先优先考虑的是财政的稳定，将其视为欧元区核心国家解决金融失衡问题的主要手段。尤其是作为已形成的政府间决策模式的体现，德国已成功地让所有成员国实施各自的旨在实行内部贬值的国家财政紧缩政策，并且成功地将这种举措制度化，以形成新的欧元区“财政协定”(fiscal compact)。这使欧洲理事会能够采取前所未有的议事程序，也使其有能力对成员国是否违反了财政紧缩政策进行监督，并对违反该政策的国家实施制裁。而欧洲理事会优先考虑的是国家间的谈判以及经济和货币联盟内部的竞争力。 其次，欧元区的平均失业率已悄然上升至12％以上。但是，这掩盖了失业危机给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非对称性影响。希腊的失业率为27％，西班牙为26％，葡萄牙为17％，爱尔兰为15％左右。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失业危机在这些国家内部的分布情况。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全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处于42％至56％之间。大部分失业源自国内消费的萎缩，而不是工业产值的缩减。为了克服失业危机，这些工资驱动型经济体被鼓励进行劳动力市场供给方改革，将其作为财政紧缩措施的补充，以便实现长期增长。但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有关这些改革的效果的研究数量稀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经验，人们普遍认为，结构性改革只有作为经济强劲增长期内的一项长期战略，并配上确保高的收入替代水平(level of income replacement)的社会保障政策时，才能产生效果。从2002年起，欧盟劳动和社会事务委员会在制定政策时接受并采纳了这一观点，该委员会试图促进北欧经济体的“灵活保障制度”(flexicurity regimes)。但是，自危机发生以来，针对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应对政策一直由经济和财政事务理事会所主导。结果，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相辅相成，而是与之相抵触。然而，就像传统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我们优先考虑宏观经济的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时，这一点才能得到理解。 第三，欧洲理事会认为财政稳定和结构性改革具有优先性，但是这完全忽略了欧盟成员国面临的“如何重新控制金融市场”这一核心问题。欧洲理事会想要规范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在经济和货币联盟内的参数化表现(parametric expression)，但这一尝试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分裂而受到阻碍，从而走向失败。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比如德国。为了捍卫本国的出口业，德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因而不愿意创设一种可以采取政治行动的新的超国家的能力。最终，欧盟财政协定确定了国家管理的政府间模式，使各国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属于其资本主义国家类型所特有的利益，消除了采取任何超国家的应对措施的可能性。 最后，也是对本文提出的理论观点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中央银行所倡导的财政稳定议程导致了一种“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没有考虑到在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要采取不同的调整方案的必要性。这使那些可以根据每个成员国的特定增长模式、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进行调整的灵活的干预措施无法得到落实。支持这一策略的基本理论依据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或“扩张性财政紧缩”构想。一种理论假设认为，公共部门的萎缩将带来私有部门竞争力的提升，而私有部门竞争力的提升会启动以出口导向型增长为基础的经济复苏。有人认为，由此引起的经常账户情况的好转将向国际金融市场发出如下信号，即政府有能力偿还长期借款。当然，所有这些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们只是建立在极小规模的经验数据基础之上。作为其基础的逻辑论据与最初用于创建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逻辑论据相同，即“一刀切”的调整方案能够解决不同的政治问题，并实现市场趋同。 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角度看，解决方案带来的结果有差异，不足为怪；没有通过把调整责任转移给赤字国家的办法解决危机，也不足为怪。各成员国的国家财政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经济和货币联盟之间不存在制度上互补的契合性。货币政策仍然是欧洲层面的，但是将政策传达给实体经济的机构仍然是国家层面的，结果就是2011年以来欧洲中央银行的各种货币宽松计划并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预想中的扩张性影响。与财政政策、工资政策、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很像，银行业也是在国家层面而不是在欧洲层面展开运作的。因此，如果大家承认欧洲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多样性，那么，“可以通过实施更严格的规则来实现经济体所有下属部门之间的制度互补性”这一假设就不会成立。但它确实让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困难时期，多层级政治组织内构成不同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决策是复杂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像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这样集中关注民族国家的理论在解释力方面就存在局限性。 欧元区治理的政治后果 债权国和债务国的政治领导人是在一个复杂的制度矩阵内展开行动的，该制度矩阵形成的行为动机相互冲突，也对他们的行为起着约束作用。他们必须回应国内选民的普遍偏好，以确保连任，同时要回应欧盟层面其他政治领导人的利益，以确保他们在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政府”中的成员资格。欧元区危机之后，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对称的紧张关系。那些拥有最多经济资源的国家处于明显强势的谈判地位，能使其他成员国服从它们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德国等国家也必须遵守欧盟法律。 目前，欧盟还不具备民族国家所特有的输入合法性(input legitimacy)的所有先决条件：不存在任何全欧洲层面的政党，没有在全欧洲层面内产生收入的能力，也没有能够为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的直选总统或欧洲政府。政治分裂和公共领域仍完全是属于民族国家的事务。此外，在全欧洲层面内协调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能力受到多层级政治组织中共享主权所固有的多重否决(multiple veto points)的限制。决策和权力关系分散至一系列广泛的行为者和机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弗里茨·沙普夫(Fritz Scharpf)一直认为，最好是将欧盟的特点描述成一个消极的市场形成过程，该过程在结构上偏向于促进新自由主义市场。即使社会民主党希望把欧盟变成一种联邦制体系，以满足福利制民族国家固有的最基本的社会契约的要求，它们也将因为成员国在制度上的不对称而无法成功。沙普夫的观点导致的结果就是哈耶克式的技术官僚政治的变体。 在金融危机期间，欧洲议会那样的超国家的欧洲机构一直是靠边站的；在一定程度上，欧盟委员会也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各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间的欧元区峰会，此类峰会成为作出政治决策的主要论坛。欧盟委员会，尤其是金融和经济事务委员会，随后监督和落实峰会上形成的决定。在进行危机管理的局面下，北欧债权国被要求把稀缺资源分配给南欧的赤字国家，这种向国家层面的谈判的转向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它使我们注意到，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欧盟的政治行为者)对于在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制定结构调整方案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因此，与从尤尔根·哈贝马斯到乌尔里希·贝克的欧盟支持者的理论假设相反，此次危机将不会进一步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而是会导致向民族国家的回归，因为各国政府都要维护本国经济的利益和比较优势。其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德国式的经济和货币联盟。 对民主国家的政治影响 受“三驾马车”调整方案的影响，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在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举波动。总体趋势是，不管是哪个党派执政，只要现任政府实施了外部行为者强加的经济政策，它们都将在选举中遭受严厉的惩罚。2011年，作为中右联合政府中的主要政党，爱尔兰共和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从原来的77席降到20席，这在爱尔兰的政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与其组成联合政府的绿党无论在国家议会中还是在地方议会中都失去了所有席位。目前，统一党和工党组成的中右联合政府之所以赢得了选举，是因为它们承诺要就“三驾马车”的调整方案展开重新谈判。这种情形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工党在2011年获得了33个议会席位，是其选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但现在正遭受选举上最大的考验。据目前的民意调查，它可能失去其中18个席位，它在最近一次补选中仅获得了不到5％的选票。 希腊中左翼政党，即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2009年赢得了43％的全国选票。2010年，该党执政的希腊政府接受“三驾马车”调整方案，并开始实施有条件的紧缩措施。2011年，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在一系列暴力抗议后辞职，政府解体。在2012年大选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历史性惨败，仅仅获得了13％的选票。新兴的左翼政党，即激进左翼联盟—统一社会阵线，在新的魅力领袖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领导下获得了27％的民众投票。中右派的新民主党组建政府，该党虽然失去了10％的选票，但获得了足够多的席位，得以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金色黎明”这个新纳粹主义政党赢得了18个议会席位。根据2013年的民意调查，如果举行新的选举，它将会赢得11％的选票，可以在议会中实行权力制衡。由中左派和中右派组成的后独裁的政党制度分崩离析。 2005年，葡萄牙社会党赢得了45％的选票，2009年减少至35％。2012年接受“三驾马车”的调整计划后，该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仅获得了28％的选票。该党在6年时间里失去了30多个席位。中右派的自由主义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获得的民众投票从28％增加到了38％。但是，根据日前的民意调查，如果举行新的选举，那么该党将会落选，各种新兴政党将改变议会的格局。这一趋势与其他实施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的国家相同：不管现任政府属于哪个政治党派，都面临着落选离任的结局，新的政党和新涌现的社会运动则有可能对政治格局进行重新改组。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样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过程。2011年，西班牙人民认为政府没能成功地应对经济危机，因此提前举行了大选。当时由西班牙前副首相阿尔弗雷多·佩雷斯·鲁瓦尔卡瓦(Alfredo Pérez Rubalcaba)领导的执政党工人社会党，遭受了该党自1977年西班牙向民主转型以来最大的选举惨败，其获得的全国选票从43.9％降至28％。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领导的中右派的人民党赢得了44％的选票，一跃成为执政党。但是，拉霍伊现在正面临着整个西班牙范围内不断加剧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这种向地方政治回归的现象主要受到民族主义话语的驱动，这与支持欧盟的一体化背道而驰。 但是，出现政治波动最多的是意大利。2013年，选民抛弃了技术官僚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和他的“公民运动党”，该党只得到了10％的选票，还不如原来的中间派政党赢得的选票多，而他正是将这些中间派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公民运动党。以皮埃尔·路易吉·贝尔萨尼(Pier Luigi Bersani)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赢得了29.5％的选票，但与他们在2005年的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相比，还是少了8％。意大利选举的大赢家显然是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和他的五星运动党。这匹政党中的“黑马”赢得了25％的选票，对于第一次参加选举的政党来说，这么大的得票份额是史无前例的。贝卢斯科尼的中右政党“自由人民党”成为第二大党，赢得了29％的选票。有人称赞这是该党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但却掩盖了如下事实：对一个意大利历史上曾经的执政党来说，这已经是该党选举史上最大的惨败，它失去了16％的选票。这与基督教民主党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遭遇很相似。选举的结果是，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毕普·格里罗掌控了意大利，此人并不奉行代议制民主的规则，这对意大利政体来说预示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整个欧元区国家的政府都选择了“负责任”的立场，在内部消化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资格带来的调整压力，并优先考虑公司债权人而非本国公民的利益。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负责任的政府正在实施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各国政府都未能采取可以根据本国经济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的多样化应对措施。如果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解决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或许可以说明各国政府所采取措施的合理性。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评论家们后来得出结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一刀切”的调整措施正在恶化债务危机、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结果，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反对紧缩的政治运动，无论这些运动是极左阵营领导的，还是极右阵营领导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民主国家的输入合法性和输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都正在受到质疑。 反思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对欧元区危机的应对使我们注意到，民主政府影响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分配结果的财政能力正在下降。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制度设计以及支撑该同盟的新兴经济治理体系又进一步加大了欧洲的这一难题。我们对此可以提出四点经验层面的看法，这些看法对理解债务危机与如下问题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即如何在经济和货币联盟这种复杂的多层级政治组织内管理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 首先，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之间的缺口在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中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国际市场中不断获得借款，以维持国家运行。在欧元区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为私人市场的债务提供担保。这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政府没有为了应对危机对市场活动进行“征税”，而是从这些市场“借贷”。大多数经济分析家关注的只是公共债务的增加对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而没有足够详细地分析公共债务对执政党利用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支出来支付社会投资的能力的影响，而我们通常将这种社会投资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民主福利国家的危机正是由于不断减少的收入与不断上升的社会支出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汇聚形成的。 其次，随着收入减少以及在支出方面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各国政府在财政调整计划谈判中都优先考虑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此次欧元区危机发生后，由于金融市场向主权债券收取的利率突然增加，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公共财政无法正常运转。国际贷款利率的细微增加改变了国内预算的构成。这意味着仅仅为支付利息进行再融资就需要一大笔开支。结果就是，无论其政党派别如何，各国政府都越来越无法把纳税人的钱投到有利于公民的社会项目上。它们必须满足正在形成的新选民的利益：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但是，如果人们认识到欧洲存在着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对那些背负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来说前途将会更加黯淡。社会开支的削减和借贷成本的增加削弱了南欧各国政府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增加研究、培训、社会服务和教育机会的能力，要与北欧国家的社会协调型市场经济进行竞争，这些机会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与作为经济和货币联盟基础的技术官僚治国论的假设不同，限制预算调整结构的不是来自公民的民主压力，而是来自税收竞争。问题在于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能力在下降。例如，在此次危机发生后，爱尔兰历届政府都采纳了欧盟提出的“接受并加强财政纪律”的策略，以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让爱尔兰与实施经济紧缩政策的北欧国家结盟这一国际外交战略的目的是保护爱尔兰的低企业税制度。爱尔兰一直反对对经济和货币联盟内的金融交易征收协调交易税的做法，这削弱了经济和货币联盟通过在管辖范围内集体增加收入来解决危机的能力。爱尔兰抵制欧洲金融交易税的政策是由清算所贸易公司(Clearing House Trading Company)设计的，该机构是一个金融政策游说团体，在首相办公室设有常驻委员会。葡萄牙政府采取了相似的举措。在社会开支前所未有地减少、所得税前所未有地增加的时期，各国政府同时降低了公司税税率，以期吸引外来投资。支持政府顺应市场的新选民(包括国际债权人和金融资产持有人)不断增加，比起普通公民来说，这些人的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更大。 第四，优先考虑偿还债务利息这一做法长期限制了相互竞争的政党向选民提供替代选择方案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危机发生后的GIIPS国家观察到这一现象。执政党发生了变化，但政策保持不变。在公民不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情况下，所有要求输入合法性的主张都被搁置一旁。代议制自由主义民主最起码的要求是，公民能够对集体性政策选项的制定(通常通过选举或民主社团)发挥实际的影响。如果在现实中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民主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不过，这种困境可以通过输出合法性主张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如果欧洲技术官僚正在实施的经济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分权性集体谈判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行之有效，比如出现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那么，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能也会为了提升“投资者的信心”而接受输入合法性的缺失。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接受“三驾马车”调整方案的GIIPS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经济增长萎缩，失业率增加，而预算赤字只有略微减少。 最后，如果说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联合是解释这次危机的核心因素，而经济和货币联盟采取的“一刀切”的应对举措正在进一步恶化危机，那么，就引发了以下问题：退出欧元区对一些成员国来说是否是最优策略？或者更准确地说，撤出欧元体系，(1)是否就能结束民主国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2)是否会使各民族国家能够实施更灵活的应对措施？目前，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该举动会带来风险，那么也根本无法预测会是什么样的风险。如果我们在本文观点(即欧元区存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其逻辑上的结论，那么，就很难证明如下做法的合理性，即一个国家需要对其货币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不但没有解决债务危机，反而加剧了债务危机，而这个国家仍然要保留其货币。不过，这种说法的假设前提是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货币本身存在问题，但实际上，此次危机的真正根源是管理一个由国家利益存在竞争关系的不同国家组成的多层级政治组织在政治上受到的限制。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想要共生共存，灵活性是必不可少的，而如果欧盟各国可以形成能够带来这种灵活性的制度能力和财政能力，并制定出基于共同货币的长期自主增长战略，那么，它们就没有必要退出经济和货币联盟。但目前尚不具备把各国主权移交给欧盟的现实条件。 本文证明，试图把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联合成一个有着统一货币却没有中央政府的多层级政治组织是欧元区危机的真正根源。欧洲的应对措施制定了“一刀切”的财政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方案，这加剧了经济和货币联盟中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差异。“三驾马车”的调整方案所带来的非对称性影响就是在爱尔兰和南欧导致了民主国家的危机。在国家层面，执政党发生了改变，但政策保持不变；债权人优先于公民。本文对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一个多层级政治组织在政治和分配方面所引起的新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正是这一分析使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不同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本文的结论是：要解决此次危机只能通过采取根据每个成员国的具体制度和政治需求进行调整的多样化的应对举措。这是否会要求某些国家退出欧元区，还是一个亟待进一步研究的实证问题。 *本文系2013年欧洲大学研究院马克斯·韦伯项目(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Max Weber Programme)的工作论文，译文有删节。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德国经济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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