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唐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读书人作官主要有两个途径：门荫与科举考试。只有父祖官至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孙才可通过“门荫”作官，因此，科举考试是士人，尤其是平民子弟作官的主要途径。
唐代科举制度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为人们所瞩目，论者不乏其人。然而，以往论著多对科举制度作静态考察，而对这一制度的变化过程没有较详的揭示。本文着重探讨这一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过程，从而对唐代科举制度能有较深入地了解。
一、科举制度的演变
（一）科举科目的设置与演变
《新唐书·选举志上》：
唐制，取士之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
上列科举之目，是概括了有唐一代所有的科目。事实是，这些科目所设年代不一，有兴有废。如果作动态考察则有必要将其出台前后、兴废状况，逐一进行考察。
秀才科为高祖武德四年设立（注：《唐摭言》卷一五《杂记·高祖武德四年敕文》）。秀才科考试内容为“方略策五道”，而方略策甚难，因而“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注：《唐语林》卷八《补遗》）。贞观初年，张昌龄“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注：《旧唐书》卷一九○《张昌龄传》）。至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秀才科只存在于武德年间，影响不大。
俊士科 “俊士”只是国学学生的一个头衔。《新唐书·选举志上》：州县学生、庶人“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国学中“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监”（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俊士在国学中学成后，仍须参加科举考试。
明经科、进士科 前揭高祖四年敕文中，要求：“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进士三十人。”有唐一代，这两科始终存在。
明字（又曰明书）科、明法（又曰明律）科、明算科 此三科为贞观至永徽年间增设者。《新唐书·选举志上》：“及太宗即位，……增置书、律学”；高宗龙朔三年，以“算学隶秘阁（指秘书省司天台）”。所增虽为学馆，同时也是科举科目。《通典·选举三》记述科举考试内容时指出：明书科试《说文》等；明法试《律》、《令》等；明算试《九章》等。此三科至唐末而不改。
史科 始于何年，史籍不载。《唐会要》卷七六《三传·三史附》：“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看来科举设史科，由来已久。冯伉，“建中四年，又登博学三史科”（注：《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冯伉传》）。这是史籍中仅见的记载，可知至少在建中四年以前，就有“一史”、“三史”科。此后一段时间“史学都废”。长庆二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建议恢复史科，并且区分“能通一史”、“三史皆通者”（注：《唐会要》卷七六《三传·三史附》），被穆宗采纳。
童子科 贞观年间已设此科。《唐语林》卷三《赏誉》：“贞观中，蜀人李义府八岁，号神童。至京师，太宗在上林苑便对。”开元年间，刘宴“年七岁，举神童，授秘书正字”（注：《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唐后期虽仍设此科，但不授官，只予“出身”，仍须参加礼部科举考试。大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讫闻奏”（注：《唐会要》卷七六《童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道举科 玄宗崇尚玄学，于开元二十九年置“崇元学”，令习《道德经》等。学生毕业后，“每年随举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经例考试”（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由此可知，所谓道举，有类明经，只不过考试内容为玄学经典而已。
开元礼举 《开元礼》是开元年间集贤院学士徐坚等受诏编修的唐朝礼仪典籍。贞元二年六月设置“开元礼举”。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文指出：开元礼，国家盛典，今则不列学科，“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注：《唐会要》卷七六《开元礼举》）由此可知，开元礼举，与明经相类似，只不过是考试内容为《开元礼》而已。
由上述可知，唐代所设科举科目，除开元礼举为唐后期所置外，其余均为开元末年以前设置。在唐前期所置秀才科，存在时间甚短，影响不大；而童子科在唐后期影响也日趋缩小。在唐前所设明法、明书、明算、史科和道举，皆属学有专攻的“专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仕途门路较为狭窄，例如，前揭算学隶秘书省司天台，就意味着算学生毕业后只从事天文、历法的工作。李朝隐“明法中第，……擢至大理丞”〔（注：《新唐书》卷一二九《李朝隐传》。，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士人“多趋明经、进士”（注：《唐语林》卷八《补遗》）的缘故。
（二）明经、进士考试内容的演变
唐代明书、明法、明算、史科、开元礼等科的考试内容变化不大，而明经、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却有较大的变化。
明经科 所谓明经，指熟悉儒家经典而言。唐代将儒家经典分为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诗》、《周礼》、《仪礼》）；小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唐代明经科分为“通二经”、“通三经”、“通五经”三个层次（注：“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武则天在位，张嘉贞“弱冠应五经举”（注：《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殷侑，“贞元末，及五经第”（注：《新唐书》卷一六四《殷侑传》）；唐末，柳玭“应两经举”（注：《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这都说明唐代明经分类至少从武则天起至唐末都是如此。然而，唐后期又从明经科分出三礼、三传科。在新增“开元礼举”不久，贞元九年五月二日敕文中又增“三礼举”（注：《唐会要》卷七六《三礼举》）。所谓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周礼》等三礼，本属明经考试内容，现在分出另设。长庆二年又增设三传科。所谓三传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注：《唐会要》卷七六《三传·三史附》）。此三传亦属明经考试内容，此时分出另设。
明经考试内容主要是“帖文”。所谓帖文是从所试经书中录出千言，而将其中一些文句空缺出来，考生以记忆所及，应一字不漏地将缺字补齐。
然而，明经考试内容不止如此。《唐语林》卷八：“唐朝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案章疏试墨策十道。”唐朝初年（武则天在位之前）明经考试尚未分类，只须通两经。此时除帖文外，还需试墨策10道。所谓墨策，是指从经书的“疏议”中出10道问题，以书面回答。开元以后，改为口问大义10条，并加“时务策三道”（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所谓时务策，即以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提出对策。唐后期所置开元礼举、三礼举和三传科，不帖文，只问大义和“试策三道”（注：《唐会要》卷七六《开元礼举》、《三礼举》、《三传·三史附》）。
进士科 《唐语林》卷八：“唐朝初，……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自唐初至唐末不改。时务策，虽着眼于现实问题，却往往从儒家经典或“三史”中命题。由于书籍多，故难度大。建中初，裴冀曰：“若礼部先时颁天下曰：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劝学之一术也。”（注：《唐语林》卷二《文学》）这其实是替考生减轻学业负担着想。从白居易所拟《进士策问五道》中，可知进士所试“时务策五道”的一斑。其一是从《礼记》中摘出“事君有犯无隐”、“为人臣者不显谏”两句看来是相互矛盾的话，问考生如何理解，如何事君？此外，也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其第五道，问目前钱贵物轻，谷贱伤农，如果考生在天子左右，“其将何辞以对？”（注：《全唐文》卷六六九）从白居易所拟进士策问五道可知，进士考试的这一内容自唐初至唐后期均未改变。
《唐语林》卷八：高宗调露二年，“吏部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所谓杂文，是指“一诗，一赋”。从调露年间起进士加试杂文至唐末不改。例如，白居易考进士时，“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注：《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目游赏赋咏杂纪》），这是一例。
所谓“并帖小经”，前揭为《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开元年间，与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的同时，“进士改帖大经，加《论语》”（注：《唐语林》卷八《补遗》）。所谓大经，前揭为《礼记》、《春秋左氏传》。这是因为大经篇幅大的缘故。
由上述可知，明经、进士考试内容变化的特点是互相渗透。唐初，明经只考经书，进士只考时务策。自高宗以后，明经加试时务策，而进士加试帖经。其意义重大。用今天的话说，即明经不仅要熟悉儒家经典，还要结合现实实际；进士不仅要通晓时务，还要提高儒家经典著作的水平。至于高宗以后进士加试杂文，意义更为重大。诗赋的写作，需要思路开阔、感情奔放，还需较高的文字技巧。进士所试这三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读书人来说，应该算是要求得比较全面和严格的。
顺便指出，在调露二年，进士加试杂文与帖经后，于永隆二年，又对明经、进士所试内容的先后次序加以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敕文末尾提到明法、明书、明算考试内容也要增加：永隆二年八月敕：“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注：《唐会要》卷七五《帖经条例》）看来，明法、明书、明算诸科举人，不仅要考本专业的知识，似乎又加试帖经、杂文和时务策。虽然规定如此，但这些似难以严格要求。大中十年五月，中书门下奏文中指出：明经、进士以外，明法、明算等九科，“近年取人颇滥”（注：《唐会要》卷七七《贡举下·科目杂录》），就透露了这一消息。
（三）明经、进士考试和放榜的演变
唐初科举考试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考功）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开元二十四年至唐末皆是如此。不过，间或有由他官“权知”之时，例如，天宝十、十一载由兵部侍郎李麟“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注：参见《旧唐书》卷一一二《李麟传》和《唐语林》卷八《补遗》）；元和九年，“以中书舍人（李逢吉）知举”（注：《唐语林》卷四《企羡》）。
唐代明经、进士考试、放榜的进行过程，前后有诸多变化，值得重视。
考试场次 唐初明经先试帖文，后试墨策，前已揭示。开元以后，“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即改为三场试。进士，唐初只试时务策。调露二年，加试杂文与帖经。不过，“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注：《唐摭言》卷一《试杂文》）。《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天宝十一年，进士试一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从中可知三场试的顺序。唐代三场试，每试一场，要放榜一次。元和九年殷尧藩，就以“杂文落矣”（注：《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唐末张曙与崔昭纬同考进士。崔昭纬对张曙说：待我作宰相时取你为状头。若干年后“张于三榜及第，果于崔公下过堂”（注：《唐摭言》卷一一《怨怒》）。由此可知，自开元后明经、进士均为三场试，每试一榜，而以第三榜为定。
及第名额 唐代每年明经、进士及第名额约一百五十人左右。天宝十二载，礼部侍郎阳浚“共放一百五十人”及第（注：《唐摭言》卷一四《主司称意》）。贞元十八年五月敕：“明经、进士，自今已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注：《唐会要》卷七六《缘举杂录》）此后进士名额略有增加，至大和九年，进士增“加至四十人”（注：《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看来，无论唐代前期或后期，进士每年及第名额一般为三十余名，与明经的比例为1:3弱。
进士及第名额很少，考试内容要求很高，“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正因如此，“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时人皆将进士登科视为“登龙门”（注：《唐语林》卷八《补遗》）。进士比明经，其地位要高得多。例如，元和年间李绛为华州刺史，十分赏识明经举子李珏，对他说：“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地。”（注：《唐语林》卷八《补遗》）正因如此，元和年间以本官知礼部贡举的李建指出：“方今秀茂皆在进士”（注：《唐语林》卷二《政事下》）。进士高于明经，唐初即是如此，而唐后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区分等第 唐初进士、明经及第与否有严格的标准。在“及第”中又区分等级。进士分为甲、乙二第。“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帖十条经文），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乙第之下为不及第。后加试杂文，“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唐语林》卷四：“崔雍，……兄弟八人，皆进士列甲、乙科。”就是证明。明经分为四等。“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分为四等。”（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元稹，“两经及第”，“判入第四等”（注：《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就是明经分四等的证明。
自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甲科中，又区分等第（指名次而言）。王谠在《唐语林》卷一指出：“词科（即进士科）本以京兆等第为梯级”。那么，京兆府何时起置进士等第的呢？
唐代自学成材、就读私塾或州县官学学生参加进士考试，须先经州府考试合格，然后举送礼部参加考试。在各州府中，尤以京兆府举子水平高，竞争激烈。京兆府为了“以甄行能”，在开元、天宝之际，在进士榜中区分等第。《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所谓等第，即将榜中的前十名予以突出。尔后又将前三名突出起来。例如，建中二年京兆府以崔元翰为解元（或曰府元），崔敖为“府副”，崔备为“第三人”（注：《唐语林》卷一《政事上》）。此后，同、华二州争相效法。例如，元和十三年华州刺史令狐楚，就以卢宏正为华州解元（注：《唐摭言》卷二《争解元》）。前揭“词科本以京兆等第为梯级”，因而，礼部进士榜中也出现了等第。会昌三年，王起“权知礼部贡举”，“以卢（肇）为状头；黄（颇）为第三人”（注：《唐语林》卷三《品藻》）。从中可以看出礼部贡举效法京兆府的情状。
《唐摭言》卷五载，黎逢，“遂擢为状元”。据《全唐文》卷四八二载：黎逢为“大历十二年进士”。两相对照说明，黎逢是大历十二年进士第一名。据笔者史籍所见，这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状元。尹枢，“贞元七年进士第一”（注：《全唐文》卷六一九。另，《唐摭言》卷八《自放状头》：“杜黄门第一榜，尹枢为状头。”）；李程，“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注：《旧唐书》卷一六七《李程传》），并“擢为状元”（注：《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白敏中，“长庆初，登进士第”（注：《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以白敏中为状元”（注：《唐摭言》卷八《友放》。另，王起于长庆元年任礼部侍郎。当年由钱徽代，数月，钱徽被贬，仍由王起任礼部侍郎。王起“再主文炳”，时为长庆二、三年）。以上是唐代史籍中所见第一批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状元。状元出现后，成为新科进士的带头人。《唐语林》卷七：“进士放榜讫，则群谒宰相。其道启词者出状元，举止尤宜精审。”
由上可知，随着明经、进士考试内容的增加，考试场次也相应增多。自神龙元年以后，大体为三场试。然而，间或出现四场试、五场试者（注：《唐摭言》卷一四《主司称意》：“天宝十二载，礼部侍郎阳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同收卷二《争解元》：“元和中，华州刺史令狐楚，以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试。”）。反映了考试内容日益增多，要求日益严格。从榜中进士及第名额甚少，以及等第，尤其是状元的出现，说明进士的地位日益崇高。而“争解元”、争状元现象的出现，则反映了唐后期读书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二、科举制运作上的演变
（一）考生来源的演变
唐代每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其考生或来源于官学学生；或是乡贡。《新唐书·选举志上》：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
由馆校者，谓之乡贡。
所谓监，指国子监（设在长安，又曰西监）所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所谓馆，指门下省所设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国子监所属广文馆。高宗龙朔年间又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又曰东监），所属校馆，一如西监（注：《唐摭言》卷一《西监》、《东监》）。这些校馆学生学成后，“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监试”（注：《唐摭言》卷一《两监》）。国子监统一考试后，举送尚书省，参加礼部科举考试。例如开元年间，萧颖士“十岁补太学生”，“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注：《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他就是经过国子监考试合格后，又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及第的。
唐代州、县遍设州学、县学。而州县学学生学成后，“州县学生，当州试”（注：《唐摭言》卷一《两监》）。
“举选不由馆校者，谓之乡贡”，他们或就读于私塾，或自学成材，也由当州府考试。
州县学生与非官学学生，都由州府考试，界限很难分清。例如，长安四年，“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元年，“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注：《唐摭言》卷一《乡贡》），因而，看来皆属乡贡。他们由州府考试合格，举送尚书省，参加礼部考试。例如，李征，“弱冠从州府贡焉”，至天宝十载，才“登进士第”（注：《宣室志·辑佚》）。他就是经州府考试合格，又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的。
唐代科举考试的考生来源，即国子监学生与乡贡的比例，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
唐初贞观年间是国学的繁盛时期。“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正因如此，“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注：《唐摭言》卷一《两卷》）。不言而喻，开元以前，两监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占有很大比例。
不知是何原因，自天宝以后，出现了学生流散的情况。天宝九载七月，玄宗下诏置广文馆，专收“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注：《唐摭言》卷一《广文》）。这或许与前面提到的，在京兆府、同州、华州进士考试中出现等第，更有吸引力一事有关，亦未可知。
更大的变化是安史之乱爆发，“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永泰中开始恢复，至元和二年，“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注：《唐摭言》卷一《西监》、《东监》），不及贞观年间的1／10。
在国学衰落之下，私人讲学却大大发展起来。例如，窦常，大历十四年，登进士第。“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注：《册府元龟》卷七二九《辟署四》）。代宗时，袁滋“客荆、郢间，起学庐讲授”（注：《新唐书》卷一五一《袁滋传》）。德宗时，杨遗直，“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注：《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文宗时，王质，其“五世祖通为隋大儒。质少孤，客寿春，力耕以养母，讲学不倦，诸生从授业者甚众”（注：《新唐书》卷一六四《王质传》）。
在国学衰落、私人讲学繁荣的情况下，在科举考试中，乡贡的比例必然大为增大。事实正是如此。《唐摭言》卷一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开元年间，全国州府共有三百三十个左右。以开元二十八年有328州府（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元宝天年正月壬子《考异》）计，每州平均以二人计，那么，开元二十五年全国乡贡当为656人。而会昌五年，全国乡贡已达1501人。《唐摭言》卷一有《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节文具体规定了两监和全国42道当年举送尚书省，参加明经、进士考试的人数。经笔者统计，会昌五年，全国各道举送“修明经业者”965人（ 含“寄客”京畿之士人200名），“修进士业者”536人， 合计1501人（见附表一）。较开元年间增加了一倍有余。与此相较，会昌五年两监修明经、进士业并由两监举送者（含“宗正寺进士二十人”），共有430人（见附表二）。这也说明了唐后期乡贡的比例大为增加。
附表一：会昌五年诸道乡贡名额统计表
每道定额及名额
道名道数 合计
进士 明经
同华、河中230人50人 160人
2×30=60人 2×50=100人
凤翔、山南东道、山南西道
15人20人
、荆南、鄂岳、湖南、郑滑、
浙西、浙东、廊坊、宣商、
泾邠、江南、江西、淮南、
西川、东川、陕
18 18×15=270 18×20=360 630人
河东、陈许、汴、徐泗、易10人 15人
定、齐德、魏博、泽潞、幽
孟、灵夏、淄青、郓曹、兖15 15×10=150 15×15=225 375人
海、镇冀、麟胜
金汝、盐丰、福建、黔府、 8 7人 10人
桂府、岭南、安南、邕容
8×7=56 8×10=80 136人
肃名(外州府“寄客”京畿)200人 200人
共计43道536人
965人 1501人
附表二：会昌五年国子监举士名额统计表
监 名 进士定额明经定额合计
国子监(西监) 30人300人 330人
东 监30人 50人
80人
宗正寺20人20人
合 计80人350人 4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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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举考试风气的演变
唐后期乡贡人数大为增多，而明经、进士放榜名额与唐前期相较，并无明显增加，这势必加剧了考试的竞争程度。其中尤以进士为最。唐后期举人，尤其是“修进士业者”，想出各种办法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这势必影响到考试的风气。
干谒 所谓干谒，就是在礼部考试前，以自己的诗文投于当时“名士”，使之“为之延誉”，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例如，白居易应进士举，“初至京，以诗谒顾况”。顾况得知白居易的名字，对他说：“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及至翻阅书卷的首篇，中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乃嗟赏曰：‘道得箇语，居即易也’”。于是“为之延誉，声名遂振”（注：《唐语林》卷三《识鉴》），遂一举进士及第。“延誉”的方式多种多样。牛僧孺赴京参加进士考试，考前“先以所业谒韩愈、皇甫湜”。 他们一致认为“斯高文”。如何尽快地提高牛僧孺的声誉？办法是，二人访其居，故意让他外出，然后，“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 不遇”。办法有效，“翌日，辇毂名士咸观焉”，牛僧孺之名，“由是赫然矣”（注：《太平广记》卷一八○《牛僧孺》），牛僧孺当年进士及第。也有的直接对礼部侍郎等主考官推荐者，例如，程昔范未举进士时，著有《程子中謩》一书，韩愈十分欣赏。“及赴举，（韩愈）干主司曰：‘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注：《唐语林》卷三《识鉴》）。
如果说，上述干谒事例，由于举子诗文水平高，而名士恐埋没人才，为之延誉，甚至向主考官推荐，皆事出有因，仍不伤大雅。而一些诗文平平，专靠“通关节”（注：“造请权要，谓之关节”（《唐摭言》卷一《讲述士下篇》）、“请托”等手段获取及第的人，无论当事人，或是受托者，都在败坏风气。
贞元十九年，权德舆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嗣道王”李实，时为京兆尹，可谓有权有势。“（李）实託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注：《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事虽未成，却说明唐后期“请托”盛行。大中年间，礼部侍郎李藩知贡举，“驸马都尉”郑颢对于琮有好感，遂“托之登第”（注：《旧唐书》卷一四九《于休烈传》）。《唐摭言》卷九《恶得及第》：大和年间，宦官仇士良为左军中尉，权倾朝野。举人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礼部侍郎高锴虽不甘心，却也无奈。
针对请托、关节盛行，朝廷曾采取措施，主要是恢复“复试”制度。开元中，曾规定“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复”。其后“中废”（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长庆元年，“钱徽掌贡士，为朝臣请托，人以为滥”，朝臣“深怒其事”。在这种情况下，恢复了复试制度。穆宗下诏：诏中书舍人王起与白居易进行复试，结果“复落者多”。长庆三年，时任礼部侍郎王起建言：礼部所选进士，“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令宰臣阅视可否，然后下当司放榜”（注：《旧唐书》卷一六四《王起传》）。这样就加强了宰相对礼部放榜的监督作用，对遏制请托、关节等不正之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从前面提到的大和、大中年间的请托、关节事例来看，说明所起作用有限。
（三）授官状况的演变
唐代尚书省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免事宜。开元二十四年以前，吏部还掌贡举。此后，贡举移交礼部掌管。明经、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得“出身”，即只是获得授官的资格。及第后，“吏部员外（郎），其日于南省（吏部）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注：《唐摭言》卷三《关试》）。明经、进士只有通过“试判”（即对诉讼案件进行分析判断并书写判词）合格后，才予授官，也才属于吏部。
《新唐书·选举志上》：凡试判登科者谓之“入等”。贞元十四年，白居易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注：《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元和初年，高釴“进士及第，判入等，补秘书省校书郎”（注：《旧唐书》卷一六八《高釴传》）。白、高二人就是在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试判，才得官。
然而，也有些明经、进士及第后，未通过吏部试判，而未得官者。例如韩愈在举士时已“知名于时”。《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
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前宰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岂料多次未通过吏部试判的考试，而未得官。他感慨言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官，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注：《全唐文》卷五五《上宰相书》。）后由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辟为巡官”。
唐代明经及第不易，而进士及第更难。随着人口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读书人日益增多，而朝廷官员定额有限，因此，科举入仕之途日益艰难。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更是如此。韩愈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安史之乱期间，玄宗在逃往四川的路上，在普安郡（剑州）下诏，遍设节度使，指出：“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择，署讫闻奏。”（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授予各地节度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有些节度使更名为观察使）自择官员的权力，只须事后“闻奏”而已。这个诏旨，给入仕艰难的读书人，尤其是及第的进士开辟了广阔天地。如
关播“天宝末举进士，邓景山为淮南节度使（至德二年——上元二年），辟为从事”（注：《旧唐书》卷一三○《关播传》）。郑云逵，“大历初，举进士”，幽州节度使朱泚表为节度掌书记（注：《旧唐书》卷一三七《郑云逵传》）。他们属于安史乱后第一批进士及第后，未从吏部得官，而在各地节度使幕府中作官者。这类情况，从德宗贞元年以后日益增多。下面笔者据《旧唐书》诸传作不完全统计：
德宗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吏部未授官而“释褐诸侯府”者有：韩愈、张正甫、崔从、令狐楚、郑权、崔玄亮、刘禹锡、段平仲、钱徽、李程、刘辟闢、胡证、韦景弘、高沐、武元衡、李逢吉、郑元、杜兼、李逊、冯宿、冯定、杜元颖、刘伯芻、封子郁等24名。
宪宗元和年间：王正雅、窦巩、郑肃、杨汝士、崔蠡、唐扶、唐持、王质、卢简能、陈夷行、宇文籍、李汉、令狐定、李中敏、卢弘正等15名。
文宗大和、开成年间：崔慎由、韦慤、李存约、杨汉公、杨发、杨收、裴休、李蔚等8名。
上列47名，仅就德、宪、文宗三朝不完全的统计，他们在《旧唐书》所列唐后期士人中，占很大比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有些尔后由节度、观察使推荐在朝中任官，甚至升为宰相；有的成为地方节镇；而古文大家韩愈、刘禹锡也在其中。这都说明唐后期地方节度、观察使为及第进士入仕，起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即使未举进士，只要有才华，节度使也聘为僚属。例如刘三复，“久不遂乡试”。长庆中，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刘三复“以所业文诣郡干谒”，李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室”（注：《旧唐书》卷一七七《刘邺传》）。
总之，随着读书人日益增多，而官缺有限，天宝以后科举入仕路途日益艰难。安史乱后，各地遍设节度（观察）使，他们拥有辟署权力，这就为读书人，尤其是及第进士以及确有才华之士，开辟了入仕途径。如果说，唐前期明经、进士及第后，一般皆由吏部授官，那么，唐后期则实行分流，即一部分仍由吏部授官，另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由地方节度使府入仕。这既充实了地方管理机构，又大大缓解了入仕艰难的状况。
三、制举
唐代每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之外，还置不定期的“制举”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上》：
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
唐朝甫建，即设制举。田仁会，“武德初应制举，授左卫兵曹，累迁左武候中郎将”（注：《旧唐书》卷一八五《良吏上》），他就可能是应“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之制举。此项制举及第者名额少（注：《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项制举及第名额较多。
制举考试由吏部主持，唐后期也如是（注：《唐语林》卷三《赏誉》：“德宗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宏词独孤绶，吏部试《放驯象赋》。”）。不过，由于这是“人主临时所欲”，因而皇帝往往亲自主持，甚至亲自考试。武则天时，“四方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注：《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第十八》）。“德宗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至者萃于阙下，上亲自考试”（注：《唐语林》卷三《赏誉》）。
制举亦分等第，“凡四等为及第”。独孤郁，“贞元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遗”。他就是以第四等及第的。
制举考试内容主要是试策三道，天宝十三载试杂文二道。《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
前面提到德宗亲自考试时：“宏词独孤绶，吏部试《放驯象赋》，上自考之。……上特书第三等。”（注：《唐语林》卷三《赏誉》）这说明自天宝十三载至唐后期制举考试皆加试杂文。
制举与科举最主要的区别有二。一是参加制举的举人并无资格限制，也无须参加事前的任何考试。
白衣应试 刘幽求，“圣历中、举制科中第。调阆中尉”（注：《新唐书》卷一二一《刘幽求传》）。张说，“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复，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阙”（注：《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柳公绰，贞元元年，“年十八，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注：《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上述3人，此前并未参加科举考试，而以“白衣”入试。
官员应试 张柬之，“进士擢第，累补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贤良征试，……擢拜监察御史”（注：《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王昌龄，开元年间，“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宏词登科，再迁汜水县尉”（注：《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下》）。白居易，于贞元末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注：《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元稹少以“两经擢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除右拾遗”（注：《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
及第进士应试 郑絪，大历中，“擢进士第”后，又“登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鄠县尉” （注：《旧唐书》卷一五九《郑絪传》）。韦贯之，“少举进士。贞元初，登贤良方正科，授校书郎”（注：《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此外，柳宗元、崔邠、崔群、裴垍、徐晦、范传正、韦处厚、杨虞卿、崔龟从等，都是在进士及第后，未得官，尔后又应制举考试的。由此可知，制举考试的考生来源是很广泛的。
制举与科举比较，另一主要区别是“中者即授官”。正因如此，唐后期及第进士未得官者纷纷应制举的考试。前举郑絪以下诸多及第进士均未得官，待制举及第才得官。不仅如此，从未参加科举考试者，制举及第也有官做。至于官员，制举考试及第，则可得到升迁。上举张柬之、元稹最为明显，分别由县丞、校书郎一跃而为监察御史和右拾遗，两者皆为清要之官。
制举及第能及时授官或升迁，与及第名额甚少有密切关系。唐代每次制举应试者“千余人”（注：《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但登科者寥寥。天宝十三载， 玄宗御勤政楼，试“辞藻宏丽……等举人。……时登科者三人，（杨）绾为之首”（注：《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元和元年，元稹“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第一”（注：《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大和二年， 刘蕡“策试贤良”科，“时登科者二十二人” （注：《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另， 《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载，大和二年，贤良方正科及第者19名，详明吏理科及第1名， 军谋宏达科及第2名）。从天宝年间3人，至大和年间，虽增至22人，为数亦不多，这在唐代官额“有定制”的限制下，安排少数官员，还是可以做到的。
结语
唐代科举制度，自唐初，经百余年的演变，至开元年间，已臻于完善。其所设科目，已基本确定，唐后期主要是从明经科中分出三礼、三传等科；自调露年间进士加试杂文、帖经，开元年间明经加试时务策，考试内容已经定型；自景龙年间确定三场试和开元年间实行复试，考试方法也更为严格。
在唐前期百余年中，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相应地，读书人也日益增多。他们中有逾益增多的人，或就读于私塾或自学成材，因而乡贡与国学举士的比例大为增加。特别是安史乱后，在国学衰落的情况下，乡贡无论在绝对数量上，抑或与国学举士的比例上，都是唐前期不能比拟的。这使得唐后期读书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考前的干谒；第二，“放榜”时出现了“等第”和状元；第三是及第后再考。唐末，王凝，“年十五，两经擢第”，后又“再登进士甲科”（注：《旧唐书》卷一六五《王正雅传》）。牛蔚，“少擢两经，又第进士，由监察御史（升）为右补阙”（注：《太平广记》卷一八○《牛僧孺》）。他们所以在两经及第后再考进士， 或为得官，或为升迁，牛蔚一例最为明显。而进士及第后又应制举科考试，前已揭示，不再重复。此外还有两次登贤良方正科者。《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他于贞元元年“年十八，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三年后，时年二十一“复应制举，再登贤良方正科”，“授渭南尉”，得以升迁。唐前期，明经、进士及第后，一般都能及时授官。唐后期，由于竞争激烈，入仕之途日益艰难。但是由于唐后期各地遍置节度（观察）使，他们拥有自辟署吏的权力，加之他们也有需要，有更多的读书人尤其是进士及第者在地方节度（观察）使幕府入仕。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唐后期入仕艰难的状况。唐后期的这些变化，虽然并非制度本身的变化，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变化，也很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