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竞争性的扩展：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美国工会——基于轮胎特保案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性论文,美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轮胎论文,工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2-0054-06
一、引子
2011年9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发布关于中美轮胎贸易争端案的裁决结果，判定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符合世贸规则。这个案子起于2009年4月，当时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钢铁工人协会(USW)①以中国对美轮胎出口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殊保障调查②。该协会在诉状中声称，从中国大量进口轮胎损害了当地轮胎工业的利益，造成美国工人大批失业，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轮胎的进口数量降到2005年的水平，即比2008年的进口数量减少一半，降到2100万个。9月11日奥巴马决定9月26日起对中国进口的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三年惩罚性关税，第一年为35％，第二年为30％，第三年为25％。中国在9月13日就美国特保措施一事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虽然在布什总统时期，美国也曾经6次提起对中国的特保起诉，但最终都被总统否决。因此，奥巴马的这项决定成为美国对华特保第一案，也是美国对华特保案第一次进入WTO争端解决机制。2010年12月13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对华轮胎的特保措施没有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
与美国工会相反，代表全美50个州的6000多家小企业的美国轮胎产业协会以及由美国6家轮胎进口商组成的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反对实施特保，紧接着代表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三大汽车巨头利益的美国汽车贸易政策理事会，代表美国规模最大的零售商、产品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利益的美国零售业领导者协会也公开表示反对。
此案由美国工会挑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由此，人们会对美国工会的性质以及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产生疑问，这需要我国学术界加强对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研究。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的先行研究具有参考意义。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会是一股最重要的反竞争的力量[1]。这种反竞争性在美国历史上曾经表现为很强的排斥性，即对非工会劳动者、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排斥。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境中，美国工会的反竞争性又扩展到了国际贸易领域。
二、对美国工会行为的分析
美国工会为什么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反应如此强烈，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国内产业提出了挑战。对美国工会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认定的全球化对就业的冲击。
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可以从宏观和具体的某一方面(如就业)来看。在宏观方面，一般认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全球化虽然加剧了竞争，但是发达国家是强者，强者在竞争中更有优势，更何况全球化还提供了机会。对此，美国政府也承认“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活动范围很大的经济体，也能从全球经济的国际专业化的分工和生产中获得利益，因为它允许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挑选最有价值的设想和最先进最节约的商品，这种商品不仅包括消费品，而且也包括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这将会使我们的最终产品更加富有国际竞争力”。[2](P118)全球化将迫使本国企业不断创新并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这就是全球化的竞争效率。因此，各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潮流。
然而，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可能更复杂些。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一方面减少了发达国家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就业。就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说，它的存在与否确实影响原企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而全球化影响就业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资本新的产业分布来完成的，“经济活动分布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和失业状况的变化、劳动力报酬的变化(即工资水平和分布的改变)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占GDP比重的变化。”[3](P37)一方面，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将一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在世界范围分布它的生产基地，以利用外国的比较优势，这种垂直专业化过程也是去本地化的过程，它将就业机会转移到了国外，同时将发达国家国内的劳资矛盾国际化。无怪乎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很可能就是美国失去的[4](P7)。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种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跨国公司进行大量的公司内贸易，这些贸易很多同时又属于国际贸易。这种发展模式既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会带动母国经济的发展。自19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市场规模扩大，带动了母国就业增加。换言之，跨国公司的母国同它的海外机构所在国(东道国)的就业增长可以是同向的，并非此消彼长。常见的是跨国公司的生产性岗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需要较高技能的岗位较多地保留在母国。
除了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之外，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就业和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不利影响有几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发达国家资本的向外转移。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式微，发达国家都面临资本过剩的问题，在劳动力价格差异和国际竞争力的压力下，跨国公司纷纷将低技术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委托代工企业生产，自己则将重心放在产品技术研发与品牌创立与市场营销上，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商品生产链，新的国际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与产业转移使得发达国家大量传统产业工人面临失业的风险，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担负起主要的工业品生产，这种动向自然会引起发达国家工会的关注[5](P124-126)。特别是随着传统产业的转移，一部分劳动者很难进入新兴产业而陷入结构性失业。此外，他们还担心大量贫穷的移民站在他们公司的门口，愿意以较低的工资工作[6](P24)。那样的话，即便找到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的工资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水平了。
另一条途径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使更多人受益，使他们可以购买最便宜的消费品和更适用的技术和设备。虽然各国可以从中受益，但是国际贸易会减少发达国家某些产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对进口竞争压力大的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他们等于是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直接竞争，其工资也面临着向下打压的压力。事实表明，除了科技进步的影响，贸易确实给美国工资施加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对低收入工人的影响尤其大。在1983年至2002年之间，贸易使得美国制鞋工人的工资平均降低了11％，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纺织和制衣行业[4](P70)。当然，进口能否降低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这些商品的投入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条途径是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使用新技术，这样就可能要解雇部分低端劳动者，以高端劳动力取而代之，只是两者数量的增减可能是不对称的，即失去工作的低端劳动者要多于找到新工作的高端劳动者。上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中大约70％的就业变动是同一产业中的高技能工人替代了低技能工人。“这说明工作岗位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而并不是进口所带来的竞争。因为后者只能够导致某些受影响行业的就业下降，而不大会引起整个就业格局发生大的变动。”[2](P138)技术变革会影响全社会的就业结构，从长期来看，技术变革并不会增加失业；但是，就短期而言，技术变革会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和工资。只是在个人的眼中，一般只看到眼前利益的得失。
从国家整体来看，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产业和每一个美国人来说，他们从中获益的程度不同。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好处并非平均分配，而且人们感受更深的可能不是好处而是所受到的冲击。由于流动性的差异，资本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虽然资本也遇到了竞争压力，但是它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当资本不堪竞争压力而倒闭或外移时，劳动者就面临失业的风险，这对低技术劳动者的就业冲击更甚。更让劳动者气愤的是，跨国公司还会以留在本国为筹码压低工资和劳工标准，尽管这受到法律的制约。经济增长无论是源于全球化、技术、制度或者管理的变化，都势必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劳动者，而且未必都是正面的影响。全球化意味着更充分的竞争，它的威胁较多地落到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头上。“如果你没有技术，也没受什么教育，流动性也不高，自由贸易就会一辈子与你过不去。”[4](P48)应当看到，全球化促使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进行了重新分配，它使得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合理的对策应当是，改善社会安全网，实施国内政策让全球化的得利者补偿受损者的利益，这才是公平与可接受的全球化，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真正目的。美国工会的特保诉求正反映了美国缺少必要的国内和国际策略来应对全球化的冲击，随之而来的风险是，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愈演愈烈[4](P72)。
在这个轮胎特保案中，美国轮胎和汽车的生产商与销售商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地反对钢铁工会对中国轮胎加收关税的要求，原因就在于，美国的低端轮胎生产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已经陆续转移到国外，而国内轮胎产业主要是为汽车制造商配套生产；中国出口美国的轮胎属于低端产品，并不对美国国内中高端轮胎市场构成威胁，即便对中国大幅度加征关税，低端轮胎的生产线也不可能重回美国。中国轮胎一个大约50美元～60美元，而美国国内企业生产的是200美元的高价轮胎。对中国轮胎实行特保，中国产的轮胎价格将上涨20％～30％，这只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或者发生贸易转移——美国转从他国进口。中国轮胎原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过17％，还不到美国本土厂商的1/3。加上中国出口美国的轮胎有68％是由包括米其林、固特异在内的美资企业生产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已经获得了大量赢利和发展空间。同时中国轮胎厂商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营销网络等产业链的六个环节都在美国公司手中[7](P7)。当然这些与美国工会没有什么关系，得利的是美国跨国公司。
美国钢铁工业协会将轮胎产业工人失业归咎于中国出口，而特保是否就保住了美国的就业呢？后来的事实说明，特保的实施只是减少了来自中国的进口，中国轮胎原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迅速被东盟、韩国、加拿大和日本抢占，美国的就业情况并未因此而得以改善。2010年8月25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说，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措施实施近一年来，并没有使美国轮胎进口总量下降，2010年上半年，美国低价轮胎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1％，进口额增加30％，而从中国进口的轮胎所占份额则从2009年8月最高峰的45％降至2010年6月的24％。特保措施实施后也没有帮助轮胎制造行业增加就业，相反却加重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美国市场轮胎价格总体上涨10％到20％，除了能源和原料价格上涨之外，特保也是导致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报告援引美国劳工部数据说，2010年头5个月美国轮胎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同比减少10％，表明特保措施并未起到挽救该行业就业岗位的作用[8]。2011年9月20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说，“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从全球进口的轮胎数量比2009年增长20.2％，今年上半年进口量继续攀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而与此同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轮胎数量，2010年比2009年下降了23.6％，今年上半年进口量继续下降了6％，这就说明，美国进口的轮胎数量并没有减少，只是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他还指出，美国对华采取的“特保案”，实际上是为了转嫁国内的政治压力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个做法导致了扭曲贸易的后果，是损人不利己的后果[9]。美国对华特保案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一般来说，在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就会盛行。特保的提起是美国工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反应，而奥巴马的决定既是对美国工会在选举时的支持的回报，也是为了争取工会继续的支持(包括政治捐款)。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的地理分布都发生了变动。美国资本转移到中国投资，放弃了在美国本土的低端生产线，导致原生产线工人的失业，这都是事实。研究也表明，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不利于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变化。然而，国际贸易增长很可能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的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10](P52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国际转移有其经济合理性，由此造成的失业不能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因为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是由该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等因素决定的，一般不是为了刻意吸引外资而有意地压低工资。即便是有意为之，那也不可能长期实行。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最具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既包含允许技能熟练的员工转向报酬较高的岗位，也允许企业根据变化的经济前景及时地调整其雇佣规模。事实也证明，凡是劳动收入所得税较低、企业更新人力资源成本较低的发达国家，其失业率也较低，而且创造的新就业机会也较多。美国就业的上升最终还得依靠其经济基本面的复苏。至于如何让低技术劳动者也能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可以通过再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提高能力以适应变化，也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让他们得到那些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人的帮助或补偿。只是现实中的补偿总是没有兑现，由此导致美国工会对这样的诺言不再买账了[4](P72)。美国近年的失业问题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危机有关，中国只是成了美国工会发泄怒气和怨气的替罪羊。
三、美国工会反竞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工会认定中国的出口商品导致美国劳动者失业，他们有足够的能量影响奥巴马的最终决定。看来美国工会的能量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影响中美贸易的一个重要变量。过去我们对此没有足够重视。在这起特保案中，提起特保诉讼的是美国钢铁工人协会(USW)，该组织通过一次次兼并，已经成为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USW主席利奥·杰拉德在轮胎特保案裁决后呼吁美国应该重新设计贸易政策，在未来发起更多的抵制“中国制造”的行动，以保护本国工人的利益。他说：“我们需要美国工人利益和跨国公司利益兼顾的贸易政策。”[11]美国工会要求贸易保护并非只是这一次，他们曾经以中国人权状况和工人权利没有改善为理由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工会试图阻止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通过，他们认为此协定出口最多的是就业而不是产品，它将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又要求总统候选人作出如何解决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政策问题的计划。从2009年轮胎特保案可以看出，美国工会俨然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它的这种地位是在工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而美国社会又赋予了它不同于欧洲工会的特征。
美国工会和工人运动经历了由被压制到被公平地关注再到成为有影响力的集团的过程。19世纪美国工会运动处于被压制状态，当时协调美国劳资关系的不成文法实质上是对工会运动的压制，该法认为凡具有限制贸易或造成垄断的协议和契约都是非法的，而工会就起着限制贸易的作用。1890年的《谢尔曼法》甚至将对工商业垄断的限制运用到工会。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才形成了真正的劳资关系法，开始倾向于肯定工会的地位，用劳资关系调节代替以往的单向排斥工会。1935年的《全国劳动关系法》对工会和集体谈判加以保护，政府对雇主的高压政策实行限制。该法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即大多数工人愿意加入工会，工会和会员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劳资关系中，工会是弱者，因此要限制雇主的权力。但是资方一直在谋求制订限制工会的法律，1947年的劳资关系法终于体现了雇主的要求，即指出工会在集体谈判中不一定是弱者，有时雇主是弱者；工会也存在不公平的做法，如强迫雇员参加集体谈判、对非工会雇员的歧视、收取过多的会费、强迫雇主对未实施的劳务提供报酬等。该法还指出某些罢工行为有损公共利益，政府对此应有特殊的处理办法。应当说，这些对工会及其行为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今天的美国工会已然成为“最活跃、最有效的政治利益集团”[12](P35)。
美国工会的政治目标是矛盾的，“在经济领域，工会减少了薪酬不平等，提高了工业民主，有时也会提高生产率；而在政治领域，工会是我们社会中最弱势、最脆弱群体的重要代言人，对工会成员更是如此”[13](P2)。然而，有时它却像是帮会组织，摆出一副“垄断的面孔”(the monopoly face)，“绝大多数工会具有垄断的力量，以争取比竞争状态下更高的工资”[13](P3)。这样做的结果对劳动者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影响如非工会会员也可能沾了工会的光，特别是在大型非工会企业工作的工人[13](P144)。负面的影响如当工会对工资的要求提得过高时，雇主将被迫减少就业机会，非工会成员的利益就要蒙受损失。工会还垄断就业机会，极力排斥移民和非工会会员。工会的运作拉大或保持工会会员工资与非工会劳动者工资的差异，美国的工会溢酬达到20％左右，这随着不同行业而变[5](P95)。在政治方面，美国的主要工会组织劳联在二次大战后多次支持外国的落后势力，如支持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因此，它被指责为腐朽事物的卫道士，甚至是“劳工帝国主义”[14]。美国工会的反竞争和排外性在全球化的情境中更加得以加强，这种排外性由过去对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非工会会员劳动者的排斥，发展到现在对外国移民和发展中国家商品的抵制。20世纪20年代，劳动者为了“争取更多的福利”而组织起来，现在，工会要的是“政府更多的干预”[1]。工会力图依靠政府的政策保护以减少来自外国的竞争。
美国工会不仅活跃而且有别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会，它“相对来说缺乏阶级意识，在既定的政府体系中政治上很活跃，对社会的目标不太感兴趣，但对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直接进展比较关心”[12](P34)。美国工会为什么让人觉得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M.Lipset)指出，没有封建主义使得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人运动迥然相异于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15](P219)。加上美国工业化之前的政治民主的历史，即白人工人很早就拥有了选举权，因而缺乏阶级意识。而欧洲工人的阶级意识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前工业化时代工人阶级共同的文化传统，它使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其他工人兄弟的命运息息相关[15](P245)。美国特有的建国历史和移民社会使得工会可能从来就没有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基础，现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和近期失业率的急剧上升，美国劳动者面临空前的压力。他们又被告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贸易逆差[16]。因此，很自然地，他们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劳动者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
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工会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权，特别是通过集体谈判，劳工阶级可以不断地争取获得更多的福利、安全和自由。战后美国工会与大公司和政治机构建立了联盟，这种关系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雇主在社会保障问题上与工会达成契约，工会领导的性质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美国工会不仅与资本博弈，还和其他利益集团一样，在财力上资助竞选活动，谋求那些候选人获胜后的回报，特别是对贸易政策施加影响。此时，工会和资本可以成为盟友，如传统产业的劳资双方都要求政府对该产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李普塞特指出，劳联—产联支持“阶级合作主义”，劳资之间在全球利益上有着共同性[17]。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P187)美国工会的作为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代政治并非原则政治，而是利益政治。利益政治就是利用国家政权对社会利益进行干预的活动，也是化解利益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不仅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也造成其国内的利益冲突。全球化改变了战后所确立的劳资平衡关系，也改变了传统产业劳资双方原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共识。传统制造业的外移使资方不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受冲击最大的是美国低端劳动者，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劳动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在就业问题上发生了利益冲突，实际上是资本转移劳资利益冲突的矛头来对付不断要价的工会。美国传统产业的工会力量强大，为员工谋取不断升级的福利，有关薪酬的劳资谈判常常举步维艰，例如2006年美国三大汽车厂工人的年薪约14万美元，比在美国设厂的日本同行高出一半，而当年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也不过9.3万美元左右[19]。然而，经济全球化通过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迫使美国国内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即便是很牛气的传统产业工会也难以阻挡工资下降的趋势，例如，1980年钢铁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制造业平均水平的157％，汽车工人是143％，到了2000年钢铁工人的工资降到制造业平均水平的135％，汽车工人降到134％。美国工人的贵族地位在全球化时代被国际竞争削弱了[20](P202)。美国工会知道中国出口的轮胎中有一部分是美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对资本外移的抱怨和愤怒这时找到了发泄口，工会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也找到了新武器：靠贸易限制在劳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21]。而美国三大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固特异和普利司通)在此时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们正在美国国内进行劳资谈判，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生产基地。美国资本的海外利益使之改变了以往可能与工会结成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联盟”的做法。
在全球化压力下，美国工会也在调整他们的行为方式。例如，积极与其他社会运动结合，投身于反全球化运动；与大学生联合斗争，反对美国公司在海外建立血汗工厂。美国工会还提出了保护他国人权的崇高目标，不过，这种国际主义取向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22]。尽管美国工会的行为方式更加老练，各种宣传包装似乎也很成功，但是，骨子里还是排外的、反竞争的，或者说是保守的。总之，我们不能只是根据阶级分析和国家利益的思维方式来解读美国工会的作为，在这里只有集团利益。虽然美国工会的举措并不能改变资本外移的动向，但是工会可能因此在劳资博弈或从政府方面得到某些利益。作为属于美国99％人口中的一部分，2011年美国工会参加了“占领华尔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一次，工会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将矛头指向了危机的罪魁祸首——金融资本。
经济全球化已是世界发展趋势，但是，“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赢’。全球化也有输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23]。美国工会的做法虽然伤及中国，但也反映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三年的特保期很快就会过去，今后很可能还会遇到由美国工会提起的贸易争端，我们应当加强与美国工会的直接沟通、对话和磋商，而不只是寻找相关的美国进口商的帮助。通过不断增进相互理解与尊重，努力扩大包容性、民主性，化解美国工会的怨气，引导他们寻找真正可行的国内补偿办法。必要时我们还要依靠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推而广之，中国企业和商品在走向国外之时，认真研究他们的工会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收稿日期：2011-11-15
注释：
①USW(The United Steel,Paper and Forestry,Rubber,Manufacturing,Energy,Allied Industrial and Service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的全称是钢铁、造纸和林业、橡胶、制造业、能源、联合工业和服务工作者国际联盟，国内文章多将它译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②特殊保障措施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一项妥协，即在中国加入WTO后的12年内，如果某一中国进口产品的数量增长对美国存在“市场扰乱”或者构成“重大贸易转移”，中国政府授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进行调查，并可以采取诸如附加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等进口救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