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外少数民族华人的若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试论论文,海外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4)01-0007-10
特点之一：人数超过华人总数的一成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移居海外，虽然汉族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不少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华人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华人，主要分布在亚洲，其中以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为多，近30多年以来移居欧美国家的也有不少。
东南亚是少数民族华人人数最多的地区，共约170万人，其中越南145万人，老挝10余万人，泰国6万人，缅甸5万人。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主要是壮、苗、瑶族华人）为何如此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广西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有亲缘关系，壮族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分布在广西，历史上广西壮族移居越南的人数众多，因而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居各国之首也就不足为奇。需要作进一步解释的是：在旧社会，广西的壮族有布壮、布侬、布陇、布曼、布土、布偏、布沙等二、三十种自称（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称为“僮族”，1956年改称“壮族”），壮语称人为bou（汉语音译为“布”），“布”后面加上名词，表示什么人的意思，如布壮即壮人之意，布侬即侬人之意等等。布侬与越南的侬族是同一个支系，后者还以广西祖籍地名取其支系名，如万承侬（来自万承州，今广西大新境内）、归仁侬（来自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境内）、安侬（来自结安州，今广西天等境内）等[1]。越南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大多数侬人，是从中国广西移居而来的”[2]、“我国的岱族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侬（壮）族。”[3]越南的岱族与侬族同源，关系极为密切，语言相通，习俗相同，两者的区别之一是居住在越南时间的长短，时间久的称岱族，约近200年来迁入越南的称为侬族。有些岱族是由侬族演化而来的，有的家庭兄报岱族，弟填写侬族，两族界限很难分[4]。在学术界，对于越南岱、侬族与中国壮族同源（同源于古代百越中的西瓯、雒越两个支系）这一问题的意见比较一致，但对于同源而分化形成3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看法，“外来影响说”便是其中之一。有的越南学者提出：该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岱族和侬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越族的影响较多，其中岱族受越族的影响更深，而中国的壮族受汉族更多的影响。由于外来影响的不同，深浅各异，便分化形成3个不同的民族[5]。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越族深刻地影响着北部当地民族，促进一部分土著发生变化形成了岱侬族[6]。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上面引文中的越南岱族、侬族“绝大多数”、“大多数”来自壮族、来自广西，是指他们的祖先，是古代的事。到了现代，我们当然要考虑到民族的演变与外来影响，但在越南的岱族、侬族中大约仍有六成的人具有中国血统，这种估计并不过份。拿1989年该国人口普查为例，笔者估计两族中共有114万是华人（该年普查岱族119万人，侬族70.5万人）。此外，历史上我国还有不少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移居越南，据1989年该国人口普查数，苗族有55.8万人，瑶族47.4万人，按三成具有中国血统估计，共31万是华人，即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的总数有145万人。除越南以外，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华人较多的国家有老挝、泰国、缅甸等国，由于二战后有不少苗、瑶、壮族再移民至欧美，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估计老挝的苗族、瑶族华人目前只有10万余人，泰国的瑶族、回族、苗族华人现约6万人，缅甸的回族、苗族、景颇族华人现约5万人。
有关中亚、西亚、南亚的少数民族华人，据国务院侨办近年两次派团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考察侨情的初步结果，这几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人近100万人，其中中亚50万人（哈萨克斯坦30万人，吉尔吉斯斯坦20万人），西亚27万人（沙特阿拉伯19万人，土耳其8万人），南亚18万人（印度13万人，尼泊尔3万人，巴基斯坦2万人）。中亚、西亚、南亚的华人社会是以少数民族华人为主（占100余万华人中的95%），其中祖籍新疆的维吾尔族华人约占少数民族华人总数的70%-90%，以下依次回族人、藏族人、哈萨克族人为多，还有少量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民族。如沙特有16万维族、2万回族华人，土耳其有5万维族、2.5万哈萨克族华人，哈萨克斯坦有20万维族、6-7万回族华人，吉尔吉斯斯坦有10万余维族、6万余回族华人，印度有11万藏族、2万维族华人，尼泊尔有3万藏族华人，巴基斯坦有2万维族华人等[7]。有的材料说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维族华人有2.5万人之多[8]。
随着二战以来华人的再移民浪潮，欧美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华人人数大增，其中在美国的人数最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一般的说法是美国有少数民族华人10万多人（其中苗族约9万人，瑶族约2万人）[9]，现在估计有50万人。2001年1月18日，美国中华少数民族联合会在洛杉矶成立，赵国霖（布依族）为首任首席，还有5位副主席，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联合多个中国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社团组织。当时美国华文媒体报道说：美国华人中的少数民族有回族、朝鲜族、蒙古族、布依族、傣族、壮族、白族、满族和高山族等20多个民族，总人口约有21万，其中回族、满族和朝鲜族约占70%[10]；赵国霖主席于2002年1月20日在庆祝本会成立一周年的会上说：该会成立一年来会员达2万多人，共有30多个少数民族参加，会员中以苗族和满族占多数[11]；赵国霖主席于2003年1月11日在庆祝本会成立两周年暨欢度2003年春节联欢活动的致词中说：该会已与美国有30多万会员的苗人社区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些苗人来自中国云南，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老挝移民到美国的。圣地亚哥苗人协会10多名代表专程赶来参加了这个联欢活动[12]。另外，据美国华文媒体报道，至2002年11月，定居美国的西藏人约有8000多人[13]。以上情况表明，美国的少数民族华人社团对本地华人的估计数字也有一个沟通、核实、修正的过程，把他们的说法经过初步分析之后，笔者认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华人总数约50万人，包括30多个民族，其中以苗族华人最多。在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估计约有10万少数民族华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华人在东南亚有170万人，在中亚、西亚、南亚有近百万人，在欧美有60万人，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瑞士、约旦、阿联酋、伊朗、阿根廷、圭亚那等各有数百至数千不等的少数民族华人加起来约10万人，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华人，共计约340万人，超过了我们平常所说的3000万华侨华人这个总数的一成。如果按照2003年7月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提供的资料，目前居住海外的华人华侨有3400多万人[14]，这个340万则占其总数的一成。在国内，目前少数民族人口数尚未达到全国人口总数的一成（2000年占8.41%）[15]。
特点之二：出国原因中政治因素的比重较大
在旧社会，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一根本原因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共同的。但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从总的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移居国外都是以经济原因为主，但少数民族出国原因中的政治因素大于汉族，少数民族由于政治原因而成为华侨的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其比重也比汉族要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华侨大量出国的社会根源已不复存在，人民因经济与政治原因大量移居国外的现象已经停止，移民走上了正常轨道，移民的主要原因变成是亲人团聚、继承产业、技术移民等，这些原因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共同的。但是在过去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或因政治争斗失败，或利用宗教愚弄人民，并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发生了多起裹胁或欺骗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出国事件，使世界上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华人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所致。
少数民族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与汉族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因反抗失败而出逃国外政治避难这一点两者是相同的，只不过少数民族在旧社会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比汉族更为深重，因而反抗及其失败的次数更多，因地处边境出逃国外也较为容易。例如，广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发源地，在两万多太平军中，壮族战士占1/4，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此次起义失败后，不少起义者逃到越南等国避难成为华侨；1907年9月至1908年4月，孙中山在中越边境的钦廉防、镇南关、钦廉、河口等地发动了4次旨在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这4次起义的领导人大多是越南壮族华侨，义军主力不少是广西壮族群众，4次起义失败后起义军残部均退回越南；1873年11月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失败后，起义军残部在其首领白彦虎率领下撤退到新疆，为取得立足生存之地便与当地叛乱军阀阿古柏合流。清军镇压了阿古柏的叛乱（阿自尽身亡），其余部及白彦虎率领的义军与难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后分四批流亡到俄国境内，其中回族达2026户，计8815人[16]。除了因起义失败而流亡异邦外，少数民族还有一些特殊遭遇与汉族移居国外的不同之处：一是由于易受邻国封建王朝的侵犯与掳掠而增加的少数民族华侨人口。如在历史上，越南封建王朝经常侵犯广西边境、掳掠人口，光是规模较大的就有10余次之多。其中公元1075年，越南李朝大举入侵广西的钦州、合浦、南宁等地，掳去广西七、八万人口而还[17]，除少数在返越途中乘机逃脱及后来李朝归还了一些人外，大多数被迫留在越南沦为家奴、工匠、苦工及农民，变成华侨，其中包括大量的壮族人口；二是黑旗军余部在越南坚持抗法斗争而增加的少数民族华侨人口。刘永福的黑旗军1867年进入越南抗击法国侵略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多次派人回广西的钦州、防城、龙州、靖西、宁明、上思、博白等地招募新兵，汉、壮、瑶、苗、京等族群众踊跃参加。1885年8月刘永福奉命率3000余人回到国内，留居越南的黑旗军余部连同家属有近万人之众，其中包括大量的广西少数民族成员变成华侨。越南原来的河宣省（1991年8月将该省分为河江、宣光两省）的少数民族曾占全省人口的75%，其中岱族人数最多（占29.7%）。该省一部分岱族，就是黑旗军的后裔[18]；三是近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几起重大政治事件而增加的少数民族华人人口。如1949年秋，新疆哈萨克族头人因政治原因把哈萨克人强制裹挟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尔后又于1953年辗转到土耳其定居，其人数当在5000-8000人之间。1962年在新疆伊犁和塔城两地至少有6万人被裹挟到中亚定居，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人[19]。1959年西藏达赖集团发动叛乱失败后，随达赖叛逃或被达赖集团裹胁而去的西藏人当时有8.5万人，绝大部分被印度收留[20]；四是历史上因朝觐不归而定居国外者虽然不多，但长期的积累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也是少数民族出国原因中的一大特点（宗教原因）。朝觐不归而定居西亚、中亚、南亚国家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以及陕甘、云南等地的穆斯林，有的是前往麦加朝觐后无返回路费，有的是错过了朝觐日期，或因政局不稳、健康原因等而不归成为华人者。故此，有的学者认为，西亚、中亚、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移居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后者是以汉族为主体、移居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21]。
特点之三：出国路线多取陆道
历史上我国人民移居国外的路线，不外乎海陆两道，但取何路线因族而异：少数民族移居国外的路线多取陆道，汉族移居国外的路线多取海道。
我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居住在没有出海口的西北和西南地区，他们的出国路线只能绝大多数走陆道，这些陆道是古代历史上我国人民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乃至欧洲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在发生联系、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交通路线，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西北陆道和西南陆道。西北陆道方面，西汉张骞通西域的具体路线在《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其大意是：从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出发，在今新疆境沿塔克拉玛干南北缘形成了南北两道。南道沿南山（今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地区），沿车尔臣河古河道西行，沿途经过且末（今新疆且末一带）、精绝（今新疆民丰境）、扜弥（今新疆于田地区）、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今新疆皮山一带）而达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从莎车向西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高原一带）等地。北道从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交河古城）循北山（今天山山脉）南麓向西、经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尉犁（今新疆焉耆南、库尔勒北）、乌垒（今新疆轮台东）、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而达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从疏勒越过葱岭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再向西达康居、奄蔡（今俄罗斯里海以北地区）等国。这两条南北大道就是一般所说的丝路南北道。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去时即走北道，归国则取南道[22]。西南陆道方面，主要是指中缅、中印、中越等陆上交通线。中缅、中印陆上交通线是从四川成都出发，分别走西南丝绸之路的南干道（又称朱提道，经宜宾、昭通、昆明）和西干道（又称灵关道，经雅安、西昌、会理）进入云南，再从大理出发，经过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北部，再向西进入印度。除了由成都经云南进入缅、印的陆上交通线，由广西也可经云南进入缅、印，即可走唐代岭南西路的主要交通线安南线及邕州线，前者是由安南（今越南河内）沿红河西北上溯转至唐代南诏的路线，后者是由邕州（今广西南宁）西出南诏的路线。中越陆上交通线最为便捷，因为越南北部的陆地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陆地通道众多。宋代，广西边境已有与越南（时称交趾）进行贸易的专门场所，如永平寨博易场（今广西宁明县明江镇）、钦州博易场（今广西钦州城外江东地）等，双方出入境相当方便；明代，当时的安南（今越南）贡道规定必须经过广西。从广西进入安南的大道有三条：一条由广西凭祥出镇南关，一日至安南的文渊州；一条由思明（广西宁明）入丘温，经过摩天岭，一日至思陵州；一条由广西龙州入，一日至平西隘；清代，除过去通越南的3条陆上大道外，还在南宁府（治所今南宁）、太平府（治所今崇左）、镇安府（治所今德保）有30多条通往越南的陆上小道，而且北海、梧州两港已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广西人出国的重要出发港。
我国汉族绝大多数居住在拥有众多出海口的东部、东南部以及平原、江河较多的中部地区，他们的出国路线虽然也走陆道，但绝大多数走的是海道。唐朝以前，我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靠西北陆道丝绸之路；唐朝的昌盛，日益兴旺的对外海上交通与对外陆上交通出现了并驾齐驱的局面；两宋时期，北宋与西北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甚至连年战争，南宋倚长江天险与金朝对峙及偏安江南，西北陆道经常受阻而出现衰落，中外交往贸易只能依靠海道，随着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对外海上交通出现了繁荣景象；元朝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西北陆道恢复畅通，对外海上交通持续发展；明清时期，对外陆路交通只能维持局部、地区的交往而逐步走向衰落，中外交往贸易继续依靠海道。了解上述中外交通路线的历史轮廓，对于我们探讨汉族华人、少数民族华人的某些特点及其原因大有帮助。例如，古代航海贸易常利用季风，汉族商贩一般乘冬季的东北季风从中国发舶南下，一般乘夏季的西南季风从东南亚回国，错过季风或因贸易原因停留当地叫作“住蕃”，“住蕃”数年的中国商贩就是第一代华侨，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华侨中基本上没有的；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少数民族华侨中基本上没有的，即契约华工现象，也可从“出国路线”中找到答案，即西方殖民者选择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招募、运送契约华工之地，是考虑到多种有利条件，其中之一是：众多的通商口岸可以作为拐骗劳力的据点，然后将陷入罗网的“猪仔”押入出海巨舟，捆绑囚禁里舱之内，通过海道运往世界各地。这些条件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不具备的。汉族出国大多取海道，与海上交通、海上贸易经常接触，对其市场观念的培育及职业的选择有利，这些优势也是少数民族所不具备的。
特点之四：主要定居在周边国家
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这句话所指的华人当然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但主要是指前者，有关资料说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3]，也主要指的是汉族华人；少数民族华人只分布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80%定居在周边国家，即与广西交界的越南，与云南交界的老挝、越南、缅甸，与西藏交界的印度、尼泊尔、缅甸，与新疆交界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与内蒙交界的俄罗斯、蒙古，以及邻近的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约20%定居在欧美澳等地区，多为二战以来的再移民。
少数民族华人主要定居在周边国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地理因素。出国走陆道不管是西北陆道与西南陆道，均要经过纵横的山岭、耸立的高原、狭隘的山口、广阔的沙漠、崎岖的小道、湍急的江河、恶劣的气候，加上交通工具改进缓慢，载人载物数量有限，因此走陆道不但艰险费时，而且旅程距离受到限制，到达的目的地只能是就近的国家。汉族走海道的结果则大不相同，随着海上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和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出洋谋生或避难的目的地的选择机会比走陆道要大得多，汉族华人的分布地域也就宽广得多；其次是民族因素。我国的西南、西北边境与周边国家的边境居住着不少跨境民族，这些民族的族源、语言、风俗、宗教相同或大致相同，实际上是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国家跨境而居，这个“同一民族”有的相邻国家与我国划分相同，有的则划分不同。如中国与越南的跨境民族，按中国已确定的民族成份计算有13个民族，按越南已确定的民族成份计算有26个民族，两国相差13个民族。其中京（越）、苗（赫蒙）、仡佬族两国划分相同；有的中国是一个民族（如傣族），越南是两个民族（泰族、泐族）；有的中国是一个民族（如瑶族），越南是3个民族（瑶族、巴天族、山由族）；有的中国是一个民族（如壮族），越南是5个民族（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24]。越南的岱族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壮族的侬族支系，越南的侬族大多数是在公元10世纪前后由中国迁徙去的。他们最早由中国的广西向南迁至越南的高平、谅山。后来又有部分侬人从中国云南迁至越南老街、河江。太平天国失败后，又有相当多的侬人逃往越南[25]。在中越边境的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之中，不少人有血亲、姻亲关系。中国广西龙州县金龙乡其逐村，在民国时期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的抓兵拉夫，有一部分壮族就搬到越南一侧建村居住，称为上其逐村，在中国一侧的称为下其逐村，两村相距不到一华里[26]。在中国与老挝、缅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的一些跨境民族中，也有不少向境外迁徒而演变成为少数民族华人；第三是宗教因素。新疆的维吾尔族和陕西、甘肃、云南的回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宗教的同一性，使我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彼此没有生疏的感觉，共同的宗教信仰对我国少数民族定居国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光是新疆去麦加的朝觐者每年达数万人之多[27]，沙特阿拉伯成为伊斯兰教徒因朝觐而滞留定居的主要国家，也有一些因多种原因朝觐不能返回故里的人从沙特移居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地。
特点之五：经济实力比较薄弱
二次大战以来，少数民族华人的经济状况与文化水平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重视并加大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从事的职业种类增多，就业范围扩大，跳出了传统职业的狭小圈子，向着现代行业的广阔天地进军，经营工商业的人数增多，事业有成者不少。但是，从整体来看，从事工商业的少数民族华人几乎全是中小资本，不像汉族华人工商业者中出现了不少有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出现了不少国家级、地区级、世界级的巨贾富商和著名科学家；相比之下，少数民族华人中从事农业的人数仍多，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缓慢，许多人还处在贫困状态。少数民族华人的经济状况因地区不同而出现差异：西亚、欧美地区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占多数，华人的经济状况较好；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从事农业的人数占多数，华人的经济状况欠佳。西亚诸国的华人，主要从事工商业，如有的经营皮货、绸缎、地毯、店铺、饭馆、旅馆和理发店；有的开办工厂，如塑料厂、皮革厂。少数人还经营石油运输业和房地产业。[28]。如在沙特阿拉伯，维族占华人总数的85%以上。第一代华人多从事国际贸易、房地产、肉食加工及纺织等业；第二代华人多在沙特或美国、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除部分人继承父业外，还有不少人进入该国军政、科教、文卫等部门供职。[29]。在土耳其，维族、哈族占华人总数的90%以上。该国政府于50年代把哈族华人安置在农村，给予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使其安定下来。后来，哈族华人中的大部分人弃农经商，努力经营外贸与创办企业。现大多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几乎都居住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生活比较富裕。维族华人经商时间早于哈族，经商人数多于哈族，富有者不少。[30]欧美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人，初到移居国时绝大多数不懂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语言障碍使多数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政府发放的救济金生活。为了摆脱因文化程度低下而饱受其苦的困境，他们除自己努力学习西方语言及谋生技能外，还千方百计供孩子上学。到1988年，美国的苗族子女中已有10人获得博士学位，26人在攻读博士学位，50人在攻读硕士学位，100多人在攻读学士学位[31]。少数民族华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拓宽了他们的就业门路，不少人在当地的工厂、商店、公司、文教单位、政府部门找到了工作，有的成为中小业主。在中亚，维族、回族占华人总数的85%以上，多数居住农村，多数从事农业，也有不少人从事工商业。由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是前苏联的共和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因此贫富悬殊没有西亚地区的华人那样大。1970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维族华人居住城镇和乡村的比例分别是39.1%和60.9%、24.5%和75.5%、46.4%和53.6%[32]，上述三国的维族华人主要聚居在近30个维族村内。这三国的回族华人，与维族一样在居住方面具有“小分散、大集中”的特点，主要聚居在多个回族村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如哈萨克斯坦的回族华人（主要来自陕西、甘肃、新疆）主要聚居在5个回族村，世代以种植蔬菜为主，所产蔬菜占该国市场销售量的70%。苏联解体以后，蔬菜价格跌落，生存环境恶化[33]。吉尔吉斯斯坦的回族华人基本上垄断了该国的蔬菜种植业，在首都比什凯克最大的一家农贸市场上，卖蔬菜和水果的一半以上是回族华人[34]。中亚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人，从事商业的人数与规模虽然比不上西亚，但他们开办的公司、企业、工厂比过去大增，其所经营的业务大多与中国有关。中亚少数民族华人子女接受教育的重要渠道是就读于当地的维吾尔族学校和回族学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已有维族副博士、博士百余名，其中有的成为本共和国科学院和前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回族华人中先后涌现出大批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其中有教师、学者、作家、诗人、记者与艺术家[35]。在南亚，藏族、维族占华人总数的90%以上（其中藏族占华人总数的70%）。藏族华人80%居住在印度，他们60%生活在聚集区，40%生活在散落居住区。从事农、牧业者在聚集区达50%，在散落居住区为30%，其余从事服务业、经商、小工艺品制作等[36]。藏族华人文化水平低下、安置就业艰难、生活环境不好、贫困人口较多。维族华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国际贸易的人数较多，由于近年经济不景气，不少人已移民欧美。在东南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华人人数之多居各地区之首。越南的壮族（岱族、侬族）华人多居住在盆地或丘陵地带，主要以农业为生，种植的作物主要有稻谷、玉米、三角麦、花生、红薯、豆类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较浓；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苗族、瑶族华人多居住在山区，以种植玉米、旱稻、三角麦、芋头、瓜类、豆类等山地作物为主，不少人仍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贫困者占多数。缅甸、泰国的回族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多从事马帮运输和对外贸易，50年代以来一部分人已转入农耕。目前他们之中的少数人经营工商业，多数人是小商业主、小农场主、司机、职员，生活并不宽裕[37]。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东南亚少数民族华人中从事中越、中老、中缅边境贸易（包括边境旅游）的人数大增。
特点之六：分裂势力不得人心
在少数民族华人中，有极少数人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其中“东突”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从20世纪初至今在新疆及国外制造了数百起动乱及恐怖暴力事件；流亡印度的达赖集团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也是在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鼓吹“西藏独立”。“东突”与“藏独”的手段虽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分裂祖国。
突厥最初是一古代游牧民族的专称，曾活跃在阿尔泰山、中国北方草原等地带，突厥人于公元552年曾建立辖境辽阔的汗国，后分裂为东、西两部。8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在唐朝打击下相继灭亡，之后其后裔逐渐与其他民族相融合。11世纪以后在国外有的史籍中记载的“突厥人”，已经不限定于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一切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诸民族的共称。在历史上，一些人声称的由所有突厥人组成的统一国家不曾存在过。19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殖民扩张的深入，为了达到分裂和控制新疆的目的，某些老殖民主义者进而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编造所谓新疆是“东突厥人”的家园的谬论。20世纪初以后，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与宗教极端分子，根据老殖民主义者炮制的说法，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进行活动的旗号。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趁新疆战乱之机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不到3个月便瓦解了。1945年11月，艾拉汗·吐烈等趁反盛世才而爆发起义之机在伊宁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大肆反汉排汉与制造分裂，分裂政权存在半年多便瓦解。新中国建立后，新疆民族团结一直是主流，但分裂暗流在50年代至60年代仍存在，70年代展开了反分裂斗争，使新疆保持了约10年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80年代在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下，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进入90年代，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38]，“东突”还在国外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东突”曾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资助，在阿富汗接受恐怖活动训练，与本·拉登及中亚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合作[39]。故此，2002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并将冻结该组织的资产。同年9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安理会颁布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
达赖集团1959年叛逃到印度后，鼓吹西藏独立，组织流亡政府，控制被裹胁的数万藏胞，但内外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不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而且由于多数藏胞生活日益贫困，对“藏独”心灰意冷，对“控制”产生不满。达赖集团控制下的藏胞社会是靠印度及国际社会的某些援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生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且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为限，因此不但发展没有活力，而且“藏独”信念容易动摇。1998年以来，达赖集团变换手法，提出以非暴力的方式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企图按他们的标准要求西藏“高度自治”以退为进、拯救“藏独”。达赖集团策略上的变化与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改善有关。有的外国媒体认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2003年6月23日在北京同中国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其中印度政府首次以正式文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直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印度政府的方针发生了转变”[40]、“可能标志着在棘手的西藏问题上取得突破，可能被认为是在打破印度对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41]
在少数民族华人中，参与及支持“东突”、“藏独”只是少数人。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地华人时常可接到“东突”分裂组织的匿名电话，恐吓他们不要与我使馆接触，要求他们参加有关分裂中国、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活动，但绝大多数华人都拒绝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愿意与祖（籍）国、家乡新疆保持友好的往来关系[42]。在印度，多数藏胞虽然处于达赖集团的严格管制下，但“藏独”骨干分子极少，多数藏胞对“藏独”失望。
收稿日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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