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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一股研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近些年，这一热潮又和我国国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热”结合起来，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关注和研究国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的问题、观点及其讨论情况，对我们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发展情况
国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热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最为突出。
在日本，东京、京都等地现在有许多研究孔孟思想的学会和研究所。他们把研究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结合了起来。1987年，日本文部省资助了一项《东亚比较研究》的大型研究计划。在第一次会上，项目负责人、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说：“应在新的现代化论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支持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儒教性因素的有效性。”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日本许多思想家企业家主张用儒家伦理精神激励人们。日本著名的伦理研究所创始人凡山敏雄在会员必读的《人类幸福之路》一书中，就引用了不少中国传统美德的语录。他用《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语录激励人们不要怕苦难。用《史记》中的“得时难而失之易”的话，教诲人们爱惜人生，爱惜今日。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他一生按孔子《论语》精神倡导和实践的企业精神，在日本影响很大。在他所著的被誉为“商务圣经”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说：“《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打算盘是利，《论语》是道德”，主张义利合一，不可分离。成立于1970年的日本松下电器商学院，处处以儒家经典为学习内容。该院的研修目标就是《大学》中的“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竭尽全力地实践商业道德，至诚无欺地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在去年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说：“现在，人类面临着利己主义还是共生主义问题。这正是儒学再次崛起的契机，因为儒学才是关注人类最根本问题的思想。儒学的共生主义正体现在‘达己必先达人’的精神中。”
在新加坡，从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就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教育当局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以培养具有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一代人。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在韩国，儒学思想早在汉唐时代就传入朝鲜半岛，影响很大。创建于公元992年的国子监，1398年更名为成均馆，1946 年改建为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学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该校一年级学生都必须学习《儒学原理》。中央有成均馆，各郡县则设乡校300多所，利用寒暑假对中小学生进行儒家修身和忠孝仁爱的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并且他们把儒家道德和企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的作者、韩国釜山大学教授全日坤1988年曾说：“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在两国（指日本和韩国）中，儒教是最具有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韩国国立大学哲学科尹丝淳教授说：“特别是儒教的人尊、人道思想，才是纠正现代文明弊害的珍贵的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美英等国家中，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热”。远在1951年，在费正清教授倡导下，美国远东研究协会就成立了中国思想研究会。70年代到80年代，在美国又兴起了以成中英、杜维明等美籍华人为代表的“新儒学”。他们发表了大量研究儒家传统文化的著作。1993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东方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青少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说：“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坚持高度的目标原则，讲理想；坚持高度的责任原则，讲德性；坚持公利原则，不讲私利；坚持权利原则，注重自我修养。这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有很重要作用的。”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北京“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现代社会可以从儒学中挖掘出许多丰富有益的资源。”儒家精神“可以抑制高度西方化暴露出来的极端个人主义、激烈而残忍的竞争、过分的法制滞涨，等等。”
在英国，本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赞扬，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可以“成为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所以，他预言，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的合作，将在未来“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
总之，随着中国向世界开放，一个相当独特的“中国热”和“中国传统文化热”将会进一步发展。
二、国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原因及我们的反思
近20年来，世界各国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重视，是有其复杂原因的。
第一，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来说，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在当今日本社会，作为人际关系规范的伦理观念，很多都是来自儒家伦理。“和为贵”、“忠”、“诚”、“孝”、“恩”等，对日本人来说，至今仍是至上的美德。日本企业中的“团体精神主义”、“忠诚团体意识”就是儒家精神在企业中的体现，而且凭靠这种精神，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另外，和日本政府的提倡有关。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说：“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正因为上述等原因，儒家伦理道德一直支配着日本人的行为。韩国、新加坡等国重视儒家伦理，原因也和日本大体相同。新加坡领导人更为重视。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从西方国家来说，是和他们的经济趋于停滞及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关。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一个模式。可是本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我国的台湾省等，经济发展速度惊人。这样，“欧洲中心论”就被打破。一些学者认为，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如此迅速发展，是否有一种东方企业精神即儒家的传统精神在起作用。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会议主席蒙特利尔大学校长高启教授说：“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间，由于西方的技术经济占优势，所以在哲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就自居先进地位。但如今东方的技术经济已经赶上来了，甚至有凌驾西方的趋势，现在该是西方觉醒虚心向东方智慧学习的时候。”西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企图在现代经济和中国文化之间觅找结合的契机。另外，在西方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可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是空虚的，从而导致了西方社会常见的吸毒、酗酒、独居、同性恋、卖淫、强奸、自杀、凶杀等畸形社会现象。这种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迫使一些有识之士企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补救的良药。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在会后的宣言中，他们针对西方世界道德危机问题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寻找机会。”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注重道德，正是孔夫子思想的精华。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它的文化不能不引起海外世界的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更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和广大人民要求了解中国的愿望日趋强烈。加之，在西方的华裔和华侨中，也产生了“回归意识”和“寻根意识”。这样，在70年代末，便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瑰宝，理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
面对国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们应该怎样看呢？我认为，第一，要学习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是很丰富的。对我们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来说，是一知半解或茫然无知的。所以，我们尽可能挤时间学一点。另外，在学习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是不对的。第二，要把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积极营养。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结合自己的斗争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下产生的。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