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在世纪之交——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座谈会论文,中年论文,作家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期5天的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于1997年7月19日在大连棒槌岛闭幕。座谈会开得紧凑而热烈。座谈会既有座谈，还有“走谈”——会议之所以选择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召开，是因为主办会议的中国作协认为，到大连开会，让作家们看看改革开放给大连带来的巨大变化，看看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和崭新风貌，对作家们创作激情的燃点，将是一个推动。因此，座谈会既有济济一堂的热烈讨论，也有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建设一线的走访。作家们认为，这是一次内容丰富、坦诚交流、催人思索、气氛活跃的会议，对中年作家们在世纪之交自觉地承担起承上启下的责任，完成多出优秀作品的使命，具有重大的意义。
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发表关于繁荣长篇小说、儿童文艺和影视创作的重要指示以后，中国作协曾在长沙召开工作会议，落实总书记的指示。在1996年底召开的五次作代会和六次文代会开幕式上，江总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给文学界以极大的鼓舞。近年来，各级领导对文学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活跃，都是前所未有的。仅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例，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近600部之多，其中不乏感人至深、动人心魄的篇章。然而作家们也深切感到，和如此庞大的出版数量相比，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实在是太少了，真正深入人心传之久远的宏篇巨著，更在期待之中。如何使这种期待变成现实？自然成为了这一会议的中心话题。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在会议一开始就和时届中年的作家们屈指算了一笔年龄的细账：中年作家们阅历丰富、思想成熟、艺术追求也渐入佳境，又正当年富力强，可以说是创作的黄金年龄。展望未来，世纪之交，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多少令人激动的历史性巨变就在眼前：1999年，人民共和国将迎来50周年大庆，在即将跨入21世纪门槛的时刻，我国将实现国民经济第二个战略目标。2010年，我国将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第三个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将得以形成。到了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成熟和完善。在未来20多年里，为本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画上一个更辉煌的句号，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响催人奋进的号角，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将更多更重地压在中年作家的身上。我们中年作家应该意识到，20年光阴，也不过是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如何紧紧抓住似水流年，为民族、为历史留下无愧时代的佳作力作，的确是每一位中年作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翟泰丰的话，引起了与会作家的共鸣。作家们说，写作固然是最具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但对于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来说，脚下，不可能离开生活的坚实土地，背后，不可能没有伟大的人民，胸中，不能不翻卷着时代的风云。在作家充满激情与个性的独唱的背后，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队的合唱！
生活，常青的话题
参加座谈会的，都是近年来创作成绩突出的中年作家。通过他们的谈话不难看出，几乎每一篇佳作的诞生，首先是生活的赐与。是的，在有些人的耳朵里，“深入生活”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但只要你置身会场，听一听作家们讲述各自独特的生活体验，就不能不被那鲜活的感受所吸引。栩栩如生的人物、真实感人的故事、妙趣横生的语言，经过作家们绘声绘色的叙说，使与会者时而陷入凝重的沉寂，时而又爆发快乐的笑声。这时候你不能不感慨，生活，固然是老生常谈，又何尝不是一个常青的话题。与会作家们深入生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贾平凹有着深厚的陕北农村生活积累，为了开阔眼界，他在中国作协的安排下，到东部城镇了解改革开放的成果；广东作家吕雷、江苏作家储福金、周梅森、河南作家杨东明等，则在当地党委的帮助下，常年在基层单位挂职：北京作家袁一强，自己租了一辆三轮车，在北京的街头拉脚，当了几个月的“现代祥子”……作家们描述各自通过不同方式撷取的生活感受，可谓异彩纷呈，结论却又如此惊人的一致。武汉作家刘醒龙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学问比生活本身更深刻。他说他的作品，无论是《秋风醉了》，还是《分享艰难》、《路上有雪》……无一不是“生活赋与我的”。他感慨地说：“作家不要太聪明，更不能自恃聪明，面对生活还是老老实实将自己投入其中，这才是最要紧的。向生活学习，用生活来滋润自己，写作才会有永远的生命力。”电影剧作家王兴东，以《离开雷锋的日子》等20余部作品蜚声影坛，他说：“我无法剪断插入生活奶瓶里的吸管。我的使命就是从生活的原始形象，创造成为电影的文学形象，一个可以摄制的未来的银幕形象。”
作家们对“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命题的思考，绝不是对一个哲学命题的简单图解和诠释。其中既有对个人创作道路的反省与抉择，又有结合创作实践，对不同创作门类撷取生活方式所作的深入探讨。这就使座谈会上关于生活的话题并不停留于泛泛之论。刘醒龙坦言自己曾经在纯粹的技巧探索中迷失，是一首名为《一碗油盐饭》的小诗使在“先前的创作路数上春风得意”的他警醒：“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刘醒龙说，我从未读过也未见过只用如此简单的形式，就表现出强大的震撼与穿透力的艺术作品，那么平凡的文字却能负载起一个母亲的全部生命质量，而这种在贫寒与凄苦中竭尽全力给后人以仁爱、温馨和慈善，正是千万个中华母亲的人性之光。他明白了，文学，必须投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而当他将身心投入到生活中时，他“恍然悟出自己总算找到了真正的老师”。他说生活不仅给了他人物，给了他故事，给了他语言，更给了他情感，给了他新的灵魂与血肉，给了他把自己的灵魂与血肉铸入作品，祭奠生活的激情。王兴东则分析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不同的美学要求，畅谈在生活中如何“用电影造型的目光去捕捉未来影片的造型素材。”长期以满腔的热情介入改革开放的实践，以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而赢得赞誉的江苏作家周梅森更倡导一种对生活的非功利的参与精神，他说，从房地产热到股票热，从股份制改造到大规模基本建设，只要有可能，我都愿尽我所能去体验，去尝试。我愿为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与风险，也将理所当然地分享这场伟大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我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不做生活的旁观者。
人民，永恒的牵挂
海军政治部创作员、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反贫困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被誉为“反贫困作家”。五年来，黄传会连续出版了《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和《中国贫困警示录》等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了创作这三部作品，黄传会的足迹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赤水河到黄土高原，深入到全国21个省（区）的63个贫困县采访，接触了大量的失学儿童和山村教师，和人民的情感血脉相通。因为有了黄传会的报告文学，他写到的穷乡僻壤收到了几十万元的捐款，他写到的所有失学儿童都得到了救助，他采写过的默默无闻终老山村的教师，成为口碑传颂的楷模。他说，那些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民，成了他永恒的牵挂，这是他决心不放弃“反贫困”题材的动力。黄传会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催人泪下。寂静的会场，似乎可以听到作家们共同的心跳声。不少作家说，从黄传会的讲话中，我们听见了人民的呼唤，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找到了情感的差距、境界的差距。
黄传会的发言，一腔热血，铺天盖地。小说家何申的发言则平实冷静，他把对人民的感情，更深地藏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这位塑造了不少乡镇干部典型形象的河北作家，始终把创作的目光对准塞北山区，对准了这里的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他说在写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时候，他首先要求自己有一份“不搀水分的实情”。在这种“实情”的驱动下，他几乎跑遍了承德地区的几百个乡镇村庄，成为广大农民和乡镇干部的知心朋友，由此把他们在时代前进中的身影，写进自己的作品里。何申进而认为，同样，因为心中装了这份实情，一个作家应该尊重人民，有胆量让人民检验自己的作品。他本人就经常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描写的对象，从人物到情节，从细节到语言，无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何申还认为，心中装有对人民的实情，就要把人民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把人民的疾苦看作为自己的疾苦，不作局外人，而应该忘我地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事业之中。
人民需要文学，文学更需要人民。以《天网》和《法憾汾西》赢得了崇高威信的山西作家张平，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自己的作品发表后特别是打起了官司以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关切——农民们凑了500元钱，说：“咱们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张平从人民的支持中获得了文学的方向与信念。他说：“我还要再说一遍，我只盯着现实，现实比一切都更有说服力。如果别人卖的是人参，那我就心甘情愿地卖我的胡萝卜。……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至生至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不管是黄传会、张平激情澎湃的倾吐还是何申平实质朴的诉说，都显示了我国中年作家群体在人格准备上的优势。用山西诗人张不代的话来说，因为他们人生的整个黄金时代，始终同祖国与民族所处的大时代结伴同行，始终同人民的忧欢荣辱相偎相依。他们的身与心都曾和人民一起经历过大痛苦和大欢乐，这使他们对时代对历史对未来对现实对人类对祖国对民族对人生对生命，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广度和力度。这种情感的指向与人民的生活相融合，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相接触，是奠定一部优秀作品的基石。
中年作家们将格外珍惜这一份阅历对情感的赠与。
慧眼，时代的需要
浙江作家叶文玲呼唤作家们燃起歌唱生活歌唱时代的炽热的激情，她祈盼自己“把激情这块燧石长长拥有牢牢拥有而千万莫要遗失，并用它敲打出最绚丽的火花。”
然而中年作家们并不讳言，面对一个浪潮滚滚向前却又时有沉渣泛起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却又缤纷迷乱的生活，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因为每有迷茫和困惑在挫伤他们的激情。与会作家们一个共同的心声是：我们需要借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更深刻地认识时代，更准确地反映时代，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成为一个真正的时代的歌者。
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见长的张平说，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受益者，我也是改革开放事业光辉成就的目睹者，我在揭露社会阴暗面、为人民鼓与呼的时候，时刻不忘告诫自己，要对我们的时代作出总体的把握，决不能把老百姓对贪污腐败的痛恨，转化为牢骚、发泄、悲观和谩骂。反腐倡廉斗争，是改革开放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我不能掌握好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全局和局部、光明和黑暗的关系，给改革开放的大局带来些许的损害，都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周梅森说，在这纷乱的生活现象面前，请相信一个中年作家的最终抉择。当然，也应该允许作家们对时代对社会生活有一个逐步理解的过程，允许他们探索、反映生活中出现的偏差。不过可以放心的是，我们将不断地调整自己，力图完整、准确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他说，我的新作《人间正道》，就是我对时代新的思考和反映，如果说还值得肯定的话，那就是因为，这是我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思考了时代、思考了生活的结果。
何申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融入一个作家的情感方式，变为一个作家理解国情、理解生活和理解人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为与会者讲述了中篇小说《年前年后》的创作过程——他从平凡的乡镇干部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他们的坚忍和实际。正是这些貌似庸常的人们，把自己的情感和乡镇的百姓们熔为一体，运用着最民间最质朴甚至于几近粗俗的方式，为百姓们谋着切身的利益，完成共产党员的责任。他的中篇力作《年前年后》即由此而生。
超越，相约的竞赛
很多中年作家们慨叹我国的文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最有利于出佳作力作的时期。党和各级政府的关心扶植，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空气。文坛的浮躁心态经过时间的磨洗和作家的自省，已经日趋平静。作家们说，现在总算有情绪坐下来踏踏实实写东西了。
不过，中年作家们在看到自己的长处的同时，也清醒地反省着自己的弱点。他们说，因为出了不少书，评了职称，有了一点社会地位，有的人可能会安于现状，有的人甚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因为约稿太多，作品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的人便可能缺乏打磨作品的兴致。同样，应酬过多，俗务纠缠，也会使中年作家们不再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知识，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养。为了实现创作上的自我超越，当务之急就是战胜自我。
诗人舒婷说，中年写作，应有回顾、反省、总结的自觉，应追求一点大的突破。但这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可能放弃了你原来已经赢得的读者，但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中年作家，你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她说自己曾经三年放弃诗歌的写作，转而写散文随笔，目的就是试图实现这一突破，而后她又重新写起了诗歌，也是为了这一突破。
陕西的文学评论家李星说，新的突破除了需要生活的积累，情感的丰富和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外，也需要艺术的借鉴和创新。说到底，这一切应该熔铸为一个作家的心灵、情趣、学养和才情，熔铸为一个独特的创作个性。未来佳作的诞生，最终来自作家们遵循艺术规律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来自生活和学养培育的伟大的灵魂。因此，突破自我，超越自己，不光靠决心与勇气，还要靠甘于寂寞的宁静之心，靠“于学无所不窥”的广博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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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自我，超越自己，在世纪之交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成为了座谈会上的热烈话题。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已经15年没有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近来一部《我要做个好孩子》，赢得了广泛好评。她表示，她不会再像15年前一样冷漠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她将力争在下一部作品中，艺术上有新的追求，新的面貌。同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秦文君，则总结了自己的作品《男生贾里》成功的经验，指出儿童文学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就是要问孩子们是不是能接受。她说，儿童文学作家不应满足于领导的重视、出版社的包围，应该深入探讨如何赢得小读者的喜爱。她表示，自己要在这一标准面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家们纷纷表示，创作上的突破固然有待于自己作更深入的思考，有赖于作家们各自的劳动实践，不过，通过这次座谈会，大家沟通了思想，展示了成果，明确了使命，增强了紧迫感，请相信，世纪之交，中年作家们一定会以各自的劳动成果，为伟大的时代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