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总量结构界限定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收支论文,定量分析论文,界限论文,总量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着重剖析了社会总供求均衡和失衡中的财政收支数量界限，并进行了财政收支结构合理性分析，提出加强财政监控的主要对策是：确立财政部门在财政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发挥财政资金有偿使用的调节作用；认真执行《预算法》；强化税收征管，制止财政收入流失。
一、社会总供求均衡中财政收与支的数量界限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资金是整个社会资金中的一部分。从表现为价值形态的社会总产品的初次分配看，财政收入（在国内）主要来自企业纯收入部分。通过社会总产品的再分配，财政收入也有来自C+V的部分。财政通过收支量的变化，调节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关系。西方经济学中常用以下公式作为宏观分析的总供求均衡关系：总供给Cs+S+T+M=Y≡E=Cd+I+G+X=总需求（式中Cs：消费供给；S：储蓄；T：政府净税收〈除去转移支付〉；M：进口额；Cd：消费需求；I：投资；G：政府支出；X：出口额）。若应用上述均衡公式分析中国具体情况，则T为税收加利润上缴及其他财政收入，G包括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投资支出，I为企事业和个人投资。两边还应加上折旧等转移价值部分D，同时减去劳务收支部分，于是公式变成：D+Cs+S+T+M=Y≡E=D'+Cd+I+G+X。这里有五对资金流，其中政府税收T与政府支出G是国家财政资金分配总量。中国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资金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均衡的关键。
财政收入的总量随支出多少而定，应在最高上限和最低上限之间增减，要体现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合理的分配关系。这里为了分析方便，暂时撇开公债、国库券等国家信用形式，仅论述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取得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中的经常收入部分，主要来自企业纯收入m，在国民收入(v+m)既定的前提下，v与m互为消长，
是上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B即为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的最大限量，加上上年财政收入客观最大限量，就是当年财政收入最高数量界限。
除了战争、特大自然灾害等非常时期外，财政收入的最大增长量，应扣*企业留利和劳动者收入增长部分，这是从收入角度测算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可行量。在B中扣除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额后的财政收入增长额B'，应为
是劳者当年收入中新增长的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经费增加和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属于财政支出范畴，不在收入测算的因素之中。在上述可行数量中，还须根据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再切成两块，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自收自支、自行管理的非集中性财政资金和国家预算集中的财政资金。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的可行数量，加上上年财政收入的可行数量，就是当年财政收入的可行数量。
上述财政收入数量的上限和可行数量，是从收入本身角度计算确定的。而考虑财政收入数量下限，笔者认为其下限应由财政支出的最低必需量确定。一般来说，其最低必需量受三个因素制约：1.相对固定的社会共同需要量Gb，如行政经费和国防经费；2.变动的社会共同需要量Gd，如文教卫生事业经费；3.社会的维持性积累支出量Wgr（其中Wg为人均维持性积累支出，r为人口新增量）。上述最低资金需要量构成财政支出的最低限量，用等式可表示为：B"'=Gb+Gd+Wgr。
在Y=E，T=G的前提下，财政支出的最低限量，成为财政收入的最低限量。同时，财政收入的最大限量和可行数量，也就是财政支出的最大限量和可行数量。在建立财政分配预警系统的价值指标中，财政收入的最高限量和最低限量，就是上临界警戒线和下临界警戒线，可行数量即是平衡线。在财政收支平衡线的目标值和上下临界值之间，还应考虑一个超前量，设置两条超前警戒信号线D=±Q[,0]Q的值如何确定，需根据财政政策的松紧，一般地可以把Q值定为±0.6左右。当1＞｜D｜＞｜Q｜时，D值落入警戒区，如及时采取调控措施，可以使财政收支状态稳定在容许范围之内。当｜D｜＜｜Q｜时，表明财政收支状态正常，在预控图上，D值则落入安全区。此外，还可以用
的公式，求得偏离平衡线的目标预警系数。其中△X[,i]为预警指标的实际值，△X[,0]为预警指标目标值，R为预警系数。当｜R｜≠0时，表明财政分配状况不处于理想状态；当R＞0时，表明财政分配过度；当R＜0时，表明财政分配不足。当预警系数超过上下临界值，表明财政分配严重失衡，危及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社会总供求失衡中财政收与支的数量界限
下面我们讨论在Y≠E的前提条件下，财政收支总量的合理界限。Y≠E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Cs+S+T+M＞Cd+I+G+X，国民收入处于收缩状态；另一种是Cs+S+T+M＜d+I+G+X，国民收入处于扩张状态。或者说，前者处于总供给相对过剩而总需求相对不足之中，存在着一个紧缩缺口QQ'，见下图：
后者则反之，处于总供给相对不足，总需求相对过旺之中，存在着一个膨胀缺口QQ'，见图：
无论总供求处于上述何种状态之中，财政收支继续保持T=G，或T+△T=G+△G，显然是不合格的。把T与G作为调节总供求的法码，放入整个均衡公式中考虑政府的综合调节平衡作用，就需有个正负调节增量，使总供求重新恢复均衡，因此需要将以上两种总供求失衡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总供求第一种失衡状况Y＞E。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所以中国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造成失衡有许多原因，有可能是Y与E，除T与G以外的各项中，有一项失衡，如S≠I；也可能是各项都不相等，正负差抵消后还有一个余额，致使总供求失衡。为了恢复总供求的均衡状态，让等式的左边△Y=-△T，或△Y=+△G是合理有益的，使等式成为Y-△T=E，或Y=E+△G。上述两个等式的含义不同，负的△T，意味着政府作出减税让利的政策措施；正的△G，表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增加的支出额可能是赤字，也可能是运用信用形式从国内外所借的款项。从供求总均衡的要求看，为增加财政支出△G，用公债或国库券形式，从国内企事业和城乡居民手中所吸收的款项，又直接减少Cd和S，抵消政府增加支出的效应；从国外获得的借款收入，因物资同时进口，即总供给△Y与△G同时增加，则减弱甚至抵消政府增加支出的效应。所以，在Y＞E的总供求失衡状态下，财政赤字支出是比较有效的平衡办法。但是，在总供求逐步恢复平衡的过程中，应重视设法吸收因增加赤字支出而导致过量发行的那部分货币，以避免造成通货膨胀乃至滞胀。需要说明的是｜-△T｜≠｜△G｜，因为两者的乘数不同，效应相异。政府支出（购买支出）的乘数是
，税收因受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乘数是
，其中b是可支配民间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0＜b＜1)。将政府购买支出乘数与税收乘数相比，可得出：
。因此，从逆向推论，要使总供求平衡的左右边效应相同，减税让利的量和增长政府支出量的绝对值不应相等。还需指出，用借款形式组织财政收入，不一定是Y＜E或发生财政赤字支出时才被运用。从以上分析中可知，由内债收入相应增加的财政支出△G，作为一笔购买力的转移△G=-△Cd+(-△I)，需求总量没有增减。所以，即使在总供求均衡的状态下，同样可以运用内债收入，将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转化为政府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不影响总供求均衡。如果Y＞E，是因为其中一对应项不相等所致，如S＞I，政府可直接通过向银行借款，增加支出，实现其均衡效应，即｜-△S｜=｜△G｜。
总供求的第二种失衡状况Y＜E。一般情况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经济发展过热，它与总供求的各项因素都有关，趋势也一致，即Cs＜Cd，S＜I，T＜G（除M与X以外）。由于时滞性和乘数作用，上期的S＜I和T＜G，成为长期Cs＜Cd的直接原因。所以从国内价值分配看，实施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松紧协调，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的关键。最初是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接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加入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之间的恶性循环，形成自我维持、自我推进的内在危险倾向。因此，除银行配合财政采取吸收存款S，减少贷款I和控制货币发行外，财政收支还要发挥如下平衡总供求的作用：1.增加税收和上缴利润，使△T=｜Y-E｜，加上银行增加的存款△S，则△S+△T=｜Y-E｜；2.减少财政支出，使Y-E=-△G或Y=E-△G，再加上银行收缩信贷计划减少的贷款-△I，则Y=E-△G-△I；3.增加内债的数额，作为吸收多余的购买力-△Gd，并将其冻结起来。尽管无谓地损失利息支出并相应增加一定的Cd，但能有效地控制总需求。此外，还可采用将黄金投放市场，以吸收购买力，回笼货币，减少总需求；动用外汇储备进口返销商品物资，以增加总供给。
还有一种情况：Y=E，而T≠G。当T＜G时，它说明财政与信贷、外汇之间起着互补的效应，在总供求平衡公式的两端各项间，相互调剂余缺，融通资金和物资，包括以债券形式吸引Cd，填补T＜G的缺口而不破坏总供求的均衡。虽然T＜G，但S＞I，使S+T=I+G，信贷相应收缩贷款能力，以支持财政，是松财政紧信贷的有效结合形式；当T＞G时，有S＜I，使S+T=I+G，这是财政将结余支持信贷，银行代理国库，将财政结余自动地转化为信贷支出，仍保持总供求的均衡，经济在紧财政政策和松信贷政策配合下稳定运行。尽管Y=E，但各项之间的调剂配合形式和数量的不同，对经济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如宽松财政和紧缩信贷的配合，可以缓和财政赤字，但不利于扩大投资；紧缩财政和宽松信贷的配合，则限制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但可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调剂配合的形式和数量，应根据各个时期的经济形势和政策需要决定。
三、财政收支结构合理性分析
我们知道没有合理的结构，总量平衡是不稳固的。财政收入结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国民经济部门、地区和产业结构角度，分析财政收入结构合理性；二是从社会经济成分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税收、利润和债务等收入形式结构中进行分析。从前者说，财政收入取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事业单位，其数量的多少，对国民收入分配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对它们的发展起着鼓励和制约作用。中国的调整做法，一般对发达部门、地区和企业实行高税、高利政策，对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环节和老、少、边、穷地区实行减税让利，并配合以亏损补贴、调剂补助等扶植照顾方法，调整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和地区生产力布局。此外，还应充分发挥部门、地区和企业的优势，参加国际大循环，通过联营和兼并等办法，带动落后部门，发挥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从不平衡到平衡。中国的财政分配实践证明，平均主义做法虽使税收结构似乎合理，但宏观经济效益低下，发展缓慢。从后者角度说，财政支出结构，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构成的统一有机整体。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监督指标，应分析维持性支出和发展性支出与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关系，以及部门、地区、产业等结构比例。其具体分析是：
1.财政的维持性消费支出，应是前期达到的消费性支出总量，加上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发展必须相应增加消费性支出。它分为社会消费支出和个人消费支出两部分。财政维持性积累支出，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非生产性积累支出最低数量界限，除受上年非生产性积累的实际支出量大、小的制约外，还决定于上年达到的人均拥有非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和当年人口增长的因素。生产性积累支出最低限量，是维持人民原有的实际生活水平，必须由财政安排的生产性投资的最低数额，它决定于国有企业及其它经济成分实现的生产性投资量、人均消费量、人口增长量，以及投资系数四个因素。
2.财政的发展性支出，是当年财政收入最高数量，减去维持性支出的最低数量。如果缺乏有效的微观自我约束和宏观控制机制，发展性支出具有内压外挤的无限扩张性，故要把好监督发展性支出总量的关。否则，外挤造成财政赤字，内挤挤掉维持性支出。发展性支出，分为发展性消费支出和发展性积累支出。发展性消费支出量，受非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人数、人均工资收入额、工资增长系数、消费总量和公共消费增长系数等因素制约。发展性积累支出的最大限量是：在发展性支出总量中，扣除以上非物质生产部门职工收入增加量和社会公共消费必要增长量后的余额。
3.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产业及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等方面的比例关系。
四、中国财政监控的回顾和对策
由于指导思想上认为经济超高速增长，必然以大规模的投资为前提；对各级政府和企业业绩考核，主要看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相互攀比上投资项目。加上现行财政体制上的漏洞和政策不配套，缺少法制，约束软化，直接导致和加剧宏观失控。税前还贷，使投资规模难以控制；减免税约束软化的影响，大大超过建筑税奖金税对投资、消费膨胀的控制作用；预算管理缺乏严格的法制制约，造成宏观失控。
近几年来，我们提倡把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体制，向以间接经济手段为主的调控体系转化。但是，转化必须具备如下经济条件：企业形成充分的自我约束机制；形成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制；重要决策的科学化；具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在条件基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转化，必然造成宏观失控。由于财政缺乏应有的决策权和制约权，导致调控手段弱化。其具体表现如下：
1.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调控能力弱化，如投资、消费、信贷、社会总需求失控。
2.财政自我调控能力弱化，财政收支连年失衡。
3.财政对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控能力弱化，产业结构失调。
4.财政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控能力弱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5.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调控能力弱化。
6.财政对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调控能力弱化，预算软约束，预算外资金失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除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改善宏观调控的各种经济条件外，必须加强财政宏观调控：
1.确立财政部门在财政调控中的主体地位。为此，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财政与政府的关系。财政在国家预算的编制以及财政调控政策的决定方面，首先应向人民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服从法治，避免人治。二是财政与计委的关系。将他们之间的主从关系转变为相互制约的关系，发挥财政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制约作用。三是财政与经委、企业主管部门的关系。财政控制权要集中于财税部门，经委和企业主管部门不得越俎代庖，或从中梗阻。四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建立以中央集中调控为主，集中调控与分级调控相结合的分级财政体制。由分割预算（区分预算内、外）过渡到整体预算（取消预算内、外界限），实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分级调控，层层制约，确保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
2.根据历史数据和国外经验，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0%，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70%。鉴于当前企业不具有自我约束机制，行为短期化；资金过于分散，企业预算外投资失控，重复建设多；财政困难，缺乏必要的调控能力，产业结构调整缺乏必要的财力，较好的办法是将企业预算资金进一步集中，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与企业承包有关。承包基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收入的实际价值大为降低。因此，可实行承包基数每年随通胀率进行调整的办法。
3.在当前各地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为贯彻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帮助热销产品生产，应发挥财政资金有偿使用的调节作用，除纳入信贷计划综合管理外，尽快制定统一管理制度和方法，使其完善与健全。
4.执行《预算法》，划清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的关系，明确预算审批权限。经人代会批准的预算方案，不得随意变动，追加预算须经人代会批准。
5.强化税收征管，制止财政收入流失。强化税收征管，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全国各地区的情况看，集体企业产值已占相当大的比例，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户数不少，盈利丰厚。因此，强化征管，一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该减则减，该收则收，从严掌握；二是加强对集体、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税收管理，制止税收流失。
（本文承彭澄教授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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