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宏观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框架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F0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08)07-0001-06
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从微观角度来说，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运用个人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优化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分析民主政治中的选民投票行为、政治家的动机及其相关决策过程等问题。宏观角度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是运用微观新政治经济学中的选民投票理论、政治家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去分析社会的政策。宏观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政府、政策和政治。
一、政府
宏观经济行为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当我们从宏观层面来考虑经济政策时，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刻画政府，或者如何模型化政府的行为。新政治经济学描述政府行为时一般要考虑三方面的问题。
(一)善良的政府还是邪恶的政府
政府是善良的(benevolent)还是邪恶的(malevolent)，这对于政策分析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善良的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最优的增长速度，不同执政者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是个人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理解不同，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一个自私的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使其自身或其所关心的人的福利最大化，不同执政者采取不同政策皆因个人利益的实现方式不同。
宏观经济学中考虑的政府通常是善良的政府，新政治经济学也讨论善良的政府，但其重点在于揭示为什么善良的政府也不能实现理想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还是最优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主要原因在于：(1)非扭曲性税收的不可得性，这在经济学中已被广泛研究；(2)政府无法对政策给予承诺。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通常是一个邪恶的政府。如果政府是邪恶的，其目标就是使自己的私利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来考虑政府，就会引出许多新问题，如委托代理问题、分权与制衡问题、寻租问题等。
(二)抽象的政府还是具体的政府
对于抽象的政府，既不需要考虑政府的具体组成人员，也无需考虑政府内部的结构和权力斗争，仅简单假设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像个人一样行事，它的行为只受到平民的约束，政策博弈的双方是政府和平民。对于具体的政府，则需要考虑它的权利结构，政府政策的博弈既有平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也有政府内部组成人员之间的博弈。
新政治经济学既讨论抽象的政府，也讨论具体的政府。抽象的政府常常用来分析政府与平民之间的博弈问题，如沟通、授权、政府声誉、直接选举、革命等。具体的政府多是用来分析政府内部的博弈，如监督、立法、间接选举、分权与制衡、政治体制等。
(三)机会主义的政府还是党派型的政府
考虑政府行为还可以将政府分为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和党派型的(partisan)。机会主义政府执政的目的是获得执政的好处，这种好处可能是精神的，即对权力欲望的满足，此种动机可称为谋位的(office-seeking)；也可能是物质的，即执政可获得的实际物质利益，此种动机可称为寻租的(rent-seeking)。党派型政府制定政策时存在派性的偏好，其与机会主义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选民来说，不同的执政者之间是不可以完全替代的。
对政府动机的假设不同，会影响到分析问题的结论。例如，在分析选举经济周期时，如果假定政府是机会主义的，就会有机会主义的政治周期，这有可能通过选民的理性投票加以消除；如果假定政府是党派型的，就会有党派型政治周期，这是难以通过选民的理性行为来克服的。新政治经济学中考虑的政府，既有机会主义动机的政府，又有党派型动机的政府。
二、政策
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提供公共产品、进行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
(一)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实现财政收入的手段有征税、行政性收费、罚款及公营企业等。本文仅讨论税收，这也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支出的目的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实现收入再分配，有时也有稳定经济的考虑。下面以一般性的再分配问题为例构造一个财政政策模型，该模型的建模思想最早是由Romer(1975)和Roberts(1977)提出的，并经Meltzer和Richard(1981)推广，现已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模式。
这就是民主社会由选民投票所决定的税率。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可以拓展出研究财政政策各方面问题的模型。例如，考虑选民年龄的不同，可以分析养老保险金问题；考虑选民就业的状况不同，可以分析失业保险问题；考虑选民健康状况的不同，可以分析健康保险的政策；假定选民居住在不同地区，可以分析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如果政府的转移支付变成政府开支，可以分析公共产品问题；进一步假定选民的收入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可以分析资本税与资本积累和增长的关系问题。这些模型都随具体问题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其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即国家政策是由选民的选票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善良的政府决定的。
(二)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分析方法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财政政策的分析通常依赖于建立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均衡模型，而货币政策的分析往往直接定义社会福利函数来建立模型，这也是一般的宏观经济学中的常用方法。下面是一个基本的货币政策模型，该模型的思想最早反映在Kydland 和Prescott(1977)、Fischer(1977)、Barro和Gordon (1983)的著作中。
假定政府理解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
另一种是事后(ex-post)扭曲。从事后来看，当社会预期已经形成，政府也做出决策时，产生了不为0的外生冲击ε，政府发现按照(8)式对政策进行调整是最优的，从而背离了原来的政策决策，因而产生了事后的通货膨胀扭曲，并且使得社会理性预期变得不可能。
这两种扭曲反映了政府在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将这个基本模型展开，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声誉。声誉是博弈论中常用的分析工具之一，最早将声誉理论应用于货币政策分析的是Barro和Gorden(1983)。
将(5)式和(6)式分别改为多期的形式：
这里的π和u都是向量，T可以是有限期也可以是无限期，公式(9)和(10)就决定了一个多期模型。如果公众无法观察到政府所理解的λ，那么在一期的政策博弈中，公众就无法形成正确的政策预期，而在长期的博弈中，理性预期虽可形成，但在形成过程中会伴随大量的社会福利损失。声誉机制是减少这种损失、达到次优结果的一种方式。在本例中，如果政府预先宣布一个固定的通货膨胀率
并一直遵守它，那么，社会就有一个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这样，政府虽然失去了相机抉择的能力，但可以得到一个次优的结果。
2.选举周期。政府总会受任期的限制，任期结束就会有政权交替，从而导致政策的变化。民主政体中的政权交替由选举决定，政策变化也会受到选举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把选举对政策影响的现象称为选举周期。选举周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Nordhaus(1975)和Lindbeck(1976)提出的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另一种是Hibbs(1977)提出的党派政治周期(Partisan Political Cycle)。前一种情况是指执政者通过操控政策来影响选举，以增加自己连任或继承者当选的概率。例如，执政者可以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从而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使选举结果有利于自己。后一种情况是指不同党派对社会最优政策的理解不同，每一个政党执政都会选择本党偏好的政策，从而使政党轮替会伴随政策的交替变化。两种选举周期都会使货币政策偏离社会的最优乃至次优点，需要依靠独立的中央银行来解决该问题。
3.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中央银行设立以后，社会只需选择一个合适的央行行长来独立地制定政策，而行长一旦被选出就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可以按照(8)式来制定货币政策。独立决策的央行行长既可以保持政策的可信性，又可以保证政策的灵活性。但如何选择央行行长、如何保持央行行长的独立性以及如何保证央行行长按照符合社会利益的原则来制定政策又存在问题。从理论上讲，选一个合意的央行行长与选一个合意的政府一样困难，央行行长的选择问题并不好解释，但已有实证检验表明，央行行长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并平缓了选举引起的经济周期(Lippi,1998; Franzese,1999)。
三、政治
政治问题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如何利用一定的政治体制谋取自身的利益。这一问题往往体现在选票之外的斗争上，比较接近日常所说的政治斗争，其“政治”性更加突出，因而本文特别将其归入政治问题。这类问题有很多，本文仅讨论利益集团、改革和非民主政体三个问题。
(一)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而组织起来(正式或非正式)，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各类团体的统称。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政治捐款，即向承诺做出有利于自己政策的候选人捐款助选，从而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2)提供信息，即利益集团资助学术机构的研究或自己设立研究机构，以其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或向投票的选民发送信息，使政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3)直接游说，即利益集团在议会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以影响立法，其主要方式也是捐款或提供信息。对于上述利益集团行动的三种方式，Austen-Smith (1997)进行了文献综述，这里仅以选举前的政治捐款为例来进行分析，这个模型来源于Baron(1994)，并由Persson和Tabellini(2000)进行了简化。
在捐款已经给出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候选人A当选的概率是：
由(16)式可以进一步分析捐款的作用。如果所有集团都选择捐款，就与所有集团都选择不捐款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只有某些集团捐款，那么捐款确实会对政策有所影响。
(二)改革
前面分析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与其历史无关的，也即任何经济政策只是当期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政策总会受过去政策的影响，当考虑与过去不同的经济政策时，就涉及到改革的问题。与改革(reform)紧密联系的一个词汇是转轨(transition)，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经济政策的量变，后者是经济政策的质变。然而，量变与质变的区别在现实中往往是很难界定的，学术界通常用“转轨”一词来特指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管怎么说，转轨与改革的相似之处总是多于其不同之处，因而本文把改革和转轨问题统称为改革，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改革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且各种观点分歧很大，目前尚无较为一致的分析框架。限于篇幅，本文只对改革问题的分析思路做一些阐述，而不再介绍正式的模型。
关于改革的研究大体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即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二是改革的实现问题，即如何达到改革所期望的目标。本文只讨论第二个问题。
假定经济学中已经“发现”了最合适的经济政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合适的经济政策。现实中的政府往往是无效率的，政策也不尽如人意，而改革方案被提出来之后总是得不到实施，因为总有一些政治力量在妨碍改革的实施。所以说，关于改革如何实施的问题，其另一面就是为什么改革不能被实施。改革方案为什么得不到实施呢?(1)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改革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会采取各种手段抵制改革以维护其利益。(2)私人收益的不确定性。改革虽然会使大多数人获益，但也会使少数人受损，而哪些人会受损事前是不确定的，出于规避风险的动机，改革中受益的群体也会反对改革。(3)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普通民众往往不具备判断改革对其利益影响的知识或信息，因而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改革方案也往往会被否决。(4)改革的公共产品性。改革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好处，也需要社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当收益超过成本时，改革就是值得推行的。然而，改革带来的很多好处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而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由于每个个体都希望尽可能地让其他人来承担改革的成本，从而使得改革被拖延或搁置。
(三)非民主政体
前面的问题都是在民主的框架中讨论的，而现实中很多国家还没有实行民主体制。与民主意义相反的一个词是独裁，独裁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通常用来指极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本文讨论的对象范围更广，包括所有未形成民主政体的国家，因而我们使用“非民主”这个更中性的词。
有关非民主政体的研究文献有很多，但大多限于史料分析或经验总结，正式的模型化分析还很少。模型化非民主政体的文献有Roemer(1995)、Grossman(1991，1994)、Wintrobe(1998)等，而Bueno de Mesquita (2003)、Acemoglu和Robinson(2006)等提供了较全面的分析。
在模型化民主政体时，最主要的工具是选票。在非民主政体中，也许根本没有选票这种政治工具，或者选票完全被操纵，因而不能以选票作为模型化的工具。模型化非民主政体的第一步是将社会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次是设定他们的偏好，然后再模型化他们各自受的约束，在此基础上讨论政策结果。除了第三步以外，非民主政体和民主政体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下面仅讨论如何模型化非民主政体中的约束条件。非民主不是为所欲为的，模型化非民主政体中的约束条件有两种思路：一是直接设定非民主指数；二是统治者有绝对权力，但被统治者有革命的力量。
其中，χ是非民主指数，χ∈[0，1]。这就是一个直接设定非民主指数的模型，可以看出，这个最大化问题的目标函数是对于社会中穷人总收入和富人总收入的一个加权平均。χ既可以解释为统治者权力的大小，也可以解释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利益的关心程度。如果χ=0，这就是一个完全民主的模型，由于穷人比富人多，政策会完全按照穷人的偏好来确定；如果χ=1，这就是一个完全独裁的社会，穷人的利益完全得不到照顾。
在现实中，革命不但会造成对社会财富的破坏，革命者自身也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当我们引入革命者的成本以后，问题就复杂多了。每个被统治者都希望别人参加革命而自己坐享革命的成果，这就会使革命不能成功。这时，问题就转化为博弈论中的共同行动问题。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引入道德的效用，即革命者因参加革命而获得效用；二是允许革命者在革命的过程中攫取个人利益；三是可以让革命者排斥不革命者对革命成果的分享。这些都是博弈论中常用的分析方法，在此不做深入分析，可以参阅Tullock(1971)的研究。
注释：
①实际上，关于税收的文献中一般都假定0≤τ≤1，但在本文模型中，这个假设使得后面的一阶最优条件成为库恩—塔克形式，从而令分析变得复杂，所以本文没有采用这个假设。
②中位投票者定理是由Black(1948)最早提出的，是指在选民对一维的政策进行两两投票时，通常的情况是，偏好的政策位于中位数的投票者所偏好的政策被选出。
③
和
也可以加上下标i来表示不同人的偏好，这样就变成一个选民决策问题，可以采用与前面财政政策相同的分析方法，只不过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基本上不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