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关系的疑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洛斯论文,疑问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风在他的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鲁迅先生》（注：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一文中，提供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 其中有一处谈到1936年6 月鲁迅重病期间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情况，尤为发人沉思。现将其中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地把这两篇文章视为鲁迅自己的著作，特别是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视为表明鲁迅晚年思想倾向的代表作，胡风的这一段回忆却动摇了我们的这一看法，启发我们应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深入的思考。
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有关材料中，也曾谈到这两篇文章问世的情况。为了说明问题，也有必要引录如下：
就在六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看鲁迅。鲁迅病卧在床上，见我去，突然地竖起身来，从枕头底下取出几本刊物和一封信来，一面递给我，一面十分气愤地说：“你看，真的来了！可恶不可恶！”又说：“我连密斯许（指许广平）也没有给她看过。”鲁迅当时的表情，除气愤之外，我觉得还有点寒心的流露。
我一看，是托派寄来的刊物和一封署名“陈仲山”的信。我看了后说：“他们自己碰上来，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的痛击吧！”
鲁迅说：“你去处理吧！”
当时我也提到两个口号已发生论争，两方对立情况也更厉害起来，而胡风的文章也确实写得不好等事情。我向鲁迅说，他是否可以发表一个谈话之类的东西，一方面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正面表示他的意见；一方面，不排斥“国防文学”口号。他同意，也叫我照他的意见和态度去处理。
我回来后，即以“O.V.笔录”形式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发表后他自己都看了，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注：《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见《新文学史料》第二辑（1979年2月）。）
两相对照，两人的回忆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情节上却有着重要歧异，特别是事后鲁迅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并不像冯雪峰所说的那么简单。如果说胡风回忆中所谈到的鲁迅“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及他认为冯雪峰模仿的语气“一点也不像”，意思还比较模糊，不足以说明鲁迅的具体态度，那么，许广平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中所作的说明，则清楚地表明冯雪峰的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实际，鲁迅并没有把这两篇文章“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许广平说：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作为《且介亭杂文末编》的亲手编定人而且是当时写的《后记》，许广平的话无疑是可信的。查《附集》的文章发表于《现实文学》的，只有《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那么许广平所说的收自《现实文学》的，也只能就是这两篇，鲁迅没有把它们剪下收存起来，不言自明。为了进一步搞清鲁迅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对《且介亭杂文末编》的文章做一个细致的梳理。鲁迅自己把“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的“存稿放在一起”，显然是为了以后把它们编成文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因未写完，所以没放在一起，许广平把它视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姊妹篇而编入正集，无疑符合鲁迅的本意。《附集》中的各篇，情况比较复杂，需作具体分析。《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鲁迅所以另外保存，乃因另有考虑。冯雪峰在他1937年所写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说：“鲁迅先生病后写的《“这也是生活”……》、《死》、《女吊》，都是一类文体的诗的散文，他说预备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以偿某书店的文债。”（注：见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既然如此，当然要和计划编入杂文集的存稿分开保存了。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是一篇写得相当纯熟老到的散文，它可谓《女吊》的姊妹篇，无疑属于“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的计划之列，但是鲁迅却没有把它和《女吊》、《“这也是生活”……》等篇存放在一起，实在令人不解。然而查阅解放后整理出版的影印本《鲁迅手稿全集》，其中却有《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残稿，这说明这篇文章的手稿在保存过程中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散乱缺失。从《鲁迅手稿全集》可以得知，鲁迅自己保存下来的文稿，并不止正集中的十三篇和附集中的上述四篇。同时还可以知道鲁迅保存文稿的形式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保存手稿（其中包括由许广平抄写的），如《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译文〉复刊词》等；一种是保存剪贴件，但鲁迅又都重新写上了题目，如《〈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出关〉的“关”》等。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立此存照”》各篇，鲁迅也专门保存了。（注：《鲁迅手稿全集》收录了其中的前五篇，第（六）（七）两篇为何没保存下来，不好妄加推测，但仅前五篇的情况，即已说明问题。）《〈苏联版画集〉序》写于6月23日，文末说明“鲁迅述，许广平记”。 这正是鲁迅重病期间。鲁迅收到《〈苏联版画集〉》的样书是7月4日和6 日。（注：见《鲁迅日记》1936年7月4日、6日。 ）可能是由于印刷精良，装帧豪华，
“非艺术学徒购买力之所能企及”（ 注：见《书信·360707 致赵家璧》。），考虑到需要送人，所以没有将序文剪下作为文稿专门保存。（注：鲁迅书信中，有将《苏联版画集》送人的记载。在1936年8月2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他又说：“版画集在病中印成， 照顾殊不周到，印数又少，不久便尽，书店也不存一本了，无以奉寄，甚歉。”可见所得样书，大都送人了。）《海上述林》上下卷序言的情况当与此相同，因而也没有从书上剪下来专门存留。《手稿全集》中不见《文人比较学》、《大小奇迹》、《难答的问题》、《登错的文章》四篇短文的手迹，是遗忘？是散失？原因尚不明了，暂付阙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四篇短文的情况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不同。从胡风与鲁迅关于冯雪峰模仿鲁迅的语气像与不像的对话中可以推知，鲁迅病情好转后肯定看了冯雪峰越俎代疱的这两篇文章，他如果把这视为自己的文章，就会把它们从刊物上剪下来，再手写上题目，放到他的积稿堆中。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这就很明确的表明了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
鲁迅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字十分严肃认真的人，他简直把这视为自己的生命。这种态度使他不论在理智还是感情上都不随便使用自己的名字，即使是自己的讲演，其记录稿只要不经自己亲自手订，他也都弃而不收。（注：鲁迅曾明确表示过：“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否则，他都不予承认。参见《而已集·通信》。）考其一生，他从未让别人为自己写过任何文字，（注：1933年的一段时间，瞿秋白与鲁迅相住比邻，并几次在鲁迅家避难，这期间瞿秋白有《王道诗话》、《曲的解放》等12篇杂文以鲁迅的名义发表并收入鲁迅的杂文集中。据许广平回忆，“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鲁迅对这些文章大都做过一些改动，并由许广平誊抄后，以自己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他这样做，是考虑到瞿秋白处境困难，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并使他的文字得以流传。这与由别人代自己写文章完全是两回事。）唯一的例外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是在他大病初愈，尚不能作文，却又非作答不可的情况下，由冯雪峰主动提出要求，根据他多次谈过的意见AI写作而成的。但即使如此，他也要亲自修订，做了重要修改，特别是对周扬等人大搞宗派主义的行为的看法，又重新写过。然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迄今为止，仍有人为“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这样有意为之的说明所迷惑，认为这两篇文章真的出自鲁迅的口授。其实，前面所引的冯雪峰的文字也否定了这一说明。他很明确地承认鲁迅当时只说了“你去处理吧！”他“回来后，即以‘O.V.笔录’形式拟了”这两篇文章，所以胡风在和鲁迅的对话中才用了“模仿”一词。既然不是出于自己之口，又没有经过自己手订，这显然违背他一贯坚持的原则，因而也就不会把这视为自己的文章。这就是他为什么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从刊物上剪下来贴好并手写上题目放在存稿中，而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却没有这样做的原因。
但仔细分析，《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尽管鲁迅没有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视为自己的文章收存起来，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这样一句话：“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里是并没有把他们看成两家的。”虽然这句话是冯雪峰起草的原稿中就有的，但鲁迅在修订、重写的过程中并没有把它删去，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了这句话，也就意味着他承认了这篇“病中答访问者”（注：对此情况仍需作进一步分析。我觉得鲁迅的具体态度是，在内容上他承认这篇“病中答访问者”，但因不是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仍不把它视为自己的文章。）。而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他却未留下任何表态文字。更重要的是，据冯雪峰、胡风、茅盾等人的回忆，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后，曾多次和鲁迅议论过左翼文艺战线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及应采取的工作方针，议论过对周扬等人所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的看法，并一起酝酿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对于鲁迅的意见，他了解得很清楚。因此，《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虽然不是鲁迅真正的“病中答访问者”，而是由他直接撰写，但无疑是符合鲁迅的意见的。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就不同了。诚然，冯雪峰到上海后，鲁迅曾和他谈起过周扬等人对自己的攻击。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对周扬等人最愤慨的，是周扬等人因鲁迅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攻击鲁迅为‘破坏统一战线’，为‘托派’等等。”（注：《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见《新文学史料》第二辑（1979年2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提出后， 周扬等人又攻击说这是托派的口号。可以想见，冯雪峰肯定和鲁迅谈过托派的情况。然而不论他还是鲁迅，事先都不会预想到托派会给鲁迅写那样一封信，更不会设想出如果接到托派那样一封信将怎样予以驳斥。因此，下面这段话肯定不是预先出自鲁迅之口：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这是一段广为人知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话，是一段被视为鲁迅有超人的先见之明和政治远见的重要根据的话， （注：就在这封信发表不久， 1936年10月5 日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即发表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 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的文章，此后，连续发表此类文章四十余篇。而这一切，都是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依据引发出来的。参看《鲁迅研究月刊》 1998年第7期王观泉文《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然而也是一段已被历史证明毫无事实依据纯属主观臆测的话。（注：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②。）显然，这是冯雪峰针对周场等人对鲁迅的诬蔑以及他们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攻击，为表明鲁迅同时也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表明鲁迅同时也表明自己与托派毫无联系并坚决划清界限而特意写出的，是冯雪峰根据他所接受的对托派的认识所做出的一种假想性推论。我们已无从知道鲁迅对这段话的态度，而只能提出这样的疑问：鲁迅不收这篇文章，除了文字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以外，是否与对这种一向为自己所反对的论战手段有看法有关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把这段话作为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并认为鲁迅晚年表现了“左”的倾向的一个依据，无论如何是不科学的。
但问题仍然比较复杂，简单的否定同简单的肯定一样都尚缺乏充足的依据因而不能服人。尽管鲁迅并没有像冯雪峰所说的那样认为这篇文章“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而是没有把它视为自己的文章，因而弃而不收，但在冯雪峰将拟稿念给他听后他毕竟“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注：这也应考虑到鲁迅当时身在病中无力思考无力讨论的因素。鲁迅6月5日日记下面有一段文字，谈到他这次患病的情况：“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他在6月19 日写给邵文熔的信中说：“上月中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由此可以推知，由“颇虞淹忽”到“始脱险境”，当在冯雪峰拟这封信的9日左右。可以想见，鲁迅此时决无思考、 讨论问题的精力。考虑到应尽快回答托派、澄清影响这一大局，加之对冯雪峰的信任，他也就没有仔细思考冯雪峰所写的每一具体内容，而“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因此，到底应该如何准确对待鲁迅与这篇文章的关系，我也没有思考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这是一个重而又重的问题，需要慎重对待。我所以把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形诸文字，是想提出问题，以期引起鲁迅研究界的注意，希望在深入的讨论中得出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1995年6月第一稿，1999年1月第四稿。
附记：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杨燕丽女士的热诚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