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核战略的战略文化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根源论文,战略论文,文化论文,核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8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8)02-0098-07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博克兰地区进行了代号为沙克蒂的五次核试验，并随即公开宣称印度为核国家。此后，随着1999年印度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着手制定印度核战略的理论原则，印度走上了发展核威慑战略之路。印度政府的这两大举措既是对印度传统核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构成了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严峻挑战。在并不存在明显的外部安全威胁的背景下，印度为何逆冷战后国际核不扩散的发展潮流，并一改其往日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克制立场？学者们力图从印度核武器的发展历史与现实中去回答这一问题。受国际安全领域中占主流的现实主义分析范式影响，学者们大都运用“权力”、“威胁”这些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去分析印度核战略的根源。然而，这种占主流的现实主义分析范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作为置身于特定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的决策者主体的主观因素，不同国家的“理性”决策者在缔造本国安全战略时常常有不同的偏好。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有着独特的历史经历以及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历史与文化的分析对于它的安全战略研究因此显得更加有必要。历史与文化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就在于它们的结合形成了一国的战略文化，它对于一国战略行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即是运用战略文化这一研究范式来分析印度核战略的国内根源。
一、战略文化概念的界定
尽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战略文化的分析范式就已兴起，并逐渐得到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学者的重视，但对于战略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学者们一直存在着分歧。1977年9月，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为兰德公司提供的一份题为《苏联的战略文化：核选择的含义》的研究报告中，将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文化概念运用于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从而首先引出了战略文化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国家战略决策者对于核战略指令或模拟所共有的观念、特定情感反应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综合”。[1](P49)由于对战略文化的定义仅限于核战略领域，这就难以令后来的战略文化学者满意。因此，在斯耐德之后，战略文化的概念出现了多个版本。其中，伊扎克·克莱因(Yitzhak Klein)认为，战略文化是“军事机构中对于战争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战略与执行方式的态度和信念”。[2](P5)考虑到一些国家的战略决策者不仅仅限于军事机构的成员，并且在一些国家的战略精英中军事机构成员并不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概念就显得过于狭窄。而戴斯蒙德·鲍尔(Desmond Ball)的概念则显得宽泛得多，在他看来，战略文化是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战争、和平以及战略这些关键主题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深深植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独特的地缘战略条件、资源、历史、军事经历以及政治信念。”[3](P10)科林·格雷(Colin Gray)认为战略文化是“通过社会建构并且传输的设想、思维习惯、行为偏好，它们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与地缘安全状况相关。”[4](P28)相比较而言，肯·布斯(Ken Booth)的战略文化概念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他将战略文化定义为：“在适应环境并且解决有关威胁和力量使用的问题上，国家所拥有的独特传统、价值、态度、行为模式、习惯、符号象征、成就以及特殊的方法等等。”[5](P121)此外，在《思考战略文化》一文中，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将战略文化视为“限制行为选择的观念环境”，杰弗里·S·兰提斯(Jeffrey S.Lantis)认为他的这一观点为战略文化分析范式提供了最有希望的路径[6](P105)。
从以上学者们对战略文化的不同定义中可以看出，尚不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战略文化概念。而且以上定义的战略文化概念不免给人留下静态的形象。实际上，这正是战略文化这一分析范式一直为反对者所诟病的原因之一，也是部分学者对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①。因此战略文化的重新界定还有很大的空间。
在定义战略文化的概念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战略”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战略’通常是指政府在为追求利益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7](P3-21)由于本文是要运用战略文化这一分析工具来分析印度的核战略，因此对战略的定义正是借用这一传统定义。如前文所述，由于战略文化这一概念是“政治文化”的概念在国际安全与战略领域的应用，因此也需要明确政治文化的概念。1963年，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一界定为后来的众多政治文化学者所接受。他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指的是专门化的政治导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方面的态度和对于自我在这个体系中角色的态度。”[8](P13)
参照以上“战略”的定义以及“政治文化”的定义，本文在吸收已有战略文化概念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对战略文化的概念作出的界定如下：本文所述之战略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在客观地缘环境、历史经验以及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关威胁、武力使用以及国际战略定位的态度、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这些态度、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构成了国家战略选择的文化环境，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发展。
二、尼赫鲁主义与印度的核战略传统
印度的战略文化根源于它的历史经历与文化传统，它是不同时代的历史经历以及各种思想流派综合作用的产物。完整意义上的印度战略文化的形成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的事情，因为直到此时印度人才有可能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战略需要出发系统地思考它的战略问题。当代印度的战略文化以新德里为中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安全观及世界观为主导的尼赫鲁主义，此后随着尼赫鲁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印度的战略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总体来看，以尼赫鲁主义为主导的印度的战略文化稳定性很强，这使得印度的核战略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核战略传统。
(一)尼赫鲁主义的形成及其内涵
作为印度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是印度战略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因为“整个印度的政治理念都是他留下来的”。[9](P22)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开始思考印度的大战略问题。印度独立之后，作为这一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尼赫鲁有机会将他的战略思想付诸实践，并在印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为大众所接受，从而形成了以尼赫鲁主义为主导的印度战略文化。
尼赫鲁主义继承了考底利亚的政治现实主义和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它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战略传统巧妙结合起来。一方面，尼赫鲁高度评价考底利亚的历史地位，认为这位“印度的马基雅弗利”是在各个方面都比马基雅弗利本人更为伟大的人物。他认为在克劳塞维茨好久以前，考底利亚就已经讲过“战争只是使国家政策继续的另外一种手段。战争必须经常用以贯彻政策上较大的目的，而不可使战争本身变为目的；政治家的目标必须经常要使战争的结果是为了国家的改善，而不是只为战败和消灭敌人。”[10](P144-145)尼赫鲁对政治现实主义战略传统的继承在他的地区安全战略方面体现最为明显，他的“印度大联邦”构想即是建立在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战略现实的基础之上，为此他先后同该地区的其他小国签订了一系列所谓的“和平友好条约”，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组建印度的“喜马拉雅山防线”以及谋求印度在南亚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尼赫鲁的战略思想又深受圣雄甘地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说，甘地是尼赫鲁民族解放运动的亲密战友，他们私交甚好，甘地思想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文化的高度看，甘地的思想对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尼赫鲁也不例外。实际上，尼赫鲁本人也总是在理想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即现实主义)之间举棋不定，他认为对于印度来说，理想主义就是一种注重实效的现实主义政策[11](P39)。
战略文化注重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有关威胁、武力使用以及国际战略定位的观念，因此用战略文化来分析尼赫鲁主义也应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尼赫鲁主义的威胁观。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印度独立之初，作为一个刚从殖民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新生国家，维护印度的独立自主是印度首要的安全诉求，任何危害到印度独立自主的政策或行为都被印度领导人视为威胁。在如何应对这种威胁的观念方面，尼赫鲁的思想明显受到了甘地非暴力斗争原则的影响。他认为，“甘地教会了我们非暴力的原则，不是作为对邪恶力量的消极屈服，而是把它作为解决国际分歧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工具”，他相信亚非新国家能够成为恢复国际平衡的一种重要的道德力量[12](P9)。从地区范围来看，尼赫鲁表现出了现实主义一面，他继承了印度战略传统中的“喜马拉雅山防线”的概念，将南亚视为一个战略整体。在这个战略整体中，印度居于主导地位，南亚地区的其他小国自然不会构成对印度的安全威胁，相反他们的安全和印度的安全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国家安全战略乃是一国主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南亚地区的其他小国并不会甘心于印度的这种安排，它们的离心倾向在印度看来就是一种安全威胁。更为严重的是，外部大国的势力渗透到南亚来，“印度治下的和平”因此面临着威胁。这突出表现在尼赫鲁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判断上。尽管印巴分治之后不久两国之间就爆发了战争，但直到1954年前印度并未认真地将巴基斯坦视为军事威胁[11](P131)。只是在1954年巴基斯坦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务援助协定》之后，印度认为巴基斯坦破坏了南亚次大陆整体防务的规则，才开始真正将巴基斯坦视为安全威胁。
第二，对待武力使用的态度。这是最能体现尼赫鲁政治理想主义的方面，也是甘地非暴力思想对尼赫鲁影响最为明显的方面。尼赫鲁对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反感，认为“权力政治是有缺陷的，势必要毁灭于灾难”[11](P39)。因此，为了达到印度的安全战略目标，尼赫鲁主义更倾向于利用理想主义的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去解决问题。尼赫鲁本人对武力和军事行为极其厌恶，这还影响到他对军人和军队的看法，他把军人描述为“直眉愣眼，丧失人性，举止无异于机器人，一贯滥杀无辜”的形象[11](P128)。他认为英属印度的军队一直是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工具，不值得信任。因此，印度甫一独立，他领导下的自治领政府就在1948年对军队领导体制实行了改革，废除了原英印军队中的总司令职位，实行海陆空三军分立，各设参谋长职，均向国防部负责。国防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国家军事决策权则由总理领导下的内阁特设的委员会掌控。
第三，印度的国际战略定位。在印度还没有获得独立以前，尼赫鲁就表达了他的大国思想，指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0](P57)独立之后，尼赫鲁对于印度成为世界大国更是豪情万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印度将要成为、也必将成为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国家，我希望这种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意义上，而且要体现在许多其他最终更重要并且更有效的领域。”[13](P129)尼赫鲁要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的抱负固然宏大，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他的综合实力来决定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客观条件显然还不成熟。
(二)尼赫鲁主义影响下的印度核战略传统
在尼赫鲁主义的影响下，印度的核战略传统的轮廓在他的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渐清晰化。在尼赫鲁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经常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两种的矛盾政治理念的结合，他对核武器的态度更是如此。在道义上，尼赫鲁极其憎恶各种武器，也拒绝将核武器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手段。他曾经下令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原子弹杀伤效果的公开研究资料。从实用的立场上看，他也清楚核威慑在防止美苏发生战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同时他又担心“一次核事故、一次非理性的决策，或者一次错误的行动都有可能导致一切生物的毁灭。”[141(P186)尽管一直支持全面核裁军，但与此同时他又保留了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可能，因此他不赞成任何导致印度核项目可能完全中止的协议。正如他的接班人所指出的那样，恰恰是尼赫鲁批准建造了一座核燃料后处理设施，而该设施完全能够生产——最终也确实生产了裂变材料，用在了尼赫鲁一直强烈反对的核武器上[111(P161-162)。
在尼赫鲁执政的17年中，在他的战略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核战略传统有三个方面：对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强烈支持没有偏见的全面核军控与核裁军；不将未来为对付有可能出现的潜在核威胁而发展核武器的大门关死[14](P186)。这三大战略传统的影响从尼赫鲁执政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政治精英阶层拒绝考虑将核项目用于军事用途；在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时代印度虽已迈上核武器化的道路，但坚持模糊的核战略，并未认真将核武器与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结合起来，因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核威慑战略。
三、强硬的尼赫鲁主义与印度的核武器化进程
尼赫鲁在其执政时期大权独揽，主导着印度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但是1962年中印关系紧张之后，伴随着人们对尼赫鲁政府政策的批评与反思，尼赫鲁主义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此后印度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文化可用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这一术语来表达。
“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即对尼赫鲁主义的继承与修正。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者与尼赫鲁的思想仍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同样认为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际政治秩序极其不平衡，印度要实施不结盟战略以维护它的独立自主地位等等。但是第二个方面表现更明显，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者对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如何实现印度的国际地位的观念均已发生改变。
在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者头号人物英迪拉·甘地看来，尼赫鲁通过理想主义的外交来实现印度成为世界有影响力国家的愿望过于理想化。印度面临的整个世界到处是威胁，而并非是机会。为了对付印度面临的各种威胁，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者对使用武力的看法与尼赫鲁的思想有别。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者经常引用曼荼罗圈的模式，反对尼赫鲁对巴基斯坦等国采取所谓“怀柔”政策。这一时期，印度人对国防支出和国防发展的态度在根本上得以改变。英迪拉·甘地本人则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出任总理之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她都喜欢诉诸武力②。
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者的战略观是对尼赫鲁主义的发展，但他们对尼赫鲁主义战略传统的只是做了一种有限的矫正，这在印度的核武器化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继尼赫鲁之后担任印度总理的是巴哈杜尔·夏斯特里，他对来自印度国内日益增长的指责中国核威胁的观点反应较为谨慎。在中国核试验不久后他表态说：“印度政府不会赞同模仿中国发展和试验核弹的例子。”他还坚持认为，“印度政府不会改变现行的核政策，印度人民不会对和平与和平的方法失去信心。”[15](P109)较之夏斯特里，英迪拉·甘地显得更加强硬。在她的授意下，印度于1974年在博克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尽管如此，在这次核试验之后她并没有批准继续印度的核武器化项目。同她的父亲一样，她继续强调印度最重要的战略是经济发展，威慑战略没有用。在其政治理念中，英迪拉·甘地并没有将核武器纳入印度国家安全政策的框架内[141(P186)。曾在1977年到1979年短暂担任印度总理的莫·德赛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核武器，较之英·甘地，他的立场更接近尼赫鲁。拉吉夫·甘地在很多方面都如同他的母亲一样是一个强硬主义者，但是在对待核武器的态度上，他的现实主义理念并未得以延续。根据他的科学顾问V·S·阿鲁纳卡兰回忆，拉·甘地对核弹的反对是发自内心的[16](P304)。同他的祖父一样，他不切实际地期望全世界能够彻底销毁核武器。1988年，在联合国裁军大会上，拉·甘地甚至提交了一份宏伟的全面、普遍的核裁军计划。
四、战略文化的变革与印度的核威慑
如前所述，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尼赫鲁主义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尼赫鲁主义自身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从温和的尼赫鲁主义转变到强硬的尼赫鲁主义，印度精英阶层对核武器的认识也因此有所改变，但是这还不足以引起印度核思想的根本转变。在尼赫鲁主义的主导下，印度不可能有真正的核威慑战略。
然而，尼赫鲁关于印度安全战略的主导思想在1962年之后就开始受到挑战。对尼赫鲁战略思想构成挑战的新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保守的现实主义观点，另一种则是更具意识形态化的印度教复兴主义观点[11](P43)。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些新兴的战略观点完全动摇了尼赫鲁主义的主导地位，独立后的印度战略文化因此发生了重要变革。
(一)保守的现实主义的战略观
20世纪50年代末期，印度政党政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全国性右翼政党自由党的出现③。在对外政策方面，该党反对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主张，并主张采用典型的保守主义方法来制定印度的对外政策。由于在大选中支持率很低，该党派很快消亡。然而在它消亡后，该党派中的一些重要成员仍然通过其他途径继续他们的政治生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贾斯万特·辛格(曾在印度人民党联盟政府担任过一届财政部长，并两度出任外交部长)，他被视为印度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头号代言人[11](P43。在1999年出版的《防卫印度》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9]。首先，他认为尼赫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结盟战略在冷战中或许能发挥作用，但是新的世界秩序是由经济主导的，尼赫鲁的旧政策已经过时。国家的安全战略应当建立在实力而不是道义的基础上，而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来自于经济实力；其次，在对中国的看法上，他认为虽然中国不是印度的主要对手或敌人，但它也不是像尼赫鲁提出的那样的天然盟友；再次，印度的战略眼光应当高于地缘意义上边界问题。基于以上三点认识，他批评尼赫鲁的战略过于理想，没有针对事实制定相应政策(这种事实在他眼里实际上就是对手的实力，印度面临的对手中巴基斯坦较弱，而中国则比印度强大)，尼赫鲁只是一味地对巴基斯坦采取过于强硬的政策，而对中国的立场过于软弱[11](P44-45)。
(二)印度教复兴主义的战略观
相对保守的现实主义而言，印度教复兴主义的信仰者为数更多，其组织化程度也更高。最早的印度复兴主义组织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它组建于1925年。如今，国民志愿服务团已经发展成为印度最大、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其成员是印度人民党的主要支持者，同时也是变革印度战略文化的主要力量。
印度教复兴主义的政治观主要来自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它是诞生于印度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一种带有教派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独立之后，由于尼赫鲁坚持实行世俗主义的建国方略，该思潮曾经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思潮再次兴起，并在冷战结束之后迅速蔓延，这对印度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潮的理论核心是排斥穆斯林，“复兴印度教社会”，“振兴印度教传统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17](P549)。
印度教复兴主义赞成以文明为衡量标准的世界观，与尼赫鲁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完全不同的是，它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矛盾，印度教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文化受到其他敌对文化的攻击。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印度面临的威胁自然也就来自于非印度教文化对印度文明的冲击。在其信奉者看来，南亚地区冲突的根源在于该地区的民族被人为地分离开来。印度的印度教能将整个地区联系到一起，只要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还受到压制并与其他信奉印度教的社会力量分离开来，那么这一地区的经济就不会得到全面发展，更不用说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11](P46)。追求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样也是印度教复兴主义的政治目标，但与尼赫鲁主张的通过充满道义感的外交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不同，印度教复兴主义极力强调民族主义的实力外交以及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
(三)新兴观念的核主张
保守的现实主义观念完全从现实主义逻辑出发，认定周边大国拥有核武器就是对印度安全的重大威胁，从而积极谋求发展印度的核武器。在贾斯万特·辛格看来，核武器虽然不可能用于军事行动，然而它却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作为对世界文明有过杰出贡献的国家，印度必须发展核武器[9](P326-337)。在他看来，世界上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安全上的不对称关系。五个核国家由于拥有核武器，其安全利益得到了重要保障。其他重要国家则在北约和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印度没有这种保障，因而受到“核武器隔离”(“Nuclear Apartheid”)的歧视，印度的安全在巴基斯坦等国的核威胁面前得不到保证[18]。
相对于保守的现实主义而言，印度教复兴主义的核主张的基础具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印度教复兴主义所坚持的民族主义与尼赫鲁所坚持的世俗的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④，它强调印度民族的“印度教特性”，因而是排斥穆斯林的。鉴于印度历史上曾多次遭受穆斯林的入侵，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其邻国巴基斯坦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这种威胁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印巴关系的紧张状态应当放到历史中去考察，一直以来巴基斯坦这个穆斯林国家是都制约印度教国家强大的负面因素[19]。基于这种认识，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巴基斯坦的核能力和意图更加担心。
(四)印度人民党与印度的核威慑
尽管现实主义与印度教复兴主义一直公开支持发展核武器，并在历次印度的核辩论中表现活跃，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两派的核主张对印度的核政策影响很小。这种情况在1980年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ipayee)组建印度人民党之后逐渐发生改变。瓦杰帕伊本人是将保守的现实主义观点与印度教复兴主义观点完美结合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曾经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在成为印度总理后仍然参加该组织的集会；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政治与战略上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印度的安全对于亚洲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其他国家应当认识到印度追求和平的善意以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利[11](P47)。保守的现实主义与印度教复兴主义在印度人民党内部都有各自的信奉者，在迫切要求发展核武器这一重大问题上他们取得了一致。因此，早在1985年，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就通过了一项支持发展核武器的决议。该决议声称，“来自巴基斯坦方面的信息表明巴基斯坦的核威胁是真实的，印度有必要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因而印度人民党呼吁政府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核武器。”[20]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印度人民党终于在1998年通过印度大选登上了权力高峰。大选获胜后的两个月，印度人民党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实施印度的核武器化，于1998年5月先后实施了五次核试验。不仅如此，瓦杰帕伊还公开宣布印度为核国家。至此，印度人民党政府最终突破了尼赫鲁主义的核文化传统，从而为印度实施核威慑战略洞开了方便之门。
五、结论
印度通往核武器化道路的过程特别漫长：从独立之初就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名义启动核项目，到秘密发展核武器，再到以“和平核爆”名义进行的核试验，直至1998年的公开核试爆，其间经历了五十余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尼赫鲁主义为主导的战略文化的强大影响，印度的核武器政策始终局限于要不要发展核武器这一问题展开，印度政治领导层因此不可能认真思考发展一项印度的核战略。尽管在1962年之后，尼赫鲁主义的主导地位已开始动摇，但它的强大影响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强硬的尼赫鲁主义者只是对印度的核政策作了部分修正。冷战结束之后，在印度人民党政治精英为载体的新兴战略文化的挑战下，尼赫鲁主义的主导地位彻底丧失，印度最终走上了公开发展核威慑战略之路。
注释：
①尽管斯耐德最早运用战略文化这一概念来分析苏联核战略，但他后来却对这一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参见Jack Snyder,"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Caveat Emptor",in Carl G.Jacobsen ed.,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London:Macmillan,1999,pp.3-9。
②有关英吉拉·甘地的战略思想主要参考了斯蒂芬·科恩的研究。参见Stephen P.Cohen,India:Emerging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pp.41-42,p.135。
③关于该党的介绍参见林承节著：《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④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尼赫鲁系统阐述了印度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