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沦陷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否认，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沦陷区文学确有为日伪统治服务的部分，但它并非沦陷区文学的主流。事实上，沦陷区的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作品，曾起到过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重要作用。这更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的。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45年—1976年），沦陷区文学研究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空白。这种情况到7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时至今天，沦陷区文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在沦陷区工作过的文学工作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认真挖掘历史资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审视历史，使得沦陷区文学的本来面貌逐渐清晰起来。本文就近年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成果，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其他沦陷区文学研究概况，作一简述。
一 沦陷区文学研究成果
沦陷区文学研究成果最多的是东北三省。骆宾基50年代撰写的《萧红小传》和编辑的《萧红选集》，1981年分别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再版。萧军、萧红的《跋涉》（小说散文集），1979年由黑龙江文艺研究所再版。萧军编著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书信体散文集）和《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书信体散文集），均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另一本《萧军近作》，198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忆录《我的童年》，1982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萧红、萧军的著作，还有肖凤的《萧红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庐湘的《萧军萧红外传》（吉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梁山丁主编的《萧军纪念集》（沈阳春凤文艺出版社1990年），张毓茂的《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等。另外，沈阳春凤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罗峰文集》、《白朗文集》和李克异的《城春草木深》。梁山丁编辑的《长夜萤火》（东北沧陷时期女作家小说选集），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他编辑的《烛心集》（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和他本人的中短篇小说集《伸到天边去的大地》也由沈阳出版社1986年、1987年、1989年出版或再版。
反映、评论沦陷区文学研究内容的，有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3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张毓茂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东北现代文学史》（沈阳出版社1989年），及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胡凌芝的《蹄下文学面面观》（长春出版社1990年），冯为群、李春燕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万华、徐迺翔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等。
在出版的书籍中，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集《长夜萤火》受到各界关注，该书编选了悄吟（萧红）、刘莉（白朗）、梅娘（孙嘉瑞）、但娣（田琳）、吴瑛（吴玉英）、蓝苓（朱盛华）、左蒂（罗麦）、朱媞（张杏娟）8位女作家的31篇小说（其中4篇是抗战胜利后的作品）。就该书的出版，老作家马加认为：“沦陷时期，东北的作品分成为两个部分，确有极少数歌颂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的汉奸，但绝非主流。东北三千万人民在沦陷时期受压迫受剥削，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当时大多数作家也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他们站在人民一边，在敌人严酷统治下，用作品困难曲折地表现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注：于铁：《春天·复明的萤火——评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长夜萤火〉》，《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7年第5辑。）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毓茂说：“东北沦陷时期作品明显地继承了‘五四’传统，读蓝苓的《夜航》、梅娘的《蚌》，不能不让我们想到鲁迅的《伤逝》。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不次于当时关内的主体文学。”（注：于铁：《春天·复明的萤火——评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长夜萤火〉》，《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7年第5辑。）朗享伯指出：“八位女作家半个世纪前的作品，写在东北沦陷期，受客观条件限制和自身思想局限，不同于革命诗人巴来（金剑啸），以笔划剑，同日本侵略者直面战斗；也不同于八位女作家中，后来被迫流亡关内的悄吟（萧红），在青岛写出《生死场》那部反映北方农民抗日斗争的力作。虽然萤火不比星光耀眼，萤火也闪光在暗夜里。”他认为，8位女作家在创作中，以她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用手中的笔，“接触到了那个时期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一篇不是从各自的角度、层次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群众的酸辛凄惨的遭际”。（注：郎享伯：《划破“王道乐土”夜幕——评价〈长夜萤火〉》，《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7年第5辑。）王建中认为，《长夜萤火》：“以铁一般的事实揭开了所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虚伪面纱，同时也使读者看到下层人民彼此间团结友爱、共同对敌的高尚情操和在日伪顽石下弯曲成长的坚强意志。”小说集“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定时期文学发展的空白”。（注：王建中：《女性文学的骄傲——评〈长夜萤火〉的思想艺术成就》，《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80页。）
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也颇引人注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义认为，该书“是一部有开拓价值的书……许多章节写得非常细致扎实，颇见治史的功力”；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指出：“这是一部史料丰富又写得扎实的好书……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清理出华北沦陷区文学资料，澄清了过去遭人误解的许多问题，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老作家杨大辛（杨鲍）认为该书成功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沦陷时期的华北文坛状况，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当时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几乎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对我当年的文学实践作了那么中肯的评价与善意的批评，使我深感欣慰”。（注：赵亚迅：《华北沦陷文学的新进展——对〈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的评价与研讨》，《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4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洪岩认为，该书是一部“富有个性的地方断代文学史专著。它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厘清了沦陷区北京文坛的状况，论述了近百位作家（其中大多数名不见经传），考察了文学出版物、文艺社团、文艺口号以及文艺论争等史实，将其纳入现代文学的总体画面之中，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学历史”。该书“不仅讲述了历史中的文学，而且描绘了文学赖以产生的历史，使人既看到日寇铁蹄下文学的扭曲和变异，而且透过文学现象凸现出沦陷区的残酷现实。这种‘文学观照下的历史’，无疑具有更加强烈的实感……既注意勾稽发微、抉缺补漏，在史料的发掘与考据上下功夫，又能够广征博引，不落窠臼，在论史方面新见叠出，堪称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为进一步研究沦陷区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李洪岩：《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简评》，《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二 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一）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状貌与性质。
人们一般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东北沦陷区和流亡内地的东北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东北沦陷区文学。关于它的状貌与性质，关沫南把它与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其他地区的沦陷期文学进行了比较后指出：“它不是‘七·七’抗战之后沦陷七、八年，而是长达十四年之久。它的局面不是处在敌我错综交织、动荡不定之中，而是完全的军事侵略占领。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十分专制黑暗和严酷，处在完全的殖民地状态……其艰苦性曲折性比任何地区都要严重得多，因此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包括一些作家的政治背景、立场和态度、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带有很大特殊性的晦涩而又难懂的用语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现象与本质并非完全一致的，主观与客观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注：关沫南：《让历史说话——在东北沦陷期文学讨论会预备会议上的发言》，《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6年第3辑。）
有论者把东北沦陷区文学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沉寂期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萧军、萧红的《跋涉》代表了此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但随着1934年后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等相继离开东北，并未出现更多的力作。第二阶段中兴期，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41年伪满颁布《艺文指导要纲》。沦陷区作者通过借鉴关内新文学和外国文学，艺术表现力不断加强，隐晦曲折地暴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和渴望光复的心情，到1940年前后，进入创作的繁盛阶段。代表作有山丁的《山凤》，吴瑛的《两极》，梅娘的《第二代》，秋萤的《小工车》、袁犀的《泥沼》等。作品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描绘，进入到对整个沦陷区社会深层结构的刻划。第三阶段衰落期，从1941年伪满颁布《艺文指导要纲》到1945年日本投降。（注：以上阶段划分，参见张毓茂、阎志宏：《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东北沦陷时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页。）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紧在沦陷区的文化统治，鼓吹“决战文学”，迫害进步人士，如山丁已印好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被撕页出版，山丁本人也被迫逃亡至北平。
还有人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界定提出疑问，认为东北流亡文学，“是指受东北的历史文化孕育，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阵疼的催动下降生的一代文学青年流亡关内后，以东北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相对于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殖民地文学’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学形态”。从本质属性看，东北流亡文学是抗日文学，它的迅速崛起，“使自1840年以来近现代文学中反帝国主义文学，尤其是九一八以来的‘抗日文学’一时占据文学的潮头”。论者还对流亡文学中作者的心态和作品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注：沈卫威：《东北的生命力与东北的悲剧——东北流亡文学的底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
（二）作家与作品。
有人认为，东北沦陷初期逐渐形成了一个“东北作家群”，包括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他们“是一个有潜力、有才华的作家群，在三、五年间，它经历了萌发、崛起、成熟的发展过程，艺术上也由初期的粗糙峻急，迅速转向雄健壮阔、深遽凝实。在现代文学史上，如此紧贴时代思潮而波澜迭起，风格独标而丰富多彩的作家群，是不多见的”。（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3-525页。）
研究者公认，在东北作家群中李辉英是第一个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作者，他的《最后一课》（刊于1932年1月《北斗》第2卷第1期），仿照法国作家都德的写作手法，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形式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侵略，“强调了身陷亡国灾难的人们除了坚决反抗敌人外，是别无其它途径可以苟安求活的”。（注：王吉有：《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评李辉英先生的长篇小说〈万宝山〉》，《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接着，李辉英又以“万宝山惨案”为题，创作了10万字的长篇小说《万宝山》（上海湖凤书局1933年出版）。因此，她“是东北作家以左翼文学思潮感应乡土沦丧的第一声”。（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2页。）但也有人认为，由于作者对“万宝山惨案”前的情况了解较少，对整个事件分析不够，“因而使作品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全面入侵而酿成‘万宝山惨案’这一总的社会根源的挖掘就显得不够深透”。（注：王吉有：《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评李辉英先生的长篇小说〈万宝山〉》，《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萧军、萧红是东北作家群最具代表、最有实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1933年他们出版的《跋涉》（短篇小说合集），“表现出他们渴求生存、立意反抗的精神风貌，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和殖民地社会制度的黑暗、腐朽和严酷”。在创作风格上，萧军“小说的艺术观点存在着一个阔大的社会参照系统，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东北沦陷区殖民地制度和文化”，其作品“粗犷、豪放，具有一种力之美”；而萧红“多把艺术的视野投向童年或少年时代而展示那时的各种社会面影”，其作品“更具有细腻的诗意之美。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艺术感受力，生动、传神而极为细微地展现着东北大地的自然风光”。（注：高翔：《东北沦陷区文学作品三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94-295页。）
关于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在上海出版），有评论说，与创作《跋涉》时期相比较，“作者已经走出了狭窄阴暗的都市里弄，放眼山川，极目沙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作品“一方面对人物群像和战斗场景做鸟瞰式的观照，那简直是一幅线条粗犷奔放、雄健有力的木炭画；另一方面，对个别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究如放大的特写镜头，线条是那样细腻柔和，真是笔笔有神”。（注：张毓茂：《论〈八月的乡村〉》，《东北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关于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1935年出版），论者认为它“把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呼号生动地展示在处于民族危急关头的中国人民的面前，使人如睹关外的血与火，如闻塞外的悲笳与枪声”。（注：杨义，前揭书（第2卷），第550页。）也有人认为。对于《生死场》的研究、评价，“主题思想似嫌杂芜，有抗战主题说（见南京大学《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60年，南京）、‘生’与‘死’相生相克说（见葛浩文《萧红评传》，58页）、‘怀乡’和‘人道主义’说（见平石淑子：《论萧红的〈生死场〉》，《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农民在生死场上挣扎说（见邢富君、陆文采《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纷争不一”。然而，许多评论“过于注意其审美表象的具体含义，而忽略了它的整体联系和潜在的隐喻结构，使我们很难掌握其深意”。“《生死场》的多层意蕴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级结构历史地形成的”。萧红的成就“不仅在于其作品意蕴和语言表现方面，更主要的是她突破了旧传统与新‘传统’的各种束缚……而是独辟蹊径，在一个乡土文学的题材、背景中展示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思考，从而‘衔接’了‘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的恢宏气度而获得了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深度”。（注：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
也有人评价了萧红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只写了第一部），指出，萧红在小说中“完全放弃了长篇故事的延续性和表示因果关系的情节结构，而集中全力绘制巨幅构连的乡土人生画面……以富于象征性、抒情性的画面及各种可感特征，展示色彩迭映的人物精神世界，从而塑造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形象”。不足之处，是“因为要表现空间的扩展，而忽视了时间伸延和人物活动连续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整体环境内在矛盾运动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刻画，就使人物的思想缺乏深度，也很难表现‘五四’前夕东北县城社会中的某些新因素。这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小说未完成原创作计划造成的”。（注：张国桢：《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还有论者认为，《呼兰河传》“与左翼作家那种努力捕捉时代风云，表现农民的悲苦及其觉醒、斗争之作是同一步调”。（注：皇甫晓涛：《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认识》，《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除萧军、萧红的作品外，梁山丁、王秋萤、关沫南、袁犀、梅娘、陈堤、田贲、吴瑛、石军、但娣、田兵、姜灵菲等东北沦陷区中后期作家的作品，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梁山丁是东北沦陷区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有论者认为，山丁早期的文学创作，虽然“很大程度上带有年轻人的稚嫩”，但已“显示出了一种大胆暴露黑暗的反抗精神”。在1943年他离开东北到北平之前，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和诗集《季季草》。这些作品倾注了他对劳苦民众的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文学风格则是“靠着他赋予形象的灵魂和情感去打动读者”。（注：冯为群、李春燕：《山丁论》，《梁山丁研究资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有人评论，山丁到北平后写的作品，“带有白山黑水的旷野气息和异乡情调，题材及风格与一度充斥北京文坛的爱情故事迥然不同……在运用简捷明快的叙述语言结构短篇故事方面，明显高于北平流行多年的散文化小说，犹如大笔勾勒的写意画”。（注：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标志着山丁乡土文学的最为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它“以家乡狼沟农民武装为题材”，表现了阶级矛盾受到民族矛盾冲击的东北农村状态。小说末尾，为迷惑日伪当局，山丁“故意把小说描写的时间移到九一八事变前”。（注：梁山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重版琐记》，《梁山丁研究资料》第199-200页。）《绿色的谷》再版后，颇受好评。有论者说作品“洋溢着诗的气息。它是一首忧郁的乡土行吟曲，也是一首面对动荡的时代而发掘着一个疏野草莽的自然山村中旧家的设落、民性的强悍和新一代的追求的清隽深邃的歌行”。（注：杨义，前揭书（第3卷），第343页。）有论者认为，山丁没有把荒凉偏僻的狼沟“写成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把它放在东北沦陷时期动荡不宁、急剧变化的广阔背景下展现”，一面表现农民失去土地的愤怒和抗议，一面用隐晦的语言、辛辣的笔调揭露“日满亲善”、“经济开发”，如描写火车“从这里带走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的宝藏，回来捎来‘亲善’‘合作’‘共荣’‘携手’……”（见再版小说103页）。在人物刻划上，主人公小彪“同林淑贞、霍凤等次要人物相比，显得魅力不足，不够丰满”。（注：张毓茂：《评梁山丁的〈绿色的谷〉》，《梁山丁研究资料》第315、326页。）
王秋萤的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和《小工车》，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论者认为，这些作品以“暗”的描述，向人们揭示了东北沦陷区工人、农民、小职员、小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特别是“再现工人及其家庭的一幕幕悲剧，在沦陷区文坛上，秋萤是屈指可数的一位”（注：高翔：《秋萤中短篇小说略论》，《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河流的底层》则“注意在民族危难之秋知识青年的复杂心灵的发掘……剖示了‘九·一八’前后东北青年的奋起与堕落，追求与迷惘，字里行间隐含着作家在乡邦沦陷时际的孤独的思虑和难言的悲怆”。（注：杨义，前揭书（第3卷），第348页。）
对袁犀（李克异）的作品，如小说集《泥沼》、《森林的寂寞》、长篇小说《贝壳》、《面纱》等，论者以为应归入“人间写实或心理写真的探索性小说，他以“绵密的笔触描写下层社会深挚的人际关系”。在《邻三人》中写出了“受人践踏的社会底层那种灿然有光的人性，那种不图回报的友情和爱情”。（注：杨义，前揭书（第3卷），第378页。）《贝壳》则尤其“展示了知识妇女的悲剧”。（注：张泉，前揭书，第189页。）还有论者认为，袁犀的作品“闪烁着敢于拼搏的思想光焰”，“他对当时苦难深重的现实生活，有着丰富的实感”，“对黑暗强大的势力，怀有坚强的反抗”。（注：王秋萤：《往事已堪成追忆——悼念克异逝世五周年》，《东北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对于梅娘（孙嘉瑞）的作品短篇小说集《小姐集》、《第二代》、及中篇小说《蟹》、《蚌》和短篇小说集《鱼》等，论者主要就艺术表现手法和文学特色上加以评论，认为梅娘的作品“兼备质朴辛辣和疏简清隽的笔致，时露嘲讽，既没有多少女儿气，又不乏女性意识，对玩弄女性的男子极尽揶揄之能事，对社会上的卑弱者致以深挚的同情，笔端饱含着热情与哀悯的人道主义情绪”。（注：杨义，前揭书（第3卷），第382页。）还有论者指出，梅娘这些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作者“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对于真善美理想的企盼”。（注：张泉，前揭书，第202页。）
三 其他沦陷区文学研究概况
与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比较，其他沦陷区文学研究还很薄弱。本文仅就华北、上海、台湾3地沦陷区文学研究状况加以概述。
（一）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有人认为：华北沦陷区文学亦经历了沉寂（1937-1939年）、中兴（1940-1944年）、衰落（1944-1945年）3个时期。大致经历了从顾影自怜的散文到“力图突破文坛冷落沉寂现状”的校园文学，从爱情小说到关于“色情文学”论争，从“乡土文学”探讨的中兴期，及至1944年秋季以后的衰落这样几个阶段。其中“起源于台湾，蔓延于东北，回响于华北”的“乡土文学”，“是寓民族意识、社会意识于乡土意识之中的”，其表现主题是“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围绕这些主题有袁犀、梅娘、马骊、萧艾、林榕、关永吉、山丁、高深、沙里、雷妍等的小说集问世，这批“青年作家经过辛勤沉默的创作，已经使小说艺术在文坛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注：杨义，前揭书（第3卷），第372、374页。）
有人认为：“总观华北沦陷区文学创作，其主要内容是反映青年学生、机关职员、部分工商业者的生活，有的朦胧地反映了被压迫的情绪，和一些青年的苦闷，但不敢有所指。关于公开、直接反共为敌人张目的作品还是极少数。”（注：鲁海、王照清：《华北沦陷区文学概观》，《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
有人根据史料，考察出周作人“非但与北平沦陷区的绝大部分文艺杂志的办刊方针无关，而且还受到华北文坛方方面面的抨击冷落，基本上没有介入北平的文学活动”。由此得出结论：“周作人思想上的矛盾以及人格上的冲突泾渭分明地显现在他的政治世界和文艺世界中，具有高级伪吏和自由撰稿人的双重身分。而他那沦陷区汉奸文学旗帜和首脑的形象只是一种幻象，产生于沦陷时期日方一厢情愿的期待，以及局外人和后来者的合理想象。”（注：张泉，前揭书，第365页。）
（二）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
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3年8个月期间，上海沦陷区文学在质量上、数量上虽然都无法与“孤岛”时期相比，但还是超过北平、南京、武汉等其他沦陷区。有人认为，上海沦陷区文学也经历了3个时期，在低落期（1941年末—1942年末），进步报刊被查封，许广平、朱维基、章锡琛等爱国作家被拘捕，陆蠡牺牲；在相对繁荣期（1943年—1944年秋），报刊增多，小说、话剧、报告文学等作品较为丰富，王统照、胡山源、程小青、师陀、柯灵、李健吾、孔另境等作家坚持创作，张爱玲、施济美、程育真、郑定文、沈寂等文学新秀引人注目，爱国文学对于汉奸文学逐步取得“压倒性优势”。汉奸文学“虽有日伪的政治、经济支持……但追随者实在不多，在社会和文坛上倍遭蔑视唾弃”。（注：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1944年冬天，随着日伪对上海沦陷区进步文学界迫害的加剧，和少量汉奸文人看到日本侵略者气数将尽，不再写稿，所以从此时到抗战胜利为衰落期。
作品评价方面，有人提出：“师陀著名的《果园城记》中的作品，以及郑定文《大姊》等短篇，分别对中国城乡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以及自己身边平凡的琐事，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在忧郁咀嚼着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时候，艺术上显得颇为真切和精致。”（注：杨义，前揭书（第3卷），第399页。）还有人认为，郑定文的作品出现于沦陷期间的上海文坛，除去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又别具意义，他“作品所特具的清醒的意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是对出卖灵魂、取媚于敌人的汉奸文学的有力的抗争”。（注：胡凌芝：《清醒的意识，健壮的新芽——评郑定文和他的小说集〈大姊〉》，《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1辑。）也有论者评价，张爱玲的小说不仅笔法优美，而且其价值“在于它启示人们如何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经过点化和自我超越的东方风采，同世界文学进行富有才华的对话”。（注：杨义，前揭书（第3卷），第464页。）
（三）台湾沦陷区文学研究。
关于台湾沦陷区文学研究，较有代表性评论、记述的，还是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台湾沦陷半个世纪中的文学概况。他列举了初熟阶段（1932-1937年）赖和、杨守愚、杨逵等人的作品，指出这个阶段的作品“立足台湾本土，反思民族本位文化，透视日本殖民统治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这块染血的土地造成的沉重灾难，复受祖国进步文学思潮和日本昭和年间普罗文学风气的影响，带有极浓郁而峻急的民族民主革命色彩”。（注：杨义，前揭书（第2卷），第704页。）他认为，赖和的《斗闹热》、《惹事》、《可怜她死了》、《善讼人的故事》等小说，“开创了一个立足乡土、反抗异族、认同祖国的卓越的传统”，“为台湾新文学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坚实的第一步”。（注：杨义，前揭书（第2卷），第714页。）杨逵的《送报夫》“写出了沦为殖民地的台湾‘人非人’的历史命运”；他的《模范村》则“闪现着理想主义光华”，描写了主人翁对地主家庭的背叛和“传播抗日救国思想”；他的《泥娃娃》则“采用隐晦暗示性的手法”通过大雨把孩子的泥塑飞机、坦克、军舰和戴日本“战斗帽”的不倒翁淋坏，“别开生面地象征着穷兵黩武的东洋魔王必将溃灭的命运”。（注：杨义，前揭书（第2卷），第723-727页。）杨义还在该书中评价了台湾30、40年代作家郭秋生、王锦江、杨华、吴希圣、朱点人、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吴浊流等人的作品。
应当说，沦陷区文学研究自70年代末，特别是近十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研究者还有观点分歧，尤其在沦陷区作品和作家的定性上仍有不同意见，但通过各地区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研究必将深入，认识也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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