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奴”炒作现象的负效应和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效应论文,现象论文,孩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近一年来，“孩奴”成为媒体炒作的热门概念。按照网上流行的定义，“孩奴”是一个新名词，即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为子女挣钱，而失去自我价值的生活状态，以至不敢生病，不敢高消费，不敢轻易换工作。原以为“孩奴”热词的流行，只是年轻人对生养孩子压力过大的一种诙谐自嘲，是“房奴”、“车奴”、“卡奴”等戏谑式炒作的翻版而已，岂不料，笔者6年前的一项孩子成本的研究结果成了一些传媒渲染“孩奴”现象的主要依据。日前，在一档“我该不该为月薪3000元的老公生孩子”的电视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在采访我时，开门见山地说：“您的关于‘49万’孩子成本的研究结果，让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您的研究是怎么做的？”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曲解为吓退当下青年人生育意愿的主要原由，确实令笔者始料不及，叫苦不迭。加上目睹传媒在轮番炒作“孩奴”热词过程中的种种不实之词和偏颇导向，不得不来做些必要的评论和回应。
一、“孩奴”现象的炒作偏离了真实世界并产生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
工薪阶层对“孩奴”的诙谐自嘲或许只是一些人对房价①和教育费过高产生焦虑的宣泄，但经传媒以“房奴+孩奴＝一生为奴？孩子成80后负担”、“‘孩奴’恐惧症空袭年轻夫妇”、“卡奴+房奴+孩奴，80后白领众‘奴’加身三十难立”等为题的集中报道和轮番炒作，加上“八成家长不堪扶养孩子的经济压力”、“85.1%的女人因担心费用太高养不起而不愿意生孩子”、“50%-57%的新晋妈妈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之类的网上调查结果的广泛传播，“孩奴”现象似愈益被认同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甚至“终身为奴”、“难以解套”恐惧陡生。显然，这种以偏概全的渲染所呈现的“孩奴”概念和生活事实，与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
假如把“孩奴”定义为父母一生为子女打拼、忙碌、挣钱，以至不敢生病，不敢高消费，不敢轻易换工作这样一种“失去自我”状态的话，那么，这似乎并非是所谓的“80后”的专利，“70后”、“60后”乃至“50后”、“40后”父母，大多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么！且不说农村父母把“一切为子女”视作天经地义，即使是城里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父母，一生勤劳俭朴，含辛茹苦，难道都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高消费享受？我们甚至可以说，“40后”、“50后”父母辈在当初抚育子女时的经济压力或许更大，他们中有更多的“月光族”，②更“不敢生病，不敢高消费，不敢轻易换工作”呢！
假如将因养育费用过高对生孩子有恐惧感而宁当“丁克”族者归因“孩奴”现象，那在现实生活中更不多见了，几乎所有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都显示，不要孩子的比重大多只占被访总数的0-5%，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即使在城市最高达50%-60%。③自愿不育的“丁克”族，并非如一些传媒所渲染的“比20年前提高了3倍”或“越来越多”那么常见。所谓的“20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只占2%-5%，而目前已达到了10%-15%”之类的专家统计数据，更多地反映了年轻人婚育年龄推迟增多，而未必是患“生育恐惧症”者及自愿不育者的递增。
不可否认，在市场竞争激烈、社会风险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今天，一些家庭正面临经济拮据、工作紧张、房屋还贷等压力，据我们一项“家庭压力和社会支持”课题对上海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五位的压力源分别为子女教养／负担，达38%，经济拮据的占37%，36%存在家人下岗／待业／失业压力，35%困扰于工作紧张／难度高，住房困难／还贷压力沉重的为34%。④但其中不少只是偶有压力而并非经常感到压力很大，只有18%的被访者述说自己或家庭经常感到子女教养／负担压力很大，但年轻人最主要的压力并非是子女教养／负担而是工作紧张／难度高。对其中759对已婚夫妻的分析结果表明，41-50岁的中年被访者及其家庭经常感到子女教养／负担压力很大的最多，达21%，而30岁及以下青年被访者及其家庭最少，仅占7%，但却有20%自述经常受困于工作压力，7%感觉住房困难或还贷压力沉重。年轻人子女教养／经济负担并非如传媒渲染的那么严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得益于家庭亲属系统的支持，统计显示三成青年已婚被访者及其家庭在经济拮据时得到父母等亲属的援手，而获得父母等亲属对子女生活照料和家务帮助的更达五成。尽管我们这个调查是在“孩奴”概念炒作前4年时所做，或许如今养育孩子的压力会更大些，但至少我们使用的是更具代表性和推论意义的概率样本，那些所谓的网上调查，尽管参与者较多，但其样本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方面显然存在较大的偏差，大多不足以采信。
因此，媒体在对那些缺乏实证依据的“孩奴”现象的热炒也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后果。
首先，夸大孩子养育的经济成本，加剧了年轻人的经济焦虑并导致生育恐惧。不少传媒将“养儿育女进入‘烧钱’时代”、“大城市养娃要花100万，80后‘孩奴’如何翻身解放”、“北京、上海、广州夫妻月薪8000元以下不敢生孩子”作为新闻标题，过度渲染了养育孩子的畸高花费，造成人们不必要的郁闷甚至恐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某“80后准妈妈”因在网上看了关于“成了房奴，要当孩奴”的讨论，误信生了娃儿的女人就不再是女人，而是孩子的“奴隶”……一家人的开销，也几乎全给了娃儿。于是就产生“完了”的念头，觉得“人生没戏了”，老是拿笔计算养娃儿的成本开销，算来算去一个月只剩不足2000块来养娃儿，就急了，哭诉这点钱根本不够娃儿的奶粉钱或尿片钱……整天念叨的全是担忧和害怕之类的话，行为古怪，性格孤僻，被医生确诊为抑郁症。将生儿育女的讨论引向经济命题，究竟会让多少年轻人确实产生“孩奴”恐惧症的预计尚难以评估，而一些心理咨询和医疗机构已在以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来招揽“孩奴”抑郁症患者。环球网在《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我错了吗？》的帖子引起热议后，就“城市人收入低就不能生孩子吗？”的话题展开讨论，在参与投票的4200名网友中，赞成收入低就不能要孩子的占总投票数的86.6%。⑤
其次，对父母过度的养育消费缺乏积极引导，推助了非理性的消费行为。从相信“成功学要从受精卵开始”，哪怕一次花费上万也要向私立妇产科医院预约“天使金卡服务”，到“为让孩子从胚胎阶段就具备竞争力”，同事刚检测出怀孕就从美国买回了Babyplus进口胎教仪，自己则预订了国学胎教班、经典文化胎教班和古筝胎教班；从小升初一个月上万元的冲刺考级班、口语集训班，到托关系走人情的自幼儿园至高中的一路择校费20万元；从3.8万元赴美国参加夏令营，到去英国读大学每年30万元，等等。传媒此起彼伏地对父母教育投资“大手笔”的报道或许是客观事实，但对此缺乏必要的分析评判，以及忽略了对另一些父母更为理性、有效投资与付出的呈现，无疑也是个缺憾。此外，在那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电视剧《蜗居》中的经典台词‘奶粉要进口的，尿不湿要名牌的’让人如遇知音”等观点的反复传播中，在“80后‘孩奴’晒账单：要想不让孩子受苦至少准备100万”的经验传授和网上互动中，在高价产房、专业月嫂、双语幼儿园、才艺考级班、特色家教等被推介的同时，也传递着独生子女时代对孩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过高期望，以及为了孩子花再多的钱都合情合理、心甘情愿的信息，而未对其中一些错误的教育理念加以分析、评论，抑或也诱导了某些无谓的拔苗助长的高消费，推助了一些家长盲目的攀比心理。
再次，聚焦于养育孩子的负面效应，忽略和屏蔽了生育的价值和父母的责任。大部分传媒文章不仅热衷于强调生儿育女的沉重负担和烦恼，而且危言耸听地将正常压力变异为“无期劳役”，将父母在孩子养育期的必要付出夸大为“失去一切”。如累累渲染“生了孩子就一生为奴”、“生孩子就给套牢，股票可以解套，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生了孩子“再也不能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不能出去旅游，失去个人自由”，“不再去电影院看热映的电影，不再去健身房塑造迷人的身材，不再悠闲地走在王府井大道上，不再惬意地品尝咖啡”等，却忽视或屏蔽了生儿育女的社会价值和父母的责任，忽视或屏蔽了孩子给父母和家庭带来的快乐、幸福感，忽视或屏蔽了孩子生命的孕育和日渐长大的每一步、子女养育的全过程，对促进父母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积极意义，抑或有诱导年轻人只关注自己的悠闲享受、轻松获得，更追求回报而更吝啬付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之嫌。
二、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走高，但不同家庭的个体差异较大
6年前笔者关于子女抚育的直接经济成本达49万元的研究结果确实惊人，但不少传媒在突出高经济成本的同时，忽略或避开了其研究方法的一些细节，以至“49万”被解读为如今的成年子女已花费了父母49万元的养育费。因此，多数人认为这个研究结果估高了孩子的抚养成本，家长们纷纷晒出自己的低工资，说哪有那么多钱供孩子，子女自然也不承认自己花费了父母这么多资源；网上许多帖子大骂“伪学者造假”、“找死”甚至激愤地要我“去跳楼”。其实，公众的误解主要是传媒仅选择了某些侧面加以渲染而回避另一些侧面如样本和估算方法的特殊性所引致的后果。首先，这是一个对居民生活水平高于上海平均水平的徐汇区的概率抽样的调查结果，因此，不能以此推论全国的平均水平。其次，考虑到中国的子女不仅18岁后极少自立，而且在结婚前大多仍吃、住、用在父母家，父母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承担未就业或未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还要操心或包揽子女的部分或全部的结婚费用，故该研究估算的是30岁以下未婚子女的年平均花费（而以往的研究大多仅计算到16岁），所获得的“49万”成本涵盖了成年子女经济成本的延伸部分，经济成本也明显放大。比如个别成年子女高不成低不就，单位路远的不愿去，工作辛苦的不想去，傍老、啃老加剧了父母的负担；一些家长倾其所有甚至举债为子女筹措几万到几十万元的留学经费、婚房首付。再次，该研究不是从0岁开始对孩子进行30年的追踪调查，因此，49万元的孩子成本并不是目前30岁孩子的家长已经支出的经济，而是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和付出，0岁到30岁孩子父母的年平均花费相加之和。也就是说，目前子女已30岁的父母实际上并未付出如此高的经济成本，但孩子刚出生的父母今后在子女经济独立或结婚前，将付出比这更高的费用。
更重要的是，49万元是个平均数，不同家庭在孩子身上投入经济成本的个体差异很大。以2003年出生的孩子为例，包括孕产期营养、检查、胎教、生育、“月嫂”等支出在内，最高的家庭投入近8万元，最低的才2000元（已扣除福利、保险支付的费用）；以有中小学生的家庭为例，年支出家教、补课和培训费最多的达1.4万元。不少家长自己省吃俭用却不惜重金为孩子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择校、请家教，上高价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购买名牌服装。如有的家庭给孩子买名牌服装的年消费为1.5万元，请家教／培训最高达1.4万元，手机、上网费就要8000元，子女零花钱最多的为1.2万元，满月酒、过生日达2.8万元、买房、留学的最高费用分别为50万元和30万元，但许多家庭的该项花费则为零。⑥也就是说，人均“49万”的孩子成本并不是最低水平或标准线，许多花费可有可无，可高可低。假如我们的父母对子女减少些“望子成龙”的过高期望，假如我们的父母从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勤俭节约的习惯，假如我们的父母少一些对子女的溺爱，少一些攀比心理，少一些非理性的高消费，那么，孩子抚育的经济成本并不像外界所渲染的那么高。
三、“经济成本的投入越高回报越大”是误区且经济成本具有可替代性
《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并非在子女身上所花的费用越高，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越有利。而父母善于与孩子沟通、交流，如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孩子、和孩子如同朋友一样、注重培养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等变量则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⑦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经济成本不仅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而且不是万能的，但却是可替代的。访谈中发现，许多子女在名牌大学毕业且工作单位满意的家长更多地强调，他们从未给孩子请过家教、上过补习班，而是从小带他／她多进行户外活动，多参观各种博物馆、美术馆，多与人交往、交谈和相处，家长和孩子多沟通、交流，培养孩子的观察、表达能力和自理能力，激发他／她的自信心、求知欲和学习兴趣，使孩子有较强学习自觉性、自控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这样，自己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少花些工夫，减少些一般父母常有的心理压力和担忧。因此，我们要走出“投入的经济成本越高回报越大”的误区，父母们可以通过成本结构的优化，也就是减少那些可多可少的经济成本，增加时间成本、感情成本的投入，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而长远的效果，同时也可减少那些非必要的消费。
四、孩子对父母心理满足和成长促进的积极效用不容忽视
古往今来，父母在生育和抚养孩子时所付出的财力和心力世人皆知，而当今世界各国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都在递增，那为什么大多数家庭仍对生养孩子乐此不疲呢？这或许如微观人口经济学所分析的那样：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会作出选择生育的决策。但对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做分析时，不能只估算经济成本和效用，尤其是城市父母绝大多数有工作和在年老时有退休金，根据我们的调查，只有很少一部分父母期盼子女今后的经济支持和赡养，但大多数对子女在自己年老体弱和病重时的生活照料有较高的期待。
除了子女成年后对父母有生活服务回报外，父母在生育、抚养孩子过程中还会体验和感受到心理上的快乐和满足，也就是“苦中有乐”。在我们的“孩子成本和效用研究”的调查中，众多被访家长首肯“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进步都令我兴奋／骄傲”、“孩子会以他们的方式体贴、安慰、关爱父母，增加父母幸福感”、“和孩子一起游戏／活动很开心／使自己变年轻”；孩子对家庭关系的凝聚作用也为大多数夫妻所认同，七成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子女是密切夫妻关系的纽带”、“使家庭结构更完整”、“是一桩幸福婚姻的体现”，使自己“享受家庭亲情和乐趣”；生养孩子还对父母的自身成长和完善具有促进和激励作用，大多数被访者首肯“在抚育孩子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在与孩子的交流中自己也得到很多收获”，而且“为了教育孩子或给孩子作榜样，自己新学了许多知识”，认为生养子女使自己的“责任感增强”、“变得更加成熟、自信”、“更富有爱心”、“激励自己进取或获取成功”，其中“责任感增强”和“变得更富有爱心”的认同率最高，回答有较大或很大促进作用的高达八成以上。⑧此外，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孩子是父母理想与现实冲突之后‘再来一次’的重生愿望的实现方式，⑨在我们的经验研究中也被证实，六成以上被访者认为“生养孩子让我体验完整的人生”、“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缺陷，希望子女能弥补”符合自己的想法和实际。
不少农村父母更多地把孩子当作潜在的劳动力，也更看重孩子传宗接代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保障、养老送终的效用，但城市的、高学历的父母更多地认同孩子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以及对自己成长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由于孩子不仅具有家庭劳作的帮手、延续血统的继嗣效用、抵御养老风险的经济保障和生活服务的效用、家庭关系的凝聚效用，还让父母获得愉悦、满足和快乐的心理收获，使夫妻关系更融洽、稳固，并具有对自己成长发展的促进效用，因此，对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婚姻当事人不要受“孩奴”之类舆论误导的影响，也不要迫于长辈的压力，而要综合、全面地考虑、权衡各种因素，通过相互沟通、认真讨论，自主地作出理性的选择。
五、网络时代的传播媒介应更多地承担正确舆论导向的社会责任
按照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新闻媒介展示给公众的并非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新闻媒介的议程——即对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有选择的报道。⑩传媒通过“议程设置”有选择地对某些事件、观点进行集中报道、反复表现，忽略或掩盖另一些问题或侧面，把公众关注点引导到特定的方向。在要不要生孩子、如何养育孩子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话题上，青年夫妇缺乏直接的经验，也往往更依赖大众媒介以获得这方面的有关信息。因此，传媒工作者在引导公众“想什么”上责任重大，应努力探寻揭示事物真相的信息，如在自己的知识结构或信息搜集可能存在缺陷时求教于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力求为公众提供一个尽量真实的世界，并以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科学的、具有现代理念的养育观来引导社会舆论，而少一些喧宾夺主和哗众取宠以至误导公众。
事实上，在“孩奴”现象的报道中也有些较为冷静的理性分析，诸如《“孩奴”现象的心理分析及专家支招》、《专家呼吁抚育孩子要理性》等新闻。青少年教育专家、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关颖研究员早在今年初一篇《“孩奴”之说可以休矣》的博客中就敏锐地指出，“孩子与房子、车子、票子根本不是一类概念，生养孩子只算经济账，不能说不是一种误导”，“我们的教育缺少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认知和理解，缺少对年轻人责任、义务担当的引领”以及“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跟风、炒作”是“孩奴”说法流行的主要原因。(11)一些网友自发的跟帖和博文所表达的见解，或许也比我们的一些媒体语境更为理性，更接近生活本质：
“‘吃的奶粉要进口的，尿不湿要名牌的’是刚性需求、硬性指标吗？俗话说，穷有穷养，富有富养。没有能耐的，非得挤破北大、清华的大门吗？打肿脸庞充胖子，算什么好汉？！”
“难道作为孩子的父母，负起自己的责任，把挣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到孩子身上，就是遭受了‘压迫、剥削’和‘奴役’吗？显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的很多人，总是觉得这个社会亏欠他的。他舍不得付出，在付出中他不能收获快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是为了享受的……他挣的钱应该自己花——而且是没有任何压力地花。不然，买了房子自己便成了‘房奴’，透支个银行卡自己就变成了‘卡奴’，养个孩子自己要变成‘孩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吃饭要消费，要付钱的，自己岂不是应该称为‘饭奴’；喝瓶水也要钱，自己岂不是应该成为‘水奴’……赡养父母的孝敬的行为，在他们这帮人的眼里，恐怕也会被称为‘奴’吧？”
“你给你的孩子穿金戴银又能怎样？你把孩子培养成‘花钱机器’，是你的幸福还是孩子的幸福？其实，你只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快乐的童年，孩子会一辈子感激你，这也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幸福。”
“养育后代从来不只是一个经济命题。它包含亲情之美、伦理之常。它的利弊，不应该只通过计算器上敲出的数字来评判。在‘孩奴’这一词汇流行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一种危险。我们担心，被过分强调的集体抱怨，会演化成无法控制的强大潮流，损害我们珍视的亲情传统，从而裹挟许多人的思考，并伤害我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和家庭观念。”
“当我的女儿第一次叫我‘爸爸’、迈出第一步、长出第一颗牙齿时，我所有的不快和烦恼都抛在脑后，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父亲。为了让女儿过得更快乐、更美好，我会加倍努力，再苦再累也是我的幸福。”
六、社会应为缓解市民的家庭压力提供政策和文化环境的支持
“孩奴”炒作虽不足取，但“孩奴”热词的迅速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型期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对处于就业、住房和子女抚育等多重压力家庭的冲击；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被众多父母所认同并付诸于实践，也折射出竞争愈益激烈社会的家长们对子女以高教育资本向上流动的渴望，以及对优质教育资源获取机会不平等的现状不满而产生的焦虑。一些父母使用进口的高价奶粉，也许并非为了攀比或崇洋，而是出自对国内一些产品缺乏安全性的担忧，或由于企业对哺乳期妇女的权益保护不到位，坚持母乳喂养将不得不面临职场危机。加上天价私立幼儿园、培训班及其夸海口的虚假广告等，都需要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至于家长们不惜重金，千方百计地通过择校进入各级私立学校或重点学校，也与教育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以及以收取择校费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困境的择校制度通行有关。而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制不仅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也使教育资源向经济、社会资本优厚的家长／家庭倾斜，继而难以确保公民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尽管针对公办幼儿园萎缩、集体和企事业办幼儿园锐减，而民办幼儿园良莠不齐、收费过高的现实，如何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幼托公共服务，以减轻年轻父母过高的幼托成本和工作—家庭的双重冲突，已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也期待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引致的择校问题，这无疑有助于减少家长对自己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的担忧以及为不输在起跑线上而一掷千金等非理性行为。
此外，现代社会应该倡导一种多元化的、宽容的文化氛围，接纳各种所谓的非常规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婚或不育，单身、单亲或“丁克”家庭，而不要以一种标准化的、单一模式给青年人太大的压力。作为父母也不要过于介入小夫妻的私人生活空间，干涉子女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雄厚的物质条件不是生育与否的充分前提和唯一保障，夫妻俩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相濡以沫、努力奋斗，再大的压力也可变为动力和转机。只要家庭对压力有积极的认知，对孩子不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北大教授温儒敏日前提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千百万家长，这个错误口号可能误导几代人。或许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的“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才能让家长的经济焦虑得以部分缓解。
注释：
①一些人常强调每月还了房贷后，剩下的“奶粉钱”和“尿布钱”就不多了，传媒也常以“房奴+孩奴＝一生为奴？生儿育女成80后负担”、“卡奴+房奴+孩奴，中国人一辈子就是奴隶”为题渲染“孩奴”现象.
②“月光族”(Moonlite)是网络流行新词汇，是指与“储蓄族”相对应的、每月的收入都用光的群体。而“40后”、“50后”父辈们的“月光”虽是多子女、低收入时期的普遍现象，但那时的“月光”是被动、无奈的行为，过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苦日子。如今的“月光族”中虽也包括赚钱不多，收入仅可以维持每月基本开销一族，但更多的是“能挣会花”、“能花才更能赚”、“花光用光自得其乐”的高收入、高消费一族。他们的“月光”甚至“寅吃卯粮”通常是一种主动、时尚的新潮的行为。仅以两代“月光族”的不同特征为例，我们也可看出如今年轻夫妇的经济压力和焦虑，与他们的父母辈不可同日而语.
③风笑天.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4(4)；杨菁，章娟.未婚女研究生的理想生育观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吴帆.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J].南方人口，2009(1)；王磊.江苏省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J].西北人口，2009(4)；王玮，李林.对当前我国家庭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尹勤，帅友良，温勇.南京市青年生育意愿调查分析研究[J].西北人口，2005(2)；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5).
④徐安琪，包蕾萍.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J].江苏社会科学，2007(5).
⑤⑦由于未检索到2004年后关于孩子养育成本的研究文献，以上资料均来自徐安琪.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J].青年研究，2004(12).
⑥王乾.城市人收入低就不要生孩子超8成受访网友赞同[EB/OL].环球网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0-06/864866.html，2010-06-17.
⑧徐安琪.孩子效用：转型期的特征与结构变化研究[J]，青年研究，2005(12).
⑨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⑩［美］梅尔文·L·德弗勒，［英］埃弗里特·E·丹尼斯著.颜建军，王怡红，张跃宏等译.大众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1)参见关颖的博客.“孩奴”之说可以休矣[EB/OL].http://blog.china.com.cn/guan_ying/art/3014734.html，20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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