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频频爆发城市危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不仅指出资本主义对大众城市权的剥夺是爆发城市斗争的直接原因，还将城市权作为逻辑起点，建构了旨在实现空间正义的城市革命理论构想。从城市权思想到城市革命理论，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即城市革命是争取城市权的必要途径，其根本目的是对空间正义的重构。理解和掌握这个逻辑，能够为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城市权；城市革命；空间正义；演进逻辑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市危机加剧，城市日益成为“政治行动和反抗运动的重要场所。”[1]119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家透过城市日常生活，着重考察了城市中下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城市空间相结合，探寻资本主义城市解放的可能性。他们将城市居民利益视为城市改革的指导原则，不仅对城市权的内涵进行了概念界定，还将城市权的实现作为衡量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他们指出，城市公民一旦具有了城市权意识，在面对凸出的城市问题时能够依靠自身联合起来开展城市革命，以赢得政治和文化话语权。城市权和城市革命的关系可谓是辨证统一的，一方面，滋养公民城市权意识能够促进城市革命的开展；另一方面，开展城市革命能够进一步推动城市权的实现，最终建构人们心中理想的城市生活。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对城市权的内涵构建
1968年，以法国“五月风暴”事件为开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围绕种族、住房、就业、教育等人权问题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人权的激烈讨论，这也是个人权利向集体权利转变的重要契机。
列斐伏尔率先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范式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空间视域来考察阶级及其权利关系，随即发表了城市研究理论中的惊天之作——《城市的权利》。他把城市权看作是人们试图塑造自己命运的表达，并对其概念进行了具体化分析，认为城市权包括居民“进入城市的权利、居住在城市的权利、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等。”[2]他更是尖锐地指出，处于非平等地位的劣势城市公民为获取更多社会资源，可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城市斗争以争夺城市权，“斗争的关键是争取让日常生活摆脱资本主义组织，并形成由人民大众来管理空间和空间为人民大众服务。”[3]349-358
大卫·哈维沿袭列斐伏尔的城市思想，通过对美国社会状况的观察，认为当代公民意识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阶级或阶层，人们更希望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构建和管理城市。他强调，城市权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1]4-119同时，大卫·哈维还主张城市权是极为重要的城市运动目标，在城市管理方面应给予公民更多民主，使工人阶级的城市诉求得到广泛实现，城市权益得到更好地保障。城市权的获得需要发挥城市公民的主观能动性，采取一些行动来限制资本肆虐。
爱德华·索亚倾向于把城市权看作是城市空间的正义问题，主张以空间入手来研究城市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化加发展进程中寻求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城市公民愈发意识到自己所获得的城市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空间发展不均，因此要求争夺城市权的呼声愈加高涨。爱德华·索亚由此认为，空间正义即为城市权，构建空间正义就是获得城市权。而实现空间正义，就要构建一套合理有序的权利等级体系，以实现空间的包容开放、多元共存。他对城市权利与空间正义内涵关系的深度挖掘，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城市权内涵的理解，也让人们看到了城市空间均质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看来，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开展城市革命就是为了实现空间正义。所谓空间正义，主要指在空间建构的过程中反抗空间资本与权力的压迫，力求保障空间实践主体的利益、权利与资源。其领域涉足较广，包括空间的生产、资源的分配，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布局等。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的任务不但是要揭露出城市空间非正义产生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要探寻实现空间正义的可能性路径。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都是他们积极探索空间正义，最终实现空间解放的理论尝试。
二、城市革命：实现城市权的必由之路
大卫·哈维指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要提出对城市权的诉求，开展城市革命就是对城市权进行申诉。例如，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化不单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的选择结果，更是资本驱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空间资源与财富将被重新分配。城市中的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共同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城市文化氛围，不为他们所共有，而是被少数资本家所私人占有，并以货币资本的方式进行掠夺。原本应该主宰自己的城市资源的劳动者，反而被城市空间资源所主宰，这是人自身所处的空间生存环境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而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但为追逐更多的利润，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而沦为资本的奴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的本质无法得到外化和体现，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即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具体体现。
因而大卫·哈维认为，空间区隔与阶级分化的空间策略的运用，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夺取中低收入群体所握有的空间资源，并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控制。由此，他主张利用居住空间的分异化，将每一个独立的社区分作一个基本单元，通过社区自治对劳动力及剩余产品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资本控制与剥削，组织成为“叛逆的城市”。城市革命实现了突破地理空间界限的跨阶级联合，因此它既属于阶级斗争，也属于反资本主义斗争。大卫·哈维同时强调，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把各方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以重获城市权为目标，尽可能地将一切闲散力量汇集到革命队伍之中。
城市是生产关系和居民日常生活出现尖锐矛盾的集中区域，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以来，资产阶级关系与阶级意识皆有了新变化，城市斗争领域和斗争形式发生转移，城市逐渐成为革命的中心。城市作为居民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最易孕育新兴的、力量壮大的居民团体。城市中居民来源的广泛性以及社会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能够融合而成各类不同氛围的社区文化，还能够形成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为城市革命积蓄力量。
列斐伏尔认为，“工业革命是城市革命的前导”[3]349，工业革命应当发展成为城市革命。传统革命往往以劳工运动的形式，组织工人聚集起来形成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等活动，而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因其具有个性化、小批量的生产特点，难以召集大规模的工人群体。区别于传统革命，城市革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运动，以城市空间为界限，以城市中下层劳动者为参与主体，淡化阶级区分意识。劳动者之间通过共同的利益、价值观、爱好、兴趣等组织在一起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因而能够集结力量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诉求。
对于文科生而言，汉语言吸引力比较强。虽然汉语言专业惠及范围广，但因主要以文科生为主，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中，文科生是教学的主要对象。当然，有的学生考上大学后，开始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也充分体现了专业的魅力。因而语言应用意境分析备受关注。
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导致了空间非正义现象的产生，实现空间正义要充分掌握空间生产的控制权。资本主义为解决资本过剩危机，就要对过剩资本进行转移，开辟新地进行建设性投入。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网络格局，其实质是不平衡的地理学景观，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由以往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向国家与区域、地区之间的剥削转变，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因此，大卫·哈维指出，要想实现空间正义，我们必须从空间生产入手展开资本批判，以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市政治层面上，大卫·哈维要建立一种差异性空间政治，能够包容多元的政治诉求的反资本主义力量，旨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中能够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只有将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与城市政治相结合，城市革命才能更加彻底，城市权与空间正义才能更快实现。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伸入资本主义的城市生活，积极探讨城市空间与城市权的关系，对城市革命理论进行大胆地设想与构建。他们主张通过区域性的自我管理、自我规划的战略，使各个区域结成城市空间网络，将城市组织起来。用区域意识取代阶级意识，以开展城市革命来获取更多的城市权。而城市权的扩大化使城市居民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生活方式，滋养其独立的权利意识，在城市生活的各方领域中增强话语权，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主人。广大中下层劳动者及城市本身都能从资本逻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达到政治与空间的双重解放。
回到家，妻子正在电脑上弄什么东西，没有理他。他心里发虚，主动搭话，妻子则是淡淡地回应。等妻子离开书房去淋浴，他心里紧张地瞄着妻子忘在电脑桌上的手机。淋浴的的哗哗声刚一响起，他就悄悄过去，快速翻看着手机内容……
三、从城市权到城市革命：对空间正义的重构
目前，关于争取城市权的运动仍在持续。一些城市已把城市权利写进宪法，例如，“圣保罗 2001年的法规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享有可持续城市的权利，可被理解为现在和未来几代人拥有城市土地、住房、环境卫生、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以及工作和休闲的权利。”[4]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对城市权的内涵构建，为重塑资本主义城市生活、探寻资本主义城市解放之路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思路。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正义的失序格局源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流动，使它突破了地域界限，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产生了全球性的不公正现象。他主张创建适宜的空间以扭转垄断性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支配，其中包含平等公正的生产、占有、交换以及自由享有使用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权利。他寻求对城市资本和城市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以改变资本塑城的非正义地理学景观。他所提出的“城市权”旨在城市空间在变革和重塑中能够听取居民意愿，以民主反对权威，让大众决定城市生活图式，充分发挥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看，获得城市权就是实现空间正义。
在爱德华·索亚看来，围绕城市权展开的斗争，不应只限制于城市自本身的地理界限，还应当把城市周边区域作为实现集体权利的空间和场所。城市权就其内容而言，不仅被视为参与城市空间生产和保有差异性的权利，更应作为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权和占据空间权。它不仅是为了城市空间的秩序重建，也是对城市非正义形成过程和空间关系的彻底批判。争取城市权是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而那些被剥夺生存空间的中下层劳动者应组织起来为实现空间正义而斗争。这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勇气和力量，促使工人、社区组织与地方等进步势力组建多元的联盟团体。
3.4 加大科技扶持，提高家庭农场的科技水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家庭农场的科技水平高低决定生产效率和商品竞争力。提高家庭农场的科技水平，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里帕对《象形文字》的依赖，学者麦格拉斯（Elizabeth McGrath）认为，原因是作者“瓦莱里亚诺习惯性地，不仅仅为拟人形象提供的是大量从别处采撷的人物形象及其随附属像，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对其他人的象征符号的有用的解释和先例”。《象形文字》所具备的学术性和全面性，体现在书中每条寓意释义时一一列出其借鉴的图像手册目录与索引，这一点对于里帕参考而言非常便利。当然里帕也存在不少误读，如“和平”（Peace）的形象等。㉒此外，不止瓦莱里亚诺，里帕也采纳了尼德兰南部的扬·贝肯（Jan Becan，1518～1572年）的象形文字作品，此书出版恰在里帕《图像学》问世之前。㉓
爱德华·索亚主要从地理学与空间角度来建构正义，通过对空间权力支配与空间压迫的揭露以及争夺城市空间控制权来反抗空间霸权。他把目光锁定在被城市空间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着重强调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重要性，要避免对中下层劳动者的空间剥夺，保障他们平等参与空间生产及分配的权利，并主张以边缘群体的集体社会行动来反抗空间非正义。爱德华·索亚认为，政治觉悟和空间政治意识的觉醒，是激发社会行动力量的前提。要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必须唤起民众的民主意识觉悟，激发集体社会行动的力量。为此，他提出了实现空间正义的可行性路径，即建立正义联盟。他呼吁城市边缘群体应为捍卫城市权而进行斗争，以此改变非正义的社会现状。
无论是城市权、城市革命还是城市空间正义，提出和完善这些概念的目的皆是为化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权利冲突，充分保障居民进入、使用和管理城市的权利，以城市解放带动政治与生活解放，乃至人的解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努力找出解决空间政治实践问题的方案，对城市权、城市革命以及对空间正义的开拓性探索，不仅丰富了城市斗争理论，拓宽了空间问题研究的理论深度，为推进空间正义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理论构想。当然，他们的理论构想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体系内进行的，而彻底消除城市空间的非正义现象，建构公平、正义的城市空间，“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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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北京: 商务出版社，2016.
[2] 姚新立.城市权利: 从大卫·哈维到中国城镇化问题[J].价值工程，2016(29): 237-239.
[3] 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4] David Adler，Neil Brenner，Bradley L Garrett etc.The Right to the City[G].London: Verso，2017: 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7.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7X (2019)04-0018-03
DOI：10.15916/j.issn1674-327x.2019.04.005
收稿日期：2019-04-04
基金项目：辽宁省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7CKS007)
作者简介：关巍(1982-)，女，辽宁锦州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校：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