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民族论文,我国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收集了八十年代初至一九九二年间有关研究我国民族心理的三十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状况，并提出了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学界愈来愈重视民族心理研究。究其原因有二：第一，经济发展的促进。任何上层建筑都是以其经济作为发展基础的。解放以来，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各种原因，国民经济长期停留于同一水平上。这自然影响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针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优惠政策，各民族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随之改观。但是历史上长期遣留下来的一些不良心理因素，如羞于经商、排斥科技和懒惰等，仍然束缚着经济发展。为了清除这些因素，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和民族研究机构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在派遣一些科技及宣传人员教育他们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先后发表文章，指出许多不良心理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从而使研究民族心理素质的工作兴盛起来。第二，民族学理论发展的需要。解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理论长期受前苏联的影响，但苏联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事务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迫使民族学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以指导我国民族学研究方向和当前的民族工作。而这之中包括民族心理理论的突破。故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促进下，我国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截至九二年年底，共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在内容方面，可分为一般民族心理理论和个别民族心理因素两类性质的研究。
一、关于一般民族心理理论研究
前面已谈及我国民族学理论长期深受前苏联影响，因为截至目前我国民族心理理论还未走出斯大林所下定义的束缚。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中的四个特征虽在前苏联和我国民族学界引起长期争论，并在我国五十年代民族识别过程中表现出不适应性，然而至今仍没有一个为学者们广泛接受的民族定义。故争论归争论，斯大林的定义仍在使用。而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首先成为研究民族心理理论的学者们的争论焦点。
熊锡元在《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 期）一文中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其属性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精神面貌的表现与结果；它不是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和文化等同起来；它和风俗习惯有密切联系，风俗习惯可以表现共同心理素质，但二者不可等同；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但也会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最活跃、最具生命力、也将是最能持久和最后消亡的因素，故在民族识别中作用显著。
吴团英在《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在外部关系上，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民族形式中。在内部关系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主要寓于民族心理结构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之中。换句话说，民族心理素质就是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一个民族在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的特点，就组成该民族心理素质上的特征。从动态角度看，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因其相对独立性、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世界和鲜明的排它性而具有较持久的稳定性，又因其内容及表现形式的可变性而具有可变的渐进性。吴团英在另一篇文章《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 期）中认为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民族诸形成条件的综合反映，也最具普遍性，故它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可作为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
顾学津在《民族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1期）一文中指出，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等内心活动，是同一个民族的特质生活条件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一个民族形成过程中共同经历的历史在同一民族人们意识世界中的表现，属于精神范畴。它通过民族风俗、属性意识表现出来。由于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稳定、持久性，故在民族识别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徐杰舜在《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 年3期）一文中认为共同心理素质前面应加上“文化二字，这样即可以反映文化与心理素质的关系，也能准确地概括斯大林论及此问题的愿意。他指出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就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表现和反映。它通过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体育游艺、道德情操以及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和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民族意识以及自豪感。它本身具有独立、全民、稳固的特性，其内容包括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民族性格及民族自我意识。
苏联汉学家、民族学家刘克甫在贺国安采访并整理的《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问题》（《民族研究》1989年4 期）一文中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应该以民族自我意识来代替。民族自我意识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有意识地显示出来的民族自识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虽然存在，但由于其在名称上不统一，有诸如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共同心理气质、心理状态等称谓，且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还不足于应用到民族定义上来，故原则上应该展开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何叔涛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4 年2期）一文中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容包括两部分， 即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上的民族特点与主要表现为民族自我意识的民族情感。民族自我意识只存在于与其它民族交往接触时和当感觉到自己与别的民族成员的差异以后。它与民族关系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民族意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受到阶级意识的制约。目前，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六个民族对时代赋予我们共同任务的共识。
纳日碧力戈在《民族意识辩》（《民族研究》1991年5 期）一文中认为民族意识属于人类大脑在一定时代的机制之一，它建立在民族语言思维的基础上，是民族成员和民族群体对于民族文化差别和民族社会地位的综合认识过程的积淀，是民族认知模式。民族意识与民族意识表达不同，民族意识是全民族的自我认识模式，是一种高度抽象。民族意识表达则是这种认知模式和高度抽象的具体运用。民族意识表达有精神和物质两种形式，其精神形式包括宗教、艺术、传说、民俗等等，其物质形式包括建筑、音乐、雕塑等形式。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意识的核心，民族语言是民族意识的基础。
李瑞、何群在《民族意识初探》（《民族研究》1991年2 期）一文中指出民族意识作为同一民族的人们感觉乃至自觉到大家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己人的心理，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综合作用于民族精神生活的产物，民族意识是民族诸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因素，它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变异性及两面性。
吴金在《谈当代世界民族进程和民族发展意识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6期）一文中指出， 民族意识不仅指民族成员的自我归属感，而且是同民族发展进程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条件，即指推进或防碍本民族发展的思想因素，是民族主观世界的反映。一定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的政策环境及民族自身发展意识即精神世界的因素对其发展起重大作用。
刘锡淦在《浅谈民族意识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4 期）一文中指出民族意识包括民族感情、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三个方面。熊锡元在《民族意识初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3 期）一文中认为民族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是在与不同民族交往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
从以上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论文来看，作者们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性、持久性、渐变性及其在民族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的外延及内涵的理解，仍存在分歧。目前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名称方面，仍有民族性格、民族感情、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及民族自我意识等不同名称之提法。尤以后两个名称提法为多。在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方面，熊锡元、吴团英、顾学津、徐杰舜、李瑞及何群等意见一致，尤以熊锡元对此概念的理解最具代表性。但对民族意识、民族自我意识的内涵理解主面分歧很大，吴金、纳日碧力戈、熊锡元、刘锡淦及刘克甫各持己见，如吴金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主观世界的反映。纳日碧力戈认为民族意识是全民族的自我认识模式。熊锡元认为民族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故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继续深入。
二、关于个别民族心理因素的研究
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而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心理素质。其中有些优良的共同心理素质对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及其它起着促进作用，而某些落后的心理素质则严重阻碍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深化及科技的普及，故一些学者对这些不同民族的具体心理因素进行了探讨。
熊锡元在《试证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 年6期）、《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4 期）和《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出版社1987年再版）等三篇文章中分别探讨了回、汉和傣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它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獈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
荣丽贞在《蒙古族祭祀习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6期）一文中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 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
徐杰舜、覃乃昌在《壮民族意识浅证》（《学术论坛》1989年6 期）一文中论述了壮民族意识形成、弱化、强化、再弱化、再强化的发展过程。认为壮民族在宋代形成之后，由于其发育不完全及民族关系上的汉尊土卑，使壮民族意识一直处于弱化状态。解放后，壮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壮族在党的领导下，民族意识日益强化。但在六十年代，由于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民族融合”风的错误影响及“民族自然同化”现象的误解及文革的洗劫，故民族意识淡化。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壮民族的繁荣发展，民族意识再次强化。
萧景阳在《黎族现代民族意识略论》（《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1 期）一文中认为黎族的民族意识经过原始意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意识两个发展阶段。并分析了黎族现代民族意识增长的文化、地缘、政治及经济等因素。指出黎族在不到半个世纪中实现了原始意识向现代社会主义民族意识的飞跃，说明历史上落后民族有可能实现民族意识的飞跃和民族意识是流态意识。
苏世同在《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4期）一文中认为苗族主体心理经过主体的内化及社会化， 形成由智力因素（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及想象）和非智力因素（需要、动机、情感、意志、气质及性格）组成的苗族主体心理。这种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
伊力合木·克力木的文章《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4期）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 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选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
钟元俊在《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2期）一文中探讨了民族心理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认为文化优越感、隔阂感、地理环境造成的自然隔阂感及强烈的民族群体意识等影响着诸如傣族这样的民族。在民族教育过程中，那些心理的、观念的和非经济因素可能会起主导作用，故只有把民族教育的目的、功能、过程与民族整体文化协调起来，调适广大群众的文化心理、配备适当的资源基础，才能促进教育的发展。
郭建荣、郭广瑛在《试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4 期）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施于人而不取于人、追求精神满足高于物质享受的心理、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排斥态度、重“通学”轻“专学”及视“技艺”为“末务”的传统，阻碍了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
张践在《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4期） 一文中指出经济心理是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我国不少少数民族在生产心理方面缺乏进取精神和经济效益观念、不重视生产中的分工及专业化协作、对科技是生产力缺乏认识，在分配心理方面的平均主义、在交换心理方面以商为耻和在消费心理方面浪费浮夸等，为自然经济产物，严重阻碍着民族地区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应该加以改造。
郭大烈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3期）一文中认为民族心理不平衡、 低水平的经济文化状态和自满的惰性心理、死守单一粮食生产、传统因循守旧心理、商品流通不畅带来的闭锁内向心理、原始文化残余带来的重义轻利的旧道德心理、长期贫穷靠国家支援产生的自卑心理，是阻碍社会化商品经济发展的心理因素，故必须使民族心理社会化，实现民族心理的重构运动。
秦殿才在《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1 期）中认为我国落后地区物我所用的生产观念和血缘维系的宗法观念、有福同享的消费心理和自满的惰性心理、根深蒂固的陈规旧俗等不良心理结构应当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应该考虑少数民族人民承受能力，遵循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正确对待传统及增强民族自我调整的机制。
孙懿在《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心理变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3期） 一文中从民族经济心理和消费观念、民族传统守旧心理和宗教观念、民族隔阂心理和通婚观念、民族文化心理和教育观念等方面探讨了民族经济与心理的变化。
戴小明在《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4期）一文中认为自给自足、重农轻商、知足常乐、墨守成规、 听天由命、怕树大招风，不患寡而患不均、靠山吃山、老死不相往来、多子多福等是我国民族的消极心理因素，必须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和商品经济、变革民族生活方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对外开放及合作，才能逐渐消除这些对民族发展不利的因素。
另外，一些作者对伊斯兰教对回族审美心理和藏传佛教对藏族审美心理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心理相容、维吾尔族与哈萨克克族城市居民消费心理、鄂温克民族的心理素质、毛南族民俗与传说中一些民族心理、壮族对佛教淡薄倾向性心理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荣·苏赫在《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及《民族心理及阶级心理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1期、1989年3期）两篇文章中独辟蹊径，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联系在一起，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具有决定制约作用。
以上论文，从实践出发，具体分析某一民族的心理素质或与其心理素质相关的问题，从所述内容来看，正好与我国民族建设事业相适应，说明民族学离不开时代赋予它的使命，作者们详尽列举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心理因素，提出了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和注意事项，这无疑对各个民族的发展大有裨益。
民族心理是民族学研究的任务之一，而我国的民族心理研究仍处于雏型阶段。我们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仅限于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的四特征之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对个别民族心理的研究也多为对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消极心理因素的分析。而西方民族心理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后，无论在研究理论、方法及对象等方面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故我们应向他们借鉴有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我国的民族心理学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等有关民族的证述及著作为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第二。应该加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虽然都称为民族，但层次不同，是一个由既有别的单一民族，又不可分割的一体结构所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故我们应在研究各个少数民族及后进民族心理素质的基础之上，加强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研究，以促进我们中华民族的聚集力和向心力。第三，必须以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作为研究基础，民族心理学虽以民族学的成果作为基础，但它自身偏重于民族心理研究便决定了它必须侧重于民族心理发展过程。可以说，民族心理学依赖民族学，而民族学在调查心理特点方面相应地求助于民族心理学，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彻底地研究民族学。第四，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采取纵向研究方法，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它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同时也可采用横向研究方法，即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它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别的民族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五，研究民族心理学，不应只着眼于民族心理，还必须重视与其相关的其它问题。如文化，文化作为民族心理“物质化”的一个最重要领域，它不但能够反映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性格，而且有助于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对民族心理学的系统研究不可能在文化的范围外进行。又如民族关系，一个民族只有与其它民族接触交往，才能体会到彼此的不同，包括心理上的不同，故研究民族学不应忽视对民族关系的研究。目前，我国已有许多学者在上述几方面有所建树。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我们持之一恒地坚持下去，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一定会赶上或超过西方民族心理学发展水平，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及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民族工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