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深化阶段面临的问题与化解——从改革成本角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角度论文,成本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的推进方式一直是政府主导型，伴随这一推进方式，中国经济20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尚未完成，而且当我们更深入地推进改革时，我们发现改革深化的每一步都尤显艰辛，改革的边际成本呈递增之势。因此，如何化解改革成本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问题，就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阶段划分与战略实施
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推进的过程。研究改革，顺利地推进改革，就必须首先对改革历程和目标有一个总体把握。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围绕这一目的，改革目标经历了“大计划小自由”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进而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现在来看，中国改革大体上要经历以下阶段：
（一）改革起步阶段。1978～1991年，其中1989～1991年为调整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理论逐步确立，改革实践全面推开。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计划到市场。首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完全确立。其次，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等模式。再次，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政府的宏观调控逐步转轨。在此期间，改革的战略立足于体制外先行，增量调整，双轨过渡。
（二）改革深化阶段。从1992年起，目前尚未完成。这一时期，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国有经济单一模式得以突破，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经济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这一时期正式采取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改革推进方式由边缘进攻转向攻坚战。显然，这一时期改革难度最大，但又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大框架中的关键时期。如果改革深化阶段能顺利完成，那么下世纪的前十年就可以进入改革的完善阶段。
二、改革中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在“理性行为”假定下，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体制改革之所以发生，总是因为新体制较之原有体制能给人们带来更大好处，使人们的经济福利得到提高。一般来说，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去捕捉新的获利机会，使既有利益得到增加，这可以看成是改革的动力源泉。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体制创新都要付出一定成本。依照成本——收益的一般分析，只有当改革收益大于改革成本时，改革才会进行。因此，对于任何改革来说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Rn－（Cg+Cp）＞Ro.其中，Rn为新体制带来的预期总收益，Cg为政府的改革实施成本，Cp为改革中民众个体承担的成本，Ro为原有体制净收益。给定Rn和Ro，Cg和Cp越大，改革越难。在现实经济中，为什么有时候新体制无法按“既定方针”推进，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改革的成本太大。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来说，改革的阻力更多地是源于Cp的大小。在改革过程中，民众个体总是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既要获取改革的收益，但又不愿承担改革成本。民众个体承担的改革成本越大，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我们可以用下图做出直观的描述：
这里OA、OD为民众个体和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最大限额，AD为改革线，OK和OM为民众个体和政府支付的改革合理成本。从图中可以看出，改革的合适区域应选择在BC线段上。MN和KL的任何移动，都会导致一方过多或过少地承担改革成本，使改革偏离合理区域。
根据改革对个体利益关系的影响，我们可以把改革推进方式大致归纳为三种类型：（1）帕累托改革。 这类改革可以使所有经济主体受益，而没有任何经济主体受损。这是一种理想的改革推进方式，改革越接近这种状态，就越能顺利进行。（2）卡尔多改革。 这是指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不受损或受损最小。（3）非帕累托改革。指改革过程中不但有人收益， 而且也有人受损，尽管可能只是少数人暂时受损。这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改革状态。因为任何一种体制改革，归根结底都是利益的调整，总有一些人的现期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严格说来，卡尔多改革是非帕累托改革通过“赎买”、“补偿”而向帕累托改革的一种转化。中国改革的起步阶段基本上类似于帕累托改革和卡尔多改革。而改革深化阶段则更接近于非帕累托改革，而且由于现期受损总量比较大，以致政府无法通过“补偿”转化到帕累托改革。因而使改革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三、改革起步阶段对民众个体改革成本的化解
对于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来说，千方百计让民众支持改革、理解改革、参与改革，是改革起步阶段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每一项改革方案的出台都要着眼于化解个体改革成本，即不触动原有利益格局，又能带来新增利益，亦既达到“帕累托”状态。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阶段，确实达到接近于帕累托改革的状态。这种改革方式，尽管在今天看来仍存在尚待深化的环节和问题，但被证明是成功的，它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长的奇迹。
首先，从农村改革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无疑具有“帕累托改革”性质。这种制度变迁并没有触动农民原有的既得利益，相反使农民能人人受益。改革前，农村极端贫困，农村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改革则通过改进激励机制，使农民成为自主选择技术道路和制度安排的主体，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村新体制的推行，不但没有危及其自身利益，而且由于农副产品供应增加，结束了“票证经济”。因此，农村改革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城市经济状况的好转。事实上，农村改革的成功，在于从一开始就化解了个体改革的成本，农村和城市个体民众都没有因为改革而增大现期损失。
其次，从城市改革来看。改革前，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最初完全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两权合一”，企业按指令性计划组织生产，不存在任何“剩余索取权”，只是政府的一个“科层组织”。改革后，通过放权让利、价格双轨制，给企业生产带来了宽松的环境和改善企业景况的机会。放权让利改革，尽管出现了激励不相溶、约束软化、内部人控制等现象，但是由于政府主动放弃一定利益而让企业直接获取现期利益，使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价格双轨制，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带来了一些负效应，诸如权力“设租”和“寻租”行为，但对维护原有利益格局，化解企业改革成本起到了良好作用，刺激了产品有效供给的增加，缓解了极度匮乏的市场状况。
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改革起步阶段，通过体制外推进，双轨过渡方式，力求使改革成本内部化，基本上消除了民众个体改革成本的增加。在此期间，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传统体制下的原有福利制度保持不变（如就业、住房、医疗等），从而使人们既解除后顾之忧，又对改革充满信心。现在看来，改革起步阶段为什么既能化解改革成本，推进改革顺利进行，又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尽管国内外有关解释中国改革之迷的文献很多，但我们认为有效供给不足是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市场基础。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存在普遍经济短缺，个体民众消费受到严重压抑，这样改革一方面带来城乡居民经济状况改善；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改革成本，不触动传统体制下涉及城乡居民生活的安全保障体系，个体民众消费欲望得到巨大释放，再加上对外开放，国外消费的“示范效应”，形成“消费攀比”心理，使中国经济格局一时呈现“需求过旺”。受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也迅速增长。因此，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中的“投资饥渴”症，更主要是由“消费饥渴”引致的。消费和投资的双重膨胀，使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同时也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了良好契机，避免了企业营销策略中“以销定产”的谨慎心理。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中的“资源大战”、“重复建设”，争资金、争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越演越烈以及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屡禁不止。正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消费需求拉动——投资增加——价格上升——生产增加——经济奇迹增长”。所以，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市场条件下，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呈正相关的。改革促发展，发展促改革，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这种格局下，改革的进程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改革越早越深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快速增长，形成“东强西弱”的格局，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试想如果不是在供给不足的状态下，通过化解改革成本，使改革成本内部化；而是在改革伊始，就着手打破“铁饭碗”等福利制度，使改革成本外部化，革除传统体制的保障体系，个体民众的消费欲望就不可能大胆释放。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在转轨体制中，由于个体民众消费欲望的过渡释放，带动了市场物价水平的提高，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提价压力”。同时，又由于政府支付的改革成本越来越大，使国家财政越来越拮据，不得不通过举债和向银行透支来弥补，使中国经济多次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如何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课题。
四、改革深化阶段面临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与改革成本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改革迈入深化阶段，今后的改革十分艰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改革没有回旋余地，需要“正面突破”；另一方面政府受改革成本支付能力的限制，不可能将改革成本统揽一身，使个体民众改革成本出现递增之势。因此，如何化解个体民众改革成本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各种问题，将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难题。
从理论上讲，在改革深化阶段，导致个体民众改革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来的不确定性，形成“改革阵痛”。一般说来，对于理性的人来说，未来往往是不确定的，未来离现在愈远，不确定性就越强，个体单位收益的“折现值”愈小，与此同时，现期支付的个体成本就越大；其二，政府改革预期与民众改革预期的“时滞性”。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信息的不完备性，使政府改革预期和民众改革预期很难对接，导致改革中各种利益矛盾相互冲突，加大了个体改革成本的支付；其三，双轨体制的“磨合”。无论渐进改革还是“创世纪式”的激进改革，新体制有一个发育成长过程，旧体制可以按设计逐步破除，新体制却无法根据预定时间表一下子建立起来。
而个体民众改革成本的不断增加，又引发出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首先，农村出现增产不增收。伴随改革深化，原有农村体制创新收益不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方面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农产品提价余地越来越小（目前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形成两头“挤压”。其次，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缩小。近年来，已经出台的一些改革方案，例如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个体民众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这部分费用现期又无法得到补偿，致使城镇居民收入总量相对缩小。面对今后一大堆“花大钱”的改革，民众个体出于“理性”意识，自我设置安全阀，不断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额，形成自我“强迫储蓄”倾向。事实上，在这一特定时期储蓄额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只与民众个体预期改革成本和未来安全系数相关，利息率已成了一个外生变量。这一点无法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中寻找到圆满的诠释。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央行多次降息，政府又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居民储蓄稳步上升、消费仍然不振的原因。因此，要增加内需，降低利率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降息可以减少企业生产成本，刺激生产。但不能刺激消费，而消费停滞，“惜消”现象又必然引发投资中的“惜贷”行为。这样，中国经济仍然摆脱不了“消费不足——增长乏力——就业不足——经济萎缩”的循环。同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缓解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拉动基本建设设施投资，只是用政府投资需求去弥补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不足，可以解决当前的市场需求不足，却仍不能解决整体性的有效需求不足。
根据经验数据，一国适度消费率应以70%左右为宜，但我国九十年代居民消费率一直只有50%左右。应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还十分低，再加上农村还有5000万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城镇存在500多万下岗职工。因此， 目前中国经济的“过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过剩”，而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现象，个体民众并非满意目前的消费状态。如果不是个体民众改革成本的增加、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而是心态稳定，有能力有信心去消费，他们会把收入大胆投向消费。
当然，认识到中国经济目前遭遇到因个体民众改革成本增加而滋生出的消费不足，但并不能据此而反对改革。应该承认，改革到今天，“望断天涯无退路”，各项配套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这些改革的帐单完全由政府付费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尽管从扩大内需角度看，确实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但这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已经付出了改革成本，也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才能将前期改革投入进一步转化为产出。否则，功亏一篑，原有的改革成本就会变成“沉淀成本”。而要化解目前因个体民众改革成本增加而导致的消费不足问题，关键在于让个体民众能心态稳定地渡过改革“阵痛”期。
首先，为深化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消费不足，企业生产销售困难，工资收入下降，而企业为减轻负担，提出“减员增效”。结果，失业进一步增加，消费进一步萎缩，引起新一轮经济偏“冷”。解决经济的循环收缩，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个人和企业需求的支撑，投资拉动社会需求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政府在增加投资的同时，还要针对社会失业问题的严重性，采取行政手段，增加就业机会，广开就业门路，甚至通过加大政府雇佣办法来增加就业。特别是政府要尽快出台政策扶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既是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点，同时又是我国吸纳就业的长期“大水库”。
第二，配套改革要有序进行。改革深化阶段，每项措施的出台，基本上是属于个体民众付费的改革，各项改革集中同时出台，必然加大民众的心理压力，影响消费需求。因此，改革要根据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有序进行，逐步推开。
第三，适度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下岗职工的“保障线”。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因改革引起消费萎缩，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意味着加大政府经常性需求。在经济低潮时，增加工资不会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只会促进经济整体回升。总之，只有改革的进程能提高民众的收入预期，减少支出的预期，才有可能刺激消费，带动经济的繁荣。
第四，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既要兼顾全面性，又要突出重点。目前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完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对老职工的历史欠帐，尽快改革现收现付的隔代转移支付体制。否则，不但退休职工的个人帐户成为空帐，而且在职职工的养老金来源又会成为将来的问题，考虑到老职工的养老金积累已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国有资本和国家财政收入。因此，以增加财政投入等方式，尽快解决老职工养老金问题实质上是对历史欠帐的“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