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法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提法论文,帝国主义论文,时代论文,无产阶级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怎样表述，理论界认识不一。过去和现在都有部分学者沿用斯大林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认为它符合列宁的原意。但多数学者不主张继续使用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概括的这个提法，认为应用新的提法代替。笔者将从它是否符合列宁原意的角度作点分析。
斯大林的提法是把列宁说过的“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两方面的意思结合起来，笔者也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
列宁1915年1月后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中已使用“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1915年5月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又说：“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1916年上半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论述，明确概括为“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的提法一直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沿用。的确，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谈到了这些矛盾，其中他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导致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使其他矛盾激化，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可是他两次谈到：“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有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①。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正是马恩从《共产党宣言》到《反杜林论》中一再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三大矛盾正是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基本矛盾与三大矛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斯大林在概括中根本不提基本矛盾，毕竟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
更要看到这些年来，人们对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疑义较多的是“腐而不朽”和“垂而不死”两个问题，而这均同斯大林的某些解释有关。
首先，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主要是认为它已发展到垄断阶段（同当时人们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根本有别），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垄断。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阻碍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停滞；形成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并支持落后国家的反动势力；“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而成为寄生性国家，帝国主义大国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部分地也依靠“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过活”；最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征表现得特别鲜明等等。时至今日，帝国主义这种寄生或腐朽性不依旧清晰可见并变本加厉吗？然而，“腐朽”并不意味资本主义生产再也不能发展了。列宁说得一清二楚：“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正因为这样，当他讲帝国主义“在活活地腐烂着”时，马上加注：“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②。可见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停滞腐朽趋势，同原有的迅速发展趋势是并存的两种发展趋势。
列宁这种两点论的认识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开头就是“提高”与“限制”两种趋势并提的。恩格斯1891年把“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比作一座“腐朽的大厦”，说“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③。在恩格斯笔下，资本主义大厦的“腐朽陈旧”不等于顷刻倒塌，而是从“已经过期”的意义上说的。列宁1920年也说：“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④足见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就是恩格斯说的“过期”性和他自己1920年说的“过时”性，都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从当初上升的进步的，发展到垄断阶段已成为陈腐的过时的，而决不是单讲生产能不能继续发展的问题。现在某些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和技术仍在发展为据，断言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或不再腐朽，否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的科学论断，这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表现了对列宁原著的无知或曲解。
但是，造成这种现象，不能说同斯大林无关。斯大林1925年曾正确地指出：“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如果认为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腐朽的理论似乎是排除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不对的。列宁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一书中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而是预定和准备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然而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⑤。战后新的科技革命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在一段时期内仍有“迅速发展”趋势的事实，证明斯大林上述判断是不准确的。受斯大林的影响，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现了这样的论述：“与愈来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高速度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余地”。毛泽东1959年读到该书的这一段时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两相对照，毛泽东在同一时期的说法比斯大林要辩证得多，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定位于“得到一定发展”却“日益走向没落”，从长远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自然其历史结局正如列宁所说，“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但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再看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时作出的判断。他说：“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久后，他又解释道：“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其含义也是一样。”⑥原来列宁说的“垂死性”就是“过渡性”。它不是计算资本主义的寿命还有多少年，更不是说它马上就要死亡，而是说由于发展到垄断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因而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阶段。然而由旧社会制度向新社会制度过渡，从来是要经历一个很长过程的。这不仅因为“活着的资本主义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还由于旧制度虽已过时，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力量去推翻它、打倒它，或者推而不翻、打而不倒，它还可以一拖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因此“垂死性”也是一种历史趋势，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⑦。“垂死”而又未死，如同“腐朽”而又“发展”一样，辩证地存在于帝国主义这一矛盾体中。现在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垂而不死”，质疑列宁关于“垂死性”的说法，正是由于把“垂死”误解为“马上就死”，而一看它“还没有死亡”，又否定“垂死性”的科学论断。
产生这种混乱，也同斯大林的某些片面解释有关。如他1927年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中说“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已经变成资本主义腐朽和衰亡的过程”；接着又宣称“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⑧。这就把“衰亡”即“垂死”与“灭亡”等同起来，把“衰亡的过程”同“灭亡的时代”混为一谈，同列宁原意相去甚远了。对比之下，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现在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1947年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说，“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这里的“决然死灭”或“走向灭亡”的时代同斯大林讲的“灭亡”的时代显然有别，而同列宁的提法是比较符合的。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具体而深刻的分析，更是前人之所未言。他说：“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⑨
1958年毛泽东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又突破对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分法，进而提出了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分析和政策。他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实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他在另一场合又说“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后来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如何全面认识帝国主义的没落与落后？毛泽东说：“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样的话。那时候，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他强调“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他们。”⑩所有这些，不仅克服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片面认识，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至今对我们仍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1917年4-5月，列宁在《修改党纲的材料》中论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加重，以及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后提出：“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同年10月19-21日，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中写道：“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1918年，列宁在党的七大上谈党纲修改时说：“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1919年党的八大上讨论的由列宁主持起草的俄共（布尔什维克）纲领草案中表述为：“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开始。”(11)如果仅从上述几处看，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是同列宁完全一致的。
但是列宁还另有提法：1917年4月他为《帝国主义论》写的序言中说，这本小册子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在论到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等问题时，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的确，原书连“革命的前夜”字样也没有出现，只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特别是1920年7月，列宁为该书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又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强调指出“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12)
在这里，列宁前几处提“革命的时代”，后两处提“革命的前夜”。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差别？究竟哪种提法更代表列宁的思想，更符合时代的实际呢？
原来，列宁关于“革命时代”的几处提法，都出自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到1919年党的八大期间有关修改党纲的文献中。他主张在“党纲的理论部分”写入这一提法，本意在于从世界历史的走向着眼，从理论上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及其各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但他清醒地看到，必然并不等于已然，俄国并不等于世界，一国胜利并不等于最终胜利。因此，十月革命前他在写下革命时代“已经开始”的同时，又明白无误地写道：“我们还没有夺到政权，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甚至还没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13)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也只说“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14)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此后，德国、匈牙利相继发生了革命，又相继失败了。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也相继被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和人民群众粉碎了。这样，到了1920年下半年，列宁全面地看到“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也没有被打败。”从“全世界范围”看，他认定“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并把它作为从1917年起“得到了证实”的结论。此后，便不再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和“已经开始”一类提法。代替它的是：世界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帝国主义把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他寄希望于“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而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15)。因此应当认为，“革命的前夜”这个提法，是列宁生前对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最后定位。
列宁改变提法，也同1919年3月党的八大有直接关系。大会通过的新党纲的理论部分，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之后，不是列宁主持写成的“草案初稿”中的“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也不是“纲领草案”中的“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而是：“这一切都使资本主义崩溃和向更高的社会经济类型的过渡成为不可避免。”(16)这里的“过渡成为不可避免”，同《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帝国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一脉相承。列宁1920年7月最后不用“革命的时代”而用“革命的前夜”的提法，既在组织上政治上同党纲保持一致，又在思想上理论上同《帝国主义论》相互衔接。
列宁改变提法，最后定位于“革命的前夜”，看来还受到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影响。1875年恩格斯曾说“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而所谓“前夜”，从上下文看，就是指“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17)。1887年恩格斯预言未来的世界战争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把整个欧洲吃得干干净净，结果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但具体谈到无产阶级的胜利时，他预测有两种可能：“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1918年6月列宁称赞恩格斯预言得到证实，说“战争的两种直接结果（或者是工人阶级已经争得胜利，或者是克服一切困难造成胜利不可避免的条件），这两种条件，在目前1918年中都已具备了。”这是因为俄国已经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其余国家“使这种胜利成为‘终于不可避免’的条件正在形成。”(18)但到1920年下半年，列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看到“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他便像恩格斯那样区分“已经争得”和“不可避免”两种情况，就国际而言不再使用“革命的时代”，转而采取恩格斯的“革命的前夜”，即革命“正在日益临近”之意了。
还要看到“革命的前夜”的提法，既坚持了帝国主义矛盾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是对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有力批判；又有利于防止第三国际新冒出的左派幼稚病。当时德国、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革命者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更应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以揭露敌人，争取群众的斗争；只承认一条笔直的革命道路，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等等。列宁于1920年4-5月间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批评了上述错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指出“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成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同年7月他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重申“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正是为了把俄国一国已经胜利了的革命同德、法等其他国家尚未发生但“终于不可避免”的革命区别开来，把理论宣传与实际政策、世界历史的尺度与各国现实的政治区别开来，使共产党人避免犯“左”的错误。
以上表明列宁最后放弃“革命的时代”而使用“革命的前夜”这一提法，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慎重抉择。它不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而仍然是比较适当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超出一国范围，最多时发展到十几个国家，但全球大多数国家还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它们来说，革命只是“终于不可避免”，而不是“已经胜利”或“已经开始”了。
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讲无产阶级革命论时，虽引用过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但在时代问题上，却说“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又说“世界革命的时代”。特别是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后，“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19)这些提法是同列宁和党的纲领的提法不尽相符的。1925年当资本主义的稳定出现，欧洲革命退潮，取消派叫喊“世界革命的末日”时，斯大林只能被动地出来解释，并把“世界革命的时代”说成是列宁的提法，“列宁说过，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时代”。欧洲革命的退潮，不能说明“列宁关于新时代即世界革命时代的论点因而也就失效了”(20)。这种说法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自己也说不出列宁究竟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
斯大林还有另一个提法。他在1930年的十六大报告中，基于“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估计进一步提出：“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并说“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21)受此影响，毛泽东1939年3月在《妇女们团结起来》中说“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上述“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提法，虽然从列宁著作中可以找到某些根据，如列宁1914年11月在《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中说，现在是“各国资产阶级发生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时代。”列宁1918年在七大的报告中论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又说“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等。加之20世纪30、40年代，不仅爆发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出现过战后东欧和亚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有的还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尽管如此，列宁毕竟没有简单地把我们的时代归结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特别是1920年7月后，他连“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也不再提，而只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是需要我们深长思之的。
实践表明，“革命的前夜”这个提法，按照恩格斯和列宁的解释，既有革命的条件具备，革命日益临近的含义，又预计革命或者争得胜利或者终于不可避免，是两种结果而不是一种结果。这样的估计比较辩证，适用的时间长、空间广，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而“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表述，相对来说太窄太实，一到上世纪50、60特别是70年代后，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要问题，人们便对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概括提出质疑，并引发出许多争论。可见如何科学地准确地表述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多么重大而迫切的意义。
必须说明的是，斯大林虽在1924年有过“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在1930年有过“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提法，但1938年出版而实际上是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谈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时，仍然引用“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全书其他地方也未曾使用1924年或1930年的提法。在195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他又有“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的新提法，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可见斯大林并不认为自己1924年的提法或1930年的提法不可变易。
本文上述比较分析，只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的。至于对当前我们所处历史大时代的表述，笔者多年来认为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不仅因为列宁论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时，说它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又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22)。也不仅因为1957年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宣言写上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提法，并至今仍为许多共产党人所沿用。更在于决定我们时代本质和走向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虽然改变颜色，“一球两制”还是根本格局，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几大矛盾均未解决，自然环境更加恶化。西方的“全球化”及其掌握的高科技，将使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在全球进一步发挥出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在全球进一步尖锐起来，使解决这一矛盾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全球进一步成熟起来。只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的伴生物和对立面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就不会“消失”，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就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687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70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⑤《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325页；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2-563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706页。
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1页。
⑧《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8、210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02、408、404-405页。
(11)《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475页；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页；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582页。
(13)《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14)《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366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5、796页。
(16)《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556页。
(19)《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247-248页。
(20)《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6页。
(21)《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222、223页。
(22)《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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