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丽花[1]2003年在《我国蚕茧生产成本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蚕丝业的发源地，已有5500多年的历史；蚕丝业是我国典型的外向型产业，茧丝绸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创汇商品，我国蚕丝生产量约2／3用于出口，1950—2000年的51年间我国丝绸出口创汇总额高达475.5亿美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从1995年以来，由于受世界丝绸消费不景气和前些年国内“蚕茧大战”使生产规模盲目扩大的双重影响，造成市场上蚕茧供过于求，蚕茧收购价格下跌，而蚕茧生产成本却呈增长趋势，更使蚕农养蚕收益下降，生产积极性受挫，蚕茧生产出现历史上少有的滑坡现象。另外近年来，印度、泰国、越南等国家大力发展蚕丝业，蚕丝业的国际竞争日益激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进展还有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蚕丝业产地间的竞争也日益激化，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蚕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本论文以我国各主产省蚕业生产和蚕茧生产成本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围绕我国蚕茧生产成本与产业间竞争力与蚕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本论文共由12部分组成。 第1部分引言，简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以及本论文的结构； 第2部分从理论上系统介绍了我国蚕茧生产成本的构成、以及调查与核算的方法； 第3部分实证分析了我国蚕茧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以及蚕茧生产与其它农产品的竞争力比较； 第4～11部分分别对浙江、江苏、广东、四川、山东等七个主产省的蚕茧生产成本、产业间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及对各主产地间的蚕茧生产成本、效益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12部分实证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蚕茧产量和蚕业产地分布的变迁，并以蚕茧生产成本为中心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蚕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姜丽花, 顾国达[2]2012年在《我国蚕茧生产成本变化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以时间和空间为维度,梳理了1991～2010年间我国蚕茧生产成本资料,从蚕茧生产成本与蚕农收益的关系、蚕茧生产成本波动及成本结构的变化、7个蚕茧主产省(区)的蚕茧生产成本比较、蚕茧与其它农作物的比较效益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蚕茧生产成本变化与养蚕收益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全国蚕茧生产成本在1991～2010年明显呈现出"谷—峰—谷—峰"的变化特征;蚕茧生产总成本中人工费用占比明显高于物质费用;7个蚕茧主产省(区)的蚕茧生产成本相比较,四川省的生产成本最低,陕西省最高;与其它竞争作物蔬菜、水果、棉花相比,蚕茧生产成本依旧相对较高,比较效益较低。创新省力化养蚕技术及培育高产蚕、桑新品种,提高蚕农收益,是保障蚕丝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胡兴明[3]2013年在《中国蚕桑产业转移驱动因素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蚕桑产业作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重要代表已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五千多年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蚕桑产业出现了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特征。蚕桑产业转移不仅仅为丝绸工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原料,也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蚕桑产业转移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蚕桑产业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面对东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不断加快,蚕桑产业转移可能只是东部农业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因此该研究对完善农业产业转移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1.国际蚕桑产业转移与发展经验研究。在介绍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国际蚕桑产业转移背景与过程的基础上,对承接蚕桑产业转移较成功的印度、巴西进行了分析。日本蚕桑产业向外转移反映了经济发展与蚕桑发展相背,巴西的成功得益于其较好的资源禀赋和一体化经营模式,印度的发展受益于国家对蚕桑产业的扶持政策,而日本蚕桑产业的早期发展也与产业政策支持紧密相联。2.蚕桑产业转移驱动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在分析工业产业转移和国际蚕桑产业转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蚕桑产业特点,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用于分析蚕桑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通过东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比较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自然禀赋使得西部蚕区拥有比东部蚕区更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更低的生产成本,从而使得西部蚕区获得了比较优势承接了蚕桑产业转移,因而自然禀赋优势是蚕桑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政府从政策和项目资金等方面为蚕桑产业转移起到较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对东部蚕区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发展也是蚕桑产业转移的原因,工业化对环境的改变客观上加剧了蚕桑产业的转移。3.蚕桑产业转移对蚕茧生产和流通的影响分析。蚕桑产业转移对蚕茧生产的影响不仅仅是总量和区域产量的变化,蚕桑产业转移前后产量波动的研究结果说明,蚕桑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蚕茧产量波动的幅度。蚕茧产量变化对市场的变化更加迅速,产业转移更有利于产业的稳定发展。蚕桑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促使西部出现了以“广西模式”为代表的更加市场化的蚕茧收购模式,而且迫使东部蚕区的蚕茧生产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联合形成了新的蚕桑经营模式。4.蚕桑产业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对我国蚕桑生产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蚕桑产业转移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转移前提高,西部蚕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根据蚕桑产业集聚指标分析结果,蚕桑产业转移后出现了新的蚕桑产业集聚区,集聚规模不断扩大。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1)研究对象上的创新。产业转移的研究对象一般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类,对农业类的产业转移研究较少。本文选取蚕桑产业作为产业转移研究的对象,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在涉及蚕桑产业转移的相关文献中,大多局限于描述蚕桑产业转移的结果,对蚕桑产业转移驱动因素的研究较为简单和零碎。本研究在构建蚕桑产业转移驱动因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自然禀赋、政府行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角度,对蚕桑产业转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3)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文运用C-D生产函数和Malmquist指数分析了蚕桑产业转移对蚕桑生产效率的影响,比较分析了全国蚕桑产业转移前后和转移过程中各蚕区蚕桑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蚕桑产业转移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陈蕴文[4]2008年在《江苏省蚕丝行业比较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茧丝绸生产和贸易国,悠久的历史和系统的技术使我国生丝产量在世界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加入WTO后,我国生丝出口贸易的环境明显改善,配额限制的逐步取消和进口关税的降低,越来越有利于我国生丝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茧丝绸业的发展。但是,加入WTO后我国生丝业生产流通领域逐步向外国资本开放,外国丝绸企业会加大对茧丝绸生产经营和流通领域渗透,对生丝业相关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能否把机遇变成现实的利益,促进中国茧丝绸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江苏省是我国蚕茧主产地之一,其蚕茧生产在全国蚕茧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江苏省蚕农养蚕经验丰富、技术成熟,因此,江苏省蚕业的发展对我国蚕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区域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结合,通过对蚕丝业生产潜在比较优势地区差异的分析,为江苏省蚕丝行业的布局调整和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构建生丝出口贸易的预测出口价格模型,以此为江苏省如何充分发挥蚕丝行业比较优势提供政策建议。本文共分绪论、机遇和挑战、生产成本分析、比较优势分析、预测价格模型、政策建议等六章。
石帅杰[5]2018年在《茧丝绸产业空间演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茧丝绸产业是个包含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成品制造等多个环节的产业,并具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空间演进的特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茧丝绸产业各环节空间演进的特征,总结其发展规律,不仅能为茧丝绸产业空间布局提供有力解释,而且也将为我国茧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借鉴。本文首先基于要素差异和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包含原材料、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垂直一体化产业循序空间演进模型;其次利用蚕茧、蚕丝和蚕丝及交织物(含蚕丝≥50%)的年度产量数据,从全国范围、东中西叁大区域及主产省(市、区)的视角,运用描述性统计法分析我国茧丝绸产业各环节的空间演进历程与特征;最后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茧丝绸产业各环节空间演进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垂直一体化产业各环节空间演进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因而各环节空间演进的进度存在差异。促使原材料生产空间演进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影响中间品加工空间演进的主要因素是原料、交通、劳动力及资本的变化;而最终品制造空间演进则与科技创新、工艺人才密切相关。我国茧丝绸产业空间演进进程表明,自1991年以来,我国茧丝绸产业的蚕茧生产、缫丝加工和绸缎制造叁环节呈现循序空间演进趋势。蚕茧生产和缫丝加工先后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实现了“东桑西移”和“东丝西进”;而绸缎及终端产品制造仍然以东部为主,形成了我国中西部茧丝原料基地和东部丝绸制品精加工空间分离的格局。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表明,我国蚕茧生产空间演进与发种量、桑园面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呈显着正相关,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显着负相关;缫丝加工空间演进与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级公里里程全国占比、蚕茧产量呈显着正相关,与人均GDP呈显着负相关;丝绸成品制造空间演进与蚕丝产量、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等职业教育人数和纺织业R&D投入呈显着正相关;而且蚕茧生产和缫丝加工环节均存在门槛效应(1个门槛值)。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我国茧丝绸产业应稳定蚕茧生产规模,强化产业发展基础;加快区域产业链整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强化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
蒋满贵, 汤庆坤[6]2009年在《广西蚕茧生产成本及收益实证分析》文中指出对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蚕业生产发展与蚕茧生产成本及养蚕收益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广西蚕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蚕农的生产成本也同样增加,蚕农养蚕收益波动较大,这主要是受蚕茧收购价格的波动和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与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产品相比,蚕茧生产成本和收益远远超过其他的农产品,表现为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特征;与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蚕茧主产省的成本、收益相比,广西蚕茧生产成本和收益都高于其他蚕茧主产省和全国水平。
黄旭锋[7]2004年在《我国蚕茧价格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分析》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茧丝绸行业迅猛发展，一举成为世界上茧丝绸生产和贸易的第一大国。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分析，蚕茧是整个茧丝绸业的唯一和专用原料，其价格是影响整个行业生产过程和调节供求关系的主导因素，是整个茧丝绸行业各种经济变量变化的集中体现。 本文以实证分析为主，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中国蚕茧价格波动特征、不同时期我国茧丝价格机制和价格管理机制、蚕茧价格变化与蚕丝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蚕茧价格变化的诸因素进行分析；二是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茧丝绸产业宏观管理措施，找出当前我国茧丝绸宏观调控措施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蚕茧供给价格弹性大于需求价格弹性，其自发波动将是发散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周期性的超常波动和严重失衡的趋向。 (2)我国蚕茧价格周期性波动长度约为3年，同时，短期内价格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增大。 (3)蚕茧行政定价过高或过低，一般会放大蚕茧供求波动并降低贸易效率。 (4)在近期，蚕茧与粮、棉、油菜籽的比价保持在10～12：1.2～1.4：5.6～7.6的水平比较合理。 为稳定蚕茧价格和生产，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本研究提出的建议如下：①对茧丝绸业实行统一管理；②加强行业立法和依法管理；③准确、及时、权威的信息引导；④进一步完善国家厂丝储备制度；⑤完善行业准入制度；⑥加强对出口环节的管理。
郭红东[8]2005年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安排及履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产订单农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订单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订单履约率低,违约现象普遍的突出问题,不仅影响了龙头企业与农产参与订单农业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龙头企业与农产订单的安排及履约机制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为我国订单农业发展提供指导。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订单农业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企业与农产层面,对订单农业安排及履约问题进行系统实证研究的还没有。基于此,本文应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结合已有的订单农业国内外研究成果,首先构建了一个研究企业与农产订单安排及履约的实证分析框架,然后应用全国部分农产和浙江省部分企业的调查数据,对影响企业与农产参与订单农业、订单安排及履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产订单农业的若干政策建议。研究内容主要分4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文献综述,包括第2、3章的内容。这一部分首先对有关契约安排及履约的理论进行了文献综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契约其实是一种交易双方就未来的行为做出的规定。交易成本是决定契约安排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交易成本又是由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及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共同决定的,其中资产专用性在其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契约是不完全的,因而契约的履行就会成为问题。威廉姆森、本杰明。克莱因等的研究表明,契约的履行机制主要有两种,即明确的由法院实施的契约保证和有市场实施的默认的契约保证。他们更强调后者,认为通过抵押、公开保证书、品牌、资产专用性关系性投入,可以有效提高契约的履约机制。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社会资本理论表明,社会资本对于保证契约的履约也有比较大的作用。然后,对国内外订单农业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回顾。综观国内外的研究,近年来不少学者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对订单农业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大都是就订单农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进行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缺乏从农产与企业行为出发的实证研究,所揭示的只是契约农业发展的
蒋满贵, 汤庆坤[9]2009年在《广西蚕茧生产成本收益情况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对近年来广西蚕业生产发展与蚕茧生产成本及养蚕收益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广西蚕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蚕农的生产成本也同样增加,蚕农养蚕收益波动较大,这主要是受蚕茧收购价格的波动和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与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产品相比,蚕茧生产成本和收益远远超过其他的农产品,表现为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特征;与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蚕茧主产省的成本比较效益相比,广西蚕茧生产成本和比较效益都高于其他蚕茧主产省和全国水平。
董国新, 王叶元, 徐世清, 唐斌, 霍永康[10]2007年在《广东省蚕茧供给反应和收益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为有利于政府采取有效的支持政策促进蚕茧生产和实现蚕农增产增收,依据广东省1980~2004年蚕茧的产量、收益、价格、国家定购数量,以及桑树种植面积、物质费用、劳动费用和自然灾害等时间序列样本数据,并基于蚕茧供给反应模型和利润模型,实证分析了广东省蚕茧价格和生产成本等因素对蚕茧供给和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广东省蚕茧产量、种植面积和收益对价格的反应十分显着;提高价格和产量可明显增加蚕农收益;增加生产成本虽然可以提高产量,但会减少桑树种植规模和蚕农收益;国家定购政策对广东省的蚕茧生产发展影响重大;从时间趋势上看,广东省的蚕茧生产总量和规模存在递减趋势,并且早、晚稻的种植对蚕茧生产存在竞争性关系。
参考文献：
[1]. 我国蚕茧生产成本的实证分析[D]. 姜丽花. 浙江大学. 2003
[2]. 我国蚕茧生产成本变化的实证分析[J]. 姜丽花, 顾国达. 蚕业科学. 2012
[3]. 中国蚕桑产业转移驱动因素与影响研究[D]. 胡兴明.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4]. 江苏省蚕丝行业比较优势研究[D]. 陈蕴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8
[5]. 茧丝绸产业空间演进机制研究[D]. 石帅杰. 浙江大学. 2018
[6]. 广西蚕茧生产成本及收益实证分析[J]. 蒋满贵, 汤庆坤. 中国蚕业. 2009
[7]. 我国蚕茧价格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分析[D]. 黄旭锋.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4
[8].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安排及履约机制研究[D]. 郭红东. 浙江大学. 2005
[9]. 广西蚕茧生产成本收益情况实证分析[C]. 蒋满贵, 汤庆坤. 中国蚕学会第六届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 2009
[10]. 广东省蚕茧供给反应和收益的实证分析[J]. 董国新, 王叶元, 徐世清, 唐斌, 霍永康. 蚕业科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