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准则在外交政策中作用的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准则论文,道德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中，国际道德和价值观的前线发生了如下几件事情：奥尔布赖特在 对一名波斯尼亚战争罪犯的审判中作证；国务院政策计划负责人认为进行伊拉克战争最 重要的原因是加强民主；而布什政府的高级外交官抵达新疆，核查中国对于其穆斯林教 徒的待遇。这些新闻都是常规的，不值得注意——而这恰恰又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前国 务卿在战争罪犯的审讯上作证。给伊拉克的民主。北京政府允许美国人权官员核查其国 内政策。现在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很少有相关评论，也没有招来“现实主义者”的窃 笑，更没有一点反对意见。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但却没有人注意到或仔细咀嚼过其 中的深意。道德、价值、伦理、普遍性原则——这些曾经只占据着牧师和学者领域的国 际事务中整套的理念——已经开始扎根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团体的心中，或至少是在头 脑中。一些新的词汇开始出现在政府高官的修辞中，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它用消失了将近100年的“威尔逊主义”的概念作为修饰。这种修辞有很多方式，都用 来拥护社会体制的改变、人权的介入或加强民主和人权，但几乎总是伦理占据了其个人 权利的核心。
这种道德上的发展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一种后现代版的“白人的负担”，尽管它的 进程仍然掌握在一些人的手里。这些价值观现在被世界上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国家所广泛 接受。民主的进程或战争犯罪的审判已经不仅仅是由美国或西方所决定的了。而且尽管 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团体中的某些人仍然可能用道德的预演来掩盖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 ，但人们可以感到趋势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在过去，华盛顿所支持的暴君们不用担心他 们的国内事务受到干涉。而现在，即使华盛顿政府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也必须要付出 一些代价，不仅仅是严厉的公众批评。道德问题现在是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政策的 一部分。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它们很少成为外交政策后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但当考虑到 政策在国外的有效程度和在国内的政治支持度的时候，它们却是一种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
一种想法的进化
如今见证的道德现象并不能实现所有的事。它根据时代而间歇地变化着，仅仅是在最 近的30年才巩固起来。
从人类历史开始之时起，就有了关于发动和指挥战争的法律。古埃及人和公元前4世纪 中国军事战略家孙子就制定过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战争并怎样打仗的规则。圣奥古斯丁 认为一场战争需要一个恰当的理由，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则相信战争需要一个主权力量 的权威性并且需要在良好的意图下进行。16世纪法国法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认为 战争是种必要的恶魔，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主权的支配。而17世纪的法学家雨果·格劳秀 斯在见证了三十年战争的残酷之后，开始为对非战斗员的保护和加强并维护和平的手段 制定法律。
这些人同其他的许多人都在创造如今的国际法律体系以及相关的国际道德准则的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争论却时常出现在国际实践的周边并更多地同上层社会的权力 以及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套普遍的价值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牙协定》作为《日内瓦协定》的前身制定了“战争法”，用 来保护战斗者和非战斗者，并且也为战俘和伤兵的待遇制定了法规。这些条款使得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人道了，但并没有解决外交政策中更大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在19世 纪被一些国际团体放到了一个有目标的基础之上。因此英国和美国的贵格教教徒在反奴 隶制的运动中联合了起来，而世界各地变得妇女也团结起来保卫妇女的选举权。但是在 威尔逊之前，却没有一个现代世界的领导人跨出将伦理和普遍价值规律置于一个国家外 交政策核心的这一步。
威尔逊倡导比如国家的自我决断以及民主平等于人权等等。但他努力的失败却使得他 的继任者都不够大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种自由》的演讲以及他后来在创立联合 国时的努力都及不上威尔逊的崇高理念。联合国从其本质来讲，更多的还是基于大国政 治，而非普遍性原则。
可能在人权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历史上最大胆的举动就是纽伦堡审判了。这次审 判将纳粹头目及其追随者都定罪为战争罪以及“反对人道主义罪”。但是，尽管裁决是 令人震惊的，但这些先例却很快地被放在了一边，而审判看上去更像是胜利者的裁决而 非普遍分享的道德标志。
冷战在道德准则的问题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它鼓动了一种邪恶的系统同一种很 好的系统竞争，但当真的要开战时，双方道德的面具就都摘下了。美国的左翼对于所谓 的美国道德犯罪，即支持独裁者表示怀疑。但是所有的这些怀疑都无法打动整个国家， 并在美国政治中流传开来，直到尼克松及卡特执政。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实用政治政策导致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已不道德为借口的反对。共和 党右翼攻击这是对于邪恶苏维埃的接受。至于民主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杰米·卡特不 久就攻击基辛格的做法是同“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的。随后，卡特就在他的总统竞选 中将道德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
虽然作为总统，卡特确实改变了对于那些独裁统治国家的政策——比如阿根廷、乌拉 圭以及埃塞俄比亚——他同样还将道德的赌注压在了诸如菲律宾、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 样的地方。这些矛盾是当领导人想平衡首要的安全问题同道德问题时不可避免的政策矛 盾的典型。
卡特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仍然保持着他的伦理修辞，但却转换了注意力去解决共产 党的专制。他帮助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尼加拉瓜的反共分子。但是这再一次证明 了保持道德统一的不可能性。即使里根采取了行动来打击共产党，他仍然被批评支持萨 尔瓦多的右翼亡命之徒，破坏了尼加拉瓜“民主”选举政府，并用武器和圣经同伊朗宗 教狂热分子交换人质。
卡特用伦理修辞来打击右翼的独裁，而里根则用其来打击左翼的独裁。但是他们两个 都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中灵活地使用了伦理和价值观。
他们所留下的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也就是道德和价值观在美国的 海外行动中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了惟一的大国，安 全与伦理间的权衡不再刻板，而一个道德的外交政策似乎是能够承受的。
现在怎么样?
关于正确或错误的争论现在已经深入到国际舞台以及国内审议中了。保护个人权力， 加强法律条款，防止种族屠杀等等都已经是政策争论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了。这不仅仅 是在带有少量犬儒主义的公众舆论中，还存在于私人商议和政府中。在其中，这些争论 曾经被认为是“不现实”或就这么被忽视了。
伦理修辞对于政策的制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没有比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更明显的了 。关于是否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战争的争论都集中在一个充满价值观的修辞上：为了伊拉 克人民的自由，即使不是为了整个地区也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以及联合国在帮助裁决 入侵问题上得作用。而且传统的现实主义者比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更多地提到这种语言。 即使在最后一场美国领导的战争是为了加强美国在此地区中的力量，但是伦理修辞得使 用将会是发展国家安全计划得一个必要得成份。
现今，价值关在每一次实际的外交政策讨论中都会被包括进去，有时是好的，有时是 坏的，但总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因素。如今这些必须包括了伦理的例子在数量和复杂程度 上都是惊人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一直陷在一场关于人权的枯燥辩论中。这场辩论的一方是 那些相信美国必须同坏人斗争而不管带来什么安全问题的人，而另一方是那些认为美国 不应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人。独裁者用这个漏洞来中和美国的压力。现在左翼和右翼 在这个问题上联合了起来，但是，独裁者必须先放下他们宝贵的地方价值观而更多地去 关注美国的条约——尤其是当这些条约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军事和商业动机时。人权可能 永远也不会像一个公共大槌那样有效。国家是那种在被挑战时就变得特别反抗的复杂的 怪兽。但是现今世界上的领导人都明白他们不能拿美国的钱，企求美国的保护，以及一 直逃避对美国价值观的熟悉。
人道主义者的调停同时可能是道德在国际事务中成为新生力量的最戏剧化的例子。关 于国家可以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来停止大规模流血冲突(称其为种族屠杀或种族清洗或 什么)的概念在90年代之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国家以及国家组织的权力来大规模地残 害和杀戮市民似乎就假定是上帝给予了权力。但是在几年中，国际政治的支柱被动摇了 。联合国加强了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调停。北约在科索沃采取了军事行动。而美洲国 家组织也保佑了美国在海地的调停。还有因为克林顿政府没能阻止卢旺达的军事行动， 国际社会已准备好要去插手调停了。想一想：国家认可道德超越主权这条原则。
但是，即使在这种超越的历史性胜利时刻并没有减少通过人道主义调停而带来的道德 问题。要救的是谁呢?事实上，这里的伦理选择仍然笼罩在乌云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 是要救的，尤其是那些拥有绝大多数权力的少数人。那谁来承担那些修复和改进那些调 停所要粉碎的社会的负担?这个代价是巨大的，而出资人又相当少。
其他对于违背人性的犯罪的检查目前也存在着。联合国已经建立了战争犯罪法庭来起 诉那些承认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有过暴行的人，而英国也因为大屠杀、严刑拷问以及其 他有违人性的犯罪而逮捕了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即使这些起诉可能无法除去所有可 能的杀人者，但有裁决总比没有裁决要好。
就民主的提升来讲，有谁能够想象美国在威尔逊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失败之后还会承 担多少责任呢?看看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的奇怪的同盟者：莫顿·哈珀林( Morton Halperin)和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乔治·索罗斯和布什，甚至 是像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这样的“现实主义者”。
毫无疑问，那些曾经嘲笑过克林顿和卡特总统拥护民主的人现在全盘地接受了这个理 念，而没有任何羞愧，并且可能在国际压力下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无论他们是否 会这样做，现实主义者关于民主是一把双刃剑的警告是值得记取的。它可以用来裁决可 能需要更好解释的行动；从这方面来讲，民主保护了脆弱的争论。而对它的拥护可能被 迫导致过激行为，比如在自由社会的发展之前涌向选举来支持那些选举。
美国现在的情况可能比较好，因为有那么多的领导，无论是好是坏，都感觉他们必须 反抗他们自身对于民主的向往。这种反抗事实上可能会使他们陷进去，强迫他们去做比 他们要为自己所做的更多的好事。而且，这种民主理想包含了太大的力量以至于在付诸 于实践前保持一些审慎似乎是明智的。但是即使很谨慎，施行这样的民主理想也是带有 其自身的矛盾性的。克林顿政府在世界的范围内加强了民主，却很少提到在诸如中国、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地方对民主的需要。
反恐议程似乎仅仅加大了这种矛盾性。它进一步在世界的范围内划分了美国人和穆斯 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将恐怖分子视为自由战斗者。而现在许多布什政府中的人 都指责克林顿政府当初没有把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的方法以及中国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 方法作为主要的问题，但是却或多或少地利用反对基地组织以及类似组织的新闻来避而 不谈这些问题。
而且，美国往往处于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伦理和道德轨道上。大多数国家都赞同了 反种族灭绝的协定，国际罪犯法庭，以及禁止埋地雷的条约，以及关于气候变化的《京 都协定书》，并认为这是他们一部分的道德姿态。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些协定，理由是在 它没有受到公平待遇。伦理与实际之间这样的冲突并不是很轻易地能解决的，其中的张 力将一直会存在。但是争论诸如地雷以及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总要比为了传统的权力问 题而开战要好。
是的，伦理和道德考虑主导外交政策的机率仍然是很小的，尤其是当关系到国家安全 问题的时候。是的，国家之间会继续争论他们只得尊敬的道德伦理体系的优点。是的， 在国家中，会存在争论到底应该将实际考虑还是道德考虑放在第一位，以及道德考虑到 底应该放在什么之前。即使普遍价值观成为了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那些政策仍将被 矛盾和伪善所控制。而且确实，强者的道德观一般仍然会影响到弱者的道德观，并且价 值观的考虑几乎将无法避免地占据第二位。但是它们曾经根本没有位置。第二位意味着 领导人现在必须留神不要忽视或滥用那些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普遍价值观的东西。
人类已经从一个因为自身利益而反对理想的时代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在其中两者之间 的张力仍然存在着，但是过去两者的冲突已经平息了。现在，理想和自身利益都被视为 是国家利益所必需的成份。对于本文中所有提到的旧的和新的政策问题，美国人和整个 世界都在慢慢变得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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