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留学生社会参与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澳大利亚东南部6所大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实证论文,为例论文,所大学论文,留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章编号］1002－3054(2014)03-0113-08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五大留学目的国之一，一直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丰富的多元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根据澳大利亚国际教育(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数据，①2011年共有557425名留学生持学生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使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国。留学生大幅度增加不仅给澳大利亚政府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而且对丰富本国文化的多样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目前，在澳留学生占到澳大利亚全部大学生的21％，是世界上留学生比例最高的国家。因此，针对在澳留学生的研究受到了政府、大学、学者的普遍关注，旨在提高在澳留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巩固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市场上的地位。 对于生活在异国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来说，社会参与度(social engagement)是其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英国布莱顿大学教授Millican Juliet②将“社会参与度”定义为“在社会团体中或与社会团体之间，建立可持续地有建设性关系的能力”。美国学者Brody③将其定义为：“理解社会并与他人进行积极有效互动的认知能力”。文献中，各类人群的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与社会参与度相关。这些研究均认为提高社会参与度是提高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之一。与留学生相关的研究④也发现，充分的主流社会参与度对留学生的社交、文化和学习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Selltiz⑤对348位留美男性学生进行访谈发现，与美国当地人有密切社会交往的留学生，更加认同美国文化，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Heikinheimo和Shute④的研究也发现，与当地社会有更多积极社会接触的留学生，有着更好的社会、文化、学习适应能力。Klineberg和Hull⑥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尽管积极的社会参与对留学生的益处颇多，但先前的研究⑦发现，大多数留学生与留学国的主流文化接触较少，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交网络，社会交往程度较低。根据“旅居理论”，⑧大多数留学生只与他们文化背景相近的人交往。Rosenthal等人⑧在针对979名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留学生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29.6％的留学生在大学里没有与当地人有过社交接触，39.4％的留学生在大学外没有与当地人有过社交接触，只有20％的留学生在校内和校外与本地人都有较多的社交接触。另外，该研究还发现，男生的社会参与程度要高于女生；年长留学生社会参与程度高于年轻学生；研究生的社会参与程度要高于本科生；学习商科的留学生社会参与度高于其他专业学生；亚洲学生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单身留学生的社交程度也较低。Ward和Masgoret⑨对新西兰的2136名留学生进行研究时发现，有40％的留学生表示与新西兰人交朋友非常困难。英语水平被认为是阻碍他们与当地社会深入接触的主要因素。同样，Yue和Le⑩针对在澳留学生的研究发现，除了英文水平与留学生社会参与程度呈正相关之外，初到留学国学生的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但是随着学习的时间增加，社会参与程度会逐渐提高，随后会略有下降，但会保持稳定水平。 除上述因素外，种族歧视也是阻碍留学生社会参与的主要障碍之一。留学生的排斥感和疏离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东道国感受到的种族歧视。(11)Crocker,Major和Steele(12)的研究表明，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一些社会特征，比如肤色、口音、性别等，会受到固定社会文化模式的影响，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甚至遭到鄙视。由于这些特征一般都与少数的、弱势的群体有关，因此，这部分人群常常遭受污辱和歧视。Constantine等人(13)的质性研究发现，在美国大学留学的非洲学生经常会被美国学生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贬损。Ward和Masgoret⑨的研究也发现，来自欧洲、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亚的学生经历的歧视事件最少，但是来自亚洲国家的学生会经历较多的歧视问题。那些与当地人较少社交、英语水平不高、并且与相近文化背景的朋友接触较多的留学生，会经历较多的歧视问题。 文献中还提到一个重要概念——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即为了达到沟通目的，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合适并有效的沟通的能力。(14)该能力通常由三部分组成：态度、知识和技巧。(15) ①态度：在交流过程需要表现的态度，包括尊重、开明、好奇等，这些态度是增加跨文化知识和提升跨文化交际技巧的基础。 ②知识：主要包括文化的自我意识(即文化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文化本身的含义、对其他世界观的深入理解、语言社会学意识等。 ③技巧：包括从另一个文化的角度解读交流过程的能力、学习另一种文化知识的能力，以及可以将知识、态度和技巧三者熟练地运用到实际交流过程中的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全球化社会个人发展的关键能力之一。该能力的提升可以使个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发生改变，以有效理解和适应东道国文化的要求。跨文化交际能力较高的人不仅可以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有能力解决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16)但是留学生由于跨文化交际的知识不足，对新文化环境中的人际交往规则和惯例知之甚少，不知道人们如何传达和接收信息、如何表达情绪、如何影响他人。(17)有的学生即使对新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沟通习惯有所了解，但由于缺乏沟通技巧，同样也会影响到沟通效果。这些由于缺乏跨文化交际能力导致的沟通失败，对留学生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会影响留学生与当地社会交流的态度，消磨其主动沟通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文献中针对留学生社会参与程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多以描述性方法为主，并未建立合适的数据模型对留学生社会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立体”分析。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建立模型对文献中提到的影响因素做建模分析。第二，文献中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定义、评估或语言教学等领域，与留学生社会参与程度相关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将“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定量分析与社会参与度的统计学关系。 二、研究设计 1.工具 调查问卷作为本研究数据收集的工具。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笔者做了一个小规模的预研究。笔者专门征寻了3位该领域教授的意见，对问卷中表述模糊或表达不合适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提高了问卷的有效性。随后，采用了滚雪球的方式，在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共收集了113份问卷。经SPSS分析，问卷各部分的可靠性均大于0.600，说明该问卷的可靠性较高。以下是问卷各部分的详细说明： ①基本信息(8题)：包括性别、年龄、来自地区、来澳时间、婚姻状况、专业、课程层次、英语水平八个方面。 ②社会参与度(5题)：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衡量参与者的社会参与程度(1＝非常困难；2＝困难；3＝有一点困难；4＝很容易；5＝非常容易)，Chronbach's α＝0.902。 ③种族歧视(2题)：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衡量参与者对待种族歧视的看法(1＝非常同意；2＝同意；3＝中立；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Cronbach's α＝0.703。 ④跨文化交际能力——态度(7题)：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衡量参与者对待跨文化交际的态度(1＝非常同意；2＝同意；3＝中立；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Cronbach's α＝0.810。 ⑤跨文化交际能力——技巧(6题)：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衡量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技巧掌握的熟练程度(1＝非常同意；2＝同意；3＝中立；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Cronbach's α＝0.726。 ⑥跨文化交际能力——知识(6题)：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衡量参与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知识的掌握程度(1＝非常同意；2＝同意；3＝中立；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Cronbach's α＝0.735。 2.研究对象 澳大利亚共有39所大学，其中24所大学集中在东南部，约75％的留学生也集中于此。因此，本研究选取东南部地区的大学能够反映在澳留学生的基本情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18)“留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指的是：“没有获得东道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持学生签证来到东道国，并在除东道国外的其他国家获得高中学历的学生”。在这24所大学就读并符合上述条件的学生均有资格参与本研究，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3.数据收集方式 首先，通过邮件方式与这24所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取得联系，以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后获得6所大学的认可，表示愿意支持在其大学里收集数据。 随后，将问卷链接发给这6所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请他们代为转发给自己大学的留学生。为了增加留学生的参与度，我们同时也在各校留学生办公室的前台放置了纸质问卷，以方便学生索取。电子版的问卷完成后，问卷管理系统会将完成问卷以匿名方式保存在系统中；纸质问卷完成后，学生自己放回到留学生办公室的前台处。数据收集共历经了三个半月，收集到675份(467份电子版和208份纸质版)完成问卷。经清理后，保留有效问卷624份。 三、数据分析 在624份有效问卷中，男生52％，女生48％；年龄小于20岁占8％，20－24岁占49％，大于24岁占43％；亚洲学生占88％，中东学生占6％，欧洲占2％，北美占1％，南美占1％，非洲占2％；本科生占51％，授课式硕士生占37％，研究类学生(包括研究类硕士和博士生)占10％，其他(包括文凭、证书)占2％；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1％，理工科35％，医科16％，法学1％，商科37％；来澳时间12个月内的学生占27％，1—2年占30％，2—4年占32％，4年以上占11％；英语能力优秀的学生占10％，良好占33％，一般占47％，较差占9％，非常差占1％；单身(从未结婚)占88％，结婚但没有孩子占7％，结婚并有孩子占5％，离婚或分居占1％；对自己的学业非常满意的学生占3％，比较满意28％，一般48％，比较不满意15％，非常不满意3％。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在澳留学生的社会参与程度。问卷中5道问题的累积之和即为在澳留学生的社会参与程度。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来看，留学生与当地社会交往“非常困难”、“困难”、“有一点困难”、“容易”、“非常容易”所占的比例分别为：0％，10％，62％，27％，1％。 解释变量为影响在澳留学生社会交往程度的各种因素。本文将其分为四大类：跨文化交际能力；种族歧视(包括遭遇的次数、对种族歧视的看法)；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来自的地区、来澳时间、婚姻状况)；学业特征(包括专业、学历课程层次、英文水平、对自己学业的满意程度)。以上共14个变量，具体变量说明请见表1。
由于本研究把因变量作为定距变量进行处理，因此使用最小二乘法模型对在澳留学生社会参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分四步进行。首先，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方面与社会参与度进行回归(模型Ⅰ)；然后，加入种族歧视进行回归(模型Ⅱ)；再加入人口统计学特征(模型Ⅲ)；最后加入学业特征(模型Ⅳ)。
代表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态度、知识、技巧三个部分；
代表种族歧视变量，包括遭遇种族歧视的次数，对种族歧视的看法；
代表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来自地区、来澳时间、婚姻状况；
代表学业特征变量，包括专业、课程层次、英文水平、对自己学业的满意程度。 模型Ⅰ中的卡方统计值为0.006，表明该模型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由于解释变量较多，回归还做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为1.619，说明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模型Ⅱ、Ⅲ、Ⅳ中的卡方统计值为0.000、0.0000、0.002，表明这些模型也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4.729、4.769、4.865，说明多重共线性均不严重。表2列出了具体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1)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部分。“态度”“知识”“技巧”均与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有着显著的统计学上的关系。从系数上可以看出，“态度”与社会参与度的关系更为显著，其次是“知识”和“技巧”。 (2)经历种族歧视次数与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呈显著负相关。经历种族歧视次数越多的学生，社会参与度也越低。越是那些对自己的民族身份看重的学生，社会参与程度也越低。 (3)人口统计学特征。男生的社会参与程度要显著高于女生；24岁以上学生的社会参与度要显著低于24岁以下的学生；美洲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最高；来澳1—2年的学生社会参与程度最高，显著高于来澳1年以内的留学生。来澳时间在2—4年和4年以上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没有显著差异；结婚并有孩子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最高，其他婚姻状况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离婚和分居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较低。 (4)学业特征。商科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最高，医科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最低。另外，授课式硕士生的社会参与度显著低于其他学历层次的留学生；英文自测水平较低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程度也较低。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种族歧视、人口统计学特征、学业特征四个方面对在澳留学生社会参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其社会参与程度有显著的关系，其中跨文化交际的态度，相比知识和技巧来说，与社会参与程度的关系更加显著。由此可见，开明、积极、尊重文化差异、平和处理文化冲突的心态是提高社会参与度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促进学习跨文化交际知识、提高跨文化交际技巧的内在推动力。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和娴熟的跨文化交际技巧，反过来也会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摩擦，提升交流的质量，转变交流的态度。因此，当讨论留学生社会参与程度的时候，应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不应单方面只强调知识和技巧，以丰富知识和娴熟技巧为支撑，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态度才是提高社会参与度的主要因素。 另外，留学生经历种族歧视的次数与社会参与度也有着显著的关系。经常性地遭受种族歧视，必然使留学生在与主流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影响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另外，一些留学生对种族歧视的感受力源于他们本身对歧视的看法。一些学生对于自身的种族特征(如肤色、口音等)非常敏感，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非主流文化群体时，会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种族特征。当遭受一些来自主流文化群体的负面情绪或行为时，会将这些情绪和行为统统归结为种族歧视。这种对种族特征的敏感性或对自己种族特征的过度保护，极容易导致他们产生内在压力，有意识地远离主流文化群体，降低社会参与度。 从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看，男生的社会参与程度要高于女生，这与Rosenthal等人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另外，本研究也发现北美留学生的社会参与程度最高。尽管来自其他地区的留学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从系数来看，中东、欧洲、南美、非洲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均高于亚洲学生。文化差异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Furnham和Bochner(19)认为，母国和东道主国的文化差异越大，留学生所遭受到的文化适应障碍越多。在澳大利亚大学中，大多数留学生来自亚洲。根据Hofstede(20)的理论，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文化特征是：高度权力差异，推崇集体主义和忽略个人主义，适应性弱，大男子主义，目标长远，这些特征均与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恰恰相反。文化差异加重了异文化人群的不适应性和不安全感，降低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参与程度。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年轻学生的社会参与度要高于年长学生，结婚并有孩子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高于单身留学生。这与Rosenthal等人⑧的研究结论均不相同。笔者认为，年轻学生较年长学生可能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接受外来文化，对待文化差异可能更加宽容，因此，他们的社会参与度较高。至于结婚并有孩子的留学生，可能是由于孩子的关系，他们需要更为广泛地与当地社会接触，比如幼儿园、医院、社区等社会机构，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研究结论还显示，来澳时间在1－2年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程度最高，其余时间段的差别不大。这基本与Yue和Le⑩的结论相似，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来澳时间越长，社会参与程度越高。 从学业特征上看，就读商科的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这一结论与Rosenthal等人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商科对学生的交流能力和沟通能力，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可能要高于其他专业。除此之外，授课式硕士的社会参与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学历层次的学生。该结论与Rosenthal等人⑧的研究结论“研究生的社会参与程度要高于本科生”不相同。授课式硕士在澳大利亚属于一个过渡性质的课程，通常学制在1—2年之间，比本科和研究类课程(包括研究类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制都要短，因此课程的强度比较大，并且授课式硕士基本以课堂上课为主，课程中没有实习要求，也没有研究部分。笔者认为这些可能是限制了学生参与社会交往的主要原因。最后，本研究发现，英文自测水平较低的留学生社会参与程度也较低，这与文献中的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对于提高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重视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着重培养留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开明、积极、尊重对方的文化差异的态度，确保他们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冲突，解决文化差异方面的矛盾。第二，给遭受种族歧视的留学生提供有效的帮助，除了设立歧视投诉机构，建立健全相关法规体系外，也不能忽略对留学生心理上的辅导，缓解他们与主流社会接触的压力。同时也适当地帮助他们降低对种族身份的敏感度，让他们明白所遭受的不舒服的行为或态度并不全都源于种族歧视。第三，作为接受留学生的高校，应该关注那些来自于与自己文化差异较大国家的留学生，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提供更有效的帮助。第四，尝试在授课类硕士的课程中加入一些实践元素(如实习或科研项目等)，扩大他们的社会交往面，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 ［收稿日期］2013－12－09 注释： ①AEI.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ments in Australia 1994-2011.2012[EB/OL].https://aei.gov.au/research/International-Student-Data/Documents/INTERNATIONAL％20STUDENT％20DATA/2011/2011％ 20Time％20Series％20Graph.pdf,2009-10-08. ②Millican.J.Social Engagement 2007[M].Cambridge:Green Books,2007. ③Brody,C.Working with staff,families,and residents in an institution:Review of the literature[C]//C.Brody and V.Semel.Strategies for therapy with the elderly.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6. ④Heikinheimo,P.S.,Shute,J.C.M.The adapt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Students views and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1986(27). ⑤Selltiz,C.Attitudes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3. ⑥Klineberg,O.,Hull,W.F.At a foreign university: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adaptation and coping[M].New York:McGraw-Hill,1979. ⑦Rosenthal,D.A.,Russell,J.,Thomson,G.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an Australian university[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lanning,2008(55). ⑧Rosenthal,D.A.,Russell,V.J.,Thomson,G.D.A growing experience:The health & well-be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M].Melbourne: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ress,2006. ⑨Ward,C.,Masgoret,A.M.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New Zealand: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survey,M.O.Education[M].Wellington: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Press,2004. ⑩Yue,Y.,Le,Q.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cial engagement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an Australian Regional Area[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Wellness and Society,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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