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弟书与北京地域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弟论文,北京论文,地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8)02-0090-06
说唱是一种极具地域风情的民间文化，是北京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在独特的文化生态背景之下而形成的。子弟书是清代北京流传广泛的一种说唱艺术，其创始者为满清八旗子弟。本文试从民族、市井与艺术三方面阐述子弟书与北京地域文化的重要联系。
一、子弟书与北京八旗子弟
北京独特的政治地位造就了多元民族交融的文化。满族八旗子弟的卓荦武功给京城带来草原文明的雄风，而八旗子弟在不断的汉化过程中也浸染了中原的精致文化。当两者交融时，绽放出绚烂的艺术之花，子弟书就是满汉民族交融的文化产物。子弟书的体制曾有过极特殊的形制，即用满汉两种文字进行书写，这对于研究清代两种主流语言的融合有极好的帮助。满汉兼子弟书有一种，即《螃蟹段儿》，每句中有的文字用汉语，有的文字用满语。满汉合璧子弟书亦只一种：《寻夫曲》，每句分别用满语和汉语进行对照书写，两种语言可以相互参照。
子弟书与满族八旗子弟很早就结下了不解的姻缘，据现存资料考证，子弟书有名有姓的作家有二、三十名，他们或是地道北京人，或长期生活于北京。这些人许多都是八旗世家出身，饱读诗书，“苟非名家巨手，何能成此绝妙好词”①。值得说明的是，与其他北方俗曲不同，子弟书中大量优秀作品的作者并非一般民间艺人，而是蕴含文人气质的八旗子弟，当我们阅读子弟书时，便拥有了一般曲艺所不具备的文人息息相通的感受。这些作家的名字没有昭显在书名之下，而是巧妙地隐含于曲文之中，由人揣摩。如《玉香花语》“叙庵氏挑灯描写红楼段，喜迟眠把酒捉毫消夜长，”②(P850)可知此书作者为叙庵氏。在传统的文化视野中，曲艺是比小说、戏曲更偏远的边缘艺术，颇有让文化人不屑一顾的感觉，因而大量曲文不知作者的姓名。
子弟书作家群体秉承相同的文化渊源，但因气质、习性、经验等不同而呈现出缤纷的个性色彩。鹤侣氏的子弟书最具八旗文人风情，他的身世今人考证最为详细。鹤侣原名爱新觉罗·奕赓。清朝贵族中叫奕赓的有两人：“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绵宜侍郎之子亦名奕赓。二人虽不同时，此则宗人府失察之过。”③(P23)，学者考证鹤侣当为庄亲王绵课之长子，约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同治元年(1862)左右。道光十一年（1831年）至十六年（1836年）曾任侍卫六年。虽贵为世家，却适逢家道中落，一生并不得志。其作品极少风花雪月之风情，更多的是身世之感带来的自嘲与自叹，从其作品中可知清代满族文人那种特有的起伏人生。平心而论，在子弟书作家中，鹤侣氏的语言技巧是很平常的，作品中很少优美动人的故事情节，而是将繁华与凄凉、高深与平易融于一炉，让读者在那片刻的理性张扬中体会个体生命的价值。如《鹤侣自叹》石：
这如今事事无成皆画虎，平生豪气尽消搦。
髦毛短处人应笑，脾肉生时我自嗟。
说什么煮酒论文谈志量，我只有野老农夫问桑麻。
说什么万言策论陈丹陛，我这里没齿甘为井底蛙。
说什么高攀桂树天香远，我这里只向荒山学种瓜。
说什么玉宇瑶池霓裳曲，我这里半夜山村奏暮笳。
说什么浅斟低唱销金帐，我这里柴米油盐酱醋茶。
休提那丝联枫陛银潢派，休提那勋铭盟府五侯家。
这如今貂裘已敝黄金尽，只剩有凌霜傲骨冷牙槎。
可以说，八旗子弟的没落牵动着创作者的心，他们因自身为旗人而对此充满了矛盾的心态。“怀着爱意写旗人文化，必不至于仅仅抽绎出浅近易晓的教训，因承受那一份命运的，有如是之姿态优雅禀赋优异的人物。文化演进中文化的贬值，价值调整中价值的失落，是人类史上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主题；上述旗人现象本可以作为创作史诗性悲剧的材料。”④(P179)在《少侍卫叹》中，鹤侣是这样定位自己心目中的八旗文人的：
自是旗人自不同，天生仪表有威风。
学问深渊通翻译，膂力能开六力弓。
……
本就是赳赳武夫干城器，更兼他手头散漫衣帽鲜明②(P36)。
这里描写的满族子弟远非前朝的“权豪势要”或一般公子所能比。在元杂剧中，贵族子弟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抢夺民女，仗势欺人，至于他们读什么书习什么武，汉语如何则一概不知；在明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公子又都是“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柔弱书生。清代的满族子弟不一样，他们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天生身体强壮，骑马射箭无所不能。同时他们几乎人人兼通“翻译”，既保持着北方民族特有的凭陵之气，又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这与清朝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对八旗子弟的严厉管教有关。满族本是“宁质毋毕，宁朴毋巧，宁强劲果毅，毋汩没诡随”⑤(P9)的民族，清初，在清廷的倡导下，骑射武艺与文化学习都是子弟们的必习之课。如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⑥(P13361)。雍正元年，世宗曾谕八旗满洲子弟“除照常考试汉字秀才、举人、进士外，在满洲，翻译、武艺亦具属紧要，应将满洲另翻满文考试”⑦(P5313)，同时开满汉文翻译科。从雍正到乾隆两朝，共取中满洲、蒙古、汉军翻译进士72名，翻译举人393名⑧(P1～20)，这就出现了子弟书中的阿哥们武功卓荦、精通翻译的局面。可以说，他们将新的气息带入了关内，为有清一代数百年的统治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同时，子弟书中的八旗子弟形象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不少刚健之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青年公子除恶少外，几乎都是柔弱不识刀枪的形象，如《拜月亭》中的蒋瑞隆，“三言”中的许多才子，《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等。而子弟书中的八旗公子却精通满汉语言而不废武功，呈现出独特的硬朗之气。
二、子弟书与京都市井民俗
子弟书还善于描摹清中叶以来北京地区的民风民情。从民俗角度看，子弟书作者多为京城八旗子弟，因而其描写不自觉地带有满族风情；从通俗文化角度讲，因子弟书多写京城市井人物的生活，因而又带有浓郁的市井风情。《女斛斗》子弟书写“为什么忽然写到女斛斗，欲传述北京城内的风土人情”，看来风俗已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在这里，民族风情与市井情趣融为一体，共筑成一幅幅鲜活的燕京风情图。子弟书描写时代生活的篇幅很多，仅在车王府子弟书中就有六、七十篇之多，再加上新发现的资料，大约也有近百种。由此，子弟书不仅仅是吟唱古典著作的艺术，也是歌咏时代风情的鲜活艺术，展现了生活中普通人物的情感活动与社会活动。
在这些作品中，描写满族风情的篇章颇引人注目。满族自进关后，一度扩展了自己的文化风尚。虽然清中叶后他们都渐趋汉化，但婚丧嫁娶等传统风俗仍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同时期的其他文艺形式对此也有涉及，如小说《儿女英雄传》写安如海一家的满洲习俗，但并不太多。相比之下，子弟书描写的更为详细，如《鸳鸯扣》全24回，是一幅完整的满洲婚嫁图。满洲世家二公子要结婚，老太太的标准是“说甚么从容不从容我只要是满洲世派，要的是姑娘言貌不管他家道从容”。而后大奶奶（公子的嫂子）主动去女家相看。到了女家，她是如此精挑细看：
虽是个武职人家倒也文雅，老派儿佛满洲阔里甚是恭。
临起身搭讪告别就与佳人拉手，为的是看他的春笋把玉腕擎。
指头儿又尖又长手儿定巧，笑着说妹妹的花样儿想来定精。
硬扯起他的长衣瞄瞧鞋样，看了个意满心足才站起身形②(P1396)。
相女婿的场面更热闹。二公子打扮一番准备去丈人家接受“检验”，随行的竟是庞大的亲属团：
又请下六眷的男亲陪伴新婿，亲族的女眷插戴姐姐。
厨子们落作整忙了半夜，第二日天才大亮门前就车马不绝。
先来的是穆昆萨都哈拉后到，旗下人最重的是姑老爷。
其次是姑爷与两姨姑表，四门儿亲家还有舅老爷舅爷。
平辈儿的都到房中与太太道喜，晚辈的打仟道喜谁敢捏诀②(P1397)。
如此隆重而热闹的场面显然有别于汉族风俗，“旗下人最重的是姑老爷”不同于汉族重舅爷的风尚。满洲聚集地自有的文化传统对以后北京城风俗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京城地域文化其实就是在满汉多文化的交汇中逐渐形成的。
子弟书中的风俗少不了女性的参与，她们的焦虑与欢乐带有民俗的风情。女性形象总以其感性多彩、美丽多情而受到文学的关注，子弟书里的许多女性生于北方，具有刚烈豪爽之气：
怪道燕支山翠微，谁知全在小娥眉。
一条身子儿梅枝秀，两个眼睛儿杏子黑。
俏庞儿绝代从那灵根儿透，小样儿撩人是他傻气儿堆。
……
鼻梁儿哪用铅笔儿抹，耳轮儿何消金坠子垂。
——《桃花岸》
燕地佳人性子多，一团冷秀隐双蛾。
常嫌粉黛工夫儿碎，要把胭脂模样儿脱。
——《连理枝》
淡淡春山凝秀气，盈盈秋水透聪明。
……
公子瞄呆一声长叹，说燕支山女孩儿的领袖第一名。
——《俏东风》
子弟书中的许多女性都象燕支山一样，充满了北方特有的健朗之气。她们不喜化妆，几乎没有“病如西子赛三分”的病态之美。当我们习惯了几千年来汉族主流文化统治下对女性阴柔美的描写，就会发现子弟书中的女性带来的是一股清爽的风。如《阔大奶奶逛二闸》中那位少妇，去游览前先打扮一番，显出京城人的阔气。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心态：这位“阔大奶奶”独自出游，一路风光，满心欢喜，“这佳人斜倚栏杆观佳景，一望山河爽二眸”。这一“爽”字在古典文学中很少用来描写女性，这里却忽然一出，点出了京城女性的爽直。
当然，她们也有感情缠绵的时候。当听说丈夫出征，她们会埋怨：“埋怨道那般的阻拦将他劝，为什么良言不听半分毫。新婚燕尔才一载，狠心儿把恩爱情肠决裂的抛。”（《花别妻》）丈夫去赴考，妻子会牵肠挂肚。当丈夫从考场回来，妻子亦极尽温柔缠绵之态：“眼呆斜一歪身倒在郎怀里，泪珠儿纷纷滚滚溅衣衿。说离情任我增十倍，你寂寞抛奴正一旬。你们这些应考的都是坑人的手，一阵伤心一阵恨人。到明春会试奴可不装傻，一定要陪君进那贡院门”（《文乡试》），简直就是一副撒娇使气的小女人性情。这些北方女性既呈现出传统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又具有率直爽朗之性，她们少了闺房气与书斋性，多了民间性与市井气。
子弟书还描写了清中叶以来京城市井的生趣与幽默。清末谴责小说中亦有对京城各种世相的暴露，但其目的多在于抑恶，其态度是嘲讽性的，是理性态度对世俗的评价。子弟书因其作者很多是没落子弟，混迹江湖，故而他们熟悉京城百态，其创作虽也有讽刺意味，但更多的是直观的呈现，洋溢着市井的生机与情趣。市井人物主要活动之一是前门外听戏，其他体裁的文学很少对此进行大量的描写。《品花宝鉴》等虽描写了京城戏事，却侧重于同性恋；子弟书在很多篇幅中都对听戏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些市井人物痴迷于戏曲、曲艺等通俗艺术，甚至亲自上场过把瘾，一招一式还有板有眼（《票把儿上台》）；当然其中亦不可避免地多了些陋习，如狎男妓（《老斗叹》《禄寿堂》）。子弟书还用幽默写出市井人物的风貌，如《假老斗叹》典型地表现出京城环境“熏染”下的京城市井人物：
也学唤从人来呀来呀的胡叫，也学闲谈论妙哇妙哇的练贫。
也学看报知道些朝廷的公事，也学观书记住些妙论明文。
有时见好奏折他说他也要上来看，各处的利弊他说他有意要上条陈。
有时谈论些惊人的古迹，他说他也是这样胸襟。
……
有时谈我若下场三元如探囊去（取）物，有时说我若作官弊病难瞒我这人(12)(261)。
这是地道的京味市井气，绝不同于上海的瘪三。京城数百年来坚不可摧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决定了首善之区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喜高谈阔论、喜讲政坛得失的习性；而闲散的生活又锻炼了独特的“练贫”习性。上述引文中的这位“老斗”便是爱摆谱、耍贫嘴的例子。官场得失从这些闲人嘴中品去如茶馆中的茶点一样轻松如点缀。
这种练贫甚至在买东西时都有特殊的作用。如《苇连换笋鸡》写普通百姓在家门口的小交易。一个管城门的小官，家境贫寒，独在家中。一日门前经过一个卖笋鸡的，他想用自己的破帽子来换，卖鸡人不肯，他又搭上一个破铃，“拿过来说两件东西将就着换，别争竞了常过来过去留个交情。可笑他涎皮笑脸时多会，卖鸡人说啐无奈之何应了声”，充满了小市民的幽默情趣。又如《须子论》中几个市井人物在酒馆中的争吵，甚至店中伙计也精于此道：
手提着壶轧着个桩儿圈着个膀子，俏三步儿到桌前续水带笑开言。
说好俊天哪时时的辐辏今日的场面，众位可来着了子弟十不闲儿是头一天②(P139)。
市井风情当然包括很多方面，如地方名吃，特色景点等，子弟书中写的京城名吃很多，如“炒虾仁卤牡口”、“菜心熘肌髓”（《须子谱》）。而最重要的是市民心态的描绘，抓住了人物的精神风貌，才算是真正抓住了市井民众的风情，如上述的老斗，子弟书在这方面的描写，不愧是大家笔法。
三、子弟书与京城票房活动
清代的北京，各种戏曲、曲艺活动十分频繁，文人票友最初参与文艺活动是自娱性质，从而产生了独特的“票房”活动，即非商业演出的艺术活动。许多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而不惜：
汉人走票者率为各部科房人家之子弟。有孙瑞卿者为票友，前辈习青衣，紫云、石头辈均祖法之。其后有乔荩臣、贵俊卿均习生，皆道胜银行伙友也。俊卿后遂弃本业而卖艺于沪。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昔有抓髻赵最有名，供奉宫中以为教习，某王恶之，乃轰出焉。立班之始，盖富贵人家子弟游手好闲，习为娱乐，后乃走票，不取资，名之曰“耗财卖脸”。……此外如荣剑尘以八角鼓著名，皆子弟而下海者也⑨。
对戏曲、曲艺的痴迷不悔成为很多人的毕生追求。正是这种他人眼中的怪癖成就了北京曲艺极高的人气，也使其在不断的改良中曲种益精。
从现存记载看，子弟书的艺术活动是中国戏曲曲艺史上最早的专业票友（票房）活动之一。“票友”一词的来源，一般都认可这样的说法：
其始在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人，万里征战，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故非伶人唱戏者以票友称⑩。
子弟书正产生于乾隆时期。大约在这一段时间前后，子弟书的票房活动就已经开始了。有的学者认为票房活动源于道光年间的京剧票房(11)(P218)，但子弟书的票房活动早在《书词绪论》中就有记载，《书词绪论》成书于嘉庆二年。可见，子弟书的票房开始于乾隆年间，应是北京最早的票房活动了：
辛亥夏，旋都门，得闻所谓子弟书者，好之不异昔，而学之亦不异曩昔，于杯酒言欢之下，时快然自鸣，往往为友人许可，而予意颇自得。后与顾子玉林，订莫逆交。顾子，倜傥士也。……予每造文轩，……（缺一面）吾过矣。前此之自为有得者，实不免妄人之态矣。因回思往日听予之书者，睨笑腹非者，不知几何人；撵看欲逃者，不知几何人；出而哇之者，又不知几何人，而予竟握弦高坐，恬不为怪。兹承顾子教，甫知前此之造孽匪浅，而后乃今，当箝口扪舌，以为饮酒吃饭具，不复聒人耳(12)(P818)。
这一段珍贵的资料记载了一名叫李镛的子弟书票友在票房中与友人演唱的情形。他唱的大约不怎么好，以至有些友人“睨笑”，有些竟至“出而哇之”，听后欲吐了。这种活动在乾嘉之间已出现，无论技艺精湛与否，票友们的认真精神却颇值得一提。
子弟书的聚会活动即“立社”活动，相当于早期的票房：
总而论之，立社可，不立社亦可；如必欲立之，则社规不可不严，仅择至好五、六人，或八、九人，余有情面莫却者，均为附社。择清净禅房，每月一社，或一岁八社。其社长按人轮推，至期，同人各解仗头若干，凑交社长，以为壶酒盘蔬之资。喜说者说之，不喜说者听之。其说者之工妙与否，不许讥评(12)(P829)。
这种书社并不是一般文学意义上的“文艺沙龙”或研究会，因为它的主要作用是“说”即演唱，而且不许他人讥评唱者的好坏，因此，这已是一种曲艺演出的“票房”活动了。参与的人共同出资作为茶酒费用，一般每月至少活动一次。当我们在津津有味地谈论道光、同治时的京剧票房活动时，又怎能想到，早在乾嘉时期，中国的曲艺票房已在八旗子弟的手中通过书社而结成了呢？从子弟书票房设置及其演出过程来看，这种艺术在清代中期曾是多么的生机勃勃。《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中提到“是种词曲在昔年八角鼓之老票友颇有擅长此技者，近年人心趋向时调小曲，视此竟如陈羹土饭”，在民初才逐渐消亡。
票房活动在本质上是八旗子弟们的一种精神需求，这种需求当然可以在花钱看专业的演出活动中得到满足，但是，很多时候，人的精神需求是要通过集体参与的形式来得到满足与平衡的。子弟书的艺术活动正是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八旗子弟生活悠闲富足（尤其是清中叶），他们可以花钱吃喝玩乐，像一般的有钱人一样，但子弟中总有一些人在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素养之后，会去寻求另类的精神家园：创作并演唱子弟书。当子弟们置身其中时，他们创作曲文的精致与否，演唱的好听与否已显得不那么重要，身心投入的聚会演出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满足与乐趣。《书词绪论》后附一“书社引”恰好道出了这种情怀：
我有逸趣，非为管弦。用修静室，以为盘桓。或日或月，不必拘牵。并无罚约，总以悠闲。至则欢笑，煮茗为筵。或吟数句，或吟一篇。不雕不斫，不巧不纤。不来者不招，勿令攒眉而出。来之者不拒，任其倾耳相参。若以为击壤而鼓太平，庶乎得耳。倘以为讴歌而变风俗，则岂其然(12)(P830)。
按照解释学的观点，艺术创造活动自有其自身的意义，这是作品客观不变的“意义”；还有一种“意义”是由接受者的评价或判断活动而得来的。子弟书的参与者正是在书社（票房）活动中呈现出一种超出文本意义的超然意味，这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都心领神会，即在自己及他人的演出及组织活动中得到情感的释放与心灵的交汇。在大家的互相模仿揣摩之中，形成了相互间的一种“情感互动场”，这就克服了一般观赏性活动带来的单向传递的孤独感，流淌出相互之间的情感关怀。演唱者与听者之间、听者与听者之间构成多向交汇的艺术之网，网结出自我认同的快感与他者认同的尊严感。“只有在众人的共同一致的活动中，才能克服单个人面对充满敌意的社会时的软弱和不自信，摆脱个体对陌生和孤独的恐惧，在互相认同和仿效中，人们相互提供着心灵的依附与庇护。这正是许多民间艺术活动本身的心理内容和精神内涵。”(13)(P50)
［收稿日期］2007-10-28
注释：
①首都图书馆藏《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金台三畏氏，稿本.
②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③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④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⑤盛昱.八旗文经[M].卷三十八.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⑥赵尔巽.清史稿[M].卷四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⑦刘锦藻.清朝文献通考[M].卷四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⑧李洵.钦定八旗通志[M].卷一○七.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⑨枝巢子.旧京琐记[M].卷一○.坊曲.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2.
⑩张伯驹.红觎纪梦诗注[M].北京：北京宝文堂，1988.
(11)平剧史料丛刊[R].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
(12)顾琳.书词绪论[A].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3)王毅.中国民间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