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坛 “这一个”高尔基和“另一个”高尔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这一论文,自由论文,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高尔基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怎么会有“这一个”和“另一个”之别呢？这要从《南方周末》1995年6月6日和7月21 日发表的林贤治的《另一个高尔基》和《走出彼得堡以后》说起。这两篇文章（以下简称《林文》）对高尔基有捧有骂。对“骂”高尔基的言论，我们不必多加理会，但对“捧”高尔基的言论，却有必要做一番分析。因为正如“中国的高尔基”（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语）——鲁迅所说，在文坛上，被“捧杀”的人往往比被“骂杀”的人更多。
《林文》对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保持一致，而与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合作，对在该报上发表的许多攻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毁坏文化”的文章大加赞扬，说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博大、深沉、正直、真诚、热情、傲岸、勇敢”等等，几乎一切好听的字眼都用上了。其实，对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所走的这段弯路应如何评价，早已有了定论。这个定论最早是列宁在1919年7月31日和9月15日给高尔基的两封信（《列宁全集》新版第49卷）中做出的。在这两封有名的信中，列宁严肃地批评了高尔基的错误，指出他当时的思想情绪是完全不健康的。如果苏维埃政府按他的主张去做的话，可能会使几十名或几百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坐几天或几星期牢，但却会使几万工农群众遭到反革命的屠杀，苏维埃政府当然不能这样做。针对高尔基攻击苏维埃政府逮捕有参加反革命活动嫌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毁坏文化”的言论，列宁指出，苏维埃政府对那些愿意以知识和学问来为人民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进步知识分子是关心爱护的，即使在当时那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然付给他们较高的薪金，保证他们有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指出，高尔基所以会有这种思想情绪和主张，是因为他脱离了生活，困居在彼得堡这个旧沙皇俄国的首都，被一群在十月革命后失去位子和理智因而对苏维埃政权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最坏的分子”所包围，成了他们的俘虏和代言人，听不见也听不进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呼声所致。列宁诚恳地劝告高尔基，应当“走出彼得堡，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观察工农群众怎样在苏维埃政权下创造新生活，以免因对生活完全厌倦而遭到毁灭。从高尔基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是接受（虽然不是一下子完全接受）了列宁的劝告的。（参看格鲁兹杰夫的《高尔基传》中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高尔基后来在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中说，列宁帮助他这个当时“迷了路的人”重返正途；在1928年写的回答白俄分子列文逊的文章又坦率承认，在当年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论战中，是他自己而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错了。这些事实都是了解高尔基生平的人所熟知的。而《林文》却企图为这段早有定论的历史翻案，力图证明在当年列宁与高尔基的论战中，正确的仿佛不是列宁而是高尔基。实际上，这是与戈尔巴乔夫上台并在苏联推行所谓“新思维”后，在苏联掀起的那股对导致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复辟起了十分重要而恶劣作用的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翻案风唱同一个调子。《林文》提到高尔基当年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直到70年后即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得以在苏联出版，正从侧面透露出这一点。
同样地，与在苏联刮历史翻案风的那些人一样，《林文》在大捧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过分歧和冲突的“另一个”高尔基的同时，大骂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这一个”高尔基。《林文》对高尔基在二三十年代积极投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写了许多反映和歌颂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文章作品大为不满，说高尔基这样做是充当了“斯大林的工具”。其实，二三十年代的苏联，虽然有过不少失误和挫折（如肃反扩大化、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偏差等等），但毕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苏联与正经历着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法西斯势力猖狂一时、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灾难的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国著名进步记者邹韬奋在1933—1935年间访问了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的欧洲和美国后写成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部游记中，对此做了生动翔实的报道。苏联人民的成就不仅使世界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如中国的鲁迅、邹韬奋，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美国的德莱塞等）为之欢欣鼓舞，而且连一些甘心充当资本主义卫道士的资产阶级人士也为之震惊，不得不到苏联去“移樽就教”。（邹韬奋语）而当他们看到了这些成就后，虽然并没有改变维护资本主义的顽固立场，但有时也不得不为之动容赞叹。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记述的美国黑人博士奈逊就是如此。而在十月革命后因为不了解这次革命的意义而移居国外的旧俄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人在苏联人民的成就的感召下回到了祖国，并与苏联人民一起投入新生活的建设。如在十月革命后出国的俄国著名作家库普林，就在1937年，即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错误达到最高潮的一年，回到了苏联。可见肃反扩大化之类的错误，并没有降低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世界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世界进步人民仍然把它视为象征进步与正义的光明灯塔。因此当时的苏联人民虽然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挫折，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仍然对自己的成就无比自豪，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作为苏联人民中的一员，高尔基在作品中描写了苏联人民的这种自豪和信心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高尔基并未忘记在苏联社会中仍然存在许多消极现象，并在《苏联游记》等作品中揭露和抨击了这些现象，只是并没有把这些现象当作苏联社会的主流，而是把它们视为旧时代的残余和累赘，并相信它们终将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所战胜。不仅高尔基是这样，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苏联作家也是这样。如与高尔基齐名的苏联杰出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方面在短诗《开会迷》、剧本《澡堂》等作品中尖锐地讽刺了苏联社会中的各种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在短诗《苏联护照》、长诗《列宁》、《好》、《放开喉咙歌唱》等更多的作品中热情歌颂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表达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的自豪感。
《林文》的基本论点，从两篇文章的标题和内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那就是认为高尔基不应当接受列宁的劝告，“走出彼得堡”，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与他们共同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新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这一个”高尔基，而应当留在彼得堡，与旧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最坏的分子”同流合污，并与他们共同攻击苏维埃政权“毁坏文化”，成为受到敌视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如当时的白俄流亡分子和后来在苏联刮历史翻案风的那些人）欣赏的“另一个”高尔基。据《林文》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的“人文理想”，并对高尔基没有这样做深表惋惜。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早在1989年动乱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期，为这次动乱做了思想舆论准备的方励之、苏晓康、刘再复、刘宾雁、刘晓波等“精英”，就曾大力鼓吹过知识分子应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脱离人民大众，以实现其所谓“人文理想”、“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之类的论调。《林文》不过是拾这些“精英”的余唾而已。而这些“精英”在1989年动乱前后的表演，充分说明他们所鼓吹的这一套究竟是什么货色。刘晓波一面鼓吹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一面又鼓吹要中国做“三百年殖民地”，显然在这个被台湾学者颜元叔先生斥为“疯子”的“精英”看来，只有使中国成为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成为西方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亡国奴，才能实现他的“人文理想”。而方励之、苏晓康、刘再复、刘宾雁之流在动乱被制止后逃亡到国外、成为寄居于西方帝国主义篱下的“世界公民”后，在洋大人面前的那种奴颜婢膝的媚态和摇尾乞怜的丑态（《中流》1993年第2 期披露的方励之在美国的“精彩表演”就是其中一例）充分证明他们的所谓“独立人格”，只不过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外；而所谓“个性解放”，也只不过是要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下“解放”出来。而在其主子西方帝国主义面前，这些“精英”就像俄国大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官僚在胖官僚面前一样，骨头软到不能再软的地步，没有任何“人格”和“个性”可言。同样的，被这些“精英”奉为思想先驱的索尔仁尼琴，虽然高唱“道德完善”和“自我克制”，但在攻击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却从来不讲什么“道德”，也没有任何“自我克制”，而是常常乞灵于造谣、歪曲、诽谤。作为索尔仁尼琴思想先驱的当年包围高尔基的那些旧沙皇俄国“资产阶级知识界最坏的分子”，也是如此。高尔基曾因这些人的被捕而误认为苏维埃政权“毁坏文化”，并为他们的获释和出狱而积极活动，而这些人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就像《伊索寓言》中的蛇对待救了它性命的农夫的态度一样，当他们在高尔基的帮助下获释出国后，马上翻脸不认人，反过来痛骂高尔基。鲁迅在1933年为瞿秋白翻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所写的“后记”中，以此为例批评了为这些人的被捕鸣不平的高尔基、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人的错误，指出革命者在胜利后如果不对反革命的旧势力严厉打击，那么在这些旧势力复辟后，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希特勒上台后，对德国的进步人士和异己势力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就是明证。鲁迅并指出高尔基等人后来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正如《伊索寓言》中的农夫在临死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一样。《林文》在为高尔基当年的错误辩护并对高尔基在列宁的帮助下改正了错误表示惋惜时，不妨先看一看“中国的高尔基”对此又是怎样论述的。
事实上，《林文》不仅歪曲和阉割了高尔基，而且也歪曲和阉割了鲁迅。文中说，高尔基在二三十年代虽然表面上支持斯大林，但内心仍然与斯大林貌合神离。并说这是因为斯大林是政治家，高尔基是文艺家，而正如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所说的，政治家要维持现状，文艺家则不安于现状，因此政治与文艺便时时处在冲突之中的缘故。其实这种论点同样并不新鲜。用歪曲鲁迅这篇文章的手法来鼓吹文艺应当脱离和对抗政治（实际上是脱离和对抗无产阶级政治而转向资产阶级政治，如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攻击苏维埃政权，无疑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林文》对此却大加赞赏，就可证明），《林文》并不是第一个。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人这样做过。近年来又有人（如牧惠）片面强调鲁迅的“反现状”精神，却别有用心地一字不提鲁迅当时所处的“现状”和现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状”的根本区别，也不提鲁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为思想武器来“反现状”的，《林文》同样不过是拾这些人的余唾而已。而只要全面地而不是像《林文》那样断章取义地理解鲁迅的这篇文章，再联系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章中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量论述，就可知道，鲁迅在这里所说的时时相冲突的文艺与政治，并不是所有的文艺和所有的政治，而只是进步的文艺和反动的政治（附带说一下，进步的政治与反动的文艺也是时时相冲突的，所以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容许苏晓康的《河殇》之类的文艺自由泛滥，毒害人民）。而进步的文艺与进步的政治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一致的；反动的文艺与反动的政治也是如此。就以对“现状”的态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现状”，只有具体的“现状”，因此也就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要维持一切“现状”的政治家和要反对一切“现状”的文艺家。而且有许多政治家同时又是文艺家。如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诗人；也有许多文艺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如鲁迅既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如果政治家都要维持现状而文艺家都要反对现状的话，那么这些既是政治家又是文艺家的伟人是要维持现状还是要反对现状呢？事实上，一个人对现状的态度，不决定于他是政治家还是文艺家，而决定于他的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对不合理的“现状”如鲁迅当年所处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现状”，进步的文艺家如鲁迅和他的战友们固然要反对，进步的政治家如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也同样要反对，两者也是一致的。而且他们也公开声明这种一致，如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回答托派企图挑拔他和共产党的关系的那封有名的信，就做了这样的声明。而反对的政治家如蒋介石之流固然要维持这种“现状”，反动的文艺家，如当年被鲁迅批判得体无完肤，而现在却被某些自称为鲁迅继承者的人捧上了天的梁实秋、林语堂，也要维持它，两者也是一致的。而且他们也并不讳言这种一致，蒋介石多次褒奖梁实秋、林语堂就是证明。而对合理的“现状”，如现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状，进步的政治家如邓小平、江泽民等同志固然要维持它，进步的文艺家，如团结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流》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刊物周围的同志，也要维护它，两者是一致的。而反动的文艺家，如苏晓康、刘宾雁、王若望、刘再复等亡命“精英”固然要反对它，反动的政治家，如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和平演变”阴谋的西方帝国主义首脑，也要反对它，两者也是一致的。当然，无论进步的政治家与进步的文艺家的一致，还是反动的政治家与反动的文艺家的一致，都并不等于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分歧和差异，而是指大方向即根本目的上的一致。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反对派内部虽然矛盾重重，并无有意的联合战线，但因他们在反对革命的根本目的上是相同的，所以行动起来就一致，成为事实上的联合战线；而革命阵营内部只要为工农大众的根本目的相同，战线自然也就会统一。事实正是这样。高尔基虽然对斯大林的某些政策持有异议，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相同，所以他们基本上仍然能保持一致和合作。而梁实秋、林语堂与蒋介石之间虽然并非不存在矛盾，但他们在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的根本目的上与蒋介石相同，所以当这种“现状”在中国大陆终于无法再维持下去时，他们都先后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帮助蒋介石维持其统治下的最后一块中国领土的“现状”，甘心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足以证明《林文》的基本观点是不成立的。
1995年9月1—9日初作
12月10—14日重订
1996年3月4—6日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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