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与维和研究
澜湄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 产品供给合作初探
王宝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形势进入“后ISIS实体政权化时代”,国际反恐行动击溃了中东战场的恐怖主义“毒瘤”,但其“毒流”四处外溢。中南半岛国家民族宗教构成复杂、地理边境存在防范“短板”等因素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有利土壤”,威胁着我国西南边境安全。基于次区域既存在本土恐怖主义威胁,又面临国际恐怖主义渗透风险的现实,各方应依托平稳的合作惯性,完善供给机制,充实供给模块,明确供给终端,协力推进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合作,共享反恐安全利益。
关键词: 反恐国际合作;澜湄次区域;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
2019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ISIS”已完全失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控制区[1],至此“ISIS”中东据点遭到沉重打击,组织内成员四处逃散、“回流”或开辟“新战场”。传统恐怖主义“战场”崩溃,“圣战者”加速向其国籍国“回流”。但大部分“伊吉拉特”流出相关国家收紧边境防控网络,并政策性褫夺外出“圣战者”国籍,致使大部分“回流”人员随机留置于边境防控能力薄弱的国家,同当地恐怖主义势力合流或吸收当地社会边缘者开辟恐怖主义新战场。近期发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枪袭案和斯里兰卡的爆炸案表明,恐怖主义在向以往或近年来较少发生恐袭事件的国家渗透。
一、问题的提出
澜湄五国中泰国、缅甸原生恐怖主义威胁严重,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较少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侵扰。但不容忽视的是,上述三国边境线漫长且实体边境线建设滞后,毒品贩运、人口走私等跨国犯罪问题严重,治安环境脆弱,极易受到外部恐怖主义渗透。同时,次区域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南半岛沿线推进的重要地区,其经济战略意义、地缘政治意义凸显。为防止全球恐怖主义新态势衍生危机波及我国在中南半岛的“一带一路”倡议铺陈推进,构建“澜湄平安走廊”严防恐怖主义渗透,不仅关乎我国经济、安全利益,更是构建澜湄次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受到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威胁,“该势力对中巴经济走廊是不满或者反对的”[2],并以恐袭的方式表达此种不满,严重危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我国安全利益。以此为鉴,防范澜湄经济走廊建设进程中的恐怖主义威胁,推进澜湄次区域反恐执法安全合作具有现实必要性。
本次调查发现,在影响求职的因素中,81%的学生认为实践经验最重要,56%的认为家庭社会关系最重要,其他分别为较好的心理素质、各级各项获奖、等级证书,学习成绩由第一位下降为第六位。建议学校对毕业生进行求职培训,让学生了解用人单位的选聘要求,学会成功推销自己。
综上所述,本文意图探讨并回答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验证本文所采用的理论视角应用于次区域反恐合作问题的合理性;次区域各行为主体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形势及外溢风险、外部恐怖主义势力的可渗透性;基于次区域可利用的反恐资源推进此项合作是否合理,即分析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构建澜湄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的可行性;探讨澜湄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的互动供给模式。
二、治理起点: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与反恐国际合作的契合关系分析
(一)理论框架的学理性释明
1.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的兴起背景
患者冠脉造影结果:左前降支近中段及中段中度狭窄,左回旋支中段中重度狭窄,左冠状动脉近中段及远段中度狭窄。注入200 μg硝酸甘油注射液,在左冠状动脉狭窄处植入2.5 mm×33 mm、2.75 mm×33 mm、3.0 mm×18 mm、3.5 mm×33 mm药物支架,TIMI血流3级。于入院第9天行二次PCI术:注入200 μg硝酸甘油注射液,在LAD狭窄处植入3.5 mm×33 mm、3.0 mm×33 mm药物支架,TIMI 3级。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受阻,国际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世界多极化发展与区域合作日渐成熟,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由此兴起[3]。
循环经济的实践,品牌商的推动都是举足轻重,越来越多的品牌企业宣布加入回收利用的环保行动。2017年,阿迪达斯售出100万双由海洋塑料垃圾制成的跑鞋,计划到2024年前停止使用全新塑料而仅使用再生塑料为原料进行生产。卡夫亨氏宣布到2025年,将在全球范围内100%采用可回收、可重复使用或可降解的包装。可口可乐、联合利华、沃尔沃、宜家、耐克、H&M等龙头企业,也纷纷公布使用再生塑料的计划。家电巨头格力电器也斥巨资设立再生资源公司,从事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回收拆解,让原料再生,从而实现家电产业链的生态循环。
最后,基于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分析次区域反恐国际合作问题,设计反恐合作机制,推动以输出公共产品的方式实现区际有效合作,有利于规避互动政治化语境的影响,从而实现受益国支付“成本”、供给方获取“收益”的稳定模式。相较于国际公共产品而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互动更能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在避免公共产品为霸权国“私有化”的同时能够弱化供给弱势方“搭便车”与优势方责任承担的矛盾,从而使得区域性国家间公共产品供给互动去政治化、动态化、实地化、惯性化。
某厂6台干式变均已进行了方案一的改造,效果显著,将干式变最高运行温度降低了40~50℃。但由于干式变温度仍比较高,风机需要连续长周期运行,风机容易出现故障。风机装在干式变内部,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无法进行修理更换。目前采用质量较好的风扇,且每次在机组停机时对所有风扇进行检查,能满足长时间运行的要求。
最后,区域合作的兴起为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载体。经济全球化发展受阻在客观上刺激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发展的多极化。以区域为单元的合作模式在极力挣脱美国霸权主义影响下的单极世界控制,那些地缘相近、民族意识相融的地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或资源能源等问题开展合作。
2.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的概念解构与分析
区域性公共产品包括“区域”和“公共产品”两个要素,其中“区域”表明公共产品供给的地域范围,“公共产品”的供给互动是区域合作的具体形式,而后者是这一概念的核心语素。
其次,次区域国家间反恐执法安全合作产品归属区域性公共产品类别。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回流和开辟“新战场”的行为热度加剧,中南半岛传统的恐怖主义形势发生变化。之前,泰国南部的分裂势力和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引发的恐怖主义指向都为国内政治统治,外溢风险较低。现阶段上述两地的本土恐怖主义同国际恐怖主义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外溢风险指数提升。因此,鉴于恐怖主义行为的跨境流动要素,次区域内反恐合作成为必然。反恐国际合作是各国针对地区面临的共同恐怖主义威胁,在情报共享、边境管控、犯罪人移交、联合反恐演习、军事打击、跨境执法等诸多领域所提供支持和便利的行为。基于此,次区域各国的联合反恐行为所带来的安全利益是各方共享的,这种共享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
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框架下,“区域”的概念与公共产品的外溢范围相关,也就是说区域的范围是由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影响所决定的(1) 这里的“外部性”是指某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会使与该产品无直接相关的第三方无端受益或受损。其中,“因产品而受益”指向正外部性,“因产品而受损”指向负外部性。参见:樊勇明、杜丽:《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某一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影响局限于一国领土之内,该公共产品为国内公共产品;若该产品的外部性影响涵盖全球,则为国际性公共产品;同理,影响限定在某一特定地区,则该产品为区域性公共产品。据此,樊勇明将区域性公共产品界定为“由区域内国家联合提供的,服务于本地域繁荣和稳定的跨国公共物品”(2) 樊勇明团队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一书中,对西方有关公共产品、国际性公共产品的概念进行综述,结合当前区域合作发展现状给出此定义。同时,他们还认为,区域性公共产品不局限于物质化表现形式的基建设施或跨国行动,还应包括非物质形式的区域内形成共识的制度、机制甚至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默契。参见:樊勇明、钱亚平、饶芸燕:《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52页。 。与国际性公共产品不同,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范围更小、参与单位更少、合作的问题导向更为明确;同时,由于没有域外大国的参与、干涉,各方能够基于共同的产品需求,形成以平等协商为前提的合作机制,能够避免出现公共产品私物化的弊端。
使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对患者术后半年临床效果进行评定[6]:恢复良好-患者恢复正常生活,GOS评分为5分;中残-生活能基本自理,GOS评分为4分;重残-无法独立生活,GOS评分为3分;植物生存-长期保持植物生存状态,GOS评分为2分;死亡-GOS评分为1分。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 Stroke,NIHSS)评分对患者的神经功能进行评定[7]:总分为42分,分数越高则患者神经功能越差。记录患者术后脑积水、切口疝、颅内感染和癫痫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二)理论应用的合理性证明
基于上述关于次区域恐怖主义威胁的形势分析,充分依靠次区域良好的国家间关系,依托既有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机制,设计次区域反恐安全合作公共产品,并以次区域目前面临的本土化、国际化双向恐怖主义威胁为重点产品供给对象,设计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型(如图1所示)。
首先,澜湄次区域符合该理论分析视角所界定的“区域”性质。澜湄次区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SM)的地理构成描述,次区域内包括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以及我国云南省。随着我国积极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建设,次区域内的我国云南省实质并非独立参与澜湄合作,而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中南半岛沿线建设的前沿省份,是我国利益及合作意愿的代表。基于此,本文意图探讨的澜湄次区域反恐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是六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为共建平安澜湄走廊、维护共同利益的国家间反恐执法安全合作。
把经济学领域的“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一方面拓宽了公共产品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手段。公共产品是相对私物品出现的,不同于私物品,其使用所带来的影响并非局限于某一人或某一群体。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认为“公共产品是任何人消费之都不会影响除其之外第三人对之的消费”[4]。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表示对于公共产品,任何个人的消费都不会同时妨碍其他人对其的消费[5]。概言之,公共产品的消费属性并不是单次的,某人的使用并不会限制他人的消费权利。因此,非排他性(non-exciudability)与非竞争性(non-rivalry)是公共产品的两个典型特征。前者表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影响不受生产者角色限制,即一项公共产品经生产后,会对所有人同时产生益处或造成伤害,无论是否是此项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后者是指,在公共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消费上的竞争关系,某人的使用不会减少对他人的产品供给。
首先,经济全球化受阻是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跨国公司贸易模式日渐成熟,各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从一种经济学概念变成现实,世界经济发展成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国际金融组织为载体、资源流动全球化的新模式。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所衍生的诸如金融海啸、贸易失衡、贫富差距、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使得逆全球化声音日益高涨。
三、双重威胁:推进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合作必要性分析
新西兰“3·15”枪击事件和斯里兰卡连环爆炸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评论这是“后9·11时代”最为惨绝人寰的恐袭行为。打击恐怖主义这一国际公敌,摒弃反恐双重标准、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成为国际社会亟须的治理考量。
(一)中南半岛本土恐怖主义根源复杂、威胁形势严峻
GTD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资料显示:2010年至2017年泰国恐袭事件数量逐年位于中南半岛五国之首,其中以2013年为峰值年度。缅甸的恐袭事件数量从2015年增势较猛,此与缅甸当局应对罗兴亚人问题的政策存在关联。相比上述两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受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程度较低,整体安全局势平稳。综合来看,在澜湄次区域地区受恐怖主义威胁的热点国家集中在泰国、缅甸;柬埔寨由于历史遗留原因仍面临一定的恐怖主义威胁;老挝、越南所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并不突出,但两国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态势迅猛,外籍人口流入量突增与本国移民安全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的失衡仍亟须解决。
受历史殖民因素影响,澜湄五国宗教信仰多元,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派在中南半岛形成各自的信仰群体(如表1所示)。虽然“宗教与暴力甚至恐怖主义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6],并且该地区宗教局势整体温和,但是宗教分歧及其导向下的民族冲突仍是半岛面临的重要威胁。“2012年,一场恶意强奸案(3) 2012年5月28日,1名若开族女子被3名罗兴亚人强奸杀害,此事在若开邦佛教徒中引发广泛关注,被认为是罗兴亚穆斯林群体对佛教徒的挑衅。6月3日,300多名若开人在当地长途汽车站袭击满载罗兴亚人的汽车,造成10人死亡。随后,罗兴亚人展开报复,双方冲突蔓延至若开邦首府实兑市。参见:亨凯:《从民族冲突到恐怖袭击——缅甸若开邦之困》,https://www.guancha.cn/WuQingXiang/2017_09_02_425405.shtml,2017-09-02。 引发罗兴亚人(穆斯林信徒)与若开族(佛教信徒)之间的大规模种族报复仇杀,冲突事件共造成近200人死亡,大量房屋、寺庙被烧毁,10余万人流离失所。”[7]以此事件为导火索,加之缅当局在罗兴亚人问题处理上态度强硬(4) 缅甸政府不承认罗兴亚人是其国家少数民族族裔的一支,并声称他们只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几十年来,缅甸政府在政策上对罗兴亚人的态度并无缓和,致使罗兴亚群体在缅权利得不到保障。参见:Bin Uzayr, Sufyan: The Extremism of Buddhism in Myanmar ,载于International Policy Digest 2014年第8期,第59页。,不断刺激罗兴亚人群体的极端化发展。2017年8月25日,“罗兴亚救世军(ASRA)”的武装分子对多个缅军军事驻点和30个警察哨所发动袭击,导致71人身亡[8]。在缅罗兴亚人与政府、军方的激烈对抗,以极端化形式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给缅北安全局势带来巨大冲击。同时,罗兴亚人问题一直是国际人权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并存在广泛同情者,吸引国际恐怖主义向其渗透。有报告显示,“基地”组织、“ISIS”、“塔利班”和“青年党”等国际恐怖组织,存在试图激进化、招募罗兴亚人的行为[9]。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加剧渗透,缅甸罗兴亚人恐袭能力势必大幅提升,并带来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外溢风险。
表 1中南半岛五国民族及宗教构成简表
注: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
推进次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在于次区域各方对整体安全利益的共识与维护,同时良好的国家间关系以及平稳的合作惯性亦是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合作的关键。
(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渗透倾向明显
1.边境线漫长且多无实体边境防线,实体化渗透难度较低
中南半岛是海岛地区,海岸线绵延一万多公里,近海多港湾、浅滩,偷渡人员由海登岛查控难度较大。次区域人口走私问题十分严重,当地蛇头往往借着夜色由陆至海走私人口。次区域属热带雨林性气候,降水量大,森林体系发达,多茂密的原始雨林,偷渡入境人员在林中跨境穿梭往往较难被发现和追捕。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地区就位于老挝、缅甸及泰国的三国交界地带,森林茂密、水系发达、浓雾氤氲,为此地的毒品种植和毒枭藏身提供天然遮蔽。半岛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多崇山峻岭、高原险崖,地理边界破碎,难以形成实体化的整体防控线路。“半岛各国很多边境地区属于典型的山区,没有天然屏障,非口岸的出入境通道、便道众多,非法出境、入境十分便利。”[13]次区域水系发达,澜沧江—湄公河干支流发达,流域覆盖整个半岛,河道深浅、宽窄不一,旱季时节略挽裤腿即可趟过河流。
综上所述,半岛拥有绵延万里的海岸线,山路居多、水系发达、森林茂密,致使该地区的边境管控难度较大。同时,半岛内各国文化相通、宗教相融、语系近似,居民民间交往频繁。加之,各国在移民证件管理问题上没有统一标准、管理能力不高,滋生了“国际知名的护照黑市”(5) 泰国曼谷的考山路是“国际知名”的假护照交易市场,这些假护照被用于偷渡、人口走私甚至是恐怖主义袭击。“基地”组织东南亚恐怖小组的领导人汉巴利,是2002年印尼巴厘岛恐怖袭击的主谋,其就曾经操纵着泰国护照黑市。参见:网易新闻:《“国际知名”的泰国护照黑市》,http://news.163.com/14/1113/06/AATLTEJ700014Q4P.html,2014-11-13。 ,为外部恐怖分子的流入及藏身提供便利。因此,在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后ISIS政权化”时代,恐怖主义势力分散周转,澜湄次区域边境安全防控能力低下,会很大程度上刺激随机流动涉恐人员关注,吸引“圣战”分子流入次区域,带来恐怖主义威胁。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TLI(∑)计算如下:TLI(∑)=∑Wj·TLI(j),采用叶绿素 a(Chla)、总磷(TP)、总氮(TN)、高锰酸盐指数(CODMn)、透明度(SD)作为水体综合营养状态评价指标,式中TLI(j)为第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Wj为第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m为评价参数的个数[6]。
2.伊斯兰教域范围广泛、信徒众多,精神渗透存在土壤
(3)对房地产投资活动的方法、地点或者性质等进行改变。在投资开发决策阶段,开发商会通过开展相关的可行性研究明确在某块地上建设住宅的可行性、建设商业写字楼的风险等,如果发现建设住宅的前景更好,那么在明确建设不同项目的风险大小之后,就可以直接从开发的性质来有效避免建设商业写字楼带来的高风险。另外,开发商还可以在项目开展之前对相关的可行性进行专门的研究。
文化构成的相通性与宗教图谱的同源性,吸引“ISIS”流散人员选择将包括澜湄次区域在内的东南亚地区作为重点渗透区域。虽然中南半岛五国主流宗教信仰为佛教及其分支派系,但泰国南部四府的马来穆斯林群体、缅甸罗兴亚穆斯林族群以及“越南、柬埔寨、老挝国信仰伊斯兰教马来—波利西亚语族的占族人”[14]仍占据半岛宗教信仰场域的部分空间。宗教本身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无关,伊斯兰教亦是如此,任何正义信仰的初衷都是引人向善的,都是建设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本文依托伊斯兰教视角探讨恐怖主义渗透问题的切入点在于,宗教的同源性更易激发信徒间彼此的同情意识,对于已经被极端化了的伊斯兰教来说同样如此。
在依赖宗教同源性所产生的绝对信任与同情意识铺垫下,国际恐怖组织更易在次区域开展恐怖主义宣传,并拉拢本土恐怖主义势力,形成合流之势。资料显示,在泰国境内,有超过10万人次的FaceBook用户,访问过“ISIS”支持者或与“ISIS”组织相关的平台账号[15]。在单向宣传、存在接受障碍的情况下是很难滋生极端民族思想的,现阶段中南半岛外部恐怖主义渗透威胁日益严重,与本地区内生的倾向性选择不无关系。缅甸罗兴亚人问题所引发安全失范现状,吸引包括“ISIS”、“基地”组织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的高度关注[16],并在极端思想宣传过程中就“罗兴亚人被压迫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一方面,进一步激化罗兴亚穆斯林族群的宗教狂热情绪;另一方面,积极拉拢相关民地武装势力入伙,培植同化后群体。
矿物油制剂一般为机油乳剂,在9—12月份冬季清园时使用。气温低于25℃时,可以用机油乳剂300~500倍液喷雾。将叶片的上下两面喷洒均匀,不要遗漏。机油乳剂既能杀死柑桔红蜘蛛的成虫,也能杀死卵块,还能防治烟煤病等。来年3—4月,再喷洒一次500倍液的机油乳剂,可以加一些杀虫剂和杀菌剂,一举多得、降低成本。
四、构建基础:推进次区域反恐合作产品互动补给的可行性探讨
民族问题是刺激半岛恐怖主义问题的另一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原因,澜湄五国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如表1所示)。各国存在着绝对的主流民族,同时少数民族族群基数不容忽视,在部分民族权利实现问题上,因历史与现实的交互,极易滋生反抗主流民族的极端思想,诉诸于暴恐方式表达政治、民族权利诉求,生成极端化、激进化的民族恐怖主义。澜湄五国中,以泰南民族分裂势力最为突出。据美国2017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显示:“2017年,种族民族主义的马来穆斯林叛乱分子在巴塔尼(Pattani)、亚拉(Yala)、那拉提瓦特(Narathiwat)等最南端省和宋卡(Songkhla)部分地区发动了数百次袭击。”[10]从恐袭地域热点分布来看,泰国境内的恐袭事件主要发生在泰国南部,即“北大年府、陶公府、也拉府以及宋卡府在内的南部四府”[11]。泰南四府居民中有超过70%的马来穆斯林人,占全国穆斯林信徒总数一半以上。他们讲马来语,信仰伊斯兰教,在地缘上远离泰国中心,毗邻马来北端,在文化、宗教等领域与马来北部穆斯林更为密切。此种现实导致泰南民众在情感上更依附马来北穆斯林群体,民族认同的混乱、宗教信仰的焦虑不断侵蚀着泰南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和向心力,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宗教狂热催化极端思想。为管控泰南局势,泰国当局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但是其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发生背离。“从1970年代开始,泰国教育部试图设立伊斯兰私立学校,将知识与职业教育与宗教学习结合起来,从而取代以宗教教育为主的传统波诺。”[12]但是,此种文化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致使泰南穆斯林青年既难以获得足够的知识教育,又产生了弱化宗教教育下的信仰偏颇。单方面强调民族同化与弱化泰南当地的政治精英作用显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泰南民族分裂问题,如何提升去极端化教育模式成效是泰国当局亟须考量的问题。
(一)各国是地缘维度上的安全共同体,彼此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安全关系
“各国际关系行为体物质化的安全互动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地缘空间,始终会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17]澜湄次区域因水而生、以水相连,在地缘位置层面彼此相邻,在安全关系上唇齿相依。此种地缘条件倒逼次区域增进安全依赖关系。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又称相互依存,是对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关系的表述。“安全相互依赖”是各方基于不同的因素条件,在安全问题上形成以合作共识为基础的,较为稳定的彼此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条件,即安全互动的前提在于“需要各方付出相应的代价以实现相互影响”[18]。因此,各方基于彼此的安全依赖关系,为维护实现整体安全利益,需要进行安全互动,在成本与代价之间谋得平衡。
大丰收首席技术顾问王兴林重点讲解了大丰收在今年研发推出的广西柑橘全面管理套餐方案的历程。他表示,大丰收技术团队在结合广西气候环境特点以及对作物生长、肥水需求、病虫害发生等规律的客观研究以后,总结出来的一套科学的广西柑橘全面管理套餐,并通过了广西柑橘专家团队的论证。“方案切实可行、成本易于接受,能帮助种植户控制好病虫害,生产出更高品质的柑橘,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同时,此次方案还大量采用了云图控股哈哈农庄的生物有机肥、水溶肥、硫酸钾复合肥、磷酸二氢钾等产品。王兴林表示,“哈哈农庄复合肥能有效改善土壤,从而帮助柑橘巩固树势,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对柑橘丰产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发达国家供给国际性公共产品动力不足倒逼公共产品供给区域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是国际性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源,但金融危机全球化蔓延、贸易失衡断崖式呈现,也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供给全球性公共产品上力不从心,凸显发达国家单级供给全球性公共产品资本不足、动力低下、机制失灵的窘迫现实。
(二)半岛各方国家间关系总体稳健,无实质性冲突
目前,澜湄合作机制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政治、经济、人文三大领域的全面合作,推进次区域各国家关系朝着平稳、密切的方向不断发展。此项合作机制已经形成了互联互通的澜湄格局、日新月异的澜湄速度、亲诚互助的澜湄文化,依托该合作机制,澜湄流域各国在破解发展赤字问题上寻得良方,为共建优质国家关系开辟畅通渠道。中南半岛地区各国并无实质性难以破解的安全问题,不像朝鲜半岛因朝核危机问题,致使东北亚区域在安全问题及安全合作问题上存在掣肘因素。同时,朝核问题背后所涉及的大国利益博弈“作为冷战时代微观世界的政治激荡残余并无时间性消褪”[19],此种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在中南半岛的热度不高。因此,在平缓的次区域国际关系基调下,各国更易凝聚反恐共识,在平等对话协商基础上,互相供给可能的反恐产品与资源。
综上,“社会稳定看高校,高校稳定看食堂。”高校食品安全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学校持续发展和师生生命安全健康,应着重把好合同审核、从业人员入口和食品安全监管“三关”,筑牢高校食品安全的长城。
(三)次区域内各方有着稳定的合作惯性,国家间合作较为顺畅
自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大湄公河流域内六国开展经贸合作以来,次区域各方良好的合作行为已延续近30年,并且不断升级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意愿、完善合作机制。时至今日,澜湄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次区域各国的普遍共识,澜湄合作机制也从过去强调经济合作的GSM模式向政治、人文、安全等领域不断拓展。2017年12月28日,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在云南昆明举行启动仪式,以此“标志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第一个综合性执法安全合作政府间国际组织正式启动运行”[20]。目前,该中心主要职能在于维护大湄公河流域安全,协调各国共同打击水上犯罪、毒品走私等跨境违法行为。该中心所形成的情报网络、基础合作模式、宣传渠道、人员构成及实体办公地点,为澜湄流域各国推进包括反恐合作在内的其他安全合作项目打下基础。
五、理性选择:次区域国家间反恐安全产品互动供给合作
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是研究区域合作的学术理论支撑,是在区域合作日渐发展之基础上凝炼而成。基于此,笔者认为使用该理论分析澜湄次区域反恐合作问题的合理性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图 1 澜湄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型图
(一)供给侧:次区域反恐执法安全合作供给机制建设
在国际关系体系建设过程中,机制的搭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体而言,“机制”是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21]。可见,“机制”是对行为体动态互动过程的静态描述。有学者将“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定义为“供给成本由区域内国家分担的、只服务于本地、只适用于本地区的各种安排、制度和协议”[22]。由此,“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可定性为,次区域各方为共享外溢的物理范围限于次区域的反恐安全利益而参与反恐合作的互动运转过程,是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建构的供给侧,基于次区域各方优质的合作基础,提供各项供给模块以应对次区域当前主要恐怖主义威胁。在机制类别的定位上,该项机制应定位为“内向型专项工作机制”,即由次区域内部成员参与成立的专项解决次区域恐怖主义问题的工作机制。
为确保推动机制运行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成本提供得以实现,合作平台的搭建、原则的确立以及愿景(Vision)的选择不可或缺。应在争取各方权力许可基础上,组建一个非国家性质的中间运转机构,具体负责次区域反恐合作事务。在实践中,可以升级澜湄综合执法合作中心的反恐职能,各方平等参与中心的组织机构建设,形成委员会决策体系下的委员长负责制。在合作原则方面,要充分发挥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合作机制建设的优势,即形成平等协商、问题导向、因地制宜、联合提供、利益共享、成本合理承担的合作原则。一方面,有利于克服大国主导下的产品供给不公现象;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良好合作氛围,统一反恐标准,保障此项合作模式确有成效。愿景的确立直接关系着次区域反恐合作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生命力。因此,应将合作愿景的合意性作为开展合作的基本前提,凝聚各方共识,形成着力应对当前重点涉恐威胁,注重长效机制建设,维护地区整体安全的合作愿景。
(二)供给模块与终端应用分析
供给模块是供给机制搭建完成后所产出的针对供给终端问题解决的具体产品。在澜湄次区域反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链条中,供给终端指向次区域突出的恐怖主义形势。因此,在供给模块的匹配问题上,要突出问题导向。
1.针对次区域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的供给模块配用分析
谈判平台和反恐情报共享管理模块重点针对次区域原生恐怖主义问题。同时,反恐情报的共享又不限于本土恐怖主义范畴,在防范外部恐怖主义渗透维度同样需要。针对缅北罗兴亚人问题,供给机制应最大限度争取缅甸政府与罗兴亚人代表的协商谈判机会,敦促双方在各自关注的利益问题上实现部分让渡,以求得和平解决此项冲突。泰南四府的民族分裂问题,涉及复杂的民族、宗教、历史遗留问题,应在不干涉泰国内政原则基础上,协调双方矛盾,积极依托宗教力量开展平等交流与对话,通过宣传教育扎实推进去极端化工作。要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收集与研判工作,尤其是注重收集本土与境外恐怖主义势力意图合流的情报信息,实施情报导侦的工作模式,扎牢反恐预防网络。
2.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威胁的供给模块配用分析
防范外部恐怖主义渗透,应以实体化边防管控合作为基础,同时加大网络反恐力度,形成实体、虚拟两个场域的反恐合力,筑牢综合防恐渗透体系。
在边防管控合作方面,各方可以依托本国边境管理机关实体场所,综合毗邻国双方合作意愿,组建边境综合执法合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情报分析与共享、遣返人员安全性检查、组织科学化的边防巡逻工作等。其主要职能定位是协调边境双方执法活动,在业务上受澜湄综合执法合作中心指导。
跨境执法问题较为敏感,涉及一国司法主权,但反恐工作不同于一般跨境犯罪处理,在涉恐分子缉捕问题上应尽量简化繁琐的外交程序。因此,建议次区域各国达成涉恐人员缉捕令效力承认共识,若一国涉恐人员入境次区域其他国家,所在国应承认国籍国执法人员的跨境执法合理身份,并以本国为主导、国籍国为合作方,完成人员抓捕。同时,在后续的司法起诉及嫌疑人递解遣返环节,应在平等互惠理念下通力合作,减少次区域整体的跨境司法实现成本。
网络反恐合作是防范次区域外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想虚拟场域渗透的必然选择。“ISIS”实体“哈里发”崩溃,其组织成员加大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力度,竭力接续该组织的恐怖主义影响力。综合执法合作中心应成立网络反恐协调合作机构,为次区域防范网络恐怖主义渗透提供技术支持,如指导摸排线上恐怖主义信息源的IP地址,并协调线下抓捕;设计涉恐信息与图片的识别与拦截机制;牵头协调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对次区域罗兴亚人问题、南海问题、泰南分裂势力以及马来伊斯兰教极端化问题等内容的信息发布实行次区域内二次审核程序,严防外部恐怖主义势力借上述热点涉恐问题进行极端思想和仇恨主义渗透。
2012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为我国教育信息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为教师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1]
六、结语
澜湄次区域的安全环境对我国西南边境安全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同时,次区域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区域,该地区的安全状态直接关乎澜湄经济走廊建设,考验澜湄合作机制的成效。该地域恐怖主义威胁由来已久、成因复杂。近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回流”与“分流”的新形势下,湄公河五国因宗教问题、地理边界可渗透性较强等因素,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分流渗透的高危区。因此,应积极探索适应当前次区域恐怖主义发展特征的国家间反恐合作模式,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框架下,从供给基础、供给机制、供给模块和供给终端四个维度,分析次区域反恐合作的运转链条,明确各方合作的可行性基础,基于终端问题导向设计重点合作方向与具体运行机制,不断凝聚合作共识、提升合作效率,保障次区域整体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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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f Cooperation on Security Public Goods Supply for Counter -terrorism in Lancang -Mekong Sub -region
WANG Baofeng
(People ’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China )
Abstract :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as entered the “Post Islamic State Era when terrorism is substanti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e “malignant tumor” of terrorism in the Middle East battlefield has been remov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unched a series of anti-terrorism actions, but its “residue” spreads everywhere. Due to its complex ethnic and religious composi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prevention weak spots” in the geographical border,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has become the “favorable soil” for the breeding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posing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China’s southwest border. Both the threat of domestic terrorism and the risk of infiltration b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xist in the sub-region. All partie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eady momentum of cooperation, promote cooperation o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for counter-terrorism security in the sub-region and share the benefits of counter-terrorism security.
Key words :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Lancang-Mekong sub-region; regional security public goods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077(2019)07-0021-08
收稿日期: 2019-06-02
作者简介: 王宝峰(1993— ),男,黑龙江穆棱人,公安管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彦超 )
标签:反恐国际合作论文; 澜湄次区域论文; 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论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