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行为动机与行为经济学_行为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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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经济理论的量变扩张与质变突破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各自具有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如果用某种学科的方法论作为衡量和判断一切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准,就会导致片面性。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它与自然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而经济学研究的是认识物并作用于物的人。这必然导致经济学有着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研究方法,但这并不妨害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恰恰是经济学科学性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来判别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是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科学。

作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相对真理性。如果一个经济理论宣称自己已经穷尽了对任何经济现象的解释,那么这一定意味着该理论并不具备科学性。科学的经济理论必然是与所研究的特定空间或时间内的对象相对应,而不是所谓的绝对真理,因而当所考察的客观经济现象发生变化并超出原有理论的承载力时,经济理论就必须做出一定的创新来适应新的解释与预测需要。

经济理论的创新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指在旧有经济理论内部所作的量变扩张。当所研究的客观经济现象发生变更时,研究者首先必然想到的是如何在已有的分析框架下纳入和分析这个变化了的问题,从而给出符合实际、逻辑一致的解释和预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原有理论做一定的改动和调整,但并不触动理论的核心假定和逻辑体系。此时如果新的问题能够得到解释,则理论在其量变范围内就仍然满足它的适用性,因而对理论的创新也仅仅是在原有体系内部所作的量变扩张。

对经济理论进行创新的第二种情形是,当理论在允许的量变范围内仍无法对新问题进行解释时,则必须对原有理论进行质变突破。其含义是,此时应当对原有理论的核心假定与逻辑分析体系进行审视与修正,而创新后的理论在前提假设和逻辑过程上必须仍保持科学性。这种创新突破了原有理论的量变最大范围,因而是原有理论质的飞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质变突破是以原有理论为基础的,而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理论是具有可累加性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不断进步的过程,而其动因又可归结为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类意识世界的相互决定关系,具体到经济学科上,就是人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决定关系。具体而言,经济学科所凭依的社会存在就是指人类的现实经济生活,而根植于这些社会存在之上的各种经济理论就属于社会意识。当人类的客观经济生活发生改变时,既有的经济理论将逐渐丧失其解释力与预测力,从而必然需要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这实际上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所起的决定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作为科学的经济理论,必然暗含着不断自我扬弃与创新的动力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只有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学,才能保持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同样需要与时俱进。有鉴于此,我们试图论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行为经济学的两次质变突破,其中,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个体决策研究的抽象化突破,而从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是对个体决策研究的异质化突破。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方兴未艾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颠覆性理论。它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异质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而使得以同质经济理性为基本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特例情形,因此它是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前沿理论。作为经济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行为经济学也必将继续完善、发展和演进下去,从而实现经济理论新的质变突破。

二、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抽象化经济理性人假说的提出与局限

任何理论的产生,首先都源于人们对某一特殊问题的研究需要。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一国如何创造和累积财富,因此古典经济学注重经济总量的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各方面。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受社会各利益主体的互动关系制约,而利益主体则是由作为个体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集团构成的,因而如何对人的个体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也就成为经济学建立完整理论的关键问题,即把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抽象定义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和逻辑分析起点。

亚当·斯密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抽象以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假定,这在本质上与物理学中需要抽象一个真空状态以说明质点的运动是一样的。在他的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人的行为和动机被抽象归纳为人的“自利”动机。斯密相信,正是由于这种“自利”,使得经济秩序服从一种内在的逻辑,从而使人们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去达到某种确定的目标状态(亚当·斯密,1972)。之后,约翰·穆勒通过对斯密的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正式提出了自利经济人的假说。穆勒认为,经济学仅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侧面,即以获取和消费最大化的财富为目标,因此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的自利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在对个体决策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且具备了初步抽象化定义个体行为动机的能力,但由于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因此那时的学者虽然也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得到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故而在古典经济学内部所孕育出的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抽象的初步认识无法深入发展下去。然而,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并与旧有经济问题相互交织,从而使得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受到严重挑战:此时,贫困和财富的分配不均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的出现给许多个人与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由经济利益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国际冲突给人类和平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所有这一切都不像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世界那样和谐美好。因此,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并且力图找到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运而生,它改变了古典经济学对总量经济问题的侧重力度,而以人们如何最大化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实际上是对各社会利益集团相互关系的深化研究,而对作为基本利益单位的人的行为动机能否进行完全的抽象化界定,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能否立足的关键。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有关自利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通过更为抽象化与极端化的处理,定义了一个清晰统一的具有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的行为个体,并对所谓的经济理性做了严格的描述,即把经济理性分为核心理性(core rationality)以及两个激励性假设。 其中核心理性假定个人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偏好,它通过若干数学抽象,将个人的偏好描述为是充分形成的(即认为个体在进行决策时,考虑了所有相关的选择,并对这些选择有清楚的了解)和具有稳定性的(即个体对某一事物的“感受”是固定的,这种固定的感受又会反映在实际做出的选择中)。而两个激励性假设分别是指,个体行为是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并且人们都是利己的;个体的偏好只与物品本身的价值有关,而与获取该物品的过程无关。在经济理性的定义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彻底抽象化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并使得其分析能够实证,从而在对许多领域问题的解释上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新古典经济学最终实现了古典经济学对个体行为动机的未完成的抽象化突破。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仍然逃不脱它的相对真理性,即它所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和相对的:许多现实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异常现象”无法用新古典理论进行解释和预测,比如股票溢价之谜(Benartzi和Thaler,1995)和非自愿失业的根源问题(Akerlof和Yellen,1990)等。其原因是,新古典理论的经济理性假定是一种同质的抽象化假定,即经济个体被外生规定为具有统一偏好规则、智慧水平和决策能力的行为人,这使得新古典框架下的经济分析带有机械主义色彩①,因为同质的经济理性人不能再现复杂社会中人的思考、喜好和相互行为,忽视了人具有异质行为动机的事实。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行为的日趋复杂多样,许多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必然会逐渐超出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同质经济理性假定所能企及的解释范围,这就为行为经济学实施新的理论质变突破提供了来自理论本身的原发动力。

三、从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的异质化进程

(一)对经济个体的重新抽象:从同质的经济理性人到异质的经济行为人

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最核心的区别就体现在对经济个体行为动机的异质化突破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基于的同质经济理性人假定,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应建立在更为现实的心理基础之上,比如有限思考(limited thinking)、心理会计(mental accouting )、 启发式代表性程序(heuristic representation procedure)、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等。这种对经济个体的界定变化必然导致整个理论的逻辑体系随之发生变化,使得行为经济学既可以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通过边际分析法等逻辑推演手段分析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广泛借助实验手段和微观计量方法,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非线性和动态的前沿分析方法或经验实证方式。我们把这种对同质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发展集中概括为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即认为经济个体在决策时的偏好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决策过程之中,从而导致经济个体具有异质偏好,而其行为相应具有外在的异质性。其主要论点如下:

(1)认为经济个体不具备充分的思考和推理能力。传统的经济理性假定认为,决策个体可以充分地计算收益和损失,并且从不计较计算成本的大小。然而,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思考和推理既取决于人们的智力约束和思考成本,也取决于环境的可识别性与信息的可获取性, 这暗合了西蒙(Simon ,1955)的有限理性思想。这使得在很多情形下个体将采用“拇指原则”来指导选择行为,因而经济个体的偏好不是充分形成的,这意味着不同的个体由于推理能力的差异会导致对同一事物出现不同偏好判断。

(2)认为同一个体对同一事物的偏好可能出现时间的不一致或环境的不一致情形,甚至会出现偏好的反转情形(Grether and Plott,1979),即在情景A下有偏好序,而在情景B下可能出现, 这导致偏好不再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那样是稳定的。一个例子是在市场营销中,人们对两种商品的估价方式会影响到对这两种商品的估价结果。如果人们对商品A与对商品B的估价是相互独立的,可能会出现对A的估价要比B高的情况,然而当人们对两种商品的估价是在比较后同时做出的, 则可能出现对A的估价要比B低的情况(Hsee等,1999)。

(3)认为经济个体的行为不仅受物质利益驱动,还受他人利益影响, 因而不同个体对他人利益的不同考虑会导致对同一经济结果出现异质的偏好判断。一个例子是,作为个体的人会把他人的效用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Forsythe等,1994),即所谓的社会性偏好(social preference)。

(4)认为经济个体对物品的偏好不仅取决于物品本身的价值, 还取决于获得该物品的过程,这否定了新古典理论隐含的相同物品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假设,因而个体对同一物品的等量份额可能出现不同偏好。

上述这些假定都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理性所做的僵化假定,这意味着经济学对人的刻画摆脱了一个外在强加的“统一”标准,并通过强调偏好的内生性,而决定了外在行为的异质性,于是导致经济学的前提假定从同质经济理性人向异质经济行为人转变,即所谓的异质化进程,而这种转变意味着理论发生了质的突破,并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一种极端情形或特例。行为经济学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个体异质行为动机的研究范式,在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Camerer,Loewenstein和Rabin,2004)。然而,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像古典经济学一样,自身的适用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会退出历史舞台。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行为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础来源和方法论来源。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更广范畴下的行为经济学的一种特例情形,将成为经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参照理论。此外,异质经济行为人的假定虽然更符合经济生活中的一般情形,但如何更加细致和精确地刻画这样一种假定,并在可应用的前提下将它完全纳入规范化的经济学分析之中,是目前的一个开放性课题。

(二)心理学是经济学假定实现异质化突破的科学基础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把经济个体的异质行为动机纳入分析范畴,得益于心理科学的发展与成熟。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它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并为研究人类的各种经济行为提供来自自然科学的理论支持。早在斯密时代,就已注意到了人类心理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其《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1997)中,他展示了个体行为在心理学上的渊源,并且充满了对人类心理学的深度思考,甚至提出了“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的最初概念版本②。然而在19世纪,心理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因而也就不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故经济学虽然一直宣称自己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但却与心理学渐行渐远,特别是受到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使得研究经济行为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逐渐消失,并把对个体行为的心理基础简化为同质的经济理性。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心理学中行为学派与认知学派相继兴起,使得经济学有条件对个体的异质行为动机进行刻画。行为学派的观点是,人脑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器,而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查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行为学派的观点对行为经济学中的强化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但它所提出的刺激——反应模式却不能解释人类异质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这种局限性直至认知学派的兴起才有所突破③。认知学派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它使经济学得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进行研究,而不像早期那样停留在对行为本身的外在描述上,这为理解经济个体的各种异质行为动机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科学基础④。

然而,如果认为行为经济学仅是简单机械地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心理学,那则是极为片面的看法。心理学的引入不是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是手段,是为理论创新服务的。行为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融入这些新的要素后的最新前沿发展,而新古典经济学将退化为行为经济学的特例情形。当行为经济学最终被建立为更具一般性的研究体系后,将不再需要“行为”这样的修饰语(凯莫勒,2006)。

四、结语:未来行为经济理论的可能发展趋势

正如前文所述,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与它所根植的社会存在——客观经济现实相适应,而随着社会存在的不断演进和变化,作为社会意识的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发展,来不断深化人们对客观经济现实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成立的,都只是相对真理,因此不存在普适的一般理论,任何理论都不能无条件加以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为经济学虽然已初步具备了自身的前提假定和逻辑体系,但它仍然不能摆脱作为科学理论的相对真理性,它的理论也必然具有开放性和可超越性,在它之后,经济学还将继续发展下去。鉴于这一点,我们试图对行为经济学今后的发展空间做一评述。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规定一套外在的强加假定而回避了个体行为动机的来源问题,而行为经济学撤除了这种强加假定,使得个体行为动机的来源问题显露出来。在此情形下,如果行为动机的来源无法纳入建模,经济学的分析将举步维艰。然而,行为经济学对个体行为动机来源的解释比较依赖于人的内在心理学渊源,即强调个体异质偏好和行为动机的自然属性基础,而对人的社会属性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影响还未做充分研究。但这一点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有文献显示,不同的博弈情形会导致博弈参与者的情绪和判断力不同,从而会影响到他们的均衡选择——在这里,不同的博弈情形可视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而这种差异性又会影响当事人的偏好序,从而左右当事人的策略选择,此时,我们称“不同的经济情形内产生了不同的当事人行为动机”(Rabin,1993)。 这意味着,人由于具有社会性,因而其偏好和决策必然会受到不同社会环境的制约。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使得不同社会空间、不同社会时代的人是异质的个体,于是造成人的行为动机和选择也各不相同。这就从人的社会属性的角度丰富了人的异质行为基础:人与社会是互动的两个方面,异质的个体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结果会在各种社会经济变量中体现出来,同时异质的社会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因此,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个体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特征,人们的价值判断也因而不同。

其次,当对个体偏好的假定从外生转向内生时,一个必须跨越的难题是如何在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下延续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传统(Fundenberg and Levine,1998)?一种可供尝试的方法是,把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下的均衡行为理解为一种“有噪音的均衡”,从而拓展了传统均衡概念的界限。一个例子是所谓的“随机最优反应均衡(quantal response equilibrium)”理论,这是在博弈论范畴下讨论的一个例子。在经典博弈论中,每个博弈参与者都被假定具有同质的充分推理和计算能力,因而能够演绎出稳定的纳什均衡点。然而在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下,每个参与者将具有异质的计算能力,因此虽然参与者仍被假定是根据对他人行为的信念来计算不同策略的预期支付,但他们在形成信念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随机因素的干扰,故而无法选择纳什意义下的最优反应,而是根据一种统计学原则来选择策略,其中较好的策略会得到更多选择。但尽管如此,参与者们仍然能够达到一个具有噪音的彼此“最优反应点”,该反应点虽然偏离了纳什均衡,但却是一个有噪音的稳定均衡⑤。在传统范畴下,这完全属于非均衡行为,但在此处却可被纳入均衡的分析范式之内,同时这个理论还暗示着,参与者能够通过学习来提高博弈技巧,从而使他们的行为特征更符合同质经济理性的假定,因此这个“有噪音的均衡”将朝向纳什均衡收敛。然而,这个例子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其中仅是从参与者异质计算能力的角度来内生出了有噪音的均衡点。如何在一般化的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下开展这种均衡分析,是行为经济学在未来的又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总之,行为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理论,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论。行为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最终形式,它仍然是经济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它必将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实现新的质变突破,这是由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复杂多变所决定的。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的品质,以应对更广范围内经济现象的考察和解释,和对各种社会伦理、价值观下的经济行为的考察和解释。

注释:

① 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关。19 世纪的西方世界是自然科学急速发展的时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以及逻辑上的完美主义使当时的经济学家深受影响,尤其是牛顿经典力学体系完美一致性,使得经济学家希图把整个经济学也建立成一个完美的机械系统,因此非人格化的同质经济理性人就是必要的。

② 斯密曾提到,“我们由于境况恶化所遭受的痛苦远远大于我们由于境况改善而得到的欢愉”,这正是行为经济学中损失规避的观点(Kahneman and Tversky,1979)。

③ 认知学派将人脑看作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包括感觉输入的变换、简化、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因而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阶段,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的最终产物。认知学派强调对人类意识的研究,即关心作为人类行为基础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

④ 在行为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来自心理学的实验方法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许多重大的理论发现均得自实验的结果,并形成了所谓的实验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也可理解为经济实验学,它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实证基础来源。此外,一些超越实验的分析技术正逐步得到采纳,包括计算机模拟(Angeletos等,2001 )和人脑扫描(McCabe等,2001)等,这甚至将人类经济行为与动机的生理决定机制包容了进来。

⑤ 更多细节参见Mckelvey and Palfre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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