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及其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体制改革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诸多论述构成系统丰富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建树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在面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我们党所面临的重大的艰难复杂的历史性课题。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在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进一步确立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保障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性工作。也就是说，改革政治体制，进一步寻找适应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实现形式必须学习继承邓小平理论，并不断创新才能取得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
一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设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并说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同上，第374页）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毛泽东同志没有能把这个理论推向前进。而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还强化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
邓小平同志从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出发，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以前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提法，另一方面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探究长期以来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真实原因中，找到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在这一探索中，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我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这个符合中国实际的论断。
政治体制改革之必要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同经济体制一样，照搬了一些苏联模式，实践证明旧体制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强调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又提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他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权力过分集中，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现，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压抑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因此。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企业和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页）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1986年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仅从一般原理上使我们具体地认识到上层建筑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因而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不适应，而改革就是动力，就是解决这些不适应途径的最好办法。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促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使经济制度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在经济上逐步接近赶上发达国家，而且需要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切合实际的民主。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的弊端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同上，第177页）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开，只有改革， 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改革中扩大人民的参与程度，建立与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民主决策制度和程序，进一步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对原来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也进行相应的改革。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要收权，你有什么办法？”（同上，第164页）“因此，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经济发展速度比较低，就有这么一条原因。”（同上，第160页）根据这种情况，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防止政治体制阻碍经济体制的改革，拖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要求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政治体制和各个方面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缺乏政治保障，而且本身也难以进行下去。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思想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二
在深刻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对我国当代基本国情的全面分析和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从经典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的层面上努力寻求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他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样结合中国国情这一问题进行思索，以其独特的历史思维逻辑方法和高度的战略眼光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目标系统包括四个基本层面。
第一，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关于这一具体内容，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多种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看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理解主要是：其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和政府的职能关系，实行党政分开，党要管党。邓小平指出：“改革（指政治体制改革——引者注）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其二，克服官僚主义、简政放权、提高工作效率。其三，是权力下放，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其四，是建立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党和国家干部管理体制，实行领导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加强法制建设和提高管理民主化程度。其五，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五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解决这些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性目标，共同服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系统。
第二，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原则。这就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也不可能动摇或者怀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选择及其发展信念，而恰恰是要在现实中真正地充分表现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这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目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贯坚持反对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倾向。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同上，第178页）
第三，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就是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强调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从而在民主实现程度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际的民主。”真正建立起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又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民主政体，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上根本杜绝“文革”之类的全局性、长时期决策失误，具体地实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积极性。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
第四，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他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衡量判断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而政治体制改革则主要是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最终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他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角度，指出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的终极目的。
以上四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完整的逻辑整体。
三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对面向新的世纪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社会政治体制的变迁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改革，逐步铲除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陈旧因素而强化其现代化成分，从而实现新体制的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建立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上，这是邓小平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稳定相结合，从理论的层面剖析，根源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两者共同的目标取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16页）这就明确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从而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但是，要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必须首先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是变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说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取向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邓小平反复强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仅应摒弃政治范式的弊端，而且对于那些不同程度地跟不上现实发展的那些中性的具体制度也必须予以根本性的改变和再造，以适应现代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要求。二是共同的实现形式。就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和法制保障形式。邓小平认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统一的。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民主通道，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减少了许多非规范性的政治行为。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超越民主与法制环节，必然会引起动乱，中断改革的进程。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按照民主和法制紧密结合的要求来推进。历史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政治动乱的背景下谈政治改革，结果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中断改革进程，二是政治改革被政治动乱同化，互为动力。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稳定为前提和基础。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然要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改革党的领导制度与坚持党的领导之间的辩证关系，加强执政党的政治建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教训看，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至关紧要。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跌入低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就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正反经验教训的鲜明对比，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必须维护党的领导，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展开，这是邓小平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第三，必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依据。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含义就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协调，从而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据。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因为改革政治体制最初的动机需求是源于经济方面，邓小平讲政治体制改革须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使之成为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促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是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同上，第21页）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有利于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决不能以破坏社会稳定和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搞政治体制的“超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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