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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它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储蓄缺口，满足了经济发展对庞大资金的需求，促成了令人瞩目的“汉江奇迹”。但与此同时，巨额债务造成大量债息外流，给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桎梏。1997年，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总爆发，导致韩国发展模式的终结。
纵观韩国外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期（1962～1985）。这一期间，外债的正面效应居多，成功地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发展。据韩国银行分析，1962～1982年，韩国投资率为29.2%，而国内储蓄率只有24.1%，差额由外资弥补。同期GNP 年平均增长率8.2%。若无外资投入追加（除外债外，还包括直接投资）， 实际增长率只能停留在4.9%。更令人惊叹的是， 韩国还成功地消除了两次石油危机的不利影响，成为80年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债务危机中的“安全绿洲”，其外债管理经验为各国学者所称道，被各国政府所仿效。第二阶段是调整期（1985～1989）。鉴于1985年外债余额已达467 亿美元，韩国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措施，积极调整，并取得成效。到1989年，外债余额减至293.7亿美元。第三阶段是危机期（1990～1997）。 随着90年代初世界经济的萧条，韩国外向型发展模式陷入困境，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外债来源上的政府导向、偿还上的恶性循环等弊端充分显现，积重难返，终使韩国在1997年遭受危机的打击。
韩国外债管理的成功经验
1.以法为据，专门管理
韩国注重用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吸引外资。自1962年以来，已颁布《促进吸引外资法》、《外债偿还担保法》等各种法规、政策600 多种，形成一套完备的法规体系。在对外借款过程中严格遵循，奖惩分明。如政府规定：企业自有资金利用外资额不足20%时不准再借外债；禁止经营不善、无力偿债的企业举借外债；不准同一金融市场上有两个韩国借款人等。同时确立经济企划院为引进外国贷款的专门管理机关，对借款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督并根据情况灵活调节。这为确保借款的效益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对外债的法制管理和统一指导。
2.控制总量，优化结构
外债适度才能对经济发展起正面推动作用。韩国在大举借款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严格控制外债总量。根据出口创汇能力确定偿债率，保证如期归还债务。60年代，创汇能力有限，偿债率控制在10%以下；70年代，重化工业建设开始后，资金需求量大，创汇额也不断增加，偿债率提高到15%；80年代，外向型经济实现了腾飞，出口创汇能力大大增强，偿债率才提高到20%。在外债结构上，尽量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币种的策略，合理处理财政贷款与商业贷款、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等各种比例关系，综合考虑，趋利避害。对不同的外债，引导投向最合适的部门。如政府贷款期限长、利息率低，集中用于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建设；商业贷款利息高、期限短，主要投向出口创汇的加工工业。适度的总量规模和合理的结构安排为外债的效益创造了条件。
3.服务出口，保证偿还
为保证及时偿还外债，提高韩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信誉，外债使用始终围绕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政府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措施使外债使用为出口贸易增长服务，对出口企业优先提供外汇，购买所需原材料、零部件；鼓励出口企业进口先进设备、物质资料，政府注入外资支持；出口企业在外资使用上享有优先权。正是由于政府在外债使用上对出口企业的偏爱，韩国出口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10年后突破400亿美元，1994年为960亿美元。
4.外债使用紧密联系经济发展战略
外债使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60年代初，韩国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对消费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同时对“代替进口”的本地区产业给予低利率贷款。把外债投放到“进口替代”产业上来，使其迅速发展，减少进口，节约外汇。6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实行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采用“先轻后重”、“以轻养重”的产业结构政策，外债使用向技术素质要求较低的轻工业倾斜，达到了迅速创汇的目的。70年代以后，实施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外债使用也先后向造船、汽车、机械、电子仪器、化学工业等重型工业倾斜，改善了工业结构，保证出口收入稳定增长。
5.外债使用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长期以来，技术落后是韩国经济腾飞的障碍。政府意识到，要谋求经济发展必须实行“技术立国”的方略。由于基础薄弱、资金有限，技术大量靠外债来引进。1962～1992年，韩国引进技术7500多项，付出技术使用费50多亿美元。
韩国外债管理中的弊端
1.外债结构不合理
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对外借款与引进直接投资不均衡，借款比重过大而引进直接投资不足。1962～1994年，借款合计为418.2亿美元，直接投资合计为125.2亿美元。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韩国以“借款为主直接投资为辅”大举借贷。这主观上出于对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的恐惧，力求由国家借款以掌握资金主动权，客观上各项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投资环境不甚优越，外国资本缺乏信心而却步。进入8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开放体制的推行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直接投资比重逐年增加，超过对借款的比重。但好景不长，1988年直接投资达到12.8亿美元高峰后逐渐下降，1989年为10.9亿美元，1992年8.9亿美元。 这种借款比重过大的结构缺陷的直接后果就是巨额的债息负担。（2）固定利率借款与浮动利率借款的比例不合理， 前者与后者之比为35∶65。浮动利率借款的比例过大，使得债务总量受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加强。（3）中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比例不合理， 两者比例为3∶7。短期债务比例过高，一则外债使用注重短期行为而降低了效益，二则缩短债务偿还时间，加重了债务偿还压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80年代拉丁美洲各国债务危机使投资者深受其害，外国资本和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对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贷款有所顾忌，加之韩国本身债台高筑，只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得一年以内而且实行浮动利率的短期资本。
2.外债使用政府主导
政府以借款方式掌握资金的配置权，使外债使用服务于政府的“出口第一”、“以轻养重”、“先大企业后小企业”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加剧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工农业、轻重工业、大中小型企业、出口与内需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协调，形成二元化经济结构。另一方面，造成了外债利用率的低下。据统计，1979～1983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6.2%，而外债平均利息率却高达9.2%。韩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赶超模式，要求高投入。为扶植大型企业集团，加速出口，政府从国外大举借款，不以效益为导向，而以更低利息贷给大型出口企业，由财政补贴差额。这造成了企业贪大求洋、重规模轻效益、依赖政府的心理。企业热衷于“章鱼爪”式的规模扩张，背离效益的原则，盲目地占有市场，成为“攻城掠地的军团”，从而形成了“危险企业群”，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一些缺乏内部资金作为保证的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大量进口设备，缺乏使工厂开工的周转资金，又以政府作担保借入现金，效率不高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从而使企业陷入高负债经营的危险境地。到1996年，企业平均负债已达180%，利息开支达到营业额的5%，其中部分债务就是国外贷款。外债使用上的政府导向使韩国经济形成了“企业靠政府，政府靠外债”的局面。危机发生后，政府对企业调整的重点就是要求以效益为中心，各个企业只发展具有优势的骨干产业，相互间进行“产业互换”，从而优化结构，降低负债率。政府在外资使用上效益优先，不再进行盲目贷款。
3.外债偿还恶性循环
外债最终是以贸易顺差偿还的。韩国实行的是“以外债养出口，以出口还外债”的“举债式”发展模式，许多经济学家曾称赞这种战略是“经济开发的突破口”。但事与愿违，长期的贸易赤字使外债无法偿还，这种模式也愈行愈艰。韩国资源缺乏，技术力量不强，经济基础薄弱，贸易依存度达到60%，生产技术整体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其出口必须以进口为基础，为出口进行的加工生产需要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机器设备（主要来自日本），又加之忽视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生产，进口额常年大于出口额，贸易逆差很大。正是这种贸易的“赤字体质”，形成了外债偿还的恶性循环：借债发展出口—出口增加—进口增加更大—贸易赤字—更多地借债。恶性循环迫使韩国走上“借新债还旧债”的歧途。据统计，韩国本息偿还额对新增借款的比例，60年代不超过20%，两次石油危机后达到40～50%，80年代高达78～85%，1988年竟达275.3%。9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受到高物价、高汇率、 高工资的影响而放慢了增速；人们沉溺于已取得的成就，开始追求享乐、放松职业道德，整个社会受“韩国病”的困扰；产业结构调整转换滞后，许多产品和行业逐渐失去国际市场；“赤字体质”增强，恶性循环无法逆转。
4.外债目标偏离方向
韩国引进外资的原因在于国内资本积累无法满足投资的需要，通过外资来弥补缺口，其最终目标应是增强国内积累能力，提高国内储蓄率，在维持投资总水平基础上，逐步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但外债始终侧重于增强出口能力而忽视了对国内积累力的增进，未能形成外资引进和国内储蓄率提高的良性循环。60年代初，韩国是负储蓄，政府实行储蓄利率与市场利率统一后才达到10%左右。70年代缓慢提升到20%，有些年份还出现大幅下跌。进入80年代虽达30%，但这主要是靠高利率来支撑的，存在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储蓄率一直低于新加坡、台湾、东盟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而且民间储蓄率极低，仅有7%。 借民间企业的自我资金筹集能力无法带来经济的发展，只能由政府用更多的借款来弥补缺口。
5.外债受外在因素影响大
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和忽视国内积累的做法，使韩国在1986～1989年调整期所取得的成效最终破产并陷入危机。1985年，韩国外债达467 亿美元，政府积极调整。韩国开发研究院当年提出《走向2000年长期发展构想》，分三步解决债务问题：（1）1987年消除国际收支赤字， 外资引进等于外债付息额；（2）1994年不再引进外资；（3）1997年成为债权国。政府的有力措施取得短期效果，从1986年始贸易状况好转，当年黑字为31.3亿美元，1987～1989年贸易盈余达6.2亿、8.8亿、7.4 亿美元，外债余额也随之下降，1987～1989年分别为355亿、311.5亿、293.7亿美元。 债务问题似乎可以圆满解决，但韩国经济的脆弱性击碎了这一良好愿望。
首先是巨额贸易顺差引起了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不满，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如要求韩国扩大市场；强制韩国自愿约束出口；对韩国商品实行高关税；通过反倾销反补贴法案；1989年正式取消对韩国的最惠国待遇。日本、 欧共体也对韩国商品进行进口限制， 仅1992年，日本宣布对韩国14种商品进行进口限制，欧共体对韩国产品进口限制达57种。在发达国家疾风骤雨般的贸易报复和保护措施下，韩国经济显得脆弱不堪，1990年持续四年之久的贸易盈余开始转为赤字。
其次是9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恶化使韩国出口导向战略难以为继。1991年世界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生产能力全球性过剩，亚洲出口整体水平迅速下滑，韩国出口处于“前遭堵截后有追兵”的境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涨幅，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作为其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的美国、日本，相当一部分市场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东盟、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抢占。韩国商品对美国市场占有率从1990年的4%下降到1992年的3.2%，对日本市场占有率从1988年的6.3%下降到1992年的4.9%。而同期中国商品对日本市场占有率从5.3%上升到6.7%。另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排斥。
韩国经济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困难重重。企业效益低下，出口减少，1990～1993年贸易赤字分别为48亿、98亿、49亿、30亿美元； 1994 ～1996年赤字水平分别以6%、9.9%、20.5%的速度上升。出口的困难使债务偿还捉襟见肘，债务水平一路高涨。1990～1992年为317亿、391.3亿、426.8亿美元，到1996年高达1100亿美元，1997 年卷入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失去十年”。
韩国外债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至1997年，我国外债已达1186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债务国。外债规模增长过快，在债务结构上与韩国颇有相似之处：债务率过高，在70%以上；商业借款比重偏大，占50%以上；借款来源集中，75%来自日本等国；币种、利率结构单一；缺乏对国际市场变动的灵活应对。对韩国外债管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能给我们如下启示。
1.坚持积极、稳妥、有效的原则
所谓积极，就是运用各种优惠政策，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地拓宽外资来源，争取更多的外资。资金短缺是我国“九五”计划和2000年远景规划实现的一个难题，只有坚持积极的原则才能打破资金瓶颈，缓解资金短缺的矛盾。所谓稳妥，就是从国情国力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外债规模和结构。目前我国外债规模过大， 外债余额从1985年的158.3亿美元剧增到1996年1162.8亿美元，年增长率为83.7%。必须吸取韩国陷入危机的教训，防止外债规模的恶性膨胀，从宏观上控制总量；在结构上通过优化来减少风险；坚持外债来源多元化，广辟筹资渠道；保持多币种结构，分散风险，使借款币种与出口币种趋于一致减少因兑换所受的汇率风险损失；注意长短期外债比例合理，多吸收中长期资金和外国直接投资；保持固定利率债务与浮动利率债务的合理比例以防止利率风险。所谓有效，就是努力提高外债使用的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以韩国为戒，我国在强调“抓大”、“扶强”的同时，保证外债使用上的“效益导向”，提高外债经济效益，才能保证外债偿还能力。
2.加强对外债的监督管理
首先，加强和完善法规建设，在外资引进和使用上以法为据，严格依法办事。其次，针对我国外债管理权限分散，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特定机构加大了管理难度的现状，我们要积极组建外债管理的专门机构。最后，外债管理机关要对外债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宏观调控。主要做好：（1）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制定外债发展战略；（2）拟定具体管理办法条例，统一外债审批程序，明确外债管理使用和偿还责任；（3）加强债务清算统计工作，做到“心中有底”；（4）研究控制外债成本、避免外债风险的对策，并为各部门、地区提供信息指导；（5 ）建立偿债基金，应付偿债高峰期的需要。
3.外债服务于产业结构转换、升级
世界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经过工业经济正向知识经济过渡。农业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强调资本积累，而知识经济注重的是高科技。韩国利用外资成功地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完成了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升级，但在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换中，韩国落伍了，外债使用效益也随之下降。目前，我国外资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的后序加工工业。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过度扩张，加大产业调整的难度。根据实际国情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必须引导外债合理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及高科技产业，使外债更好地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工业化进程的缩短服务。
4.提高积累率，实现经济自主
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其经济的脆弱性和被支配地位，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外债使用上围绕着政府的“外向”战略而忽视“自主”能力的增强。没有着眼于提高国内积累这一根本宗旨，没有形成引进外资和提高国内储蓄率的良性循环。以韩国为前车之鉴，我国在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工业、扩大开放、实行外向型战略的同时，更要“眼睛向内，苦练内功”，提高自我积累和自力更生的能力。经济建设所需资金主要靠国内积累，外债是一种补充，不能用外债来支撑过快的经济增长和过大的基建规模。外债使用积极服务于储蓄缺口的消除，实现经济自主，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高速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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