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命运论文,经典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典与文化规范
“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分开来看，“经”在古代汉语中原义为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引申为道路、规范、原则。“典”原义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又《周礼·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引申为可作为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后汉书·蔡邑传》：“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字，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由此可见，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代表了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
因而，考察文化经典在不同时代的命运，亦即不同时代对文化经典的阅读态度与接受方式，就不只具有文学接受史的意义，它更是社会文化史与人类精神史的重要线索，通过对经典之命运的追踪，文化传统的历史遭际就可以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出来。因为任何传统都是凝聚在特定的经典之中的，都是以经典文本作为它的载体的。没有经典的民族也就是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
概而言之，传统文化经典与其后代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类似于父与子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经典作为前人（父辈）智慧的结晶，代表了父辈们迄今为止精神探索的最高成就，它为后人（子辈）的创造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一资源，后人的任何创造都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对于经典的继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艾略特曾经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的作品中的这些部分或那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的前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①艾略特是一个在政治与文化上都偏于保守的诗人，他关于传统与经典的言论可能也过于保守。但他却指出了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进行的，都必须在由父辈经典所组成的传统中进行；但是另一方面，先辈经典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又必然制约着后人的创造，这种制约有时还相当强大以至引发后人影响的焦虑和叛逆的冲动，并通过误读经典或否定经典的影响等途径寻求超越与突围。文化史上这种离经叛道的声音听起来相当迷人。
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些东西。
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甚至他的罪孽——如果世界上存在罪孽的话——也是剽窃来的。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的音乐的回声，一位扮演着为他人而设计的角色的演员（王尔德）。②
……就我本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感到曾经受到过任何人的影响；何况我总是有意识地不去阅读被人们拱若泰斗者如艾略特和庞德的作品——目的就是不想从他们的作品里吸收任何东西，那怕是无意中的吸收。可是，总是有那么一些批评家，闲了没事干就千方百计地把读到的作品进行解剖分析，一定要找到其中对他人作品的呼应、摹仿和受他人影响的地方。似乎世界上就找不到一个独立存在的人，似乎每个人都是别的许多人的化身（史蒂文斯）。③
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
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辈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是一种必然的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布鲁姆）④。
在我看来，此类言论不可看作是对经典的事实上的彻底超越，更不可认为这些作家真的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制约；毋宁说它正好表明传统经典的强大，表明影响的焦虑之强烈，以至于不得不用一种激进的、彻底否定传统的方式表现出来。总之，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既是创新的资源，又是创新的障碍，一个有真正的创造力的人，都必须既从经典中吸取资源，同时又突破经典的囿限。
二、文化经典在中国近现代的命运
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经的国度，人们、尤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对经典的态度从总体上说是遵奉多于叛逆、继承多于创新。特别是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经典无论对于一般老百姓还是对知识分子都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这种对经典的遵奉有时还发展为唯经是从、唯经是遵的唯经典主义，一切超越经典的尝试都被指责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这即是韩愈所谓的“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传统文化经典的这种神圣性和权威性常常集中地体现为文本的神圣性、文字的不可移易性。也就是说，经典文本必须是绝对可靠的、不可改动的，随便改变经典文本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这样，为了确保经典文本的可靠性，就产生了许多辨伪、校勘之学；而为了保证经典接受的原样性，则产生了背诵这种接受与阅读经典的方式。背诵作为一种接受方式，意味着绝对保证对经典的原样接受，亦即一字不差地记住经典文本的每一个符号。在此，经典是主动的、支配性的，而接受者则是被动的、受支配的。显然，背诵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经典的神圣性和读者的敬畏感，体现了经典在中国古代“无一人敢违，无一人敢疑”的独尊地位。
对经典的接受态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中国古代的崇经态度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反映了传统取向的文化价值导向。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封建王朝政权合法化的基础而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的（所谓一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因此对经典的态度还直接关涉到对一种政治权力的态度，经典的神圣性也就是政权的神圣性，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也就是政权的稳定性。从而十分明显的是，近代以来以康有为、顾颉刚为首的疑经辨史活动显然不能只理解为学术史内部的革命，它的语境恰好是政治权力的深刻危机和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疑经实际上就是怀疑经典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规范和社会生活准则，就是怀疑以至消解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这是更为重要和迫切的）。因而发生在近现代的这场疑经辨史运动，首先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然后才是文化革命。康有为疑史的目的是“托古改制”，为他改革社会的政治理想制造舆论。正如康的同时代人、亲身经历了疑经事件的梁启超所说的：
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词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动摇矣。今不惟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⑤
可见疑经所涉及到的决不仅仅是对经典的文字可靠性的怀疑，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是对于经典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以及社会政治秩序的怀疑。如果联系西方学术文化界围绕《圣经》展开的一场又一场阐释学斗争，即可知这种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只中国为然。
中国近现代文化界对于经典的另一种态度是由文化激进主义者标举的。这种态度对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姿态。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在此具有典型意义。那位患有“被吃恐惧症”的“狂人”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经典中看来看去，结果看到上面写的全是“吃人”二字。“狂人”的这种阅读经典的方法当然是鲁迅教给他的，同时也是现代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普遍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单一政治向度或意识形态向度的批判性阅读。它只看到了文化经典中已经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一体化的那个维度，而基本上忽视了不能完全用政治与意识形态加以概括的维度（如审美维度）。这种单一政治取向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倾向，文化经典被用作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借思想文化革命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思维模式，把近代以来所蒙受的屈辱完全归之于传统文化及其核心——儒家经典。而且由于几千年华夏中心主义情结的破灭，这种单一政治取向的阅读态度还被极大地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终于走向对于经典的变态抵抗（所谓“不读中国书”）。事实似已经表明，单一政治向度或意识形态向度的、情绪化的批判话语，常常是偏激的、急功近利的，带有极大的非理性色彩，并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解放后对《红楼梦》的批判、对《武训传》的批判、对《水浒》的批判、对儒家经典的批判已给我们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教训。
三、作为消费对象的文化经典
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批判不管多么偏激、多么具有单一政治化的缺陷，但它无疑是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真诚的变革愿望和启蒙救亡的神圣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首先就必须彻底推倒传统、背叛经典。因此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也不带有商业动机或物欲色彩。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中国大陆文化界出现了文化经典消费化、商品化的现象。
所谓文化经典的消费化，其核心在于：在商业动机或消费欲望的驱动下，按照现代或后现代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逻辑，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媒），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翻译、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平面图象、空洞能指，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韵味，拆除经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从而使之成为商品社会中的消费品。这里我用了“消费”这个商业词汇，意在突出经典在当今的商品化倾向，亦即是说，经典已被纳入商业的生产和流通渠道，生产者将之视为特殊的商品从事生产；销售者利用商业手段（如传媒哄炒、广告包装）加以推销；而读者则用对待物质产品的方式来消费它。这种对于经典的史无前例的处理方式，不仅关系到对经典的接受方式的变化，而且表明了传统文化规范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新的厄运，它与近现代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所作的“离经叛道”是迥然不同的。
这是一个发生在当代文化几乎所有层面、遍及文学艺术及人文知识各个领域的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的文化征兆。在文史领域，有数量大得惊人的白话翻译，如《白话四书五经》、《白话十三经》、《白话诸子集成》、《白话资治通鉴》、《白话二十四史》、《白话聊斋志异》，以至于《白话三言二拍》。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对名著的缩写、改写、通俗化，如《一分钟世界名著》之类。这些翻译或改写尽管质量高低不一，但其商业性动机和消费化倾向却相当一致，而且其操作方式也十分相似，这即是消解经典文本原有的意义深度和艺术韵味，强化其通俗性、图象性和感官刺激性，使之成为供大众速食的文化快餐；在音乐领域，大量中国和西方的经典名曲被用流行音乐的乐器与方式加以改写或处理，用电子乐器演奏肖邦、李斯特、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已成一代风尚。更有甚者，象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样的严肃作品，竟被用作某音响广告的开始曲，赤裸裸地赋予它以商品推销功能，肆无忌惮地亵渎人类的神圣情感和神圣价值。
消费（用作动词）经典的最大胆、最有代表性的壮举当推今年夏天在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演的、根据歌德的长诗改编的话剧《浮士德》。众所周知，《浮士德》是一部由德国超级大文豪创作的超级巨著，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料经典。它以世罕其匹的恢宏气魄创造了一个由深度思想意义和精湛艺术技巧精心建构而成的艺术宫殿，它是纯精神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探索的结晶，是一个神圣的超验世界，丝毫也没有商业气息和感官色彩。然而同名话剧的编导者却大胆引入了当代商业社会流行艺术的宠儿——摇滚乐，并安排两位吉它手和一位流行歌手轮番上台亮相献艺，震耳欲聋、极富感官刺激的摇滚乐、流行歌手的沙哑嗓音与随便装束，这一切无疑根本不属于歌德的时代，当然更不属于浮士德博士的时代。编导者通过将此类当代大众流行音乐的平面化的符号和制作方式与歌德的极具深度意义与艺术韵味的经典原作拼凑在一起，终于完成了一次摇滚《浮士德》的壮举，使该剧成为非驴非马、似经典非经典的怪物。在浮士德博士（人类的象征）严肃痛苦、富有形而上意味的精神探索历程中不时插入充满诙谐调侃意味和感官刺激的摇滚乐，这不啻是在告诉人们，不仅经典作品，即使是人类的痛苦、命运、挣扎，也无不可以后现代的游戏态度对待之。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这样处理以后的所谓“经典”已不再是真正的经典，因为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是因为它在精神探索上所达到的相当的深度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是由于经典文本的这种深度使得经典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艰难的艺术”，这种“艰难”既体现在创作上，也体现在接受上。因而经典的创造和接受都不但需要相当的文化修养，而且还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而一分钟式的翻译、改写却以速成的方式将经典改造成可以速食的文化快餐，成为大众消费社会的廉价商品，使经典的深邃性与独一无二性、经典之成经典的品性荡然无存。
四、在经典消费化的背后
如上所言，中国近、现代的疑经叛经是以一种神圣代替另一种神圣，它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当时中国礼崩乐坏、内忧外患的现实，而它的心理背景则是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带有极大情绪色彩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这一切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以一种类似后现代式的游戏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经典，不管是文化激进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如此。而对于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则完全是另一种社会文化语境。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导致普遍的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热情消退，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也随之大大降温，从政府决策到大众生活中普遍的务实取向和世俗化势头极大地消解了在百年中国一直占中心地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念，而代之以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自然不可能有对于经典的任何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是象近现代的知识分子那样，以一种神圣去取代另一种神圣，而是出于一种普遍的游戏态度或商业动机对待任何一部文化经典，完全放弃了重建文化价值与社会秩序的责任和使命。
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构成上看，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夹缝中的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大杂交、大拼贴的状态。当落后偏远地区的人们还在为温饱而奋斗、为成千上万失学儿童而犯愁的时候，许多大中城市却已然迎来花红柳绿的消费时代。而传统文化经典则成了文化大拼盘中的一道佐料。试浏览一下大中城市中的书肆，即可发现，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经典经过精心包装后在书摊上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房中术、生活小巧门、发财秘诀等一起被出售；音响书店里的经典音乐作品，处于由流行音乐作品所组成的包围圈中；经典美术作品则与寿星图、招贴画、身穿比基尼的摩登美女图、居室装璜艺术摄影等挂在一起。经典成了消费品，同时也成了装饰品，它被纳入了当代文化工业的体系之中，按照商业活动的法则被大众化、媚俗化、广告化了。令人堪忧的是，生产此类经典“处理品”的文化商人出于商业的动机，常常只考虑经济效益而不顾经典原作自身的特征，以粗制滥造的方式制作大量伪“经典”；而读者则把这些伪“经典”当成文化快餐加以速食式的消费，根本体验不到、也不想去体验经典原作中的深度意义及艺术韵味。这样，人们就日益疏远了经典原作中真正的精神源头与灵感源头，就像一个病人，被长期输入稀释过的血液，从而日益变得孱弱、匮乏。
我们并不赞成唯经典是从的文化奴隶性格，并不反对从今天的需要出发对古代文化经典进行创造性的阅读与阐释。但这种阐释与阅读必须是为了真正的创造，也就是说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适应当代人需要的文化价值，而不是从对经典的非理性的膜拜走向对经典的同样是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不加选择的调侃、嘲弄、戏仿、拼贴，更不能把文化经典一味地商品化、消费化。与近现代疑经叛经活动中的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不同，当前的经典消费无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操作方式上都是商业取向的。消费时代对于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是源于缺乏精神维度的商业冲动与物欲冲动，他要将所有曾经是神圣的一切不加选择地都变成消费品与装饰物以供人消遣娱乐。这是比近现代源于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的疑经叛经更为可怕的消解力量，因为它所消解的不是特定的几部经典文本，而是经典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人们的神圣情感和对神圣之物、终极之物的敬畏之情。这种消费经典的势头如不能加以扼制或引导，总有一天我们的文化舞台和生活环境中会出现摇滚圣母颂、摇滚哀乐，出现印有基督受难图象的文化衫。
但愿我这是危言耸听，是杞人忧天。
注释：
①《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②③④引自或转引自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第4页，第5页，第1页，第31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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