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学术论文,近代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作为近代史上思想界的舆论骄子，曾留下多方面影响。其中最为重要者之一，应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思想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从而清晰辉映出他作为近代化文化启蒙先知的英躯。
一、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大量接触和阅读西方的书籍译作，“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注：《新大陆游记节录》附录二《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86页，中华书局，1989。），从而逐渐脱离康有为的影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1898-1903年间，他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西学，批判旧思想，竭尽一己之力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其中又以民族主义的启蒙宣传最为重要。
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西方，其最大特点是与民主主义的结合。近代的民族主义乃是与民主主义结合而成的新型政治民族观，它的出现直接导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在中国，较早接受这种思想并大力予以宣传者，梁启超是最值得注意者，如他在介绍以卢梭为代表的平权派国家思想时谓：“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9页。）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与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原则相关的新型民族民主思想，它有别于旧式的传统民族观，是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这种民族主义，梁氏又名之为国家主义，是其东渡日本受到欧洲、日本的影响而形成的。如其自信：“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9页。）
一位西方史家曾如此概括欧洲历史的发展，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城邦的历史，中世纪史是普世世界国家的历史，近代历史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注：参见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2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同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所以，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出现，可视为世界历史发展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梁启超恰是从此意义上去理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他指出，中古以前，欧洲政治家常视其国为天下，即所谓“世界的国家”（即普世世界国家），因而爱国心不发达，真正强盛的国家不能出现：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日兴，故“民族的国家”相继建立，“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0～11页。）。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16世纪以来欧洲的发达及世界的进步，全归因于“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4页。），就是说，一部欧洲近代史，可归结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其中尤以民族主义可视为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他又用民族主义去分析观察近代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1901年，他在介绍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的变迁时，曾划分为过去、现在及未来三个大时段，并重点介绍了现在，现在又包括“民族主义时代”与“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运用此观点去观察当时世界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8～19页。）即谓欧美列强已由民族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亚洲各国则由于身受欧美列强的侵略，已开始其民族主义的觉醒。这样，梁氏既正确地分析了民族主义产生以来对近代世界史的巨大影响，也正确观察到它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走势。
由于梁氏视民族主义为近代化的一种标志，因而他提出：“凡国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2页。）即谓民族主义是发展为近代国家的必经阶段，不可缺少，也不能逾越。民族主义对近代国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何为民族主义呢？梁氏释曰：“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4页。）此殆中国近代最早给民族主义做出的解释性定义。梁氏首先注意到共同血缘、尤其是共同文化联系的重要性。其次，独立自治、完备政府、谋公益、御他族几个关键词，正确描述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及职能，从而反映出梁氏对西方政治制度了解之深入。同时，借助历史经验和西方列强走过的辙迹，他断言民族主义发展至一定阶段，必然要演变为民族帝国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发展至19世纪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4页。）梁氏此处把民族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解释为民族主义之发达，引致国民实力充溢于内乃至不得不发泄于外的结果。其实，此前他早已指出相似的事实，即由于欧洲科学与工业的发达，导致国内生产过剩之患，于是列强竞向海外寻求争夺殖民地市场。（注：参见《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梁氏上述的认识，一方面使他对蓬勃旺盛于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怀有好感，尽情赞颂，如谓：“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0页。）即把欧洲在19世纪取得的成绩，皆归因于民族主义的发展生机，并予以盛美赞誉。另一方面，他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帝国主义“厚集国力扩张属地”的侵略政策，大不以为然。但他又指出，近代的西方列强，几经演变终“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3页。）即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发展趋势。此外他早
就感受到，近代始于欧美诸国的民族竞争，有别于历史上所有的扩张争夺，因为这种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即这种竞争不是出于某种外在目的或动力，而是身为国民者在为自家的生存利益，主动进行的自觉竞争，因而这种竞争“终古无已时焉，鸣呼！危矣殆哉，当其行者，何以御之！”（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59页。）即这竞争不仅是可怕的，激烈的，同样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那么，只有面对和正视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民族竞争，并寻求正确的应对之策。如他为此撰写《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并首揭其宗旨谓：“本论宗旨，在综鉴现今世界各国之大势，推原其政略所从出，及其所以集势于中国之由，而讲求吾国民应变自立之道。”文中乃以“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为论题核心，考察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其结论实可归纳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0页、35页。）
总之，梁氏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和介绍，是为搞清西方列强发展的来龙去脉，以为振救中国而寻求良策，其最后的结论是，必须追迹西方，以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方可抵御帝国主义列强。
二、民族主义范畴的国民与国家关系论
梁启超在多处言及“国者积民而成”（注：如《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等。），即谓国家乃由国民构成的基本道理。尤其当他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说成是身体与四肢五脏、筋脉血轮的关系时，更形象地道出国民乃国家机体之有机构成这一国家政治学原理。梁氏顺此逻辑推演下去说：“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7页。）此言深刻揭示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特征，即国家的强弱直接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因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构成基础不仅是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原则的认同，因此是建立在民族民主上的新型国家。构成此国家的国民应具有权利义务的自觉意识，自发的责任感和积极的参与精神。由于近代国家的国民是民主制度的享有者与拥护者，因此它必须具备民主制度所要求的一切基本素质，这些决定了它与封建国家统治下愚昧暗弱、被动麻痹的臣民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氏提出，中国历来无国家观念，“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18页。）这里揭示出诸如唯身家是顾、玄谈误国、出卖民族、愚忠愚孝等各种庸劣陋习，却丝毫不见国民应具备的国家责任感。察其根源，就在于专制淫威视国家为一姓私产，奴蓄天下臣民。臣民除被迫服从之外，无由与国家结成任何共同的权益关系。如此臣民对待如此国家，唯有麻痹冷漠、痛痒无关，不可能产生任何的责任感与义务感，以至会出现梁氏指出的种种不良现象，如臣民对国事“惟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注：《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7页。），“夫政府民人，痛痒不关，爱国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国人之所短也。”（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9页。）由此麻痹冷漠、无爱国心的臣民，自然无法建成近代的民族国家。尤其在当时，实视爱国精神之有无，乃关系到第一等国家感情之是否存在，如梁氏谓“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强盛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是也。”（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14页。）国民精神的养成，实有待于国民意识的启蒙教育，借以培养
国民人格，铸就国民精神。因此国民资格之培养，就是争取当日中国向近代化国家体制迈进的当务之急。为此，梁氏有意识地进行国民意识方面的启蒙宣传。
梁氏进行国民意识方面的启蒙宣传，是从国家、国民概念的辨识入手，经由国体问题讨论，复又归结为对国民资格问题重要性的清楚认识，从而引发其成熟的新民思想。这是梁氏经多年思考，对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在思想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梁氏提出，中国历来只有国家一语，而不知有国民的概念。据其所言，则国家者乃指历史上产生的君主制封建王朝国家，国民者乃指近代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所以，梁氏使用“国民”的概念是为突出其民主性，以与作为一家私产特征的“国家”概念有所区分。后来他曾介绍伯伦知理关于国民概念的界定，其说包含两层内涵：“一曰：国民者，人格也，据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见，制定其权利者也；二曰：国民者，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民之义既明，乃由此进一步申论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曰：“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而此体也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72页。）即国民既是国家组织赖以建立的政治机体之元，又与国家构成一体无间的紧密依存关系。按所谓国民应指组成国家及代表国家意志的国民全体，梁氏又从国家制度及法律制度上为国民概念定位，使其政治内涵得到清楚明确的界定。显然这里已在较为规范的政治意义上使用国民与国家两个概念。
总之，通过梁氏对国民与国家概念的研究，反映出他对近代国家的构成基础及性质功能，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从而为他深入揭示近代国家的政治特征及其对国民素质的条件要求等问题，提供了基础。
三、国民素质问题与国家思想的变化
梁氏的国家思想信念，前后曾发生很大变化。如前所论，梁氏认为，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体无间的密切依存联系，因而国民素质如何，就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性质状态。这是梁氏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信念。这样，随着他对国民素质问题关注的深入，最终导致他国家思想信念的变化，也是势所必然。
梁氏早年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制。是后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出，当日有关国家思想者两大派，一派以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称平权派；一派以斯宾塞进化论为代表，称强权派。前者要旨为：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后者要旨为：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两源学说并不矛盾，乃因时势变化而相继发生的两种国家思想。18、19世纪之交是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新帝国主义则蔓延于19世纪之下半叶。由于民族主义乃近代国家必经的发展阶段，因而当日中国不能效法西方列强的新帝国主义，只能汲汲于发展民族主义以求近代化的立国之基。梁氏此处立论的宗旨，是为中国的近代化，积极引进西方的国家思想作为借鉴，因此他重点论述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由来，以为中国的国家近代化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恰如他在本文一开始所揭示的那样：“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此言可用于理解他当时介绍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于国人之目的所在。
导致梁氏国家思想巨大转变的，是在其深入接受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之后。梁氏在1903年写《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认为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提出，是对卢梭学说的反动。卢梭的自由平等之说，对于医治欧洲当时干涉过度的积病，可立见其效，但若移用于散无友纪的中国，非但不见其利，反生其害。因为当日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巩固的近代化国家，以抑御列强，自立于世界。但由于国民素质低下，过多地滥用自由、民主等思想言论于宣传，反会涣散国民，无法建立法纪秩序，无法实现建立国家的正鹄。因此，他提出：“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即认为伯伦知理的学说更适合中国急需国家近代化的国情要求，卢梭的自由平等说可誓缓宣传，最后归纳出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梁氏服膺伯伦知理，认为其说当“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而伯氏恰好极看重国民资格的培养问题。梁氏介绍说：“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而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即民族主义固为建立近代国家的思想理论基础，但国民资格问题之重要，还在民族主义之上。这一点对梁氏很有启发，但又使梁氏国家信念受到很大震动乃至发生变化。如梁氏服膺伯氏，还与二人在君主立宪制主张的契合。但当他追随伯氏学说的理论深入下去之后，他思想上发生矛盾、困惑乃至倒退。梁氏介绍说：伯氏的政治学说“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谓其能集合政治上种种之势力、种种之主义而调合之。”对于共和政体，伯氏则具体分析其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利弊成败。梁氏据此认为当时中国不宜于共和政体，假使勉强建立之，也会招至种种弊端。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故若强行共和制，“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所以他决意与共和制告别。当有人问他是否主张君主立宪时，他回答说：“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注：梁氏认为，美国乃典型的民主共和制，俄罗斯乃开明专制型国家。以上引文分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69页、70页、74页、77页、85页、86页。）可见梁氏在国家思想信念上的转变之剧。即他不仅感到矛盾、困惑，甚而有所倒退。所谓倒退，即他认为，当时中国国民素质之低下
，是首先应予解决的重要问题，至于国家政体问题讨论尚非其时。因为在当时情况下，非但共和制无从谈起，即君主立宪制的讨论亦非所宜，因而国体问题应让位于亟待解决的国民素质问题。是即所谓倒退主义。（注：后于1905年梁氏发表《开明专制论》，认为当时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且不能行君主立宪制，唯当以开明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之预备。其所言的原因之一，也是以国民素质之低下为最主要者。即他已从君主立宪制倒退至开明专制论。）梁氏在引进和介绍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改造提高国民素质问题的重要性。这不仅使其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促发其以新民说为核心的国民思想启蒙宣传。
何谓新民？即以新民力、新民智、新民德为主要目的的国民素质启蒙教育。新民思想的酝酿，久在梁氏心中积郁，不过是在对民族主义的一番研究之后豁然明朗。新民思想的成熟，以其《新民说》的发表为主要标志，但梁氏对维新国民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贯的。自其从事维新运动开始，就十分重视改革国民教育问题，并声言：“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4页。）之后也时时撰文，剖析国民性格积弊，论说革旧维新之道，有相当一些文章内容寄意于改造提高国民素质问题。举凡制度、政府、国家，无一不以国民为本，因而任何改革措施若不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都很少能奏效。其中言“吾国言新法数十年”，不独指维新变法，也包括洋务派以来的改革自强运动。梁氏此言，自然也蕴含他自己对维新运动的反省，终乃悟出“新民之道”的重要。
综上，梁启超始终较为留意国民素质的提高问题，但其终生为之奋斗的更高目标，是在中国建成一个西方式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为此，他深入研究了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结果使他认识到，近代化国家的建立，乃以新式高素质的国民群体为立国之本。这样，终至促成他以新民为主要宗旨的国民思想启蒙宣传。而他在研究西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又使他注意到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发掘弘扬的重要意义，于是由梁氏倡始，引发一场以整理总结本民族文化为表现形式的学术文化近代化运动。可以认为，梁氏弘扬文化传统与启蒙国民思想二者，既互相联系，又各致其用；在认识上同源于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心得；其结果则对推进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意义不可估量。
四、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文化思潮
梁氏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得以立国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本源，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遗传之中，因而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6页。）按所谓“国民独具之特质”，既指出民族主义必须与特定的国民精神相联系，也找到民族主义所依托的主体性本原。梁氏此认识，同西方的民族主义学说有关。如他在介绍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学说时说：凡一民族立国时，“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国家之发育者，不得妄事破坏。”又谓：“必须尽吸纳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72～73页。）就是说，西方的民族主义学说，已经注意到对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应尽量吸纳与保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立国的文化根基问题。梁氏从中受到启发，也为以新民为宗旨的国民思想启蒙找到方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乏，时乃无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页。）按此所谓新民二义，即一要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二要引进融合西方新学。他所主张的就是此中西兼采、无所偏颇的新民之义：“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持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7页。）梁氏此前在谈到中国学术思想未来的发达时，已讲过类似观点：“外之则受欧洲输入之种种新学，内之则因国民所固有、历史所习惯的周秦古学，而更加发明。”（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52页。）梁氏这种为提高国民素质而构想出的文化启蒙战略，随着其实践的深入，在认识上曾不断有所发展调整，但其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目标，却随之日渐清晰。如梁氏东渡日本，大量接触西方新思想，并努力介绍于国人，其著者如1901年所写霍布士、斯宾诺莎及卢梭诸学案。但在1902年他却写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著名长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本文著论宗旨时，提出当时发明本国学术思想更重于输入外国学术思想*
一重要观念。他说：“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本国学术思想即此“特质”之重要构成者，它既可唤起同胞爱国心，亦可避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而且以本国学术思想启发教育国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外国之博士鸿儒亦多矣，顾不能有裨于我国民者何也？相知不习，而势有所扞格也。若诸君而吐弃本国学问不屑从事也，则吾国虽多得百数十之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吾惧其于学界一无影响也。”（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页。）这里实际提出，当一个民族走向世界并面临新的文化挑战时，她同时也面临新的文化建设问题，那么在此情况下，她当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还是选择其他尤其是那些强于自己的文化，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本原呢？在当日那种中西文化优劣悬殊的形势下，梁氏认识到，发明本国学术文化当优先于输入外国学术文化，这无疑是深有得于民族主义精髓的会心之见。不唯如此，梁氏在文末还预言，假使外学输入日昌，则必使我“国学别添活气”（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04页。），即西学输入，将成为我国传统学术文化即“国学”近代化的助益之力。这样，梁氏便由改造提高国民素质问题，进一步提出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化问题。
梁氏最终选中史学，作为其启蒙教育国民的学术思想工具，因此假手梁氏开始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如果说1901年撰《中国史叙论》时，尚未形成其关于史学性质功能的清楚认识，那末在1902年撰写《新史学》时，已形成这方面明确独到的系统见解，即利用史学提倡民族主义，激励国民爱国之心，以适应时势而自强竞争于优胜劣败的世界。如他针对西方提出，史学“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有鉴于此，他有意在中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可见其利用史学于启蒙国民的宗旨极为明确。故他在指陈旧史的四弊二病及恶果三端时，一一明析其遗误国民之害。他发出史界革命、以振救中国的呼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逐不可救。”（《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页。）综之，梁氏利用史学于启蒙国民的目的十分清楚，即利用史学提倡民族主义，激励国民爱国心，增进自强意识自立于民族竞争的世界之林。同时据以上所引梁氏之言，隐然可见其新史学的提倡，与其新民的思想宗旨实互相配合呼应。
在《新史学》中还有一极为值得注意的内容，即其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的题目下，大谈古今的民族发展与民族竞争史。首先，他把民族发展与民族竞争视为历史的核心问题，他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以故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日益昌明……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故失叙述数千年来各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注：《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1～12页。）按其所言此极端之论，除种族与民族间的竞争之外，则别无所谓历史。其二，历数西方自哈密忒、沁密忒乃至阿利安以来的民族盛衰兴亡史，并假借正统之喻，比说西方上古以来的文明转移与民族兴替。所有这些，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揭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由来，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加强国人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竞争意识，并突出史学的国民资鉴功能。（注：其后梁氏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历史乃是提供给“国民之资鉴”。）总之，由于民族主义的启发，文化传统的地位突显出来，使梁氏选中史学作为启蒙国民的学术思想工具，由是有“新史学”的产生，亦即史学近代化亦由是开始。
梁氏的民族主义研究，最终导致他以史学为首倡，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发起近代化的研究探索。这对20世纪初的学术界，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首先，20世纪初对民族主义的宣传已成一时热潮。“据统计，仅1902年到1905年四年间在国外创办的报纸杂志有30多种，这些报纸杂志介绍西方民族主义，阐述民族主义基本原理，并揭示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揭露清政府民族压迫的事实，着重说明中国实行民族主义、振作民族精神、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注：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186页，人民出版社，1995。）梁氏虽非反清革命论者，但此前他已开始的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同梁氏的研究有关系的。其次，20世纪初开始形成以弘扬中国传统学术为宗旨的学术文化近代化思潮，溯其原由，几皆与梁氏的影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国粹派。国粹一词，舶自日本。而日本的国粹一词，乃从英文翻译而来，明显是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文化意识。梁氏受日本影响，最早使用国粹一词，而且在1902年秋拟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可见梁氏曾有意用“国学”、“国粹”等名目涵容的传统学术思想，作为启蒙国民意识的工具。但后来却选中史学而未揭出“国粹”的旗号。继之国粹派兴起。虽如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要是接受源自日本的国粹思潮的影响，但若仅就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振兴民族精神一点看，其思想宗旨未必不是从梁氏那里间接受到启发。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注：《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国粹派主将章太炎曾说：“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225页，中华书局，1977。）从国粹派的这些言论宗旨之中，不难看出梁氏弘扬民族主义文化传统的思想影响痕迹。1919年，胡适连续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三篇文章，正式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号，并概括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指导原则，希望对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加以整理。整理国故的号召，在当时学界曾引起相当的响应。据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是受章太炎的影响所致。（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25页，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8。）其实，若细细寻绎其根由，仍应与梁启超的影响有某种关系。
梁氏研究西方民族主义的初衷，源于维新运动中萌发的近代化政治渴求，但其结果却使这种政治渴求转化为文化复兴的宣传与实践。因为其研究结果所得的结论是，民族主义精神根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由是引发其国民启蒙的设想与史学革命的提倡。其立意是从本族的文化传统中去开发近代化的学术思想资源，这其中应包括梁氏对日本明治维新输入西学及日本国粹派思想的借鉴。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结尾提出，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仅数年，就使西学披靡日本相比，中国经四五十年才出现一博通中西的严复，这是西学输入不利的重要原因。梁氏接着推论说，随着西学输入日昌，必使国学得复兴之望；而真正能在输入西学方面有所作为者，必是深于国学者。这就使梁氏对文化的关注，更多集中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方面。由于这种认识符合中国的文化国情，于是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国粹派兴起到整理国故思潮的蔓延，都可视为此认同的具体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厚，是无法令人视而不见的。而对此深厚传统情有独钟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文化使命亦早经夙定。尽管近代的科学救国之梦曾激励一大批青年人，并且促使他们出国留学攻读自然科学，但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却不能忘情于甚或是皈依于传统学术的研究整理上，其著者如严复、胡适、傅斯年、郭沫若乃至鲁讯诸人。（注：有的论者也曾注意到类似现象，如郑师渠举出留日学生刘永图、宁调元的例子，见《晚清国粹派》，31页。）何以解释此现象？除去中国文化自身所具的巨大魅力外，还与国人以保存民族文化自期的民族责任感有关，梁启超所谓“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注：《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8页。），决非虚言。此外，以复兴中国文化的形式为近代化再造民族文化的根基，已成为当时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其思想上的原因与梁启超相似，即多是从高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受到的启发，而其中要以梁氏为此思潮中的先觉者。
五、近代化的文化启蒙先知
中国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以及极大滞后于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国情，决定其近代化的路径也应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不仅使人想起近代德意志的历史。18世纪的德意志，由于分裂割据与经济落后，缺乏政治、经济上的统一条件。这种状况，促使德意志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历史上挖掘自己的文化，努力培植民族文化、民族特性与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德意志民族克服分裂，实现统一。因此德意志所要建立的国家，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主要以历史与传统作为自己生命的底蕴。因此在德意志人看来，尽管这个民族现在仍处于落后与苦难中，但它终究会摆脱苦难，实现自己的民族使命，重新成为伟大的民族，将来的世界历史，必将充满德意志的丰功伟绩。这种建立在历史文化上的自信使德意志发展起独特的文化民族主义。它与资产阶级力量强大的英、法所发展起的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类型有所区别。（注：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260～26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心态及民族文化思潮，与上述德意志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即政治、经济的脆弱落后，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这很容易首先从文化上激起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使命感。至少从梁启超起，如果稍前溯，如廖平以经学六变表现出的思想躁动，乃至康有为发挥今文经义宣传变法，都反映出近代知识分子把本民族的复兴，寄托在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发扬上来。只是由于梁启超对近代民族主义的深入研究，使他主要借史学革命表现出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宣传，近代化意义也更为鲜明强烈。梁启超、章太炎、胡适虽都大量接受西方新思想，但却是生活在人文学术传统浓厚的国度里。他们无法摆脱人文学术传统的侵润熏陶；一种类似先天的学术遗传基因，更使他们必须承负起传统人文学术为之命定的近代化文化使命。
梁启超的新史学，章太炎的国粹思想，乃至胡适的整理国故，都是在传统学术文化领域发起的近代化努力。其余绪所及之深远，可举出时下的国学热为例。90年代以来再次兴起的复兴国学思潮，乃是在继续本世纪初以来大师们未竟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事业，其中包括再造中国文化的民族期望。如果从此意义上重新评价梁启超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倡始，那么，此适足使其跻身近代化的先驱之列。可以说，梁氏不仅因大量介绍西学而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启蒙先知，而且由于他在弘扬传统学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他同时无愧于近代化学术启蒙大师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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