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抗周期性角度的我国旅游产业政策效用评估研究——以四次旅游产业政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旅游论文,周期性论文,效用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旅游产业的抗周期性(Resistant-Cycle Ability)，是指相对于工业、外贸和其他产业而言，居民的国内旅游需求和旅游业的发展，受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对经济波动表现出一定的抗跌性。旅游产业作为一项综合性产业，它除了具有竞争产业的盈利特征外，还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密切联系，因此，与传统产业相比，其引导产业成长的宏观环境与产业导向机制也更为复杂。旅游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对旅游经济干预体系中的一种政策，它在弥补旅游经济运行机制不足、促进产业自身超常规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素质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背景下，政府如何利用旅游产业政策以发挥旅游产业作用再次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从国家层面来看，1978—2011年我国共出台了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大小政策达78项之多，呈现出“频次高、周期短、涉面广、力度强”的特征。政府在推进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旅游产业政策目标和实际效果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既存在有效的情况，也存在失效的情况。对旅游产业政策进行评估，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有效途径。
在旅游产业研究领域，绝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旅游产业本身的运行效率进行的探讨，从旅游产业政策效用评估视角展开的研究起步较晚，它是伴随着为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而推行系列旅游产业政策而兴起的，目前尚在持续的丰富和完善之中。1975年，马修斯(Mathews)的一篇《国际旅游与政治科学研究》论文开创了独立的旅游与政策研究的先河[1]。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迪克(Dieke)、罗德格斯(Rodrguez)、克鲁特韦修和布兰韦尔(Krutwaysho & Brarnwell)等学者分别以肯尼亚、墨西哥、泰国、中国等为例，对基于发展诉求的旅游产业政策在利益选择上的妥协进行了研究[2-4]；②罗宾逊(Robinson)、米森(Meethan)、林恩·明纳尔特(Lynn Minnaert)等学者以欧盟、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例，对旅游政策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发挥旅游产业对弱势群体的福利作用进行了研究[5-7]；③莱斯利(Leslie)、拉曼(Laarman)、伊凡娜·洛迦(Ivana Logar)等学者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旅游产业政策进行了研究[8-10]；④里克特(Richter)、法约斯—索尔(Fayos-Sol)、沙弗和崔(Shafer & Choi)等学者从政策涉及要素和影响的角度，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制定方法进行了研究[11-14]。国内对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张广瑞、王云才、马晓龙、石美玉等学者对国外旅游产业政策的引入经验进行了研究[15-17]；②申葆嘉、张凌云、张俐俐、杜江、罗明义、戴斌等学者从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的角度对我国旅游产业政策的取向进行了研究[18-23]；③依绍华、舒伯阳、戴学峰等学者对我国出入境旅游市场政策导向进行了专门研究[24-26]；④范家驹、黎洁、保继刚、何建民、冯学钢等学者从环境、生态、税收、监控等角度对具体旅游产业政策进行了研究[27-31]。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旅游产业政策研究的作用是明显的，一方面为旅游产业发展进行了问题诊断，另一方面，为相关国家提供了旅游产业政策的借鉴。但从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中发现，目前对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围绕具体的现实需要，以“就事论事”的短期性研究和“问题回顾”的滞后性研究为主。近年来，我国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产业政策①，对政策依据、政策的影响力、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依据后期实际调查监测数据，从产业政策的外部影响和其对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两个方面，分别对产业政策进行后评估分析，认识其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以期能为政府的旅游产业政策制定或调整提供借鉴，以降低或规避政策风险。
1 旅游产业政策评估体系结构
旅游产业政策给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但产业政策的效用大小是由旅游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决定的。有鉴于此，建立旅游产业政策的评估体系，就成为旅游产业管理的当务之急。所谓旅游产业政策评估，就是对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和影响程度进行测定分析，掌握旅游产业态势，为旅游产业管理提供基础性信息。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评估，按评估的时段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事前的预测评估，即在旅游产业政策出台之前，通过信息调研及政策推演，预测政策对旅游产业或国民经济系统的正效应及负效应；二是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实时测控，即在旅游产业政策推行过程之中，实时监控并评估旅游产业政策的效应，以及旅游产业政策实施措施的科学性；三是事后回顾性评价，即在旅游产业政策实施之后依据实际调查数据，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影响进行回顾性评价。其中，事前的预测评价对于保证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十分重要，事中的评估可以为政策措施的修正提供依据，而事后的回顾性评估对以后制定合理的旅游产业政策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旅游产业处于持续的发展过程之中，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变化，在旅游产业演进的现实中，政府确立的“理性目标”，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按照旅游产业政策的目标，可以把旅游产业政策划分为激励性政策、保健性政策、救助性政策、工具性政策。旅游产业政策的选择通常依据阶段环境和目标需求的不同而做出相机选择。
旅游产业政策评估体系就是管理主体根据评估需求，用以测度评估对象状况及其政策效用的手段，整体上包括旅游产业政策实施的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工具和评估结果。评估内容是在正确认识评估对象及其构成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评估标准是由旅游产业政策实施的目标要求分解细化形成的，是判断产业政策实施结果优劣的参照系；评估目标主要由旅游产业政策的评估需求决定的；评估工具是用以测度评估内容的方法；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状况优劣的反映。本文中的管理主体主要指政府，它通过设定目标，根据评估需求制定和推行旅游产业政策，根据政策绩效和目标的对比，判定政策的有效性。根据旅游产业政策评估的过程和反馈，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旅游产业政策评估体系。
图1 旅游产业政策评估体系结构
2 国民经济和旅游产业发展之关系
旅游产业最根本的特征是综合性和依存性，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的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综合性行业，旅游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改善国民经济结构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下，两者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因此，动态和全面地认识国民经济和旅游产业发展间关系，是评估旅游产业政策效用的基础。由于国内旅游是我国旅游的构成主体，也是我国旅游发展的基础，故本文以国内旅游作为研究对象。关于国内旅游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学者采用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性检验、交叉谱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发现GDP增长是国内旅游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交叉谱分析发现GDP的增长先于国内旅游增长。但此结论，与国内旅游观察事实明显不符[32-34]。判定GDP和国内旅游增长间关系应是一个可执行的科学分析过程，狭隘追求科学性而脱离实际的评价方式不能完成对两者关系的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判定。
2.1 国内旅游周期与国民经济周期对比
本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旅游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1983—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35-39]，以1980年可比价计算GDP的增长率，并将GDP的增长率与国内旅游客流量增长率、旅游收入增长率作比较。以GDP增长率谷值为经济波动周期，以国内旅游增长率谷值为旅游业波动周期。
1986年经济出现短期波动，GDP增长率较1985年下降4.7个百分点，而国内旅游客流量增长率为12.5％，旅游收入增长率为32.5％，保持两位数的较高增长率；1995年GDP增长率下降了3.8个百分点，国内客流量增长率为20.04％，旅游收入增长率为34.41％，受短期经济波动影响较小；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率较1997年下降2.3个百分点，国内旅游客流量较1997年升高了7.2个百分点。由图2和图3可看出1986年、1990—1991年、1996年、1998年、2009—2010年，相应的GDP增长率陷入低谷，而国内客流量增长率较高。
图2 GDP增长率与国内游客增长率间关系
图3 GDP增长率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间关系
从以上对比可知，在国内旅游周期和国民经济周期之内，当国民经济增长率谷值下降时，而国内旅游增长率谷值却表现出了一定的抗跌性，即国内旅游对短期经济波动具有某种程度的抗周期性。
2.2 国内旅游增长与GDP增长间关系
从动态角度观察国内旅游增长和GDP变化的关系，通过两者的时滞变化，可以初步判别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从图2和图3可知，1983—1997年，国内旅游增长滞后GDP增长，并且表现出方向的一致性，因此，可以断定，GDP增长是国内旅游增长的原因；1997—2011年，国内旅游增长先于GDP增长，且两者也表现出方向的一致性，因此，可以断定，国内旅游增长是GDP增长的原因。以1997年为分界点，根据两个阶段国内旅游和国民经济的变化规律，可以总结出国内旅游相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其从前期的滞后增长向后期的领先增长转变，从前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结果向后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
3 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测量
旅游产业结构系指旅游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种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40]。旅游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演化使得旅游产业结构向高级化逐步演进[41]。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就是指旅游经济部门结构的重心随着旅游经济发展顺次由基本旅游产业向非基本旅游产业转移的过程[42]。其高级化程度反映了旅游产业素质高低和脆弱性大小。干预性的旅游产业政策介入，往往会扰动旅游产业高级化的自演进过程，其对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直接表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或负向波动变化。
对于旅游产业结构来说，从旅游消费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旅游业可大体分为旅游餐饮业、旅游住宿业、旅游交通业、旅游购物业、游览业和娱乐业等6个旅游部门产业。借鉴费歇尔—克拉克(Fischer-Clark)的产业层次划分方法[43]，这6个旅游部门产业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旅游餐饮业、旅游住宿业、旅游交通业，其是旅游活动得以发生和完成的基础条件，这里称之为基础层次产业；第二个层次主要包括游览观光业，它们是旅游得以发生的核心之所在，也是核心层次产业；第三个层次包括旅游购物业和娱乐业，属于非基本旅游需求，是发展层次产业。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也是随着旅游经济不断增长，旅游产业结构中的三个层次产业比重沿着基础层次、核心层次、发展层次的顺序不断上升过程。
3.1 旅游产业高级化水平测量方法
由于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内部三个层次产业相对比例结构的动态连续变化，因此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化值W可以采用向量夹角的方法计算[44]。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①构建三维向量
根据旅游产业结构中三个层次产业的划分，将旅游总收入也对应的分为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增加值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从而构成一组三维向量：
。
②计算夹角
③计算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W越大，表明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越高。
3.2 我国旅游产业高级化水平测量
运用如上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计算方法，采用我国1983—2011年旅游产业结构三个层次产业在总体旅游收入中比重数据，可计算不同时期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值W。
从图4可以看到，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①1983—1991年，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该阶段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年平均变化值为-0.0164，这与当时大力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密切关系。但随着旅游业纳入“七五”计划并伴随具体政策的推出，旅游产业高级化快速下降。②1992—2003年，该阶段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先期处于上升态势，但随着国内“黄金周”政策的推出，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出现了连续3年的下降。③2004—2008年，该阶段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年平均变化值为0.0043，各生产要素在此阶段迅速向旅游产业集中，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呈现加速上升态势；④2009年至今，该阶段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年平均变化值为-0.0017，旅游产业高级化水平相比前一阶段是略有下降，下降的拐点出现在2009年国家推出《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之后。
图4 1983—2011年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
整体上来看，前期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呈下降趋势；中期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呈加速上升态势，且加速度逐步变大；目前，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又呈下降趋势。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化过程与近20年来我国旅游产业政策的变化进行耦合分析，发现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几次下降拐点的出现，都伴随着旅游产业政策的推出，说明旅游产业政策对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4 四次旅游产业政策效用分析
众所周知，产业政策不是外来的，它是现存经济状态的综合反映，必须切实反映产业经济的性质、特点和要求，旅游产业政策应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和指示器。将国内旅游的抗周期性与近20多年来我国旅游产业政策的变化进行耦合分析，发现在国民经济处于低谷波动期，国家总是将“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作为“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四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产业政策作为分析对象，来依次分析各旅游产业政策效用。为行文方便，以下皆以旅游产业政策推出的年份来代表政策名称。
4.1 1985旅游产业政策
1985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当前旅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从只抓国际旅游转为国际、国内一起抓；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从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当年，国务院还批准了《全国旅游事业发展规划(1986～2000年)》，决定把“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一项事业”列入国家的“七五”计划。在政策刺激下，1986年旅游客流量增长率为12.5％，旅游收入增长率为32.5％，均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虽然该时期旅游产业政策没有呈现出过多具体措施，但间接影响效果十分显著。1986年国民经济出现短周期波动，GDP增长率较1985年下降了4.7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周期和国内旅游周期出现了阶段性逆向，当期旅游经济表现出了明显的抗周期性。
这个时期，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政策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当时我国入境旅游占据主体，服务贸易出口可以解决外汇紧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旅游市场不断壮大形成的“外源型需求”扩张，也为国家带来了发展旅游产业的动力。该期政策一方面具有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外汇短缺的目的，政策具有工具属性，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改革，解决制约旅游发展的组织机制问题，激发了旅游发展的内在活力，因此该时期政策又具有激励目的。因此，1985年的产业政策，属于“工具—激励”组合目标政策。从旅游经济变化和GDP的波动变化关系可以看出，虽然国内旅游表现出一定的抗周期性，但GDP增长是国内旅游的原因，因此，该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意义不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当期国民经济增长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原因，而国民经济发展乏力，从而可以断定该政策对旅游产业的激励作用也十分有限。
从当期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来看，伴随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旅游产业高级化快速下降，也即意味着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加剧，旅游经济的脆弱性上升。合理的解释是旅游产业政策对旅游产业的推动作用表现为促使旅游产业规模扩大，但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加剧。
4.2 1991和1993旅游产业政策②
1991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加强旅游行业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建立正常和规范的旅游行业管理秩序；1993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旅游局《关于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意见》，将“搞活市场、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作为国内旅游发展的方针，在扩大大众旅游产品供给、保护旅游者权益、促进旅游投资等方面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在政策支持下，旅游供给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提升，1993年国内旅游跨入了快速增长期。
1991和1993政策推出，具有特殊的时期背景。1989—1990年因政策失误，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期，1990年GDP增长率较1988年下降了7.1％，1989年和1990年，受“6·4风波”影响，入境旅游业出现了大幅下滑。一方面，要发挥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故该期政策具有明显的工具属性；另一方面，入境旅游虽受“6·4风波”重创，而国内旅游却蓬勃发展，该期政策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国内旅游，即降低对国际旅游市场的依赖性，促进旅游市场结构的合理化，故该期政策对促进旅游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保健作用。因此，1991和1993政策属于“保健—工具”的组合目标政策。
从当期国内旅游变化和GDP的波动变化可以看出，国内旅游的增长仍然滞后于GDP增长，且成长态势极不稳定，虽然国内旅游表现出一定的抗周期性，但GDP增长是国内旅游的原因。在该发展阶段，虽然旅游产业政策能刺激旅游经济发展，但由于旅游经济自身规模很小，所以希冀靠旅游经济发展来提振国民经济是不符实际的。从政策后旅游产业高级化的变化可知，该政策对旅游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保健作用，促进了旅游产业素质的提升，降低了旅游经济的脆弱性。该政策总体上看，其对外部国民经济作用有限，而对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意义重大。
4.3 1999旅游产业政策
1999年“黄金周”政策出台背景是，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1998年GDP增长率衰退至7.3％左右，较1996年下降近3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指数下滑严重。加上当时国内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期，消费市场低迷，国内旅游增长率徘徊在0.63％—3.53％。为了刺激国内需求，1999年国家首次推出“七天长假制度”，希望通过发展“假日经济”以来拉动居民消费和刺激国内旅游发展。黄金周制度的推行，带来了国内旅游的首次“井喷”。1999年的“黄金周”政策，其目的是利用政策对内源型需求中的可支配收入进行干预，通过扩大旅游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刺激国内旅游发展，该政策属于“激励—工具”组合目标政策。
从当期国内旅游变化和GDP的波动变化可以看出，国内旅游呈现出稳定高速上升趋势，使得国内旅游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力。由于该期国内旅游存在着明显的抗周期性，因此，该产业政策对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从当期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变化可知，该政策对旅游产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从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变化来看，紧随政策的推出，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出现了连续3年的下滑，即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性降低，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加剧。因此，该政策一方面起到了扩大内需和促进国内旅游快速发展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旅游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但从我国旅游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考虑，当期把旅游产业做“大(规模)”的急迫性要高于做“强(结构)”的急迫性，所以，总的衡量，该政策还是十分有效的。更重要的是，“黄金周”唤醒了人们的旅游意识，促进了旅游惯性的形成，对后期国内旅游规模的持续扩大有较大助益。
4.4 2009旅游产业政策
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将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旅游业的产业规模、产业功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金融危机中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产业的认识，是该政策文件出台的必然原因。2008—2011年国民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现实是，受汶川大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2008年GDP增长率较2007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入境旅游呈现出负增长，国内旅游下降了9个百分点。
从当期国内旅游变化和GDP的波动变化对比可知，国内旅游是GDP增长的原因，且国内旅游呈现出显著的增速调整态势。在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下，2009年和2010年国内旅游迅速反弹，旅游产业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先导作用。对比国民经济周期、旅游经济周期和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其政策效应路径是：政策促进了旅游加速膨胀发展，旅游发展起到了消减国民经济下滑作用，但从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变化来看，紧随政策的推出，旅游产业高级化出现了连续的下滑，到目前为止，旅游产业的高级化仍处于下行之势，即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持续降低，旅游经济的脆弱性持续增强。总之，该旅游产业政策对外部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工具性的目的，但对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来说，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我国旅游处于转型期，该阶段对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诉求要高于对产业规模的重要性诉求。所以，总的衡量，该政策对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并不十分有利。
5 研究结论
5.1 抗周期性是工具性旅游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
从国内旅游变化和国民经济周期的对比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具有较明显的抗周期性。在旅游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当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挑战的情形下，采用工具性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实现“促消费、扩内需、拉投资、保增长”的目标，国内旅游的抗周期性可以作为制定反周期产业政策的依据。当然，旅游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国内旅游的抗周期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其作用不可随意夸大。因此，在制定和推行旅游产业政策时，要评估旅游产业所处发展阶段和政策发挥作用的源泉和条件。
5.2 旅游产业政策效用具有两面性
由于旅游产业的依赖性特征，无论什么类型的旅游产业政策，都发挥着内外双重影响效应，一方面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会对旅游产业自身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对旅游产业自身影响来说，又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政策促进了旅游产业发展速度的提升或产业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可能会造成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或下降，从而对旅游经济的稳定性或脆弱性形成一定的影响。有的时候，受短期宏观调整目标干扰，旅游产业政策容易陷入鼓励产业规模效益而牺牲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境地。因此，具有存在必要性的旅游产业政策并不意味着其实施一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政策脱离了其实施的范围、条件和阶段，则很可能会造成虽然实现了短期目标，而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埋下不利的种子。所以，为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避免陷入“政策陷阱”，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将是旅游产业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和约束性条件，是选择旅游产业政策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依据。
5.3 旅游产业政策效用受旅游产业发展阶段制约
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变化，没有简单地伴随产业政策的积累而呈现出持续高涨和持续高级化演进，而是显示出极其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国内旅游和国民经济的变化过程可知，在不同阶段，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虽然国内旅游持续表现出一定的抗周期性，但其效用发挥受到国内旅游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制约。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初期，旅游产业规模不大，其在国民经济中份额很小，国内旅游的变动滞后于国民经济变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国内旅游发展的原因。此时，国内旅游发展需国民经济引擎来驱动，该时段，当国民经济出现危机时，希望依靠实施旅游产业政策，通过国内旅游发展来起到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是徒劳的；当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产业规模足够大，受国内旅游发展惯性和刚性需求的影响，国内旅游变动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变动，此时，当国民经济出现问题时，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旅游的抗周期性，通过旅游产业政策的推出来帮助平复国民经济波动。
5.4 我国旅游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和现实适应性有待加强
我国旅游产业政策的目标实现效率呈现出了很强的时期变迁性特征。从对实际的旅游产业政策效应的评估结果来看，经济时期不同、旅游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政策设计方式不同等都可能对政策的实际效应产生影响。我国目前现行旅游产业政策，明显地表现出针对性不强，其政策重心与旅游产业自身发展的需求错位。随着我国旅游产业功能的演化，产业政策也应及时向新的目标调整。当前阶段，针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我国应该将旅游产业政策的重心放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旅游产业融合创新上。从政策目标层面上来说，目前旅游产业需要的不是激励性政策，而是为保证发展质量的保健性政策。
5.5 我国旅游产业政策效用评估应常态化
随着旅游产业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提升，为实现旅游产业的经济和社会功效而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的频次也会提高。对旅游产业政策效用评估的常态化，对及时掌握政策效用信息，迅速发现旅游产业政策的运行实效，依据产业反映和影响适时做出政策调整，使旅游产业政策能够高效、稳定地作用于产业的发展实际，实现政策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具有极大意义。
注释：
①说明：本文对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范围主要是由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委颁布的各种旅游产业政策文件。
②由于1991和1993年政策具有一致目标，且时间相近，因此，这里暂且合并统称为一个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