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甘苦赤子情——记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子论文,甘苦论文,创始人论文,经济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识”张培刚先生，当是在20年前。张先生作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其大名闻之如雷贯耳，视之如仰高山。笔者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拜见这位世界级经济学家，更没想过20年后还会用一支拙笔描画他坎坷的人生。
他是一位爱国忧民、治学严谨、胸襟博大而又风趣幽默的老人，是一位淡泊名利、痛恨浮躁，把一词一句同自己人品和信念结合起来的前辈。他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理论，西方一些经济学家20年后才意识到，当他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再版时，他却在湖北咸宁的乡下劳动。他的经济学名著英文版在国外一版再版，熏陶并教育了战后整整一代经济学人，然而在国内，他的文稿积压达40年之久。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哺育了他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重视，直到1978年，他的名字及著作才被重新提及。
踏上经世济民路
张先生一向认为，一个人的重大观点，包括经济观点在内，来源于并且形成于他的生活实践和读书求知；他自己咀是一样。1913年7月10日，张先生出生于湖北红安县八里区成家田农村，少年时一方面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一方面从事各种农活。旧中国的农村，其生产力之低下、生存环境之恶劣、农民生活之贫困，在少年张培刚的心灵深处烙上难以磨灭的印迹。据张先生回忆，在儿童时代，他常和小伙伴们在门前的池塘边吃饭，为了比谁家吃得好，就把饭菜甩一点到水里，看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谁的大。比来比去，谁家的境况都叫人心寒。那浮在水面、直径不过一厘米的淡淡的“油花”，深深地刺痛了张培刚的眼睛，更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可以想见，张先生日后立志研究农业及其发展问题，他那一系列著作的问世，都和塘边的油花有必然的联系。
1925年春，年仅11岁的张培刚告别家乡红安，只身来到董必武任校长兼国文教师的武汉中学读书。1929年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1930年进入本科经济系学习，1934年毕业。在近六年之中，他师承刘赜、袁昌英，何定杰、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刘秉麟、任凯南、李剑农和陶英等一批名家，攻读国文、外文、生物学、法学和经济学，开始从西方寻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急剧萎缩，又加之英、美、日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广大农民收入锐减，农业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中国农村经济几乎濒临绝境。这促使一直关注中国农村命运的张培刚开始探索振兴中国农村的方略。
1934年，他告别师恩浩荡的珞珈山，以最优成绩被送到北平，在陶孟和先生主持的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陶先生一向重视社会调查，这对青年张培刚影响很大。这期间，张先生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粮食运销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等省的农村；经过缜密思考，先后写成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广西粮食问题》(1938)、《浙江省粮食之运销》(]940)三部专著和一部待印稿《中国粮食经济》。此时的农家子弟张培刚已成为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论战中，年轻的张培刚不惮权威，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发展战略：“我们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思想仍是发展经济学最富挑战性的课题。
远度重洋，功成哈佛
1940年夏，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选拔考试分别在重庆和昆明两地举行，张先生在昆明以独占鳌头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文科工商管理。1941年9月，张先主远渡重洋，到达美国东部麻省康桥，进入以“案例教学法”而闻名于世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这种独特的教学法使张先生很快较深入地了解到以美国为首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特点。在结束了包括暑天在内的三个学期之后，张先生放弃工商管理专业而转至经济学系，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农业经济、货币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此时，哈佛经济系名家云集，有以“创新理论”而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熊彼特，有以“垄断竞争理论”而闻名的张伯伦，有被誉为“美国凯恩斯”的汉森，有经济史专家厄谢尔，有以《繁荣与萧条》一书而享名的国际贸易专家哈伯勒，还有当时以“投入产出法”而崭露头角、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惕夫等。在这些大师的指导下，精通英文兼晓法、德两门外文的张先生，得以如饥似渴地博览经济学诸位名家的著作，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
作为一名当时在国内已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张培刚先生本可以驾轻就熟，继续从事他在国内时进行的研究。但是，张先生认识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大战后的中国迟早也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在哈佛大学四五年的学习期间，张先生始终思考着这个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以图繁荣富强。1943年12月，在与导师——美国农业经济学泰斗布莱克、经济史权威厄谢尔协商后，张先生决定以“农业与工业化”这一萦绕在自己心头已久的课题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在哈佛大学宁静的图书馆，张培刚贪婪地读书、摘录、做卡片，“丘壑成于胸中，既悟发之笔墨”，终于在1945年底，32岁的张培刚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这篇名作中，他第一次探讨了农业与工业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该书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途径、动力和战略的先河之作，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石。这部蜚声国际的不朽之作，让世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该论文荣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这是东方人第一次，也是20世纪唯一一次获此殊荣。1949年，《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坎坷风雨，壮心不已
殷殷赤子情，拳拳报国心。张先生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接受当时在美国工作的武汉大学校友周鲠生的邀请，于1945年8月回到母校担任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工商管理等课程。与张先生同时回国的还有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国际法专家韩德培等。在张先生的影响下，一代有志之士刘涤源、潭崇台等哈佛校友相约来到武大任教，开始了武大经济系教学和研究的黄金岁月。
1948年春，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张先生出任该委员会的研究员兼顾问。为了收集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经济资料，继续农业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张培刚应允任职，并往返东南亚各国。当时正值我国解放战争白热化时期，他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当时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经济落后的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迈向光明灿烂的前途。他对中国革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对新中国怀着无限的向往。在几次路过香港时，他先后遇见了冀朝鼎、许涤新、千家驹等进步人士，并多次表达了回国的愿望。1949年2月，张先生毅然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并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的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的邀请，离开曼谷，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珞珈山，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迎接祖国的黎明。
解放初期，张先生被认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并一度代理法学院院长。1950年，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委员及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3年元月，张先生被调任华中工学院等三校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如今极具规模的华中科技大学从校址选定、规划设计到基建施工，无不凝结着张先生和其他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十分坎坷。长期专业对不上口，失掉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他急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弘扬学术的愿望，被纷繁的行政事务及历年的政治运动打得粉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欧美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张培刚受到冲击。挨过批斗的张先生自然无法开展、甚至不敢提起自己的学术课题。目睹国家和社会的混乱状态，听到学术领域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一统的声音，看到一些坚持真理的有识之士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张先生感到非常忧虑。这位本该处于经济学科最前沿的世界级大师，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下长期“不务正业”，美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采用了张培刚先生早在《农业与工业化》书中提出的“农业四大贡献”理论，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是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而受到人们的崇敬和赞扬，并被广泛使用。这种失落对张先生、对我们的民族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长期以来，对他的学说和思想的漠视，对他为报效祖国、促进农业与工业化建设的理论建树的抑制，无疑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人民永久的痛。
1978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张先生赴京与宋则行、宋承先等学者合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稍后又讲授“西方微观经济学”，并与厉以宁教授合作，撰写和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是拨乱反正后最早系统科学地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微观”、“宏观”等术语和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在我国的运用。不仅如此，他还主持“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并担任中方主席，创办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同时，他足迹遍布欧美，成为西学东渐和东情西达的文化使者。“老牛奋蹄，时不我待”，这是张先生对祖国和人民挚爱的独特表达。
活跃的思维，创造的激情，非但没有因为年事增长而减退，反而迸发出更璀璨的火花。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宗师，他始终密切关注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一段时间，曾有学者提出了发展经济学正处于“收益递减阶段”的论调。张先生经过研究、比较，在1988年10月召开的青岛会议上，以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指出了西方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之所在，提出了改造旧发展经济学，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宏愿。
张先生指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必须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面来考察，采取从实际出发的综合分析方法，来研究阻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1992年，凝聚了以张先生为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智慧的《新发展经济学》面世。该书突破了以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局限，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其中的一些结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之后，张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亲自组织徐长生、张建华、方齐云、陈鸿仪等一批青年专家学者继续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创新、激励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转型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和制度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型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张先生本人对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的国际和国内方面作了进一步探索，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和研究，同时还对中国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巨变所引发的经济进步作了详尽的考察。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又推出了一套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1983年，张先生修订了《农业与工业化》中文译稿并交付出版，这部殚精竭虑的惊世之作，历经40多年沧桑终得与同胞相见。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他的农业工业化理论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更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价值而得以凸现。这部张培刚先生32岁时的成名作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缪勒《公共选择》以及弗里德曼、熊彼特、贝克尔的著作，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经典。他使我们认识到，在湖北红安，不仅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刘华清等革命家、政治家和一大批将军，也哺育了名噪海内外却深居简出的一代发展经济学宗师。
可以选择美国，可以选择哈佛，但他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祖国。热爱祖国和人民，报效国家和民族，这是张培刚先生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在这深情中，闪耀着一个老人把有限生命融入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的光辉一生。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他的理论和思想贡献，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而永驻史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切关注，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深忧虑，使我们感受到这位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沧桑，承受了两种制度、两种文明洗礼的老人；本身就是一个课题。他是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工业化、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惊叹号，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政府、学者和民众都不得不通读和研究的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