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比较分析与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中国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格局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2-0010-07
一、引言：经济复苏拐点的显现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到来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我国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应对方案，及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2009年6月以后的经济数据看，各项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已走出V字型反转，显示出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更主要地表现在实体领域的外需不足，因此尽管复苏之路可能还将漫长与曲折，但经济复苏的苗头与拐点已经显现，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迈入后金融危机时期。
复苏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在看到积极因素累积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未来所面临的艰巨挑战：除了外部环境尚不明朗、内部基础尚不稳固之外，更重要的是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信贷暴增隐含着通胀风险，而依靠大规模投资尽管扭转了经济下滑趋势，但同时也会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难度。在这关键转折点上，前瞻性地预计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经济图景，未雨绸缪地考虑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更快地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更有利于未来的持续发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此我们将选择与此次金融危机采取类似经济政策的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参照，通过对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比较研究，试图从反思的视角探讨经济企稳之后宏观经济政策更应该关注什么、着力于什么。本文结构如下：在第二部分，将对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简要回顾，为后续的分析提供背景和基础；在第三部分，将通过经济绩效的分析，对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格局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比较；在第四部分，将对中国经济格局变化及其成因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提出后金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优先关注的目标和主要着力点。
二、两次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7月，而本次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8月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因此我们将考察期确定于1991年至2007年，同时由于无论是亚洲国家彻底走出金融危机还是我国经济真正回暖均是在2002年，因此我们用1997、2002年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本次危机爆发前三个阶段。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第一阶段
自1991年起，中国经济摆脱了1989、1991两年低迷增长状态，出现高速增长，至1997年的大部分年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平均增速为11.5%。①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以及其后的1993、1994年，增速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4.2%、14.0%、13.1%，但是与高增长同行的却是投资急剧膨胀与物价快速上涨。1993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上涨26.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14.7%，到1994年又同比上升了24.1%，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见图1）。
图1 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为了抑制投资过热和治理通胀，自1993年下半年，我国运用利率及带有严厉行政色彩的信贷控制等措施，实施了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于1994年陆续推进了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一系列改革，为此后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由直接向间接调控方式转变奠定了基础，最终使经济增长水平在1997年回落到了10%之内，CPI也同比下降到了2.8%，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美中不足的是调控时间较长，在紧缩环境下出现了国有企业面临着较多经营困难、产品销售不旺等问题。
（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先是席卷泰国，很快就蔓延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地，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1998、1999两年中国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此后三年回升也有限，直至2003年才又恢复到10%以上，复苏之路达5年之久。同期CPI有三年处于负增长，另外两年基本持平，表明此阶段实际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不过总体来看，年均8.3%的增长率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下仍属一枝独秀，因为遭受金融危机袭击的五个国家直至十年后的2007年增长率仍然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这与当时我国及时正确的政策应对是分不开的。
1997年末，我国政府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外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同时针对国内生产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于1998年制定并实施了与本次危机类似的、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这也是中国宏观调控历史上第一次运用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来治理通缩。财政政策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财政支出。1998-2002年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9.0%，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年均增长达到了26.5%。与此同时，也通过采取适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为国企下岗职工建立三条保障线、提高离退休人员待遇等多项措施以及启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改革，将扩大需求的范围拓展到出口和消费方面。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降息和运用三大工具，并相应实施促进消费的信贷政策，在此期间M1、M2的年均增速为19.4%和15.2%，高于GDP与CPI之和，信贷年均增速达到12.0%，说明货币政策也是比较宽松的。但是在政策具体运用上仍然有一些不足，例如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是相矛盾的。
（三）本次金融危机前的第三阶段
2003-2007年，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征。在这五年间，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10%以上，前四年的物价水平也基本保持稳定，只是到了2007年5月以后，在国内需求拉动和国际价格传导等多重作用下，开始出现通胀苗头，从8月份开始CPI同比涨幅连续5个月超过6%，全年达到了4.8%。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突出的经济问题。在加快重工业化、城市化步伐以及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的情况下，2003年以来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现象，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分别在15%和20%、30%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上运行，因此从2003年下半年起我国又开始进行宏观调控。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针对“局部过热”实施的是“有保有压”的政策，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的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同时，针对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三农建设、社会保障、农村义务教育、节能减排、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产价格调节等方面，也推进了相应改革。2007年末，针对通胀苗头与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经济增长高位趋升的情况，进一步将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总体来说上述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但是资源环境约束、巨额贸易顺差等问题仍未得有效缓解，同时在“有保有压”的过程中，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受到了一定抑制。此后的政策调整则为我们所熟悉，即为了化解本次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9日我国政府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了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计划。
三、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比较：基于经济绩效的分析
下面我们将通过经济数据对于这三个时期的中国经济绩效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经济格局演变的过程。
（一）经济模式与经济效率
1991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对于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5.1%、24.3%、10.6%，此后在投资激增作用下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急剧上升，至1993年已达78.6%，后随着1993年的宏观调控开始而下降；消费与净出口均呈下降趋势，净出口的下降尤为明显，1992、1993年甚至出现负贡献，至1997年三者贡献率分别为37.0%、18.6%和44.4%。总体上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第一阶段我国是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模式，三大支出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52.7%、41.3%、6.0%，其中消费的贡献率最大（见图2）。
图2 经济模式与投资效率
资料来源：三大支出贡献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资本／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基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单豪杰(2008)，[1]并结合国家统计局 《国民生产总值核算资料：1952-1995》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和折算。固定资本存量（不含土地与存货）和国内生产总值均为1978年不变价格。
1997之后，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又开始上升，至2003年达到63.7%，而消费和净出口贡献却下降到了35.3%和1.0%，说明走出亚洲危机投资起了最主要的作用。2003年后，随着政策的转向，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开始出现下降，消费微升，但净出口的贡献率却急升，至2007年三者贡献率分别为39.4%、40.9%、19.7%。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阶段相比较，2003-2007年三大支出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8.1%、47.9%和14.0%，表明中国经济已转向三轮驱动模式，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大大超过了消费，净出口的贡献也急剧上升。
但是投资增长并未伴随着投资效率的上升。从资本产出比率来看，自1993年以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93、1997、2002、2007年分别为1.52、1.71、1.98和2.12，表明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从更能体现动态投资效率的指标——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看，基本也体现了这一趋势，该指标在上述年份分别为1.52、2.29、2.55和2.38，但略有不同的是其间波动更大一些，近两年来出现了下降。但即便如此，2007年的2.38也意味着为了比前一年多生产1元GDP需要追加2.38元的投资。分阶段看，资本产出率与边际资本产出率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阶段分别为1.6和1.9，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提高到1.9和2.6，在本次危机前阶段分别为2.0和2.3，表明我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以经济效率下降为代价的，并为此后经济增长倚重于投资埋下了伏笔。②
（二）就业增长与劳动生产率
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特征仍然比较明显，如果仅就总体就业情况进行分析过于粗略且无法揭示出结构性变化，因此我们将二三产业合计作为非农产业进行了计算，并将其与总体就业状况放在一起分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1年至2007年总体就业人数与非农就业人数都是呈上升态势的，但增长率远低于GDP和产业增长率，同时在这三个阶段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就业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口占大多数，但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却稳步上升，年增长率和净增量均超过总增长率和总净增量，说明在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比较迅速，到1997年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已超过50%。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可以看到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受到明显影响，增长率与净增量均急剧下降并远低于总体水平，表明农业又成为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的“蓄水池”。而就业弹性尤其是非农就业弹性的急剧下降，更真实地表明了经济增长并未有效拉动就业增长。自2003年起，随着经济全面复苏，就业增长又表现出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类似的特点，即非农产业再次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就业增长率与净增量均大大好于总体状况，至2007年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已接近6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总体就业情况看，总增长率与就业弹性在1991至2007年下降的幅度非常剧烈，似乎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果越来越差，但是考虑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的历史，非农产业的就业水平更能真实地反映就业增长的情况，而从非农产业的就业情况看并非如此糟糕。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相比，非农产业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从4.43%下降到了4.32%，仅下降了0.11%，小于总体就业的下降幅度，而就业弹性则从0.18提升到了0.26。当然这并不能掩盖所面临的就业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下登记失业率仍然处于上升状态，近年来均在4%以上，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失业率将会更高，因此供大于需的状况依然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考虑到劳动适龄人口高峰尚未到来以及中国城市化率仍然不高，因此城镇劳动力供给将长期处于充沛状态，总净增量的减少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尤其是非农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仍然比较低。
从城乡就业内部构成变化可以进一步看出就业增长的机理。总体上看，城镇就业人口与乡村就业人口呈现此消彼长趋势，且城镇就业人口占比的上升有加快趋势，这与前面的非农就业的增长趋势是相呼应的。城镇就业增长在正规单位主要产生于股份公司、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从1991年的不足5.6%提升到2007年的42.8%。国有和集体单位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更加剧烈，从1997年的67.0%急剧下降到2002年的33.4%。这一方面与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企改革的深度推进有关。城镇就业的另外一个增长源是“其他”部门，一般将在此部门就业者视作那些“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此类人员的增长既表明了灵活就业形式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意味着很多经济活动人口做出了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反映了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2007年在“其他”部门的就业人数有9658万人，如果将个体经营者也计入大约有1.3亿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4.2%（见表2）。
乡村就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乡镇企业，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在此我们也粗略计算了一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减缓，由此可以推断农民工也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这也使得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本已在1997年首次下降到50%以下（参见表1），但在1999年之后又回升到了50%以上，可见走出亚洲经济危机时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就业结构转变和城市化的推进。
从劳动效率角度看，无论是总劳动生产率还是农业、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是上升的，但是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数倍于农业劳动生产率，1999年及以前平均在4.7倍左右，1999年以后上升到5倍以上，2007年在5.4倍左右。③边际劳动生产率则体现为农业在绝大部分年份为负值并趋于下降，非农产业与总体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均为正值，表明总劳动生产率与总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就业人员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相关研究表明至少在45%以上。[2]
从发展阶段来看，总劳动生产率在第一、二、三阶段年均增速分别为12.8%、7.6%和14.1%，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所受影响较大，而导致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年均增速只有0.7%，远低于此前的9.7%和此后的14.2%，进一步寻根溯源可以发现导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急降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和不太高的3.6%左右的农业增长。这一方面印证了上面关于总劳动生产率决定因素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金融危机对于农业和农民（工）都影响至深。总边际劳动生产率在第一、二、三阶段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7%、15.8%和38.7%，其较快增长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在此展开详论，初步的数据分析表明是由于资本深化导致就业排斥现象从而使就业净增量减少所致，但这从促进就业角度来看并非是一个好的现象。
（三）收入消费与城乡差距
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是决定和体现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比1991年提高了8.1倍，农村提高了5.8倍。即使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1997-2002年，也分别提高了1.5和1.2倍。但从增速变化看，还是可以看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明显。在三个不同阶段，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7%、9.7%和14.8%；而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6%、5.2%和11.8%，第二阶段明显偏低。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可支配收入一样，也呈现上升态势。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1991年提高了6.4倍，农村提高了5.4倍；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阶段也分别提高了1.3和1.2倍。在三个不同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4.1%、5.9%和10.7%；而农村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7%、4.9%和10.7%，第二阶段也明显偏低。
从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收入比还是城乡消费比均是上升的，分别从1991年的2.4和3.1上升至2007年的3.3和3.6，其中扩大时期主要集中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分别从2.5和3.4上升到3.1和3.6，可见金融危机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的负面影响要比城镇居民更大。
图3 城乡收入与消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计算。
如果我们将第二、三阶段放到一起进行观察，可以明显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GDP的增幅（速）快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速），城乡人均收入的增幅（速）又快于城乡居民消费的增幅（速），表3表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并不同步。
四、总结、反思与政策启示
（一）中国经济格局变化的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实力看，经过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GDP从1997年7.9万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5.0万亿元，人均GDP从人均6420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分别提高了2.2倍和1.9倍，因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第二，从发展模式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是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模式，消费与投资对于GDP的贡献平均达到94%以上，而消费又占到52%以上；到了本次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已转向三轮驱动模式，消费贡献率下降到了40%以下，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了消费，但这也引发了投资效率下降，而净出口贡献近年来的急剧上升，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波及和影响要大于上一次危机。
第三，从就业状况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仍以农业就业人口占多数，到了1997年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刚刚超过50%，但2007年这一比重已接近60%，表明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国家。与劳动力的部门配置格局相对应，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这既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引力，也是总劳动生产率与总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推力。伴随着发展模式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就业也呈现出一些更值得未来关注的特点，一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减少，进城农民工也成为了城镇就业的主要构成部分；二是就业增长主要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以及非正规就业领域。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这些群体、单位及领域恰恰也是受到重点冲击的部分。
第四，从民生改善看，无论是城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前均要好于亚洲金融危机前。但是从增长角度看，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阶段的年均增速要远低于上次危机爆发之前阶段，并低于同期的GDP增长率。同时，由于城镇收入与消费的增速均高于农村，也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至2007年两者均仍维持在3倍以上的水平，体现了不和谐的一面，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正是城乡差距开始扩大的时期。
（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
鉴于目前正处于经济复苏拐点已经显现的初期，因此我们更应关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表现和考量其政策效果。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尽管依靠经济刺激政策及投资拉动保住了经济增长，但投资效率却在降低，就业增长与民生改善并未同步，城乡差距也有所扩大。反思导致这一格局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过度看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郑京海(2008)等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两方面的政策支持了中国远超于世界的经济增长水平：一个是土地、电力、水等关键投入品的价格通过补助和定价调控被保持在低水平，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土地被零成本地划归开发商，对外商直接投资也以半价售电；另一个是低成本融资被引入到工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其他一些大公司实际融资成本接近于零，1998-2002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在不断走低，而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数额超过全部贷款的60%。[3]
与投资对经济的高增长相对应，消费不振、贡献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国民生产净值构成中，政府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从1997年的15.2%上升至2007年的17.3%；企业的营业盈余比重从1997年的23.7%升至2007年的36.5%，而劳动报酬比重却从1997年的61.1%下降至2007年的46.3%。导致这一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就业压力较大却又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够，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下农民工就业歧视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一直得以维持。其次，除了收入增速较慢、分配不均等原因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导致对于未来预期不好也是消费增速落后于收入增速的重要原因。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城镇就业者的覆盖率，分别只有33.6%、43.2%和27.3%，而在农村地区更低至3.7%、25.1%和4.9%。④
（三）政策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积极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产业结构优化与就业非农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也有了较大增长，这为化解本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依存度已有了较大提高，而本次金融危机中欧美等中国传统出口国的经济均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此次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负债消费模式也将发生重大调整，因而我国出口增长在较长时期内将难现过去十年的高增长势头，实现经济全面复苏将主要依靠内需。但是由于本次金融危机前我国经济增长偏重于投资拉动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同时对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也告诉我们这一模式对于长期发展与社会和谐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此内需扩大的潜力和空间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的全面启动与持续扩大。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以及此后经济格局的演变看，我们可以获得对于彻底走出本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全面复苏的若干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积极主动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化解经济危机、重启经济增长确有必要且能够产生效果，但是在经济颓势得到扭转、渡过经济低谷之后，必须考虑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相统一，必须考虑短期政策与长期策略的结合，由此才能为未来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第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就业增长与民生改善，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也需要一系列的转化条件，从短期看政府对于受到危机影响较大或拉动内需具有关键作用的部分产业与企业确应予以必要的扶持，但从长期看应着力于为集聚于非国有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以及个人创业营造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使经济体更具自生发展和促进就业的能力。
第三，由于劳动适龄人口基数庞大与城市化率仍然不高等因素，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将始终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而就中国国情而言，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工薪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占72.96%，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这两项合计为92.78%，因此无论是从刺激消费与扩大内需的短期角度，还是从发挥比较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改善民生的长期角度，促进就业增长与提高劳动者收入都应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优先选择，这既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四，投资效率不断走低但劳动生产率在非农劳动生产率推动下不断走高的事实，表明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引，进一步着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对所有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通过采取降低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加大对城乡中低收入家庭和生活困难人群的转移支付，不仅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缩小城乡差距。
收稿日期：2009-10-01
注释：
①文中未特别注明出处的数据均为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②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前人已有诸多的相关研究，包括贺菊煌(1992)、邹至庄(1993)、王小鲁和樊纲(2000)、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张军和章元(2003)、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何枫等(2003)、白重恩等(2007)、雷辉(2009)。本文选择单豪杰(2008)的基础数据与方法，是因为他所使用的资本口径去除了住房和存货，更接近于生产性资本的含义，同时在方法上也是基于相对效率下降的模式，更符合永续盘存法(PIM)的本义。[1]
③由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一般按户籍所在地进行统计，但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此对于农业就业人口存在着高估。但即使按农业需求18989万人作为实际农业就业人口，并将第一产业中剩余的就业人口作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再次进行计算，非农产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仍大于1，2007年为2.59，因而并不影响本文观点与结论。
④数据转引自蔡昉.科学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J].红旗，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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