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劳务输出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恩施州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异地转移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务输出论文,异地论文,农村劳动力论文,对策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5)04-0034-08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若干政策意见》，表明 了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按照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 大农民就业，增加农业投入，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不断 扩大的趋势。其中措施之一就是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一要保障 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二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减轻农民负担， 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各地结合本地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使我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
从各地的实践，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实践来看，有一项有助于“三农”问题解 决的综合举措，值得借鉴，这就是劳务输出。本文试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恩施州农村劳动力输出的基本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沿海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利用外资规 模也有限，农村农产品供给尚未普遍过剩，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大，加之信息闭塞，观 念陈旧，恩施州农民外出打工还只是零星尝试、个别现象。90年代以后，随着限制劳动 力流动的相关政策措施的取消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农业效益的下降、农民负担 过重、观念的转变，在周边地区的影响下，劳动力外流规模越来越大。
1.规模及特点 据有关部门2004年初对恩施州65个乡镇、82个村、82个组、820户农户 的抽样调查推算，全州现有外出务工人员63.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7.8%，是199 6年的2.2倍，创造劳务收入(扣除用掉部分)近20亿元，相当于GDP的1/7。无论是务工人 数，还是务工收入，都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恩施州的外出劳务人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青年为主，在抽样 的2838人中，各年龄组的人数及比例如下：21～40岁2066人，占72.8%；16～20岁438人 ，占15.4%；两组合计2504人，占88.2%，可见，打工吃的是“青春饭”、“苦力饭”； 41～55岁299人，占10.54%；56岁以上和15岁以下者各25人和10人，分别占0.88%和0.35 /%。二是以男性为主，在全部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占63.5%。三是文化素质低，在抽样 调查的劳务人员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的比例分别是35.4%、53.2%、10.9% ，还有15人为文盲。
1996年以来的劳务输出数量 (单位：万人)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人数
29.2
30.35 33.6
33.73 45.19 43.86 42.82 67.12
本数据由州劳动就业管理局提供。
2.流向(空间、区域分布) 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流向省外发达地区以及周边，如广东深 圳、东莞、顺德，浙江温州、绍兴，福建晋江、石狮以及湖南衡阳、株洲等地。在被调 查的1304人中，在省外务工的995人，占76.3%；在州外省内务工的100人，占7.67%；在 县外州内务工者61人，占4.68%；县内106人，占8.13%。全州在省外务工人数近50万。
3.外出途径 从问卷的结果来看，农民外出打工主要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具有较大 的盲目性，相当一部分人抱着“试试看”、“出去了再说”的心态。58.59%的人依靠家 庭成员带领或亲戚朋友介绍；自闯世界、自找门路者占38.8%；通过劳动部门或中介机 构输出的很少。
4.行业分布 外出务工人员所从事的职业十分广泛，具有多样性，但大多集中在第二 产业。73.93%的务工者分布于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其中仅就业部门为工业企业者就占了 53.68%；在服务部门就业的占24.77%；只有1.3%的打工者从事种养业。从劳动强度来说 ，大多从事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占61.77%。
5.企业属性 民工与民营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因为大量民营企业的存在及其对 劳动力的需求，才产生了民工；所以，民工应民营企业而生。从民工所务工企业的所有 制属性来看，75.54%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只占5.9%，其他为外资、集体或股份制企业 。
6、培训、签合同和保险情况 就业前的职业培训直接关系到民工能否比较容易地找到 合适的工作和工作收入报酬以及工作质量、效率；而是否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是 否参加相关保险，也事关务工农民的切身利益；而恰恰这两方面都是十分薄弱的环节。 据调查，在1304名打工者中，有64.88%的打工者从未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在本地参加 过培训的只占10.12%(132人)，在外地或用人单位参加培训的为25%(326人)，这就直接 影响了其就业和收入。民工的维权、保护意识差，与用工单位未签用工合同的也不在少 数(2/3以上)，只有31.02%的民工(406人)与企业或雇主签订了用工合同。务工者的保险 意识更差。投保意外伤害险的只有9.97%，参加了劳动就业保险的只有6.75%，高达83.2 8%的务工者没有参加任何保险。
二、劳务输出的起因
在劳务输出已持续20年、且规模越来越大的今天，还来谈其出现的原因，似乎是过时 的“马后炮”，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分析劳务输出的原因，对于认清其必然性和发展 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在具体分析原因之前，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恩施州一次调查的情况。在被问及“外出 务工的理由”时，各种选择的人数及比例如下：
总人
农业效益
不愿从事
家中劳动力
希望获得
数低出于无奈
农业生产
多土地少更高收入
1432
435/30.38%
112/7.82%
258/18.02%
6277/43.78%
可见，劳务输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代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70%—80%的人移动是由于经济原因，其中30%的人是为了 改变职业和工作。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动因是最直接、最主要的”。[1](P148 )具体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由于：①区域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②区域间经济发展 水平存在差异；③地区间劳动力报酬(工资)不同；④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影响；⑤ 劳动者改善工作匹配的意愿。恩施州的情况与上述理论基本吻合。
1.比较利益导致“人往高处走” 趋利性是人的本性，追求经济利益是人从事经济活 动的基本动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农民作为为温饱 而奔波忙碌的普通人，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到底为了什么?与其他人一样，他们的 目的也是经济利益。从上述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不管是“农业效益低，出于无奈” ，还是“希望获得更高收入”，都是受利益驱动。
农业效益低于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效益，务农不如务工经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 在恩施山区，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比平原地区差很多，农业适宜度低，所以，农业与工商 业的效益差更大，农民务农更不合算，弃农务工经商，是农民获得更高收入的必然选择 和出路。
农业效益之所以低于工商服务业，务农之所以不如务工经商，是由于：①农业投入不 足，引起农业生产萎缩。②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年均生活费收入差距较大。2003 年恩施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1500元，而城镇单位职工年均工资和从业人员年劳动报酬 却分别高达10405元和10187元；农民外出打工，除去生活费和往来路费开支，净赚3000 元，为务农全年收入的两倍。两相比较，农民自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③税费负 担重，各种摊派多，农民难以承受，也是他们弃农务工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从比较 利益来看，农民外出打工，要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得多，只要外出打工的收益高于在家 务农的收益(外出打工的成本)，农民就会不断地外出打工。2001年3月全国农村固定观 察点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外出打工时，62%的外出(受调查) 者回答：农业效益比较低，想外出多挣些钱。
农民在做出是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的决策前，不仅要比较两者的收益，还要考虑流 迁成本；只有当打工收益抵消掉没有在家务农而产生的损失以及流迁成本后，还有剩余 “红利”时，即“打工总收益＞在家务农收益 + 流迁成本”时，他们才会外出。所谓 “流迁成本”，主要是指因外出打工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如往返交通费、各种办证费、 培训费、找到工作前的食宿费，两地生活费之差额(务工地高于输出地的部分)等。那么 这些费用到底有多大呢?据劳动部1997年对深圳、北京、苏州、武汉四城市的调查，打 工者进入四城市的平均务工费用(不含培训费)分别为1040.8元、830.9元、632.4元和50 2.3元。另据调查，在1998年的7000万城镇打工者中，打工时间超过半年的约占一半， 他们一年总的毛收入为2171亿元，人均6206元，人均在外消费1250元，剩下约5000元， 而当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60元(含打工收入)，两者相抵，剩下2840元，扣除其中已 包含的人均打工收入约200元，最后得到2640元，这就是农民两种不同就业方式的收益 差别。据估计，恩施—农民到武汉、温州、广州打工的流动成本分别为600元、800元和 1000元，如再加上培训费(500元)，则相应增至1100元、1300元和1500元；而打工的净 收入为312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00元(含打工收入575元)，所以，农民外出打工比 在家务农收入高出2100元。
2.人多地少 如果说经济利益是农民外出的“拉力”或“引力”，那么，人多地少， 则是农民外出的“推力”。长期以来，由于工业、服务业落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低 ，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和管理制度的限制，农民被牢牢地束缚、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无 法分离；但只要上述因素一旦发生变化，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中溢出就不可避免。恩施 州劳均耕地2.14亩，而现有生产水平为劳均5亩，只发挥了42.8%；按满负荷计算，农业 只需78万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0万，总数不过100万，而实有184万，超86万 。2001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表明，农业内部就业压力过大是劳动力外流的第二 大原因。26.4%的务工者外出是由于家中人多地少，无活可干。人多地少不仅造成农民 收入低，难以致富，而且导致农业低效率，劳动力浪费严重。因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农民要想依靠农业致富，一条重要途径是实行规模化经营，扩大耕种面积，它既可以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又有利于采用先进技术，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因此必 须“削劳适地”，减少依附于土地的劳动力，提高人地比。据估算，如果劳均耕作面积 提高1倍(在生产能力范围内)，收入至少增加30%以上。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避免劳动力浪费，必须让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剥离出来， 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工商服务业中去找出路，这是惟一的办法。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和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这种人多地少的矛盾会更加尖锐突出，劳动力转移的趋势 也将更加明显，只有顺应这种潮流和趋势，让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才能与之适应；农 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进步才有空间。
3.制度与政策 劳务输出与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放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2 0世纪80年代以前，尽管农村一直存在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在传统的户籍、就业制度下 ，户口被划分为“农业(农村)户口”与“非农业(城市)户口”，且身份、福利待遇不同 ，与粮油等消费品供应及就业挂钩，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两种人口被严格限制转换、改 变，导致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分割、隔离，农村人口不能流动和迁移到城市就 业、上学、居住等，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实现输出转移。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实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经济(所有制)结构(成分)的多元化、个体私营及外 资企业的发展、用工制度的放开搞活以及粮油供应体制、人口流动政策的变化，还有农 民观念的转变，一系列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得以部分消除，从而使农村劳务输出 成为现实。
4.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体制前提和基础。劳务输出正是在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计划经济不可能孕育 出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劳务输出乃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对劳务输出的作用具体表 现在它为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配置提供了场所。劳务输出正是千万农民对市场所做出的 积极反应；没有经济的市场化，便没有劳动力市场，也就没有劳务输出。
在整体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现已达到70%，这其中因 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或转入乡镇企业、个私企业等从事非农产业而引起的流动，起到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而在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中，企业的市场化又起了关键作用。所谓企业市 场化，是指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外资企业，其资源配置皆通过市场来进行，尤其 是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其用人机制决定了其所需要劳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市场，通过 市场获得的劳动力成本比其他途径(如计划配置)低，而效率却比其他途径高。没有市场 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形式(成份)的多样化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涌现、劳动力配置的市场 化，就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劳动力异地转移。
5.非(直接)经济因素(利益) 部分农民外出打工，既非源于农业效益低，家中人多地 少，也主要不是为了获得更高收入，而是“不愿从事农业生产”。2001年全国农村固定 观察点的调查表明，外出劳动力中，有7.7%的人认为出去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此前 的几次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调查中，24.4%的打工者外出是 出于“见见世面，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目的；在同期的另一次调查中，22.2%的打 工者认为“务农社会地位低，务工经商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广东省的几次调 查都发现，农民外出打工存在非直接经济因素，并有上升趋势。1995年对在广州、深圳 、东莞和肇庆打工的401名打工妹的调查中，“学点技术，发展个人才能”和“希望了 解外面的世界”者分别为19.2%、18.87%，分别占一、二位。7年后，进城务工目的中， “学习技能”、“开阔眼界”者分别上升到33.8%和20.6%。[3]可见，随着打工者经济 状况的好转和企业对打工者素质要求的提高，打工者越来越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此次恩施州的调查，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7.82%的打工者是因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而 外出的。
三、影响劳务输出的相关因素
劳务输出——劳动力的跨区域、跨行业流动，其实现程度不仅与自身的特点、状况有 关，而且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1.打工者年龄 仅就年龄而言，从企业用工的角度来看，在都没有掌握相应技术的条 件下，用工单位往往选择年轻力壮的劳动者。所以，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被企业选用的 可能性大；劳务输出主要是适宜年轻人从事的活动。原因有两点：一是年轻人所受到的 牵制和考虑因素较少，输出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较大；二是年轻人因输出而遭受的“心 理损失”较小。打工者年龄越大，他离开朋友、所熟悉的周围环境和失去社会联系所造 成的不适感越强烈。恩施州外出务工劳动力随年龄增长而比例下降，青壮年占绝大多数 (16～40岁年龄占88.2%)的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劳务输出与打工者年龄的关系。
2.婚姻家庭因素 打工者年龄结构还说明，相当一部分打工者为未婚青年，他们关系 简单，各种牵挂少，不需考虑配偶是否同往、如何就业、子女如何抚养、教育等问题， 心理压力、负担轻，而已婚或有子女的打工者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们的流动成本(不 管是否同往、携带配偶、子女)比单身者高得多，所以，婚姻、家庭状况是影响劳务输 出的重要因素之一。
3.文化、受教育程度与综合素质 如果说年龄是判断谁(哪一年龄组)将成为劳务输出 者的最好标准，那么，受教育程度则是预测(同一年龄组内)谁更有可能成为输出者的最 好指标。受教育程度、文化技能及综合素质越高，越能适应就业需要，越容易找到工作 ，越能够成为输出者。不仅如此，受教育程度及素质的高低，还直接关系到务工收入。 恩施州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致使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即使已输出部分 ，也因88.6%的打工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小学而大部分(61.8%)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干 粗、脏、重的活，而收入却很低，38.8%的打工者收入在平均水平(3000元)以下；相反 ，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者，大多为有较高学历和一技之长者。因此，大力发展基础教育 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素质，乃改善劳务输出之根本之策。
4.输出距离、交通状况 劳务输出的可能性与输出距离成反比。随着输出距离的延长 ，输出成本的上升，劳动者流动数量会随之下降。究其原因，一是距离越远，获得有关 工作机会的信息越有限；二是与交通问题有关的物质成本及精神代价，会随着距离的延 长而上升。恩施民工因省内及周边地区需求量很小，“无近”只好“求远”，大部分流 向沿海地区的深圳、东莞、顺德、汕头、温州、泉州等城市，距离较远，加之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流动的难度，限制了输出量。
5、劳务(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 “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的影 响”。[1](P146)劳务市场是劳动力流动的媒介和前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劳动力流动的效率。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比较迟缓、滞后，很不规范、 完善，具体表现在：市场数量少、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分割不统一、市场信息传递手 段落后、契约化程度低(普遍不签合同)、市场中介混乱等，由此带来劳动力的盲目、无 序流动，且劳务纠纷不断。恩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市场太小，只是一个区域 市场，供需(主体)失衡，没有与劳动力补缺地区的市场联为一体，以至于本地区劳动力 主要通过外地市场找“买家”，大大增加了流动成本和风险。
6.现行户籍制度 尽管严格的户籍管理已有所放松，但仍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主 要障碍，其他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劳动用工等制度障碍大都由此派生。它导致打工者在进城谋职时面临行业禁入、同工不同酬、交纳各种不合理费用、福利待遇差、不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不能享受“居民”、“市民”待遇，使民工付出额外的高昂成本，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四、问题与建议
2004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部分加工制 造业密集地区，由于①工资待遇长期徘徊、缺乏吸引力，劳动条件差；②用工不规范， 劳工权益受侵害、缺乏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 ，不缴社会保险)；③企业用工扩张迅速；④经济增长模式(依靠低工资、少投入实现低 成本运行)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加工贸易、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 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特别是18-25岁 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短缺的现象；深圳几乎每个台资企业都喊缺工，普遍 缺工30%至40%，一些企业因生产线开工不足而不敢接订单。这一现象使人大感意外，也 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这种内地大部分地区劳动力过剩与沿海局部地区劳动力短缺同时 并存的奇怪现象，也突出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分散割裂、信息严重阻梗的问题。
恩施州的劳务输出虽已形成较大规模，对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产 业结构、提高农民素质等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上述现象和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
1.劳动力盲目、无序流动，导致就业困难、成本高昂 恩施州农民外出打工带有明显 的地缘性、裙带性，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在对目的地是否需要民工毫不了解、出去后能否 找到事做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外出的，有的根据小道消息或已在外地打工者提供的不准确 信息，轻率动身上路，不做任何信息收集或调查，更谈不上签什么合同或协议，抱着“ 出去了再说”、“哪里黑哪里歇”的思想，结果很被动，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即使找 到了工作，也是条件苛刻、工资低；有的人在外游荡了十天半月，见无任何希望，只好 悻悻而归，来去交通费用白花。还有的既无工作着落，又不返回家乡，而是流落城市街 头，有的甚至铤而走险，从事盗窃、抢劫、卖淫、吸毒贩毒等刑事犯罪活动，给城市管 理和社会治安带来隐患。
2.民工正当权益受侵害的现象较为普遍 主要表现在：①一些地方对农民务工就业的 职业、工种等进行限制，针对民工设置的各种收费项目繁多，如暂住证费、务工证费、 子女入学借读费、卫生费、治安管理费等，都是搜刮民工的理由；②企业用工和劳动管 理不规范，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履约率更低，企业强迫民工接受无效条款和“霸王条款 ”；③劳动岗位不稳定，报酬无保证；企业实行歧视性规定，农民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 酬，工资克扣、拖欠现象严重；有10.85%的打工者经常变换工作，近8%的打工者认为打 工“容易受到歧视”；④安全和身体健康缺乏保障；⑤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失，大部分 没有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更谈不上医疗和生育保险；⑥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难。调查发现，70%的务工人员未与用工单位签合同，83.3%的务工人员没有参加任 何保险，这一方面反映了打工者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淡薄(5.4%的打工者认为签不签 无所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务市场的不规范(务工者有求于业主，担心提出签合同企 业不录用，7.4%的打工者不敢提出签合同)。在参加社会保险的打工者中，参加劳动就 业、人身伤害保险者分别占6.75%、9.97%；不知道怎样参加保险者占10%；还有4%的打 工者无法参加保险。
3.对劳务输出的管理与服务滞后 ①对外出务工的推介不力，只有1.3%的打工者是通 过本地劳动部门推介出去的；②对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生产、生活照顾、帮助少；③当外 出务工人员正当权益遭受不法侵害时，不能得到及时救助；④提供外地就业、用工信息 少；⑤政府职能缺位，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管理无所作为；⑥培训环节薄弱。上述现状与 打工者的期望和要求相去甚远：60.96%的受调查者认为政府组织推介是最好的外出务工 方式；24.36%的受调查者希望政府提供就业信息；20.27%的受调查者希望政府提供技术 培训；39.98%的受调查者希望政府能在他们权益受侵害时及时帮助。
4.务工人员素质低，而又缺乏技术培训，导致就业难、收入低 打工者素质低，不仅 表现在1/3以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2以上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还表现在他们守法意识 差，不懂得如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大部分人无一技之长。出门前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 么，所以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全凭一双手、一身力气闯天下，以至于先培训、后 就业者只占35%；培训成本高、培训后无法确保找到工作也降低了一部分人的培训意愿 。
5.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由于务工或经商与务农存在巨 大的收入差异，所以劳务输出不仅把剩余劳动力给输出去了，而且让农业生产所必不可 少的劳动力也流出去了。在农村，由于青壮年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农民家里只剩下“ 386199部队”(意指妇女、儿童和老人)，耕地无人耕种，尤其是春耕、秋收农忙季节， 劳动力季节性短缺更严重。一些家庭只好将田地抛荒。恩施市新塘乡截止2003年，已荒 芜耕地8108亩，占全乡耕地总面积的11.3%。建始县茅田乡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调整时， 已有2000余亩耕地被撂荒，调整至今，又有2000多亩耕地被抛荒。在宣恩县椿木营乡， 乡政府为减轻因劳动力外流而对当地支柱产业的影响，不得不打出“出门打工有风险， 不如在家种烤烟”的横幅标语，试图劝阻农民外出打工。
大量青年农民外出务工，还造成基层组织根基不牢，后备力量不足，组织发展因缺少 合适对象而面临困难。在2503名青壮年(16～40岁)打工者中，只有党员65人，占2.29% ；青年党员的减少，造成党员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减弱。外出 打工者因人在外地，即使有加入党组织的愿望，也申请“无门”，无法得到组织的教育 帮助。外出打工的党员一方面脱离了原来的党组织，另一方面，又无法加入务工地的党 组织，造成无法过组织生活的现象，组织观念日渐淡漠。凡此种种，都给农村基础组织 建设提出了挑战。
6.面临户籍、信息、成本等障碍 现行户籍制度对劳务输出的阻碍自不必说，信息发 布与接收能力的微弱和包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理成本、风险成本在内 的流动成本的居高不下，也使得劳动力在流动时阻力重重。
此外，劳务输出与城市部分工人下岗、失业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还增加了农村计 划生育管理的难度，影响了农民家庭婚姻关系的稳定，如通婚范围扩大、离婚、重婚、 不登记结婚等现象增多。
面对这一事关千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为了促进劳务输出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 须积极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1.加强对劳动力异地流动的组织、引导，使之更加合理、有序，降低流动成本 劳动 力只有合理、有序流动，才具有高效率。所谓合理、有序，主要是指劳动力的流向符合 就近原则，流量基本能满足输入地的需求，不超出输入地的吸纳能力；在时间上适当错 开，不过于集中，避免出现一拥而入的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组织引导， 加强输出地、输入地政府尤其是劳动管理部门的密切协作配合。政府及劳动部门要像抓 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就业、再就业那样抓农民外出务工就业，输出地劳动部门应做好本 地剩余劳动力的摸底工作，根据各输入地的用工需求预测制定输出计划，主动与输入地 沟通联络，互通信息，签订输出协议，据此招募农民，组织工源。要走出去，到劳动力 缺口量大的地区建立服务站、所，为两地政府、企业与务工者牵线搭桥，无论是企业， 还是供工者，都可到服务中心登记。还要请进来，让雇主、企业自己亲自来选人，以降 低成本和风险。鹤峰县对此进行了尝试。他们在省农业厅经管局的支持下，联合广东东 莞万江劳务市场，组织当地10多家服装、电子企业，参加了在鹤峰举办的农民工招聘会 ，1500多农民赴会，其中500人当场被录用。
2.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这是增强打工者技能，提高其素质，从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增 加打工收入的根本途径和举措。国家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将其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 。进城务工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应坚持“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 原则，采取“政府补贴、部门培训并推荐就业”的方式，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 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增强 培训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应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应拨出专款用于培训，对从事培训的机构和参加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资助和补贴。 对于培训机构、内容和时间，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决定，不得强制，以确保培训效果。巴 东县为了搞好农民工培训工作，转发了县农业局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 意见》，对农民工培训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实施方案(培训 对象、机构、形式、内容、考核)都做了明确规定，如确定2004年职业技能示范性培训 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导性培训的任务分别为2000人和2500人；财政对参加培训的农 民每期每人补助200元等。由于目标具体，措施得力，有力地促进了此项工作的开展。
3.改善就业环境，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就业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进城务工 农民的从业状况，所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应从就业环境抓起。对于旨在阻碍农民进 城就业的各种歧视规定和不合理收费，要坚决取消；应简化各种繁杂手续；逐步给农民 “市民待遇”，使其享受在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医疗、养老等方面与市民 同等的权利；对于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雇主、企业，应采取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 使之付出比所拖欠、克扣的工资额更大的代价；还可以通过加强舆论监督，让侵害农民 工利益者在媒体曝光；强制使用农民工的雇主、企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违者给予处罚 ；在劳动或农业部门设立保护打工者利益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相关事宜，为农民工撑 腰谋利。
维护农民工权益，离不开发挥法律和制度的职能作用。因此，很重要的一项举措是， 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并加大执法力度，来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首先 是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特别是农民作为劳动者 所享有的基本劳动权得到落实。我国《劳动法》、《合同法》等对劳动者权益均有明确 规定，但现实中并未得到遵照执行；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对低于最低工 资、随意延长工作时间、不按规定给职工投保、危害职工安全健康以及侮辱职工人格等 违法行为加以纠正，该处罚的要处罚，触犯刑律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能从轻发落，以 儆效尤。其次是要加快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应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劳动法律加以修改补 充，以保护更广泛的劳动者。再就是要对进城务工者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研究，制定有关 务工者群体就业及权益保护的专门性法规，以填补针对进城务工人员法律保护所存在的 许多空白。此外，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也应加快推进，以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 件。
4.建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制和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 农民外出打工较多的乡、村，应 把留在家里的分散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由党员干部、团员青年和妇女代表等组成的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组，按照“村委牵头，财政补助，劳者有偿”的原则，在重要的农事季节 和农事活动中，对缺乏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农民家庭给予帮助，使生产能够正常进行，老 人小孩得到照顾，务工者真正放心、安心。对于无力耕种且不愿耕种的承包地，应进行 流转，向种田能手和大户集中；不愿流转者，应由村委会出面找人委托代耕或转租经营 ，确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确保耕地不撂荒，农业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5.建立适应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覆盖全州的信息网络，以劳动部 门为依托，以县市为单元(基础)、延伸至乡；充分发挥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的 作用，及时向农民传递各地用工信息。二是加强劳务市场建设，发展壮大劳务中介组织 并规范其行为，充分发挥它们在劳务输出中的作用。三是实行“一站式”服务，农民外 出务工所需的各种证件手续在一个窗口集中办理。四是搞好跟踪服务，密切与务工者的 通信联络，使打工者在务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