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问题的意义——王晓明的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意义论文,王晓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中国文学批评的恢复与重建，革命与创新，既是一个演示生机和深入拓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历史的后遗症日渐浮现的过程。它让人想起五四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那样亢奋又那样颓唐，那样提出了成堆的问题又留下了更多的问题。它最大的特点是拨乱反正、众声喧哗、文化借贷，而不是沉思默想、求索和创造。这是一个话语生产过剩的时代，又是一个匮乏、“失语”的时代：它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到如今批评危机感的普遍认同，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也未尝不是前进中的困顿，但难道不也更醒目地昭示出批评“内里”的问题？
作为一个受惠也受限于这个时代的批评家，王晓明自然也未能逃脱这种历史的“造化”。尽管他是同时代批评家中少有几个建立了自己的批评点，并呈现出个人话语风格的批评家之一，但他也同样被“陷于穷途的强烈感觉”所围困，悲壮地重复鲁迅“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真理[1]。这不免使人感慨，然而更让人深思：我们的批评为什么越来越困顿？我们陷入了怎样的“穷途”？是否有走出困境的道路？
唯其王晓明是一个具有自觉自省精神，且有突出成绩的批评家，他的求索与困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对他的谈论便显得必要和有意义。
提问题的批评家
说王晓明是我们同代人中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当然首先在于他的批评写作表现出一些绝非无关重要的现象：诸如他几乎不写趋时应景的评论；不喜欢介入文人小圈子的活动，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坚持批评的独立性；文章有学院派的庄重、严谨而绝非兴之所至的印象与发挥，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更关心文学现象中始终纠缠着20世纪中国作家的问题，而不像一些批评家那样在尚未区分真正的创新还是毫无意义的变动的情况下，就匆匆为每一部新作送上廉价的颂词。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一个严肃批评家的眼光与品格。因为在一个过渡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问题才是历史与现实的网结，只有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掘入问题的核心，才算承担起了澄清混乱和纠正鉴赏趣味的批评使命。而王晓明的批评，正是从现实与历史的提问开始的。他写得最早的批评著作《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该是他的硕士论文吧），所提出的，其实就是80年代初文学批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粗疏武断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日渐被人们鄙弃时，怎样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语境？是以纯审美的眼光探究人性“永恒的奥秘”，或是用热门的“新方法”去分割文学现象，还是“首先对准他们承受的历史和现实重负，对准社会要求和他们艺术才能之间的持续碰撞”[2]？
王晓明选择与实践的是后者，他对沙汀、艾芜小说的研究，探讨的就是时代、社会与作家个性的复杂关系。他抽丝剥茧般地梳理了沙汀和艾芜极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对他们与时代那种迎迎拒拒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其中的许多见解，显然不是书斋里的“研究”所能得出的，而是自我生存体验与对象神交的结果。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抑作者的“学术性”的意思。相反，我始终认为学问家未必能胜任真正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因为后者不能没有个人经验，感觉和想象的“激活”。而王晓明，正是由于他对自我生存体验与阅读感受的忠实，使他突破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僵化体制，锲入到了有时候连作家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自我世界，建立起了心理——文化批评的话语据点，从而“逼”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被历史与现实所遮蔽的重要问题：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
所谓“创作心理障碍”，就是妨碍作家创作诉求的心理阻力。不过，王晓明更关心的，似乎不是具体作品创作中人物、意象与自我、集体原型及语言等互相渗透、交织纠缠的状态，而是“传统意识和严酷现实的双重压力”对主体造成的心理变形和个性扭曲。他通过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分析了个人艺术激情与社会的启蒙责任感的矛盾，如何生成一种自我压抑甚至“自我阉割”的力量；通过茅盾小说创作对于时代观念的“追赶”，发现了“传统的济世意识在现代中国的变质”。他觉得张天翼小说“过于明晰的世界”是受了简单理念的影响；而高晓声和“寻根派”作家，则是被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将生活感受转换为艺术和美的能力。更不用说那个始终纠缠张贤亮写作的那个“鬼魂的影子”了，它不仅驱使作家有意无意地歪曲真实的生存感受，而且把“情绪记忆”强行纳入了一种以“赞美”女性来自我排解的叙事模式。王晓明认为，这种扭曲、变形的力量，不仅生产了主流作家的创作悲剧，也征服了各种精神上、艺术上的“边城”：沈从文独特文体的消失，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由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心理障碍”的分析，王晓明敞开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悲剧和心灵悲剧。
的确，《潜流与漩涡》是“十二幅艺术创造力的萎缩图”。它触及到了本世纪中国作家心灵世界里真正的梦魇：“或者是出于各种理智的考虑而压抑自己的艺术激情，内心发生深刻的分裂；或者是遭受不同的环境压力而泯灭内心的激情，心灵变得空空荡荡；当然，更多的情形是两者兼备，在主观错觉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一步步丧失艺术创造的活力。”[3]读到这个结论时我曾心里“格登”一下，下意识般地联想到黄仁宇分析明末社会悲剧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那是一本剖析体制之痛的好书，而王晓明，则让我们强烈感受到现代中国的精神放逐和无根之伤。
在我看来，王晓明的许多判断与议论（甚至包括“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大悲剧”这样他最重要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揭示了现代中国作家在时代“漩涡”中沉浮、挣扎的“心灵历程”。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自然是对鲁迅的研究与批评：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通过鲁迅芜杂、虚无的一面，揭示了贯穿鲁迅一生的自我矛盾，从而还“圣人”的鲁迅为一个“真人”的鲁迅。更在于王晓明经由鲁迅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的个人读解，严峻展示了20世纪中国作家人生和艺术中难以承受与“无法直面”的方面，把他们的时代之痛、时间之伤和精神痼疾醒目地摆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课题：
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4]
自然，倘是全面评价鲁迅，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表面深刻其实大而空泛的结论。这个结论用词过大，对历史中个体的要求过于道德化。王晓明总希望鲁迅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俄国式”的[5]；总希望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而不是把他当作转型社会一个以语言来反抗权势、表达个人意识与苦闷的实践者。然而，若是从问题研究的角度，王晓明梳理出的“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注重现实功利”和“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的现象，又未尝不是本世纪中国作家的普遍痼疾：难道不正是这些因素作祟，导致了“济世”思想的变质，招来了“鬼魂”的影子？
王晓明最大的贡献，是穿越作家个人或集体经验的表象，敞开了本世纪历史现实的苦难和文化失真的悲剧，在作家心理上留下的“书写”痕迹，并探讨了这重重叠叠的“写书”，如何使许多作家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固定反应机制，让我们不由得要思考，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危机的主动承担，他们的感时忧国精神，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怎样经由主角、“同路人”和“改造对象”的角色变化，转换为一种下意识里的恐惧（我很愿意使用“恐惧”这个词，回应王晓明所描述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心理状态）？在我看来，王晓明后来与友人提出的两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也是面对那种心理——文化痼疾的提问：前者，针对新文学历史描述中的“复写”现象，反思专业领域中的习惯思路；后者，有感于“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而今尤甚这一局面，发出的情感抗议和匆忙作出的“临时”文化归类。
应该说，这些曾经引发过我们许多话题的问题，无论作家的“心理障碍”也好，文学史的“复写”现象也好，“人文精神的失落”也好，都还表现为一种文化姿态，一种精神和情感的诉求；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答案。然而，假如批评对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负有责任，假如文学批评家的存在意义是“澄清艺术作品和纠正鉴赏情趣”，我们将会由衷对这种执著提问的批评家表示钦敬。艾略特说：“我最感激的批评家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让我去看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东西，或者只是被偏见蒙蔽着的眼睛去看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种东西，然后让我独自去进一步处理它。”[6]
历史与自我的反思网络
当然，王晓明文学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重要问题，用这些问题聚合了梦魇一样纠缠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和内心焦虑，还在于他始终执著地以个体生命的复杂，参与文学文本的读解，既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时代精神错觉和艺术偏见的解蔽活动，也把它作为自我反思和精神自救的生命实践活动。
王晓明的批评，从基本面貌上看，仍属于社会历史的文化批评范畴，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真能说明王晓明批评特点的东西，不是他批评的最终归类，而是他的批评方法和思维特点：不像那些体制化了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有一个先在的价值尺度和话语制高点，定下一个社会历史的阐述框架，然后依次进行作家作品思想艺术划分；而是将这种前设的做法后置，“先分析作品，再一步步推论出作家的心态，乃至普遍的文化心理”[7]，让其在终点上与历史现实的文化语境相遇。这种后置社会历史判断的分析方法最不可小觑：正是在这里，王晓明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威权，让批评主体的经验、意识和美学情趣得以释放，从而与作家的文本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以对话中生成的思想意识，提问和质疑“历史”与权威的结论。
这是面对个性与历史现实的复杂矛盾，以生命体验的影像编织的历史与自我的反思网络。王晓明所论列的作家：鲁迅、茅盾、沈从文、张天翼、高晓声、张贤亮、张辛欣、刘索拉、残雪、韩少功、郑义、阿城等，都是个人与现实社会关系的描写最直接、冲突也最紧张的作家。而他对这些作家的分析，也是牢牢抓住这种关系与紧张感不放。王晓明的论题，一般都比较庄重宏大，具有打捞“大鱼”的野心。他使用的批评词汇并不复杂且较口语化，关键词离不开历史／现实、精神／功利、个人／集体、情感／理性等，而与这些关键词相配搭的，是诸如这样的状词：“危机”、“障碍”、“退化”、“失落”等。它们被插入王晓明沉思性独白的抒情性批评话语中，形成了从问题到问题的，沉重、从容而又激越的讲述风格。典型如《批评的幻想》的开头，通过陈述（“人们不断地告诉我……”），佯装肯定（“我当然很愿意相信……也知道……”），经验式否定与文化联想推动反思（“可有的时候，我却禁不住又要怀疑……”、“分明还有……”、“相反，……”），抵达问题的深部。
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王晓明对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对个人经验的看重和执拗寻思、辨识的气质。王晓明的论文和著作从不采用“拟客观”的陈述方式，而总是以自我与对象直接对话的方式出现。倘若不是一个急于澄清自我的感觉意识，而又时时为时代的大问题所纠缠的批评家，怕是不会这样每每把个人创作的心理问题，放到历史、文化问题中辨识，同时在批评话语中保持固定的自我参与姿态吧？
王晓明在谈及批评的文字中，屡屡说到自己和同代人的成长环境：对官版意识话语威权的厌恶，如何“唤醒”了他们“自我估价”和“自我探究”的冲动。这实际上向我们提示了后威权时代的批评背景：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如何在“泯灭自我的深渊”里生成，又如何受着这种“深渊”的牵制。事实上王晓明的批评典型体现了80年代涌现的那代批评家共有的“生命体验的提取与张扬”的本质特征：对个性价值的关注，对自我确证的热望。[8]那痛苦人生经历换来的真实生存经验，和诞生于这种经验的批判、求索激情，以及难以被正统理念收容整编的感觉、意识，是他们阅读、思考的基础，也是他们向一切教条和“正史”提问的依据。然而，现在看来，那种“深渊”里的感受与经验是弥足珍贵的，但也未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想想五四时代多少因为压抑而向往文学的青年，后来却分别奔赴了游行的十字街头或躲进了象牙之塔；想想文革后那么多文学的弄潮儿，事过境迁之后竟成了“阔爷”的侍臣、股市的常客，或为生存而“写字”的人，当然还有朱学勤所说被学院体制的“四则运算”所除尽的人；你不禁要怀疑情感经验的可靠性：痛苦的经验和情感并非只通向文化共识与凝聚力，假如没有痛定思痛的深度阅读、辨识与追问，它们照样可以成为功利主义的润滑剂。或者，不加思索地接受现状；或者，沉醉于“革命”和“创新”的疯狂，闪避自我与现实问题的质询。
王晓明超出许多同代批评家之处，正在于努力通过自我经验对作家文本的“激活”，执著进行历史与自我的双重追问。不是“以选择性遗忘”或移情别恋的创新游戏，去摆脱梦魇的纠缠；而是通过梦魇的深度读解，向历史与自我提问，从而启发普遍的省思和自救意识。记得80年代末《上海文论》上有一篇扫描上海青年评论家的文章，写别人意气风发地发议论时，王晓明却在一言不发地思考怎样画上“点睛”的一笔。这个感觉挺准确，写出了王晓明不图新颖和热闹，抓住问题非探个究竟不肯罢休的沉思气质。不过，指出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历史与自我的双重省思，决定了王晓明文学批评的方向——他以自己的深刻经验和思想困惑去读解作家作品中的问题，既是为了澄清自己纷纭复杂的感觉，借机进行“自我反省”，更是要把“隐踞在文学之河的深处”的历史顽症“拉出水面”[9]。因此，无论是解读自我经验还是解读作家作品的得失，他都要在历史语境中寻找一个说法。
这种历史文化的执著解读，显示了王晓明直面人生的勇气，也给他的批评带来了可贵的真诚与深度。在不少理想的时刻，自我、对象、历史三者既互相激活又互相冲突，构成了弓弦紧张的对话关系。这迎迎拒拒，交涉纠缠的“对话”，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结”，既引发人们探索与思考的欲望，也导向自我危机感的认同。不过，这“理想的时刻”，往往是王晓明紧紧抓住对象的具体个性来展示作家心灵历程的时刻。这时候，历史与现实才真是一种揿入血肉的变形的力量；批评主体的生存体验才转变成应和、对答、理解的因素，而不导向为解释历史的情感冲动。
思想“提升”与“大叙述”
然而王晓明似乎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用历史理性解说文学现象的冲动。即使在反省自我的“幻觉”时，也仍然认为：“人总是比照历史来理解现实的，倘说我确实错看了现实，那是不是因为我先已经错看了历史？我自己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会以怎样的心情去感受今天，正取决于我拥有怎样的昨天，不但是我个人的昨天，更是我所属的一代人的昨天，我的所有同代人的昨天，甚至整个社会的昨天。”[10]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念，不仅决定了王晓明现实与自我问题的提问方向，也影响到他知识背景的关注（王晓明曾说：“尽管在理智上非常向往那种纯粹的审美批评，平日里想得较多的，却是那些非文学的问题”；他还说：“我自己的书架，放在显眼处的，大多都是非文学的书籍，十年来读得最多的，也似乎都是文学以外的书。”[11]）他对历史文化的普遍问题是那样充满兴趣，不仅情不自禁地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心理问题，转换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问题，还要顺藤摸瓜找出古今中国文人的共同心态。你看看《潜流与漩涡》的章目，大部分都呈现为一个锐利而简明的结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双驾马车的倾覆”、“‘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过于明晰的世界”、“疲惫的心灵”等），明确的限制性修辞体现出批评家对读者的理性承诺。即使象《无法直面的人生》这样传记式作品，在它的结局，也忍不住要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史进行评说。你再看看他的批评文体，无论具体话题与对象有多大的不同，大多在时间维度上展开辨析、追问（抒情性沉思常常伴有“我深深的震惊了”之类的惊呼），最后给出一个历史文化的结论。
然而王晓明批评的精采处，是他对问题的陈述，而非他给出的历史文化结论。他给出的最终结论，诸如鲁迅“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的后代”[12]，诸如“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大悲剧”[13]，以及他重读先秦典籍的“心得”，大多流于笼统浮泛，远不及他经由鲁迅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形成与变化，张贤亮、高晓声小说中“叙事人”的分裂所剥离出的问题，那样能让别人认同，那样令人深思。看得出来，王晓明锐敏的感觉、冷峻而执拗的思考品格，他真切个人体验的主动回应，以及扎扎实实从文本细读入手的分析路线，把我们带入到了许多连作家自己也未察觉，或者戴着面具的心理世界，让我们面对一个个在时代现实漩涡中被扭曲、被撕裂、被吞没的灵魂而不能自己。在这一点上，王晓明可说是我们同代人中少有的真诚而有力的批评家。然而，王晓明似乎不大重视现实与文学修辞之间既互相吸收又互相矛盾的关系；稍一疏忽就把语言当成了现实，把文学话语当成了作家的自我经验，把艺术创造当成了思想文化史的注释；而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现象，又有一种“大叙述”的欲望。因此，王晓明能把握对象的特点与个性，再现那种阴郁的气氛和变形的痛苦，却似乎无力进行准确的归类和命名，作出令人信服的评判，——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就情不自禁拿出精神、道德和人格的标尺，亮出那些最让人仰视或许也是最大而无当的词，诸如“终极关怀”、“功利主义”、“精神立场”之类。这就出现了文学批评急切向思想文化批判“提升”的现象，构成了自身的悖论：他本来是要通过个性被压抑状态的描述，破解历史和道德的权力结构，然而最终通向的却是历史道德讲述的路线；他原想通过审美、个人经验、情感记忆对个体活力的释放，颠覆精神公社或物质经济的乌托邦幻想，抗拒文化失真现象与工具理性的宰制，重建人们完整的感性和自我反思能力，结果却给人以全体都要参加“人文精神”的嘉年华会的印象。当然，这种“提升”并未在王晓明的批评中发展成一种正面的张扬，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自我反省的精神鞭策他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作更广泛的开掘，更凌厉的批判。然而，勇气和精神姿态能否完全承担起这种批判？如果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一方面深知审美创造的超越性，一方面又确信历史文化秩序的规定性和主体对语言的操控权，是否会妨碍自己全面的理解和同情，甚至把已经获得的前提与效果加以破坏？王晓明对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的分析，是何等的精采，但他似乎未能理解沈从文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的求索路线，未能理解其思想与艺术发展中冲破文体体制化的努力所展现出来的活力，未能理解其“秋天的感觉”在诸如《一个传奇故事的本事》等作品中所抵达的境界。王晓明何以要从“文体”的考察转向“理想”的评判，简单认同“土绅士”的结论？这是不是历史道德主义与具体个性分析的矛盾，讲述现代思想史与讲述现代中国文学的矛盾？我很怀疑用历史理性去整合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不会有大的遗漏，更何况整合的是文学。
这决不是说文学批评不可以讲述思想史的东西，我同样怀疑宣称对文学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的批评家，能否告诉我们多少东西？而是想带出这样的问题：坚持文学的批评立场能否胜任思想史的讲述（当然也可以把问题倒过来：从事思想史的批评能否承担文学批评的使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的“越界”行为，是否来自西方“启蒙”思潮的历史理性，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急切求解放心理的共同作用？它在表现形态上除了把非常复杂的现代中国问题迅速地转化为传统文化的问题，用西方思想和方法批判传统文化的权力架构；就是追求一种全面解决中国问题的宏大叙述；关于这一点，王晓明也作过细致的个案考察，他的出色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所指出的那种“社会的文学机制”，事实上正是这里说的追求全面解决中国问题宏大叙述的醒目表征：“譬如那种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那种文学应有主流、有中心的观念，那种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那种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14]然而这篇论文也同样证明：在对“终极关怀”未有明确的解答之前，对于文学批评家和学者来说，“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也未尝不是一个立足点。这里姑且不谈离开文学问题追求社会化宏大叙述的困难，只道出一个令人瞠目的现象：五四时期写《女神》的郭沫若，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向军事战线看齐》。
比之郭沫若、何其芳等人的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讲述，今天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然是大大进步了，至少，它回到了精神文化的领域。但在阅读王晓明批评著作的过程中，我仍然情不自禁地要想，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求“现代性”的进程中，思想行为的“大叙述”，似乎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自从鲁迅以他光辉的人格和文学天才为我们树起一个典范以来，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正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但我们这些鲁迅的子孙，是不是真正理解了鲁迅？我们该如何继承鲁迅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王晓明对鲁迅的研究提示我们注意鲁迅的自我矛盾与紧张感，认为那些为启蒙而呐喊，明确抱有批判病态国民性的作品，或许不是鲁迅传统的代表，倒是那些直逼个人内心世界的作品，诸如《孤独者》、《在酒楼上》，以及散文诗集《野草》，更能体现掘入精神现实的文化想象和个人气质。我对这一点深有同感。我也同意李欧梵先生的一个观点：鲁迅的文学之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响”，虽然鲁迅的独立品格和道德感情得到了传承（如胡风和萧军），但以鲁迅名义的政治利用也绵延不绝[15]。
我们对鲁迅世界单方面的强调与继承，当然是由于鲁迅的写作本身提供了这些东西，但鲁迅之后的文学写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否把这方面的意义强调过分而造成了自身的反讽？我们是怎样把诸多非文学的问题写进或读进文学作品中去的？这样读写的结果是“提升”了精神视野，还是禁锢了人性的展望和语言的活力？我完全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现实执著关怀，来自我们寻求“现代性”过程中阐述中国问题的内心焦虑；同时也认为，这或许便是迷恋历史理性的“大叙述”的道德情感原因。然而，暂且不谈支撑这种“大叙述”的哲学背景和经验依据如何，我也想说：大关怀和好品格并不能替代角色和技术上的到位。鲁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非常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鲁迅时时在怀疑和反省，限制自己的野心。
“本味”缺席的追寻
事实上，自我怀疑、自我反省和自我限制，也是王晓明近年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明显的迹象是不再那么喜欢自解自辩，而是更强调精神关怀的“个人性”出发点和“实践的自觉性”，把“重写文学史”的提倡，具体化作了《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那样的扎实梳理和探讨。“人文精神”这场停留在话题起点的社会化讨论，也使他更深思考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尽责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可以说是这种责任的代码。但是，在动手尽责之前，你先得要问自己：你拥有尽责所必需的思想能力吗？倘若回答是迟疑的，那你就应该反省自己：我是不是缺乏这种能力？倘若是，那是如何造成的？又该怎样重建思想的能力？”[16]
我深深地赞同这种“怎样重建思想的能力”的自我提问，正如我深深认同王晓明《在刺丛里的求索》一书的长篇自序中，经由自我质询所认同的危机一样。在这篇精彩的学术思想自叙中，王晓明不仅道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扑进“思想解放”热潮后，精神理想再度幻灭的现象，从历史和自身意识结构两个方面追溯了产生幻觉的渊源，而且认同了鲁迅反抗绝望、“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实践精神，把“对诗和艺术的感动”、“对美的体验”作为恢复正常感觉和思维的“安心倚靠”，治疗精神上的“失语症”，“重建说话的依据”。
王晓明所提出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自我追问十分耐人寻味，他把“重建思想的能力”落实到以艺术和美来恢复正常的感觉和思维，也很令人鼓舞。因为它触及到文学和批评工作者思想与写作的性质：我们在何处为社会尽责，依靠什么来支援我们的工作？在“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现在是什么年代的陌生感”面前，面对“无物之阵”，什么是我们必须加固的营盘？什么是我们可能出击的路线？每每讨论到这些紧要问题时，我总觉得王晓明对问题的阐述既过大，又过小。说它太大，是因为他总爱把我们说话依据的匮乏解说为“终极价值”、“信仰”之类精神上的匮乏，把文学批评和人文学术的现代意义，全部归结为“就是要使人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17]。说它太小，是由于对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术工作者来说，“终极价值”和“信仰”之类的关怀，是他们的传统，是他的题中之义（正如反抗硬性的权势是其题中之义一样），它早已被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包容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具体生命形态中去了。就单说语言这一点吧，当它形成一种话语结构的时候，便是感受力、情感、意识、精神品格的体现。那么，作为一个批评家或人文学术工作者，只注目于精神一项，是否有把它悬空的危险？罗兰·巴尔特曾指出上个世纪同时提出了“改变语言”（马拉美）和“改变世界”（马克思）的主张。这两种主张本世纪初同时在中国得到了回应，但后来却演变为触及灵魂和肉体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当然是把话题扯远了。
然而怎样避免包括自我反思过程中放大话题却减削意义的现象，防止精神匮乏状态中的精神专制主义和语言暴力，真正体现精神关怀的“个人性”出发点和提高“实践的自觉性”？似乎还有“个人”和20世纪中国境遇的认识问题需要探讨。在这方面我深深认同王晓明通过个人性自我反思所获得的领悟：无根的危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学批评工作者学术反思量重要的成果之一，我有时候甚至疑心它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碑文，因为它引我反反复复地体味鲁迅《墓碣文》中那让人悲哀欲绝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认为这里体现了鲁迅对于自我和20世纪中国境遇的深刻读解，启示了我们时代的“本味”虚缺状态，指出了我们“本味”追寻的必然宿命。这不是西人一句“上帝死了”可以打发的，而是深深联系着王晓明所言的“无根”之伤，那种“拂去那些幻觉之后，脑子里竟是空空荡荡，一片茫然”[18]的感觉。自从上世纪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以来，我们被迫加入了世界的“现代化”行程。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文化殖民活动所带来的现代化迷思，不仅造成了“赛先生”的得势，工具理性的横行，也放逐了我们文化的原质根性，知识分子游离在一个崩离破裂的文化空间里求索、叩问：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没有了，但新的文化在哪里？是科学和民主吗？还是传统的文化构架？实际上是两者都已难以认同。我们只是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在文化虚位与文化错位的时间、空间、风景、梦幻中，在文化失真与文化融合的持续矛盾和分裂中，“创痛剧烈”地奔跑、呼喊、应答。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陷于乌托邦式的精神狂想。在我看来，从近代的“体”、“用”之争，到当代“革命、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理论，都可以归入这种现代性寻求的神伤愁困。
在“无根”之伤、“本味”的虚缺的状态中追求，便难保求解放的内容不会变质，难保求解放的叙述不会跌入陷阱。然而不能等待“痛定之后”，“无根”之木不接“地气”只会自我枯干，我们命中注定还要在文化失真、“本味”虚缺、自我分裂的境遇中追寻。那种觉得“本味”难觅，就干脆游戏一场，把水越搅越浑的作法固然值得警惕；但那种在文化上寻求彻底治疗，根本解决的心态，是否也值得反思？是否就是“大叙述”的心理情感根源？假如通过自我与境遇的反思，我们意识到了现代的多元性与主体的分裂感：即在谈论中国现代问题时，认识到历史现实关系的复杂多元，不仅“中心”变得多个，往往只有范畴的意义，而且问题也是无数点与线的交织；即在面对个体主体时，经由“无根”状态的认同，承认我们思考与表达的东西，都是对话性的，期待补充偏正的，或者说，干脆承认我们的讲述，包括精神立场、讲述方法和结论，都可能是临时性的，渴望被超越的。有了这双重的认识，在学术反思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把“大关怀”转化成文学批评和人文学术工作者工作性质和必备条件的关注？譬如，无论周遭的环境有多么恶劣，硬性的也罢，软性的也罢，我们都能意识到，我们是在语言的领域里工作，只能通过化解语言中权力结构的方式，维护全面的人性，维护人类完整的感性，争取精神的完善和自我超越[19]。而为了胜任这一工作，生活体验和敏感固不可少，但知识、方法，以及对规则与技术的了解也不可小觑；尤其在这个文化失真的时代，在“无根”的漂浮状态中，坚持在学术规则和技术范围内工作，很可能比寻求精神外援更能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这样从工作性质与个人条件的关注下手，以学术范畴的具体关怀来体现人类的大关怀。是不是王晓明所说的“个人性”出发点和我们“重建说话的依据”的前提？王晓明提出和讲述了许多激活我们思考的问题，又不断带出了他自己和我们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讲述问题的意义：让我们必须面对，让我们无法停止思考。
注释：
[1]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
[2]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引子”，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
[3]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2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
[4]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236—2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
[5]鲁迅在《华盖集》“通讯”中提出过“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论断，王晓明非常认同这一观点，曾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反复引用。
[6]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30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
[7]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答黄子平问”，295页。
[8]参见拙作《文学自由谈》“生命体验的提取与‘张扬’”，1988年第3期。
[9]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在文学之河的深处”，243页。
[10]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4页。
[11]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答黄子平问”，294页；《刺丛里的求索》“序”，18页。
[12]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237页。
[13]王晓明：《潜流与漩涡》，291页。
[14]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293页。
[15]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的遗产”，215—217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3月。
[16]《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王晓明编），273页，文汇出版社（上海）1996年2月。
[17]王晓明还说：“实际上，一个认真的文学批评家在写作中最后表达出来的，首先就是他自己对人的精神丰富性的体会，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他对这一点看得越清楚，也就越会自觉地将文学批评当作实践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他既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直接的功利目的，也不仅仅是想获知科学孜孜以求的那种‘真’，他更多地是带着自己的人生困惑，深深地沉入文学的世界，他渴望拥抱那些最富于灵气和悟性的天才，他想借此把握人类在艺术感悟这条最能直接逼近终极价值的精神道路上的丰富表现，正是通过这样的拥抱和把握，他有可能强化内心的价值需求，清理和融会自己在终极关怀上的驳杂心得，他甚至有可能形成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新的理解，一种有可能使他在无论什么样的冲击下都站稳身子，神情不乱的信念。”我认为这是最能体现王晓明近年批评立场的一段话。见《刺丛里的求索》“在批判姿态的背后”，35页。
[18]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9页。
[19]在这一点上，我比较倾向于艾略特和罗兰·巴尔特的见解。艾略特认为：“诗人做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诗人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知觉到他们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因而使得他们知道了某些关于他们自己的知识。”（《艾略特诗学文集》，页243）。罗兰·巴尔特从符号学的立场表达了相近的见解，他说：“有些人期待我们知识分子会寻找机会致力于反抗权势，但是我们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这将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战斗，而且它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斗争。因为如果说权势在社会空间内是多重性的，那么在历史时间中它反过来就是永存的。……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langue)。”（《符号学原理》“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说”，4页，三联书店，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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