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教育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 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只是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才会缩小。49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设。这种倒U 型变动是教育扩展之扩张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扩张效应源自教育供给小于教育需求所导致的不同水平教育者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而抑制效应则源自教育供给大增之后的竞争效应和渗漏效应。
一、引言
教育对于个人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比如明瑟（Mincer,1974 ）的研究发现，美国1959年收入不平等的33%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来加以解释，萨卡洛布洛斯（Psacharopoulos,1985）对60多个国家教育收益率的估算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低层级教育，其收益率一般都在15%以上，远高于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但这是一种静态和微观的分析，若从动态和宏观的角度来看，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会有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着收入分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设计， 因此从60年代起， 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就不断地涌现。 但至今仍未有定论（Park,1996）总的来看，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展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是个基本的因素，比如舒尔茨（1990）、阿鲁瓦里亚（Ahluwalia,1976）等即如是观；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展不仅无助于而且还会恶化收入分配平等，代表人物有瑟罗（Thurow,1972）、托达罗（Todaro,1989）等；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含混不清的，比如拉姆（Ram,1989）等。
与上述观点不同，本文认为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远非是直线的，它在起始阶段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只是到后来，它才会缩小收入不平等，即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会呈现出一种倒U型关系。 为论证这一假设，叙述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建立描述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关系的模型，接下来用49个国家的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了验证，紧接着对造成倒U型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最后是简要的政策结论。
二、倒U型假设
首先给出下面几个假定：
1、假定全社会的人口分为两组，一组人口从未受过教育， 可称为组A；另一组人口则都受过教育，可称为组B。
2、假定组B的人均收入高于组A。受收入预期的驱动，组A的人口会不断向组B转移，即组A的人口也会加入受教育者行列，这个转移过程也就是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和教育层次不断提高的过程。其结果是，组A 的人口比例会越来越小，组B的人口比例则会越来越大。
3、假定组B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会小于组A。 这是因为与后生力量（包括体力、智力、心力等）相比，人与人之间原生力量的分布偏差要小得多。在个人收入只取决于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后生力量存量大的组B内的收入差距自然不会小于组A。
4、假定一国在教育扩展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G）取决于三个因素：（1）组A与组B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即G[,A]和G[,B]，G[,A]和G[,B]越大，G也就越大，即：dG／dG[,A]＞0；dG／dG[,B]＞0。（2）组A 与组B之间的收入不平等（G[,I]），G[,I]越大，G也就大，即dG／dG[,I]＞0。（3）组A 与组B的人口比重，即P[,A]和P[,B]，P[,A]+P[,B]＝1。P[,B]对G的影响是先上升后下降，即G与P[,B]的函数关系并不具有单调性。在教育扩展之初，它们是一种增函数关系，即dG／dP[,B]＞0； 但在教育扩展到较高阶段后，则它们就成了一种减函数关系，即dG／dP[,B]＜0。
5、假定教育扩展包括教育层级和教育规模两个方面， 是一定教育层级上的规模扩展，因此，它具有历史性。在实行义务教育之前，所有层级教育的规模扩展都属于本文讨论之列，在实行义务教育以后，则本文所讲的教育扩展就只指义务后教育了，因为义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福利，人人均享受之，撇开教育质量的差异不讲，义务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是不明显的。这时，全社会的人口也可分为两组，一组是只接受过义务教育而没有接受义务后教育者，另一组是接受了义务后教育者。不过，究竟以哪一级教育作为分组界线对于本文的讨论是无甚影响的，只要不是所有层级的教育都成为义务教育就行。事实上，即使都实行义务教育，不同家庭背景的机会成本也会是不一样的，因而也可作类似的假设和分析。
在上述假定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模型来描述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的关系。
G[,B]－G[,A] 1
P[*][,B]＝───────+── （1）
2G[,I]
2
式中，G[,A]、G[,B]、G[,I]的含义与前同，P[*][,B] 代表当全部人口的收入不平等发生转折时组B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
公式（1）揭示着，当G[,B]≥G[,A]时，P[*][,B]≥1／2， 即在教育扩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先会扩大，直到有一半或以上的人都接受过教育时达到最大，尔后，伴随着教育扩展的则是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如果G[,B]＝G[,A]，则全部人口中有一半的人都已成为受过教育的人时，收入不平等即达到最高点；如果G[,B]＞G[,A]，则当全部人口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已成为受过教育人的时，收入不平等达到最高点。G[,B]＞G[,A]也意味着，当组间的收入不平等G[,I]越小时，P[*][,B]就越大，即在教育扩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达到最高点的时间就越迟。
三、实证分析
由于一国时序资料的缺乏，本文对倒U 型假设的验证采用跨国横向分析法。实际上，跨国横向分析法也是为揭示某两组变量之间的长期相关性但时序资料又十分短缺情况下所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具体做法是先抽出不同国家或地区某一时点上的教育扩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状况，然后分别加以分组和排序，观察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以及相关程度大小。
1、指标与数据说明
表征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有很多，这里选择成年人识字率、男性中等教育入学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扩展的指标，选择基尼系数、收入最低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最低4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收入最高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指标。这些指标绝大多数都是国际上通用的，但男性中等教育入学率这个指标则须多交待几句。之所以选择这个指标，主要基于两点考虑：（1 ）在绝大多数国家初等教育都已基本普及，因此它在国与国之间不具有递进性。而且正如前面所述，初等教育已基本上是一种义务教育，它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已不显著。高等教育入学率在发达国家比较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太低，从低到高排列的递进性也不理想。而中学入学率则避免了小学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这两个指标的弊端，国与国有之间分布的递进性比较好。（2 ）用男性中学入学率而不用男女平均的中学入学率，则纯粹是由资料的可得性所限，而无其他目的。
数据来源有三：（1）成年人识字率来自世界银行《1980 年世界发展报告》；（2）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萨卡洛布洛斯（1991 ）主编的《有关贫困、公平与增长的论文》一书；（3 ）其他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识字率的数据是1975年的，中学入学率的数据是198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跨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而收入不平等指标则绝大部分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数据。教育指标和收入不平等指标的时间不一致性既有资料可得性的考虑，也有教育之经济价值（对收入形成和分配的影响）的滞后性的考虑，至于同一指标用不同年份的数据则纯粹是资料可得性所限。
对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各个国家对指标的理解，对数据的收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可能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世界银行（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的收集者塔莱克和编辑者萨卡洛布洛斯也供职于世界银行）所收集、整理的数据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大的。
2、结果
我们选择了49个国家的相关指标数据，这49个国家包括13个低收入国家、23个中等收入国家和13个高收入国家（依《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划分）。运用这49个国家的数据，我们进行如下的一元二次回归分析：
Y[,i]＝αX[2][,i]+βX[,i]+γ （2）
式中，Y[,i]是收入不平等指标，X[,i]是教育扩展指标，α、β、γ是待定参数。如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关系的倒U 型假设能够成立，则我们可以预期，回归系数α、β将是互为正负的，而且相关系数R[2]将大于零。
表1 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回归（N＝49）
教育扩展 收 入 不 平 等
基尼系数最低20%
成人识字率
截距 0.203 10.25
α
-8.4E-0.5[*] 0.0014[**]
β 0.0096[*] -0.172[**]
R[2]0.325
0.149
男性中学入学率
截距0.453
6.098
α -2.5E-0.5[*] 0.00049[***]
β0.0007[*] -0.0369[***]
R[2]0.32 0.0669
平均受教育年限
截距 0.365
6.52
α-0.0034[*] 0.0386[***]
β 0.033[*] -0.411[***]
R[2]0.237 0.049
教育扩展 收 入 不 平 等
最低40%
最高20%
成人识字率
截距 26.31 30.14
α0.0038[*] -0.007[*]
β-0.452[*]
0.804
R[2]
0.303 0.332
男性中学入学率
截距14.73 51.98
α0.001[*] -0.0018[*]
β
-0.0418[*] 0.0915[*]
R[2] 0.1185 0.321
平均受教育年限
截距17.17 43.889
α0.1175[*]
-0.293[*]
β
-1.1056[*]2.762[*]
R[2]
0.1551 0.263
方程（2）的估算结果见表1，从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注：*，* *，* * *：估计的系数不等于零的显著度水平分别为1%，5%和10%。
（1）所有12个方程的回归系数α和β都是正负相异的， 而且相关系数R[2]都大于零，这说明，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倒U 型假设得到了验证，即随着教育的扩展，总体收入不平等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而并非一味的扩大或一味的缩小。
（2）α和β的绝对值比较小， 说明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的倒U型关系虽然存在，但变动幅度比较小；R[2]比较小， 说明教育只是影响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安排、政策等因素。
（3）已有的研究（Psacharopoulos & Tilak,1991）表明，在成人识字率、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大学入学率这四个教育扩展指标中，数中学入学率对各组收入份额的影响最显著，但我们的计算却显示，成年人识字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大，无论是从基尼系数来看，还是从各组的收入份额来看都是这样，这可从α、β、R[2]的取值中得到体现。究其原因，很可能是识字与不识字对一个人的配置能力的影响有着质的区别，而其他教育扩展指标对配置能力的影响则只有量的差别。因此，可以认为，扫除文盲比提高教育层次对收入分配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4）在收入不平等的四个指标中，无一例外地以收入最高20 %人口的收入份额和基尼系数这两个指标与教育扩展的相关性最大，而以收入最低20%人口的收入份额和教育扩展的相关性最小。这也有点出乎人的意料，因为一般认为，初中等教育的扩展是对低收入最有利的。我们对个中原因的解释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是难于成为高收入者的，除非得到遗产或偶然的好运，绝大多数高收入者都是具有较高的配置能力（配置能力是教育的递增函数）的；而那些低收入者虽然整体上具有教育水平低的特征，但就低收入特别是贫困的本质特征来看，它更多地是一定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综合运作的结果。比如落后的交通与通讯、恶劣的自然环境、较高的赡养系数、年老或身体残废等。我国现阶段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而沦为低收入者则更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无甚明显相关性。但收入高低人口之收入份额与教育相关性的差异，并不能掩盖掉教育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此，教育扩展的三个指标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都相对较大。
（5）在教育扩展中， 收入不平等达到最大值（转折点）的时间会因指标的不同而不同。表2显示：①当成年人识字率达到60%左右时， 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就会达到最大，教育再扩展时，收入不平等会转而缩小，这与模型（1）所揭示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其中， 收入最高20%人口组收入份额转折点（57.4%）的来临要早于收入最低20%人口组和收入最低40%人口组收入份额转折点（分别为62%和59%）的来临，这与库兹涅茨（Kuznets,1955）所揭示的趋势是相一致的。②中学教育是非常有利于低收入组收入份额的提高的，因而也非常有利于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的下降，因为当中学入学率分别达到37.60 %和20.9%时，收入最低20%和40%人口组的收入份额就开始上升，从而总体收入不平等就开始下降。但对于收入最高20%人口组收入份额的下降，中学入学率的威力则只有当它达到55%时才能显现出来。这说明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份额没有立即发生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高收入组收入份额的下降与低收入组收入份额的上升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滞期。对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高低收入组都从中学教育的扩展中获益，不过低收入组获得的益处更大，因此，虽然高收入人口组的收入份额会因中学教育的扩展而最终下降，但下降的时间要大大地晚于低收入人口组收入份额上升。③洛克希德等人（Lockheed etc,1980 ）在一篇有影响的文献综述中认为，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达到4—6年时，教育的效果将变得更加明显。表2的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它表明， 当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5年左右时，收入不平等就开始下降，这在4个不平等指标中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尽管如此，收入最高20%人口组的收入份额的转折点的来临仍要早于低收入组收入份额转折点的来临，从而再一次验证了前述模型的结论。
表2收入不平等达到最大值时的教育水平
收入不平等指标 成年人识字率(%)中学入学率(%)
基尼系数 57
14.3
最低20%人口的收入份额 62
37.6
最低40%人口的收入份额 59
20.9
最高20%人口的收入份额
57.7 55
收入不平等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基尼系数4.8
最低20%人口的收入份额
5.7
最低40%人口的收入份额
4.8
最高20%人口的收入份额
4.7
【资料来源】对表1内含的方程求一阶导数而得。
四、教育扩展中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变动的原因
教育扩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呈倒U 型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供求的不平衡及其运动所导致的扩张效应和抑制效应。
1、教育扩展的扩张效应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现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现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现代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产业越来越技术密集化和资本密集化，这一特点又导致对劳动力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级化。这种产业就业智力结构的高级化不仅是为了满足对工人和技术人员能解读技术、能进行管理的要求，它本身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但教育是一种准公共品，它对个人来说是要支付成本的。对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一般说来有父母和亲戚朋友的赠予或免费贷款，有社会和政府的赞助，比如各种基金和“希望工程”等。但毕竟这些资金来源带有某种配给性（be rationed），而且， 它们也往往难于满足上学的所有开支。于是，上学者必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
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款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又是不完全的（高希均，1977）。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款者的借款利率和教育成本，这使个人对教育的现实需求和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即教育的供给将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这种失衡将会导致工资结构的扩张效应，即受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或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会扩大。因为教育的供不应求使受过较多教育的人获得了两种益处，一是他们占居着报酬较优厚的职位，这既得益于他们有代表着较高生产能力和较强吃苦精神的起始教育文凭（教育的信号作用），雇主愿意优先雇佣他们，又得益于他们有较强的配置能力，即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发现并抓住较好的就业机会。二是他们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能享有某种类似于租金的益处。另外，现代经济增长和教育扩展的初期一般也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而人口增长又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从而受教育少的群体中，这对教育的供求失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教育扩展的抑制效应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对于个人、企业和国家的重要性都日见明显，个人和家庭会尽其所能地为教育筹资，企业会增加对培训的投入，政府会努力去克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同时会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实行奖贷学金制度，使能跨过智力门槛的青年学子也能跨过财力门槛。这些努力的一个总的结果是，教育迅速发展，从而教育的供求失衡大为减轻，在有些时期和地方还出现了教育过度现象。这会导致教育扩展的抑制效应，即随着教育的扩展，它会缩小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或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小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
抑制效应的发生又是下面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1）平等化效应。教育的迅速发展会使教育的分配越来越平等。 衡量教育分配平等程度的一个简便指标是计算受教育年限分配的基尼系数G（E），而检验教育分配是否随教育扩展而平等化的一个简便办法是计算一国各年龄组人口的G（E），看一看年轻人的G（E）是否比年老人的G（E）小。如果是，则说明教育分配确实伴随着教育扩展而平等化了。森得伦（Sundrum,1990）计算了印度尼西亚1981年各年龄组的G（E），结果表明，25岁以下组、25—34岁组、35—44岁组、45—54 岁组、 55—64岁组、65岁以上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5.72、5.71、4.73、3.17、2.40和1.55年，G（E）则分别为0.33、0.36、0.44、0.57、0.64和0.76，即随着教育的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逐渐增加，受教育年限的分配也越来越平等。教育的平等化显然有助于总体收入不平等的缩小，这儿不再赘说。
（2）竞争效应。在政府工资政策为既定下， 不同教育层次劳动者的相对工资收入是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状况决定的。某一教育层次劳动者的供给越多从而该层次劳动力市场竞争越激烈，他们的相对工资收入和该层次教育的酬金就越是下降，他们与较低教育层次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从而模型（1）中的G[,1]就越是缩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会变得更加平等。
（3）渗漏效应， 即有部分受过较多教育的人被渗漏下来干那些无须接受教育或受过较小教育就能胜任的活计。渗漏效应的产生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非竞争集团（穆勒，1991）的存在抑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那些较早接受教育的人绝大多数成了非竞争集团的成员，他们能对组A的劳动者进行替代。即使组A的成员后来经过各种努力而接受了教育，成为组B的一员了，但由于组B原先的成员已结成了非竞争集团，他们占据了较好的职业和职位，并通过制定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规则来限制、排斥新成员对他们的利益的侵害，使组B 的新生族无法进入他们所占据的领地，而只能继续干着组A的活计， 或充其量干些非竞争集团所不愿意干而放弃的活计。二是理想的职业与职位毕竟有限，它们根本无法完全接纳越来越多的受过（较多）教育的人，那些没有被吸纳的受过教育者只能被渗漏下来，相应地那些就业者的总体教育水平原本很低的行业和职业，现在也越来越智力化了。
组B成员被渗漏下来，或者只能领取与组A成员一样高的工资，或者领取比组A成员高但比组B成员低的工资。结果，全体组B 成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被相对地拉下来了，自然地，组A与组B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会趋于缩小。
3、扩张效应与抑制效应的交互作用与倒U曲线的形成
教育扩展的结构效应与抑制效应均是贯穿于始终的，它们相互作用并部分地相互抵销，其净效应决定着收入不平等的走向。在教育扩展的早期阶段，扩张效应大于抑制效应，因此，收入不平等呈扩大之势；在教育扩展的后期阶段，扩张效应会小于抑制效应，因此，收入不平等呈缩小之势。从长期来看，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就呈一种倒U型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教育毕竟只是决定收入不平等走向的因素之一，虽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有的国家这种倒U型走向也许不是非常明显，有的国家的整体倒U型走向由多个小倒U型组成，这都是很正常的。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工作是初步的，但它已基本证明，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教育扩展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即在教育扩展的早期，它倾向于扩大收入不平等，而在后期则倾向于缩小收入不平等。这从一个侧面验证着争论不休的库兹涅茨假设（Kuznets,1955）， 同时它也为库氏假设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比其他解释更为有力的解释。
从上述结论所得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政策含义是，我国若要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要提高落后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因为我国无论是成年人识字率还是中学入学率抑或是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已超越了使收入不平等发生转折的水平，即继续发展教育的净效应将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教育也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有效手段，对此，我们有必要达成共识。
* 本文观点的形成部分地得益于与赵人伟教授、李实教授、王善迈教授的讨论，数据的处理得到了陈家伟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