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城镇定居决策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理性与文化适应的双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城镇论文,农村居民论文,理性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镇化是中国的大趋势，更是引领未来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引擎（李培林，2012）。作为一项涉及经济、生态、工程、人文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其核心内容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如何合理有序、又好又快地将大量依附在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农村人口纳入到以现代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分工体系之中。然而，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的程度与进度明显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和土地城市化（陆学艺，2010；李培林，2012）。而在实现“农转非”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城市发展扩张过程中的“被动市民化”（文军，2006）。这种模式不仅收效甚微，还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本文旨在借助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从微观理论视角揭示促使或抑制农村居民做出城镇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实现人口城镇化可能的突破口。 一、定居型迁移决策的两个理论视角 （一）经济理性观 迁移决策是个人和家庭的理性选择，经济利益的驱动无疑起了主导作用，即经济理性是支配人口迁移的核心。早期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化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迁移的原因在于改善经济条件（Ravenstein，1885）。迁移目标地与流出地存在推拉力，如城市地区高收入就会成为迁移决策过程中的拉力（李强，2003）。托达罗模型更直接地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归结于城乡预期收入差（托达罗，199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的宏观理论（Lewis，1954），也认为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异所导致的部门工资差异，造成了城乡人口迁移。大量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是大量农村人口做出就业迁移（Lewis，1954；李强，2001；蔡昉等，2001）、定居迁移等迁移决策的根本动力（程名望、史清华、刘晓峰，2005；王春兰、丁金宏，2007；叶鹏飞，2011；罗遐，2012）。显然，非农收入是决定农村居民是否决定迁居城镇的关键。 假设1：家庭非农收入越高，农村居民计划迁居城镇的可能性越高。 然而，已有研究对农业收入与城乡迁移的关系的关注相对较少。实际上，推力—拉力分析同样适用于以农村地区为目标地的分析，也就是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因素（Everett，1966）。较低的农业收入对于迁居城镇往往具有反向动力。农业生产是农村地区最根本的生产经营方式，而农业收入则是农村家庭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而农业经济系统是满足农村居民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的决定性要素，也是农村家庭其他需求，如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农民进入城镇定居，虽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农化生产，获得更多的收入回报，但同时却存在失业风险。传统的理性农民通常是风险规避型的，他们的经济行为遵守“安全第一的拇指规则”（safety first rules of thumb）（Eillis，1988；斯科特，2001）。他们宁可损失最小化（Schultz，1964；韦伯，2010），也不愿冒险尝试收益最大化。因此，农村居民有主动嵌入到农业经济结构中，并从中获取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合理诉求。农村家庭从农业经济系统中获取的物质资源越丰富，表明他们嵌入在农业经济结构的程度也越深，生存需求、“本体性安全”需要更容易得到满足，也更不愿意脱离乡土社会，迁至城镇。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实则强化了上述关系。由于中国农村地区实行的是集体经济制度，一旦农村家庭永久性迁移至其他地区，实现制度性迁移则往往最终需要放弃农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等经济资源。因而，农村从传统的乡土社会搬迁到现代城市社会，尤其是制度性迁移，从农业生产迈向工商业虽看似更具现代性风范，却也是经济非理性的行为。 假设2：家庭农业收入越高，农村居民计划迁居城镇的可能性越低。 （二）文化适应观 经济理性观将农民视作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孤立性的“经济人”。文化认同观则更加强调人的社会性特征，强调社会观念、社会习俗、社会规范的内化，及其对个体行动的影响。个人顺应某种文化，意味着其满足了个人社会归属等情感性需要，满足了个人社会支持等工具性需要。因而，相对于经济理性来说，文化认同更体现出一种社会理性（文军，2006）。 文化虽包罗万象，但反映到本文所指的问题上，其核心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撞，也即“现代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帕克等人认为，“随着城市的影响不断地向广大农村渗入，农村人也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差异最终是会逐渐消失的”（帕克、伯吉斯、麦肯齐，1987），但文化观念的变迁是极其缓慢的，甚至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转型期，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却难以与物质资料同步改变。顺应乡土文化恰恰体现了农村居民的社会理性。因为只有顺应乡土文化，才能建构乡村社会网络，满足社会归属感，获得乡土社会的支持。相反，传统习俗观念较轻，农村居民就不太可能安土重迁。 假设3：现代性水平越高，农村居民更可能计划定居城镇。 二、研究设计 本文数据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包括县（区）、镇（街道）、村委会（居委会）、住户和居民等四个阶段抽样。调查共获得11785个有效样本。涉及“农村模块”，且为农业户口的被访者，共计为5625个。 （一）被解释变量 城镇定居决策不同于城镇定居意愿。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强调了是否有落实这个意向的具体行动。本文以城镇定居决策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未来5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一题测量城镇定居决策。其中，“有这个计划”以及“已经在城镇定居”被视作“做出了城镇定居决策”（19.5%），“没有这个计划”则被视为“继续在农村定居”（80.5%）。在后续的探索性研究中，我们还关注了那些有定居计划的农村居民，到底更倾向于去哪种类型的城镇，及其影响因素。关于该部分的信息，将在实证分析部分详细介绍。 （二）解释变量 1.农业收入。农业收入是指被访者家庭全年（2009年）农、林、牧、渔业等的收入总和。并根据家庭总人口数，换算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下同）。2009年家庭人均农业收入的均值为2058元，标准差为5485元。其中：没有农业收入的，占22%；1000元以内的，为24%；1000-1999元之间的，为18%；2000-4999元之间的，为17%；5000元以上的为11%；缺失项，占8%。 2.非农收入。非农收入由三个部分构成：非农职业收入、非农兼营收入和流动人口外出带来的收入。2009年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均值为4988元，标准差为10276元。其中：没有非农收入的，占24%；2000元以内的，为13%；2000-4999元之间的，为20%；5000-9999元之间的，为16%；10000元以上的为12%；缺失项，占15%。 3.文化适应。现代性程度从根本上反映了城乡文化差异。乡土社会代表了传统的、保守的、集体主义的文化，城市社会则代表了现代的、超前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因此，按照现代性的维度进行测量，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测量农村居民的“文化适应”及其对城镇定居决策的影响，比较妥当。本文选择四个典型维度来代表文化适应的影响。 现代媒介的使用。英克尔斯认为媒介使用是现代人与传统人之间的重要差异，是获得“现代性”的有效途径（Inkeles，et al.，1997）。本文通过了解被访者对“报纸”、“杂志”、“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四种媒介的使用情况来测量，并重新赋值（1=1，2=0.75，3=0.50，4=0.25，5=0），最后加总并除以变量数量，得到“媒介使用”，数值越大，则现代性越强，取值范围为0-1。 消费态度。消费态度反映了保守抑或是前卫的现代性差异。本文通过了解被访者对“有了多余的钱我首先考虑的是存起来”、“买东西应该讲究实用，是不是品牌不重要”、“‘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透支消费很正常”三方面的态度来了解农村居民的消费态度。对于反向测量的题目，重新调整后，按上述处理方法得到“消费态度”。数值越大，则现代性越强。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体现了现代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集体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本文通过“未经孩子许可，做父母的不能察看孩子的日记和信件”、“只要是熟人，要不要合同无所谓”和“假使我和亲戚做生意，也会事先商量好，按照协议办事”三方面的同意程度来测量，变量处理方法同上，最终得到“个人主义”变量。 服从权威。对权威，尤其是政府权威的认可与服从程度，也体现了现代性的差异。受历史文化影响，中国农村地区，宗族观与“家长制”对个人乃至家庭的行为决策有强大影响。相反，城市社会，较早地受到市场经济的洗礼，市民对于个体自由有着更高的诉求。因而，服从权威逆向反应了个人及家庭“现代性”程度。在测量时，本文通过了解被访者对“如果政府侵占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只能忍了”、“老百姓应该服从政府”以及“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三题的同意程度来测量。按照上述处理方式，得到“服从权威”变量。 （三）其他变量 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自身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它们来源于一个更加微观的社会过程：“先赋—自致”的影响。根据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本文认为经济收入和现代性文化适应来源于两个方面：家庭背景和个人努力，即“先赋—自致”因素。本文将在考察经济与文化因素对定居决策的影响后，加入先赋—自致因素，探析它们是否可以完全解释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倘若影响存在，则说明“先赋—自致”因素可能是更加本源性的决定因素；如果不能解释或者只能少部分解释，则说明，经济结构与文化惯习一经形成，便有了自身的运作与发生逻辑。先赋性因素，以父母受教育水平（取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来测量；自致性因素则按照家庭核心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取本人及配偶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来测量。 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子女数量、民族、参加社会保障情况和所在区域等。上文未具体描述的变量统计信息参见表1。
标签：农业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互联网农业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