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诗学理想的比较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意识论文,理想论文,梁宗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03)04-0046-04
现代汉诗的探路人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象征主义不遗余力的介绍及其后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诗与诗学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个案。正如奚密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学内部突变的结果，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只是新文学创作者“拿来”开辟新道路的利器：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即刻转化为寻找异质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基于对“我”“他”双方的创造性修正，最终转化为自我重建，创造文学的新理据。(注：有关论述详见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新文学的建立，正是这一比较意识的结果；而梁宗岱诗歌理想的价值，正在于这种积极而自觉的比较意识。
一、象征主义诗学与纯诗理论：引进与阐发
20世纪20～30年代欧游求学期间，梁宗岱濡染了后期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瓦雷里的“纯诗”理念构成了他诗创作新起点。(注：Paul Valery梁宗岱译保罗梵乐希，今译瓦雷里或瓦莱里，本文采用瓦雷里，基于葛雷先生《瓦雷里诗歌全集》采用的译名。梁宗岱在法国时曾师事瓦雷里。)新文化运动培养出的一代与后期象征派的一拍即合，正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投契。“这种求助于外国的作法往往是与一种窒息的传统决裂的借口……一个文字时代，当它发现并附丽于异国情调的思想和形式……时，它只是真正品尝到和保存住它所具有的因素，由于它自己的气质性的演变、直觉和自身的欲望。”[1]有意味的是，梁宗岱在开始用法语做诗的同时“重写”古诗——翻译《陶潜诗选》：在被唤起的关于自我和家园的记忆中，透露的正是将“他”与“我”融为更辉煌的本体的愿望。
瓦雷里的纯诗理论是对象征主义诗学乃至现代主义诗学基本原则——形式主义的诗学理想——及其神秘主义个性的总结，表现出对西方传统诗学的彻底反抗：诗是纯粹的语言艺术，诗的问题本质上是语言使用方式的问题，诗的目的不再是摹仿或表达某种确定无疑的情感与主题，而是以其特定形式创造出仅仅属于诗的美，“形式”也不再附丽于“内容”而反过来成为使“内容”获得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纯诗“摆脱了所谓再造感觉世界的一切胡说……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一切复杂的形而上学的思虑的杂质，最后，它产生于淘汰了对情感的凭依……这一切幼稚而平庸的东西被一种‘纯粹的’美学表达的信仰所取代”，“只是处在无限中的一种极限，是语言美的强力的一种理想”[2](P312～316)；语言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诗的实质，诗人必须从语言这种“实践的器具”中“提炼出完成本质上属于非实践性的作品的全部方式”，创造“一个与实际秩序毫无关系的世界的、事物的秩序”，“一种人为的、理想的次序”[2](P306～310)；诗的语言要成为音乐的，诗是“音与义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结合”，“要求或暗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类似于音乐的世界，一种各种声音的彼此关系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产生和流动着音乐的思维”[3](P850)，这使诗语言的创造性和风格化成为体现诗人个性的最重要的因素。
梁宗岱经由瓦雷里的理论对象征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整合，把“象征主义”理解为“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而象征之道，“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4](P69～71)。而纯诗就是“诗底绝对独立的世界”：
(纯诗)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的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的灵魂到一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象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密切混合便是这底固有的存在理由。[4](P95)
经由他的“理解”，象征派的纯诗理论和神秘主义与中国诗歌美学和玄学理念得以融通。在论诗文字中，诸如“圆融”、“忘机”、“真寂”、“飞升”等颇富禅学意味的诗论术语俯拾皆是。这些带有鲜明的道家和禅学特性的语汇以及古典诗论术语使“纯诗理论”借古典诗学话语立足，中国古典诗歌美学所追求的“化机”与“玄解”的诗学境界也悄然转化为纯诗境界：
诗底基础是完整的存在底宣示，是全人格底统一与和谐之活现与启迪。一首最上乘的诗传达的不是一些凝固的抽象观念，亦不是单纯的明确的情感，而是一些情与思未分化之前的复杂的经验或灵境；是一切优美或庄严的自然与人事在我们里面所唤起的植根于我们所不能认识的深渊(非意识的区域)同时又伸拓和透达于我们肢体和肌肉底尖端的深邃错综的反应无限地精微又极端地普遍，超出一切机械的理智与逻辑的把捉……[5](P274～275)
这里显然有象征派的神秘主义的影子，更秉承了东方诗学浓郁的玄学气质。一如瓦雷里，梁宗岱用绚烂的诗语织就诗论文字。这同时映现着从刘勰到王国维中国诗学论著的突出个性：论诗语言与诗语的同化。其实，也正如梁宗岱所言：他是将中国诗史同时当作“探海灯”和“礁石”，——回望中国诗，犹如回望风光明媚的遥远的故乡[4](P30)；正是对诗歌理路的苦苦探究使诗人远航于异域诗海，而航标始终是那坛酝酿了二三千年的美酒：诗心的回望即是对新航向的探求。纯诗理论拱架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两大峰巅之间，贯通时空的鸿沟：诗创作成为个体心灵对宇宙精神的呼应，暂时存在的主体向永恒常在的“真”的飞升之道。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并举互为鉴证，就成为寻找新美据点的自然而然的作法。
二、关于“诗与真”的探讨：比较中的理论升华
新的美学据点的建立不仅是理论上的双向互动，还依仗于作品的相互鉴照，这是梁宗岱比较意识的突出表现。他将“宇宙意识”视为诗歌精神的核心，而是否“包含宇宙意识或宇宙精神”，就是中西诗歌的可比性基点。《李白与哥德》(哥德即歌德——笔者注)就是如此，文章认为李白和歌德最重要的相通之处，是二者的宇宙意识虽不尽相同，却同样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底大灵常象两小无猜的游侣般显现给他们”，所以“他们底笔下，……常常展示出一个旷藐，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正是心灵与宇宙精神的交通投契，使两位诗人在诗歌境界上达致同样超诣的成就，即通过象征的艺术而达致纯诗的高度。[4](P109～115)梁宗岱的比较意识不是简单的比较或牵强附会的“嫁接”，而是努力寻找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诗歌美学可相互融通之处。其中也透露出他与象征主义诗人的一大分歧：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者，理念和现实是二元对立的，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象征符号，必须通过象征——诗——才得以沟通；梁宗岱则遵循中国传统的玄学观念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宇宙精神”并不是来自抽象的“理念”，而发生于一种主客、物我情思未分的浑然境界。他坚信“真是诗底唯一深固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4](P5)。因此，歌德诗是“从现实活生生地长出来的，是他生命树上最深沉的思想或最强烈的情感开出来的浓浓的花朵，这使它……接近了两个古代民族底诗：希腊与中国”[4](P110)。
对“诗”与“真”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形成了梁宗岱诗学理论中颇富特色的部分。他强调诗人的观察要内倾与外向相结合，“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4](P91)，这是诗的认识世界的两条路径，而瓦雷里和歌德被认为是这两条路径的引路人，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梁宗岱得出结论：正因为“物与我，内与外之间有一种深切的契合，受一种共通的法则支配着”，诗才必须经由“物与我底密切合作”达致真[4](P164)。于是，“真”就是宇宙精神的内核，是诗人个体与宇宙、心灵与世界、抽象与具象的最高投契。《屈原》对这一理论的展开，是在从“创造底过程去领会”“屈原所给我们的光明的启示”——诗的精神和诗的形式的成熟过程——的过程中。由于“成功的文艺作品第一条件是能够自立和自足”，“能够离开一切外来的考虑如作者底时代身世和环境等在适当的读者心里引起相当的感应。它应该是作者底心灵和个性那么完全的写照，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那么忠实的反映，以致一个敏锐的读者不独可以从里面认识作者底人格态度和信仰，并且可以重织他底灵魂活动底过程背景——如其不是外在生活的痕迹”[5](P163)，因而，“考据兼传记”的传统批评模式难以达致对诗的真正理解。他尝试着新的批评范式：“真正唯一有效的批评，或者就是摒除一切生硬空洞的公式……不断努力去从作品本身直接辩认，把捉，和揣摹每个大诗人或在作家所显示的个别的完整一贯的灵象——这灵象底完整一贯的程度将随你视域底广博和深远而增长”[5](P164)。这令人联想到柏格森的心灵哲学以及艾略特的新批评理论所强调的系统的文本探讨与传统的印象式评断的批评理路的争执。同时文中用但丁与屈原相比较，不仅印证伟大的诗的共性：诗人心灵与宇宙精神的和谐共鸣，并于两大诗歌传统的源头进行区别：《神曲》的表现方式是客观的，是一部个人的纪事诗；《离骚》则是主观的，是一首宇宙的抒情诗——中西诗学发展的歧异正建基于此。
《屈原》的意义，在于作者努力尝试用现代文艺理论重新阐发并重建古典诗歌的美学理念，并在比较中确证本土文化的独特个性。作为理论原点的纯诗被提炼和升华为诗人主体精神与宇宙精神无间融汇达致的形式与内容、具象与抽象、音韵与意义浑然一体的纯美境界，诗与真的完美统一：在其中“理智底最抽象的理想化为最亲切最实在的经验，我们只在清明的意识底瞬间瞥见的遥遥宇宙变为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灵魂底忘形底狂热里，一切经验，无论是理智的感官的或本能的，都融成一刻单独的经验，一个不可分解的诗的直觉。结果便是一片融洽无间的延续或连贯，感觉，想象和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金融混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和谐的整体里，汇合为一朵清明热烈的意识大焰”，这最高的“拟人法”——将最抽象的观念和最具体的现实大胆混合为一体——就是象征主义的要义：它们是“全部生命底洞见”，“生命底变幻无穷的品质”透过诗人“自然的创造力”的传达，是为创造而创造的，更超然纯粹卓绝的境界[5](P188～193)。至此，现代主义的主体性观照与中国传统美学的神气论融为一体。
三、新诗格律化问题：中国式的形式主义
“形式自觉”是现代诗学的核心意识，在瓦雷里的理论中集中体现为对诗的纯形式化和音乐化的诉求。中国现代诗人中梁宗岱是较早接受现代派的形式主义观念的诗人之一。在他的诗歌理念中，诗的纯化就是语言的纯化，就是对现代汉语进行诗化，也就是为新诗引进真正的“形式”，即新诗的格律化问题。这一思想正是随着现代汉诗的形式自觉意识逐步强化而产生的。
《试论直觉与表现》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而细致的探讨是梁宗岱纯诗理论对于现代汉诗的独特贡献之一。这篇关于创作的书信从实践出发探讨诗歌创作的最基本的形式问题，对当时流行的“直觉即表现”论进行逻辑稹密的反驳。他认为，诗创作必须经历长时期的心灵酝酿过程，表现或传达是艺术品形成的关键，其中想象是最重要的，它的两项至关重要的机能，“形式的感觉”与“塑造的意志”，绝非单纯依赖直觉所能达到。对于梁宗岱，正如对于瓦雷里，思想达到最精纯的境地就是音乐。诗歌形式最纯粹的境地是音与义的凑泊：“文字具有三种不同的元素：颜色、声音和意义。意义对于诗的作用不过是给元素一个极表面的联贯而已。只有节奏和韵以及它们底助于双声叠韵之适当的配合和安排，只有音律之巧妙的运用，寓变化于单调，寓一致于繁复……才能够表现或暗示那为我们底呼喊，眼泪，抚摩，偎佣，叹息等姿态或动作所朦胧地试要表现的一些什么”；“诗境和音乐一样，是一个充满了震荡与回声的共鸣的世界”，对于诗人“天地间的一切……同时是灵感底源泉和灵感象征底宝库……他底最大职务就是要拒绝一切差不多的音和义，拒绝一切拉长或凑数的诱惑”，“除了基于文字本身音义间前定的和谐和作者接受外界音容的锐感外，……每个作者里面都有一个韵律底潜在标本……”[5](P230～280)。梁宗岱早年曾与同辈诗人致力于引进西诗格律主要是十四行以弥补现代汉诗的形式缺陷。而从瓦雷里对于古典诗律的运用，从自己由自由诗、西诗转回到中国古典格律诗和词创作的心路历程，他认定自己内里的“韵律底潜在标本”就是汉诗的古典格律。就象瓦雷里用最古典最谨严的法语和格律做自己舞蹈的镣铐一样，他最终从词的严谨的音韵节律中发现了诗最精纯的形式。这也是梁宗岱后期诗歌创作转向格律体的原因。
既然“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空灵的诗思只有凭借最完美最坚固的形体才能达到最大的丰满的最高的强烈”[4](P170～171)，形式建设就是关乎“新诗”存亡的关键问题。给新诗以完美形式和体制，使散漫的得以收束，放纵的得以羁绊，一切都音乐化旋律化，达到纯诗的理想境界，就是新诗人的首要任务。在《论诗》、《文坛往那里去——“用什么话”问题》、《谈诗》、《新诗底纷歧路口》、《按语和跋》、《诗·诗人·批评家》等文中，他以纯诗为原点，探讨现代汉语如何转化为诗语。反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论调，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持坚决的反对立场，甚至认为白话文学应当改善民众甚至创造它底读众，而非迁就民众，是梁宗岱与许多新文学家的歧义之处。在这一点上，梁宗岱是个真正的形式主义者。既然诗之最上者是最完美的形式与最高的真的浑然一体，新诗作者就必须投注于新诗形式的铸造，努力接续中国诗史的光荣传统，从现代白话这一粗糙、贫乏、未经洗炼的工具中开辟出一个新颖的，却要和传统工具同样和谐不朽的天地。这要求首先要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然后“由各人自己尽力实验他底工具”，“创造他自己底文字——能够充分表现他底个性，他底特殊的感觉特殊的观察，特殊的内心生活的文字”，而只有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寻找融通，寻找艺术的更多生命的体现，才能解决现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困境[4](P26～46)。
缘此，梁宗岱吸纳瓦雷里的诗语言的形式化、创造性和风格化理论，目的只在于本土诗歌的建设。同样，他执迷于旧诗词的体制，不仅是对古典和民族的回归，也是对新诗发展理路进行的探险。旧诗体经历了千百年的锤炼，任何一个新诗人在它面前都会显得单薄贫乏。而中国传统诗歌的音乐性特征及其格律体制，为新诗提供了强有力的参照和对手。母文化的养成永远会干扰我们的文化选择。事实上，正是那些古老范型构成了我们的本质，我们的语言。我们要探讨的，应该是如何使这种范型发挥最大的创造力以与时代精神相融洽。以此看来，梁宗岱对于古体诗词的回归也许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倒退，恰恰相反，他引导我们审度自身的特性，并在异质文化的对照下重回自身，就象艾略特和叶芝把人们导引回西欧文化传统的光辉主脉一样：对于梁宗岱，回归旧诗词并非自我封闭，究其实，是力图通过对旧诗格律的现代化运用，对现代经验的本土化表达，实现面向全世界的自我敞开。不论成败，这种探险对为中国诗与诗学进入世界诗学对话的理想努力的人们，仍有极大的启发性。
收稿日期：2003-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