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生成逻辑微探 ——基于对《共产党宣言》三个稿本内容的研究

《共产党宣言》的生成逻辑微探  ——基于对《共产党宣言》三个稿本内容的研究

[摘要]《共产党宣言》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后两者的继承和发展。三个稿本不仅在内容上有所增减,更重要的是三个稿本的主要内容以及侧重点不同,三个稿本的生成过程体现了最终形成的《共产党宣言》的生成逻辑。《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落脚于对财产公有社会的阐述,是站在未来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对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平均社会主义中未来规划的创新的“沿袭”;《共产主义原理》侧重于废除私有制,落实于现实世界,其演进的逻辑转向现实世界;《共产党宣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既有对现实世界的“破”,也有对理想世界的“立”。马克思的理论兼具科学的批判方法与广阔的人文情怀,对我国进行理论创新以及构建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主要内容 生成逻辑

一、《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对理想世界描绘的创新“沿袭”

对理想世界的思考与描述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观点,早在柏拉图时期,就曾对未来的理想世界做过粗糙的思索。《理想国》明确地回答了何为正义的世界,何为理想的世界。在柏拉图看来,各司其职便是最大的正义,也便是最好的社会。而后便是空想社会主义学家们对未来社会的思考,无论是《太阳城》、《基督城》还是圣西门希望通过失业拯救世界、傅立叶试图通过宣传和教育建立一种名为“法郎吉”的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欧文买下新拉纳克村将社会主义社会付诸实践,都无法避免其社会主义社会理性的空想性。最后的结局不免成为“纸上谈兵”,即使欧文的实践真实存在过,也以失败告终。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出现,继承了世人对未来社会的不懈探索,又创新了探索的角度。以往的探索热衷于对理想世界的细节的描写,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分工,甚至还细化到服装要求、繁衍后代的时间选取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采取问答的形式回答了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设计,总共提出了22个问题。问题的重点是对未来社会的财产制度的安排,摒弃了细枝末节的幻想。正如第五个问题一样:“这是一些什么原理呢?”[1]该草案一开始就解释了何为共产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实现财产公有,建立新社会的目的就是实现财产公有。而实现财产公有目的的手段:“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2]显然在这个阶段,还未能科学地区分私有财产与私有制之间的差别。而对财产公有的要求则反映了对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不满。在稿本的第十三个问题中,提到了实现财产公有的时间与条件,“共产主义是关于奴隶、农奴或手工业者不可能实现而只有无产者才可能实现的那种解放的学说,因此它必然属于十九世纪,而以往任何时候是不可能有的。”[3]意味着,财产公有的实现是有条件的,所依靠的对象是不同于农奴与手工业者的无产者。在实现财产公有之前要做好必要的准备,第六个问答回答了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要“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并使他们联合起来”[4],但是不排除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这个在第十四个问题中涉及,恩格斯强调:“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5]既然不是随时都能实现财产公有,说明要实现财产公有是一个过程,是逐渐用财产公有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在第十五个问题中,恩格斯提到,他们并不打算一下子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6]。在逐步前进的过程中,恩格斯意识到了从目前的社会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的问题,在第十六个问题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方法——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同时,还提出了建设财产公有的基础,要建立在大量的生产力、生活资料和每个人都相信存在着这样的原理的基础之上。其余问题重点讨论了公有制下对社会的影响,包括公妻制、教育制度、民族的存在、宗教问题等。这一部分涉及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因为有些问题提到公有制的实现需要依靠无产阶级,因此,在该稿本中还提到何为无产阶级(第七个问题)、无产阶级是如何产生的、无产者与奴隶、农奴、手工业者的区别。而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由财产公有这一目的所引申出来的。

通篇来看,“财产公有”出现了8次,还出现过1次类似的表达“社会财产”,在22个问题中,直接涉及财产公有的问题就有10个,该稿本的主要内容包括财产公有的基础、用什么方法实现财产公有、在什么时候实现财产公有、如何实现财产公有的过渡、实现财产公有的手段与依靠对象、财产公有与公妻制等的问题。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关键词是“财产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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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分析社会状况时的侧重点是未来社会——财产公有。但却不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的简单叠加或者是粗糙地搬运,而是吸收了其对人类社会的期许,同时将建立未来社会的着力点转移到公有财产,以公有制为主要线索建起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厦,实现了理想世界的创新型“沿袭”。以此给遭受苦难的劳动大众描绘一幅美好的社会画面,通过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进而批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鉴于现实的不合理性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类所有苦难和遭遇都是鉴于生产资料与生产劳动的分离,出卖劳动力成为延续生命的手段。恩格斯抓住了现实问题的关键,将未来社会的图景与公有制相联系。他不是通过直接揭示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的东西,而是通过描述未来的美好事物,来号召广大劳动群众。在这个阶段,不难看出,恩格斯对于革命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共产主义原理》比《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内容更丰富,在原有的基础上由原来的22个问题变为25个问题,并且恩格斯已经将侧重点由“公有制”转向了“私有制”,由财产公有转向了废除私有制,由未来转向了现实。恩格斯已经发现了实现财产公有的手段与途径——废除私有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们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则显得肤浅,他们虽然对现实世界的细枝末节进行了补充与完善,然而对社会矛盾根源的认识则是模糊甚至不明的,导致设想的社会还带有野蛮和愚昧的韵味,比如:人祭、奴隶、君主等落后生产力的产物依然屹立在理想社会大厦中。《共产主义原理》实现了对现实世界批判的深刻转向,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发现了撼动私有制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比之《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少了份远景的描述,多了份现实剖析。

二、《共产主义原理》——对现实世界批判的深刻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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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大的方面:资产者与无产者;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与前两个稿本相比,不论是在结构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所丰富和完善,《宣言》主要采取历史叙述的方法进行分析,而非前两个稿本的问答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个风格更具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用词更尖锐,是批判的武器。从其行文结构来看,文稿的前部分着重对现实世界进行尖锐的批判,后部分是对理想世界的构想以及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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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产党宣言》——关于“两个世界”的破与立

该稿本首先分析了社会的两大阶级问题——大资本家阶级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从阶级问题入手揭示了社会矛盾的客观与尖锐性。在第七至第九个问题中,分别阐释了无产者与奴隶、农奴、手工业者的区别,以此证明无产者的解放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与农奴相比,“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得到解放”[8],可以到城市里做手工,可以替地主劳役给地主提供产品,亦可以成为自由的佃农等,但是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9]。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强调“无产者废除一切所有制才能解放自己”[10],而在该稿本中,强调“私有制”。这意味着恩格斯已经在区分所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似恩格斯在分析的过程中,只是在讨论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区别,但最后的落脚点已是废除私有制。以无产者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区别为突破口,证明只有废除私有制才有可能解放无产者自身。第十一个问题到第十三个问题集中解释了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量商品堆积,机器代替人力劳动,一方面是巨大的生产力,庞大的商品堆积,导致商业危机;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极度贫困,并且这种现象呈现一定的规律,每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恩格斯将这种导致社会动乱不堪的根源归结为——私有制。在他看来,工厂这种生产形式就为自己创造了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就是私有制。因此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11]而后的问题探讨了废除私有制的可能性、方法、方式、结果以及对未来社会制度的预测。恩格斯强调废除私有制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12]私有制的废除要满足三个条件:生产力空前发展并具备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生产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劳动群众的境遇悲惨难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所以,废除私有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在讨论用何种方法废除私有制时,恩格斯提出“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13]。虽然恩格斯也不排除用和平的方式,但是他也认识到资产阶级是不会主动让出自己手中的政权的。恩格斯的暴力革命具有无奈与逼迫的意味。私有制废除,共产主义制度建立,“所有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后果,将首先被消灭”[14],从第二十个问题到最后一个问题,都集中说明了废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该稿本中,明确提出“废除私有制”有10余处,提及“私有制”有25余处,而对“财产公有”的提法寥寥无几。恩格斯已经找到了废除私有制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15]能解放自己的只有无产阶级自己,通过暴力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在该稿本中,恩格斯不仅重点分析了废除私有制的方法、形式、结果等问题,也重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区别、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无产阶级的产生等问题。在所有的问题中,都贯穿着一条主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要依靠的对象就是无产阶级,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中,“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16]

《共产主义原理》解决的是目的问题,建立财产公有的社会,《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解决的是手段问题,分析实现财产公有的途径与方法,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财产私有制,因此不再是单纯通过描述美好的未来来号召改变世界的力量,而是通过批判现实的不合理,发动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未来的因素,这个未来的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此来指明改变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不排除和平方式)。该稿本着重分析了工业革命导致了工人的困苦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对无产阶级的产生的这个问题上,由先前的“机器”转变为“产业革命”,由“废除一切所有制”到“废除一切私有制”,但是该分析依然停留在工业革命的发展,只看到了生产力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却没有明确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仅围绕着工业革命与私有制进行阐释,没能得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对于两者的更深入的认识,就交给了《共产党宣言》。

杜威则强调教师要依据儿童的需要和兴趣“选择对本能和冲动的适当的刺激的问题”,而不是把问题的答案直接告诉学生。“承认兴趣在有教育意义的发展中的能动地位,其价值在于使我们能考虑每一个儿童的特殊的能力、需要和爱好。”当儿童对某个事物具有兴趣时,他会积极地去从事这一活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来自外部的刺激。另外,每个儿童的兴趣是有差异的,因此,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必须激发儿童真正的兴趣。在杜威看来,正是受到这种真正的兴趣的激发,儿童不仅以积极的和专注的态度投入某个活动,而且促使其自身不断地生长和发展。

《宣言》开篇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7]在《宣言》中,马克思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突破口来揭示资产阶级的产生,再通过资产阶级来说明无产阶级的产生。该稿本的主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首先强调,资产阶级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产生的因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工场手工业——现代大工业。再加上交通条件的发展,世界逐渐融合,资产阶级在获得发展的同时,将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18]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着世界,手里握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妄图将所有的财产收归己有。但是不停地动荡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9]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威胁。”[20]马克思还着重分析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悲惨遭遇和历史作用。现代化大工业的经营方式,机器的推广与分工,无产者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品,除非工人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否则便没有工作。工人不仅要与机器进行竞争,还要与女人、孩子进行竞争,商业危机让无产者品尝失业的痛苦、极度贫穷的滋味,无产阶级被迫卷入资本的风暴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也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意味着无产阶级还要再经受政治的压迫。“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21]为了生存,马克思认为,无产者必须拿起自己手上的武器,进行斗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新的社会,无产者必须通过政治革命,取得自身自由。“无产阶级终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22]由此看出,马克思认为建立新社会要依靠的对象是无产阶级,采取的方式是暴力革命,该观点与恩格斯不谋而合。马克思也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间接论证未来社会必定到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3]它比前两个稿本进步的地方是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时不仅回应了《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到的废除私有制的问题,还回答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问题,提出未来社会建设的十大纲领,以“自由联合体”代替模糊的未来社会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文稿第三部分批判了三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为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进行辩白,理清人们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误区,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的实现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宣言》是前两个稿本的发展,涉及前两个稿本中的重点问题。它开篇不是论述无产阶级是如何产生的,而是落脚于资产阶级的产生。通过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矛盾来说明无产阶级的产生。资产阶级通过政治手段固定自己在经济上的特权——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边是商业危机,另一边是贫穷的工人。资产阶级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也创造了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式,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发展成为政党通过暴力推翻旧制度。他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在稿本的后面部分,分析了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文献作出了批判。整个稿本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点出发,全面分析这个矛盾的表现以及造成的社会状况,并以此赋予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最后回应出现的不和谐的声音,批判虚假的共产主义,由点到面再构建成体,《宣言》就是一个全面、系统、自成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比起前两个稿本,《宣言》是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一边揭示现实的残酷,以较长的篇幅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消亡的“必然性”,是对现实世界的破;一边畅想未来,以“自由联合体”代替模糊的未来理想概念,在这之上立起新世界的大厦,其理念的范围超出了对公有制社会的刻画,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理想社会的归宿。最后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稿本的用词更加尖锐,煽动性更强。

四、结论

三个稿本分别由恩格斯和马克思创作,作者不同但是文稿的精神却相得益彰、不谋而合。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来看,两个文稿的关注点由公有制转向废除私有制,表明恩格斯对现实世界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加本质的认识,找到了通往公有制社会的途径和手段,由对未来社会的创新型“沿袭”到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批判。《共产党宣言》则完成了前两个文稿的集大成工作,既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破”的工作,也完成了对未来社会的“立”的工作。三个文稿层层递进,无论是论证视角还是用词风格,都具有从温和想象到尖锐批判的特征。首先,随着世界革命态势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走向以及革命局势走向愈发明晰,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仅靠对未来社会的“温和想象”已经无法适应局势的需要。再次,这预示着世界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并且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导。

因此,《宣言》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的深刻剖析以及对革命发展局势的科学预测。三个文稿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几乎都具有革命和斗争的意蕴,不乏学者以此断定这三个文稿已经过时甚至是反现实的。因为在和平年代,“阶级斗争”与“革命”、“暴力”等词已经不具备存在的场域。殊不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理论学说时就未曾想过将自己的理论学说当作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他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5]。就革命年代而言,这些文稿作为批判的武器,促使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掀起了民族求解放的狂潮,引领人类走向解放的康庄大道。于和平年代而言,其主要的时代价值则是其研究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以及在科学严谨的基础之上倾注的人文情怀。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稿可以发现,他们并非像流氓强盗般地热衷于“烧杀抢夺”,在他们冷静严谨的头脑下藏着一腔兼济天下、悲天悯人的仁厚情怀。“破”现实世界的不堪,“立”未来世界的康庄大道。就新时代的中国理论创新而言,不仅需要根据现实的变化来进行理论创新,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方法,坚定正确的理论创新方向,大胆迈出理论创新的步伐。同时,切忌将创新的、科学的理论定义为思想体系的“高深莫测”或者是单纯地进行理论之间的“遣词造句”,而忽视理论对历史的创造主体——人类——的人文关怀的倾注。言而总之,从《宣言》的生成逻辑中吸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的理论创新方法以及对现世人类命运关注的精神。新时代的中国理论的创新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都需要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热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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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A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9)02-0025-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9.02.005

[作者简介]龚嘉琪(1993—),四川德阳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黄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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