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的评价性分析与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框架论文,中国人口论文,评价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1)3-0039-05
具有探索社会生存之道作用的人口政策是中国最基本的公共政策。70年代开始的以控制人口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人口政策在中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得以有效遏止，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应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基础上予以修正，面向提高人的素质，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有效的人口政策：基本评价
从广义域解释，政策评估是确定一种价值的过程分析，是依据一定规范标准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的反映。对作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因素的人口问题，综合多种测度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宏观——微观生态环境，其基本评价可定位在积极有效之上。
中国社会完成现代性转换和导向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选择，是人口控制政策。在经济社会不发达的状态下，通过权威持久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人口再生产基本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从而提高了人口素质，促进了国民生活的改善、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提高。
由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具有全球性质，因此，理解中国积极有效的人口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分析其外溢效应——备受西方国家舆论攻击的中国人口政策事实上对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按照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全世界每年要增长约8000万人，四年要增加3.2亿人口。而中国在近30年中少生了大约三亿多人口，这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控制使世界人口到达60亿的时间推迟了四年。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60亿人口日”早在1995年就已经到来了。（注：“世界60亿人口日的回顾与前瞻”，见《中国人口报》1999年10月13日第3版。）
在1982年以后，联合国就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指标分成包括中国在内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两个口径来统计。例如，1998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分别是：26‰，17‰，3.3；但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则高得多，分别是：29‰，20‰和3.8。包括中国在内的出生预期寿命为63岁，总人口翻一番的时间为40年；不包括中国在内则分别为61岁、35年。（注：“世界60亿人口日的回顾与前瞻”，见《中国人口报》1999年10月13日第3版。）这说明中国人口的任何变化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人口发展的轨迹和进程，对世界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贝慕德先生将世界上人口保持稳定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它是发展中国家里唯一保持人口稳定的国家。第二类是发达国家。这是由于这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民生活富裕。第三类是前苏联地区，它不是因为人们富裕，而是人们担心爆发战争，担心生活负担加重。他认为不能坐等经济发展，人口自然降下来。他认为：“世界等不起。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不是在等，而是在做，中国控制人口，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世界人口形势仍很严峻，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也任重道远。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达到100亿，中国人口预计年均净增1000万人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才能开始缓慢下降。世界新增人口95%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说20世纪是人口激增的世纪，那么21世纪可以称作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世界228个国家和地区在21世纪都将或先或后出现人口老龄化，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由1995年的9.6%增至2050年的22.1%。人类在对人口激增的战斗中尚未取得胜利。
世界60亿人口日的主题为“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未来”。可以说，中国所选择的“发展经济、控制人口”的人口政策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绩效。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人口问题：评价思维的发展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发展评价思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人口政策，丰富人口政策的内涵，寻求人口政策的合情、合理、合法的定位，以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人口政策评价思维的发展取向，是要把它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口问题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表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着一个相应的人口容量。这个容量，如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就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倘若超过这个容量的限度，人口问题就会反过来制约或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分析、评价人口政策的时候，必须将人口、经济、社会三个方面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把它们放在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来认识、研究和解决，促使它们协调发展。抽象地从人道的角度否定中国积极人口政策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无视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也有所提高。现实社会中常常有这种情况：从经济、社会效益上看，是一个适度的人口规模，但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消耗的程度上看，又是不适度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有的政策主张急功近利，仅顾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惜破坏资源、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给当代及后代人们带来了灾难。因此，在分析、评价和制定人口政策时，应该把影响人口发展变化的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除了经济适度人口、社会适度人口，还有生态适度人口、资源适度人口，这就是说，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综合地协调发展。
马克思在谈到土地问题的时候说过：“甚至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注：[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75页。）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环境保护的伦理学会议上也提出：“我们是在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借用土地”。这都说明，应该把后代人当作我们的孩子，当代人应当做到使环境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使子子孙孙永续利用。
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有发展，才能谈得上持续地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并不等于高速增长。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步降低，由1992年的14.2%降到1999年的7.1%，几近一半。但同期的人均GDP却在加速增长。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所致，同时也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提高的结果。这使得同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却意味着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人们要注重实效，不能仅看速度指标。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四川和山西低于全国7.1%的水平，各省市GDP之和高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近5900亿元。这很难用技术原因作出解释。数字的失真，也会引起灾难性后果。“大跃进”的教训便是一例。中国过去曾长时期出现过的盲目追求高指标，忽视经济效益，片面强调积累，忽视人民生活，以致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发展不快的情况一定要改变。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展都可称为可持续发展。如果当代人的发展减少了后代人的机会，那么这种发展就不是可持续发展。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形增长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已成为20世纪四大危机。发展理论新走向是从经济增长单学科研究到可持续发展多学科研究。许多国家开始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持续性，这种发展观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和全面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课题。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80年代初形成之后，立即得到迅速传播，从生态环境领域扩展到整个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并成为左右发展决策的强有力的理论体系。1992年世界环境保护发展大会正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满足当代人要求的同时，必须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安居乐业，持续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表达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
可持续发展之所以为中国所关注，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50年代的人口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持续增长，由此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压力和包袱。在人口与经济、资源关系问题上，有些问题现在看不出严重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亲身感受这一问题的存在时，你将会逐渐地感到问题的严重，但已经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这要求政策制定者要用历史的、动态的观点来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的关系问题，要有超前性、预见性。今天之所以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人口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必须统筹考虑，协调发展。处理好人口与发展、人口与环境两者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将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确定为两项基本国策，努力使两者相协调，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人口政策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社会价值更新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也面临着新的转型。人口政策如何吸纳可持续发展战略、知识经济等价值因素，在原有单一数量控制型的基础上，转变政策思维，以科学的人口政策来引导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人口政策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是关键。人口数量的剧增，人口分布的过密以及人类活动的频繁，对自然界干扰过多，这就加大了对资源的压力，引致生态的失衡。一百年前，地球村只有16亿居民，而今天已达到60亿，如何养活这么多人而不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和耗尽自然资源，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根据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资料，1900年世界平均每天只消耗几千桶石油，而现在平均每天消耗7200万桶石油。人类对金属的使用量从1900年的2000万吨上升为现今的每年12万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对资源的消耗尤其浩大。目前世界粮食产量每年不到20亿吨，能养活100亿印第安人或50亿意大利人，但只能养活25亿美国人。（注：“60亿人口日访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人口报》1999年9月14日第2版。）美国的生产方式，是以它不到世界5%的人口，消耗着世界总能源的34%。如果人类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自然资源，人类至少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地球。（注：李平、叶冰：《反思美国人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口、资源、环境》1999年第1期。）据估计，世界上严重缺水的人数将从1995年的4.67亿上升到2050年的30多亿。（注：“60亿人口日访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人口报》1999年9月14日。）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标准下，控制人口增长可以控制社会对生活资料的总需求，进而控制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总需求和污染的排放量。
人多，活动多，这显然是造成资源环境紧张的首要因素。人们对自然的掠夺远远超过了对自然的回馈，而大自然对人们的种种报复也是空前的，从中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最能说明这个问题。50年代中灾以上出现率是12.5%，60年代是43%，70年代是60%，80年代是70%，90年代是100%，也就是说，90年代每年都有中灾以上的灾害发生。90年代我国因灾害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1998年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1666亿元。90年代初开始，上百万外地人涌入内蒙古地区搂取发菜（谐音“发财”）出日赚钱，使1.9亿亩近1/5的内蒙古大草原遭到严重的破坏，连锁反应之一就是防止河沙入侵北京的第一道绿色屏障受到了损害，北京的风沙频频发作。（注：周毅：“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人口与发展》1999年第4期。）2000年春，我国西北、华北地区连续发生了12次沙尘暴。这种恶劣天气发生时间之早、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为50年来所罕见。（注：《人民日报》，2000年5月15日第1版。）
在知道人口增长加大了对资源压力，容易引致生态失衡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人类对自己各种行为的低效的管理同样是造成当今环境被破坏、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这就涉及到人口素质问题。人类自觉地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就能减少对资源的压力，有利于生态的平衡；社会如能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合理改善人口结构，就能促进资源利用的高效率，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而且可以开辟新的资源，拓展新的生产领域。
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逐步以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正是由于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人类摆脱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困境有了新的希望。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技术进步，而劳动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递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75%以上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美国劳工部调查表明，1996年美国有知识能动手的“金领”族人才失业率仅为0.5%，约为美国社会失业率的1/10。（注：刘燕华：“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对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年第3期。）这说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世界银行近年来在评估各国富有程度时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指标，修正了过去仅关注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和经济占有量的理论框架，这意味着人力资源已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源。这是因为人力资源是一种能动性极强的资源，它是自然资源充分挖掘、经济资源合理利用的主体，处于各种资源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数量上的优势与总体素质不高的劣势处于矛盾状态，已成为制约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更不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由此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沉重的人口负担还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和调整人口结构，使新增人口素质更有利于持续发展应是中国人口政策的重心。
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不是理论上的探讨问题，而是有其实践的紧迫性。世界人口已有60亿，中国人口12.6亿。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本来就很尖锐的供需矛盾，今后更加突出。过去仅靠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来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方案，已经为从更宽的角度认识人口问题的共识所取代。这就是说，社会要在实现经济增长，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大框架内去解决人口问题，及时更新人口政策的内涵，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对人口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人口环境。
没有对于人口增长的有力控制，就没有对于人口质量的有效提高，就没有对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无论是中国的资源，还是环境，都将难以支撑经济社会的全面增长，无法实现现代化，更谈不上世世代代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人口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是关键因素，人口政策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居于重要位置。
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方案：五点构想
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这里的“人”指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围绕这一政策思想，尝试提出人口政策发展的五点构想：
(1)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方案，要有历史的视野。人口政策中的“人”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中国人口政策方案不能只涵概当代社会的人口，还应该把子孙后代的权益考虑进去。只有选择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才能留给子孙后代一个适宜的环境，才能为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条件。
(2)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方案，不能把政策目标停留在维持人的生存的层次上，它必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存、享乐、发展三种需求。生存需求是最基本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满足享乐、发展需求的前提。正常的享乐需求应有益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而发展需求，是提高人的科学、文化、技能水平的需要，其本身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条件。传统发展观谈到满足人的需求时，一般是指当代人的需求，而忽视了为满足当代人需求会给后代人带来什么样结果的问题。
(3)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方案，应该包含提升人口素质的导向。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口素质取代了过去的自然资源、资金因素和技术因素，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在积极的人口政策的调控下，数量上最丰富而总体素质不高的人力资源，如何完成有效的提升，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的、最困难的议题。
(4)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方案，需要体现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时，强调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及公平性原则，即在发展问题上，在资源环境利用及其获得的选择上，要求各国、各民族以及代际之间都要公平、具有可持续性；满足当代人，不危害后代人；任何国家、民族不得损害其它国家、民族利益。应该说，这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乃至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新的文明观。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后，人们反问“谁在养活美国”？当然，在这里“养活”一词已不限于填饱肚子，其涵义更为广泛、深刻。实际上作者在书中评论了美国模式，认为美国模式是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以及生活高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工业化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并指出：美国这种模式又是依靠攫取全球的资源财富、免费享用着属于全人类的环境、从日益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获取巨大收益而建立的。美国模式对世界资源环境会构成何种影响？发展中国家能否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发展？处理好人口与发展模式的相互关系，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世界各个国家都应根据世界环境和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原则，结合自己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美国的模式。
(5)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方案，应该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中寻得平衡。人类近代以来形成的极端功利主义欲念借助工具理性魔爪，导致了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策略的扩张，使得人类错误地或片面地估计经济上的进步，从而激励了人们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和不合理的使用，而且对这些施于环境的破坏行为，也未制定合适的制裁措施，致使破坏愈益严重。因此，人类当务之急是改变旧有的信条，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有的学者认为：绿色哲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是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从感官享受转向审美追求，变征服自然为善待自然。这是很有见地的自我拯救之思虑。社会要像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斗的关系一样，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符合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的新的环境文明。
已所不欲，勿施与后代与自然。总之，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方案，并非是简单的控制人口的数量，而是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在公平、公正的价值基础上，提升人力资源的品质，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友善。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人口政策论文; 中国人口报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控制环境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