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风俗文化热潮与宋代词选的繁荣_宋朝论文

宋代风俗文化热潮与宋代词选的繁荣_宋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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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068-03

宋代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风俗文化,其高涨之表现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其中特别是节序、宴饮、贺生辰等风俗,较之前代更为盛行,一方面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歌词的消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推动了宋人词选的编纂,促进了宋人词选的繁荣。

一、唱词娱乐之需

宋人的各种风俗活动多与歌舞娱乐分不开。无论节日的风俗活动,还是平日的宴饮、贺生辰等,多是少不了唱词娱乐的。这在宋元典籍中多有记载。宋吴自牧《梦梁录》“妓乐”条即载:“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巷妓馆家祇应。……”林正大《风雅遗音序》亦云:“乃若花朝月夕,贺筵祖帐,捧觞称寿,对景抒情,莫不有歌随寓而发。”谢桃坊《宋词演唱考略》认为宋词演唱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朝廷与官署大合乐中词的演唱,由教坊或乐营担任;二是士大夫与贵族家庭宴乐中词的演唱,由家庭小乐队和家妓们表演;三是小唱,歌妓一人执拍板清唱,或在极简单的乐器伴奏下且歌且舞①。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演出,目的皆为“娱宾遣兴”,后二者更是如此。歌妓唱词的来源约略有三:一是口承传唱名家名词;二是现场向词人索要;三是事先备好歌本。前一种情况歌源多受限制,第二种情形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而后者对各种风俗活动中的唱词娱乐更有保障。从歌妓一方而言,她们需要一些固定的歌词选本,以保证有足够的、连续的侑觞歌源,正如沈松勤所言,她们“需要拥有固定的歌本,犹如戏剧演员需要剧本,以保证随时随地歌舞佐酒的表演”②。于是,为适应这一需求,各种类型的歌词选本便涌现出来。

宋人颇喜宴饮,不管是节日还是平时。这直接刺激了歌词选本的编纂,促进了宋人词选的兴盛。由于最高统治者鼓励士大夫“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士大夫多以歌舞嬉游为乐,宴饮相习成风,如身为宰辅的晏殊,“未尝一日不宴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宴饮之风的盛行,拉动了歌词消费,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侑觞歌源,宋人编集了不少歌词选本。《家宴集》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称:《家宴集》“序称子起,失其姓氏。雍熙丙戌岁也。所集皆唐末五代人乐府,视《花间》不及也。末有《清和乐》十八章,为其可以侑觞,故名《家宴》也。”另外,《尊前集》、《兰畹曲会》等词选本,亦属此类。

节序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行为,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积淀和审美趣味的反映,“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③。宋人对节日、时序,较唐人更为关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等书籍,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各种节序风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主要节序有:年节、元旦朝会、立春、元宵、清明节、端午、七夕、中元节、立秋、秋社、中秋、重阳、天宁节、立冬、冬至、除夕等。吴自牧《梦梁录》更是分月标出各种节序,较之《东京梦华录》更丰富、更具体。按照风俗习惯,每一个节日、时序都有传统的固定仪式或活动,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活动。这些活动中,宴饮、欣赏唱词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梦梁录》卷二“清明节”条载:“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殢酒之欢,不觉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尚犹未绝。”因此,分类编排供不同节序演唱的歌词选本,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生日庆寿也是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民族心理的积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祝寿之举由来已久,非源于有宋一代。但宋代确是个贺生日、庆寿辰风俗特别盛行的时代,流传至今的诸多宋代寿词,即可证之。有人曾统计过,“《全宋词》中,从题序中标明‘祝寿’、‘庆诞辰’、‘生日’等字样,经判读可确定为寿词的达1860首。无此类标志而经判读可确定为寿词的约694首,两项加起来达2554首,约占《全宋词》21055首作品的12.13%,称得上洋洋大观”④。庆生辰,当然也少不了唱词,《梦梁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有歌大曲、慢曲子的记载,其中有些曲子就可能出于固定的歌本。南宋周密的记载,证实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其《齐东野语》卷十载:

《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谱无词者居半。

《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尝闻紫霞翁云,幼日随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内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

《混成集》明显是一歌本。它是修内司为朝廷宴饮、庆寿、歌舞升平而编辑的供教坊或乐营歌妓演唱的歌本。

一般说来,各种风俗中娱乐所唱之词,多是有其特定要求的。如李元膺《洞仙歌》主要为踏春应歌娱乐而制。又,《梦梁录》卷六“十月”条云:“诸大刹寺院,设开炉斋供贵家。新装暖阁,低垂绣幕。老穉团圞,浅斟低唱,以应开炉之序。”可见,宋代的各种风俗活动,往往要演唱与之相应的歌词。其实,张炎《词源》卷下早有言,昔人咏节序而付之歌喉者,“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既然宋人有以歌“应时纳祜”之习俗,那么事先编辑歌词选本以备应时之用,也就顺理成章了。《草堂诗余》即为此类歌词选本,现存最早刻本《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前集分春景类、夏景类、秋景类、冬景类,后集分节序类、天文类、地理类、人物类、人事类、饮馔器用类、花禽类,就有为应时纳祜、庆寿、宴饮等应歌娱乐之需而设之意。清人宋翔凤看得清楚,其《乐府余论》有曰:

《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引用书目”《类编草堂诗余》条下注云:“分类本以时令、天文、地理、人物等类标目,与周邦彦《片玉词》、赵长卿《惜香乐府》略同,盖所以取便歌者。”龙榆生持论与之近似,其《选词标准论》云:“惟以《清真集》之编纂体例,相与比勘。此虽不注宫调,而以时序景物分题,且出自书坊,必为当世比较流行之歌曲。……吾人但以为当日之类编歌本可也。”⑤吴世昌则认为,《草堂诗余》乃供当时说话艺人唱词用的专业手册⑥。清人李佳《左庵词话》卷下曾谓:“《草堂诗余》所录,皆鄙俚,万不可读。”殊不知,《草堂诗余》主要是供唱词之用,原本就不是专供人阅读的读物,李佳之错即惘于此。

因此可以说,宋人各种风俗活动唱词娱乐之需,为歌词消费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市场,从而刺激了应歌体词选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人词选的繁荣。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有些不以便歌为主的宋人词选的编辑,亦与唱词娱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大舆《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遗滞,劈彩舒哀,召楚云以兴歌,命燕玉以按节。”黄昇《绝妙词选序》曰:“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萧,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这表明二人皆有唱词娱乐的思想,这也或多或少影响到其词选的编辑。黄昇《花庵词选》虽没有像《草堂诗余》那样分类编排以应歌,但“上元”、“初春”之类多词同题的现象,也显示出一定的分类意识,流露出一丝“以征歌而设”的痕迹。又,《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十所选冯伟寿三词分别标明“黄钟羽”、“黄钟商”、“夹钟羽”等调名,显然也留下了应歌选本的印记。可见黄昇编辑《花庵词选》或多或少有应歌娱乐之目的。龙榆生《选词标准论》认为:“宋人选宋词,以‘便歌’为主”者,“尚有曾慥之《乐府雅词》”⑦。《乐府雅词》虽不见得以便歌为主,但其多少受应歌影响,倒也是事实。

二、填词娱乐与案头阅读之需

《四库全书总目》《宋名家词》提要云:“金元以后,院本杂剧盛,而歌词之法失传。然音节婉转,较诗易于言情,故好之者终不绝也。于是音律之事转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实际上,此转变应肇始于南宋。朱彝尊《词综·发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之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之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此一问题。南度之后,由于词乐的大量流失,词与乐分离趋势日趋明显,加之南宋中后期民间小唱之盛行,词越来越文人化、技巧化,已由“应歌”向“应社”转变,词的可读性渐强,可歌性减弱。文人在各种风俗活动,甚至日常的聚会、宴饮中,不仅要有唱词佐欢,还需即时填词助兴⑧。《梦梁录》卷六“十二月”条曰:

考之此月虽无节序,而豪贵之家,如天降瑞雪,则开筵饮宴,塑雪狮,装雪山,以会亲朋,浅斟低唱,倚玉偎香,或乘骑出湖边,看湖山雪景,瑶林琼树,翠峰似玉,画亦不如。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腊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迭和。

此类应酬、即时之作多是有固定格式、习惯套路可循的,因此,为能在各种风俗娱乐活动中得心应手地赋词,编选供人模仿、学习的诗词选本,就非常有必要。

词“转变为吟咏之事”的另一表现是,可作为案头读物供人欣赏。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载,北宋钱惟演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小辞”即小词。李清照论词云:“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三十三引)如此看来,北宋即有人认可词有供人阅读娱乐之功用。南宋末年,仇远在《玉田词后序》中亦称:“读《山中白云》词,意度超玄。”单阕词作、词别集如此,选本亦然,南宋刘克庄《满江红》词所谓“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钱仲联笺注《后村词笺注》卷三),即可为证。又翁元龙《菩萨蛮》词:“玉纤闲捻《花间集》,赤阑干对芭蕉立。薤叶晚生凉,竹阻移小床。”(赵闻礼《阳春白雪》卷第四)显然,这里的《花间集》也是充当读本的。宋人把词选当作案头文学读本来欣赏,对宋代词选编集亦有一定影响。黄大舆编辑《梅苑》即有“以为斋居之玩”之目的。黄昇《绝妙词选序》亦透露出此种意识:“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暇日裒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知之而未见”、“尝鼎一脔”,就表明词选本可作为案头读物娱己娱人,这也是黄昇编辑《花庵词选》的动因之一。

最后,还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有的词选的产生同时受唱词、填词、案头阅读娱乐的影响,是很难截然分清的。本文之所以分类立论,主要是为行文之便。

综上所述,宋代风俗文化的高涨,进一步拉动了词的娱乐消费需求,从唱词、填词娱乐、案头阅读等层面,程度不一地推动了宋人词选的兴盛。

注释:

①谢桃坊:《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②③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22页。

④贺慧宇:《略论宋代寿词的历史流程》,《船山学刊》1999年第1期。

⑤⑦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页。

⑥吴世昌:《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⑧李紫薇:《略论宋词中的侠文化》,《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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