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逆力到抵抗：重建西方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优势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工作实务论文,优势论文,社会论文,抗逆力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始，临床社会工作实务就开始了转型。过去的模式是基于精神分析和精神病治疗学，而现在它是一种以生态系统为基础、整合的通用视角。①新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有助于解决斯派切特和葛特妮②提出的社会工作信仰沦丧问题。尽管这种模式仍然是基于问题解决模式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再被概念化为个人的病理特征，而被认为是交互关系和交互功能的缺陷。③另一种区别于传统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实务，来自于以优势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实务，这种方法将关注点从个人缺陷、不足以及疾病转向发掘案主的优势、识别风险因素以及案主的保护因素。④一些学者发现了新的生态系统和优势视角方法之间具有亲缘性，⑤而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正日益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主流模式。⑥本文重点关注优势视角的贡献，并且提出一种新的框架以提高其有效性、扩大其视野。
根据优势视角模式，我们的优势使我们在逆境期具有抗逆力，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培养并提高服务使用者的优势，⑦而优势视角模式正是试图挖掘出服务对象在其环境中的可用资源。⑧优势视角模式假定社会工作者可以识别出抗逆力的来源，并且强化他们的抗逆力。⑨
本文试图依据近期的实践理论，尤其是布迪厄的理论，⑩来重建优势视角的、增权的、通用的社会工作模式。它试图倡导一种和舍恩(11)的理论相一致的反思性实践方法。我们的目标是重建优势视角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理论基础，把优势视角和反思实践建立在一个较为坚实的人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以及较为广泛和有效的行动策略上。
一、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的新主流模式
通才型的、优势视角的社会工作实务源于对传统主流的疾病视角的心理治疗模式的批评。这种新的实务模式纠正了原来治疗模式下的病态、缺陷、失功能的视角，把社会工作实务建基于生态系统和增权理论。约翰森认为，(12)生态系统理论为综合的、通才型的社会工作模式提供了基础，生态系统理论复兴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环境中的人”(person-in-environment)这一核心概念，并且提供了将个人、组织以及社区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社会工作干预是交互性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对象的参与度。约翰森承认生态理论是通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基于此，他认为问题解决模式才是通才型社会工作实务的核心。(13)但是问题解决模式最初是和缺陷视角、治疗模式属于相近家族的社会工作实务流派。所以，如果要走出传统病态、缺陷视角的窠臼，需要重新确立问题解决模式的力量和资源。
增权是社会工作实务的主流工具，尽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被心理治疗方法所掩盖，但在美国民权运动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增权被激进的社会工作者再度激活。(14)到了20世纪90年代，增权被认为是帮助弱势群体的关键策略。(15)在古铁雷兹等人看来，(16)增权包括帮助弱势群体发现他们的潜力和优势，从而使他们能够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一些学者认为，增权的方式应该用在一系列的干预中——个人的、人际的、环境的。还有人提出，通才型社会工作实务应以增权为中心。(17)2005年，增权的要素被吸纳进社会工作的正式定义当中，这个定义是由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和国际社会工作院校联合会共同发展的。“社会工作专业促进社会变迁、人际关系问题解决、人们的增权与解放，从而增强人们的幸福。”(18)
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是由萨利贝所提出的。(19)自提出以来，它已经广泛应用在儿童福利、药物滥用、家庭服务与老人服务当中。它所代表的新的态度为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所欢迎，比如新移民、低收入群体和慢性病患者。优势视角方式不同于增权模式，它更关注服务对象自有的优势与具有的能力。优势视角模式认为尽管服务对象面对不同的问题和处于劣势的处境，但他们依然有自己的优势。不同于心理治疗式的社会工作模式，优势视角模式并不在最开始就给服务对象贴上“功能失调”、“有缺陷”或“病态”的标签，并且它也不同于增权的方式，他并不认为服务对象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权能丢失”的。优势视角将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从不对等转变为平等的合作关系，它帮助服务对象发掘并强化自身的潜能，并且帮助自己从逆境中走出来。这样，把生态理论、优势视角和增权策略相结合，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作临床实务的新主流范式。(20)
增强抗逆力的服务项目被认为是在社会工作中应用优势视角具体实务模式。诺曼区分出11种积极的抗逆力指标：个人层面的指标有自我效能感、环境的现实评价，社会问题解决力、自我引导和使命感、移情力、幽默感、对有距离的和雄性化的性别角色行为的适应力；人际交往层面的指标包括有积极的充满关怀的人际关系、向上的家庭环境、其他形式的亲密环境、较高期望等。(21)菲利普斯和柯亨将抗逆力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同龄的、学校的保护性因素等不同范畴。(22)更为详细的评估框架也已形成用来操作化优势视角模式。考格尔和斯尼夫利发展的对优势的评估就包括5个维度，涵盖了51个种类。(23)这些原则和程序被用来纠正临床社会工作实务中错误的缺陷焦点，被测量出来的品质被称为积极的特质：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甚至也许是唯一的——方式使服务对象获得增权。
二、对西方社会工作实务主流模式的批判
抗逆力提升项目是否真的使弱势群体获得了增权?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服务对象生活中的逆境?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而只是将重点从功能障碍和无能转为优势，我们能否帮助他们从逆境中恢复?
刘易斯是最早一批研究贫困文化的学者之一。(24)他主张说：这种文化在以下这些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相似点，如家庭结构、亲属关系的性质、夫妻之间和家长与孩子之间关系、时间定向、消费模式、价值体系以及社区感。刘易斯发现一些贫困家庭对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有较少的动力，并且不认为他们以及他们孩子的教育、衣着、卫生有很重要的意义。尽管贫困文化理论被自由主义者批判为对贫穷者的一种指责和污名化，但是它同样被认为反映了贫困者真实的生活图像。这种对于贫困文化的争论只是集中在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而并非它的存在问题。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其实是对优势视角的挑战，也就是说许多弱势贫困家庭并不一定存在着中产阶级家庭的优势资源，而是生活在一种次文化中。这种生活文化不能帮助他们向上流动，但是却提供了他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和抗争能力。
各种针对抗逆力的研究，包括英国的斯库恩，(25)他考察了3万个案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情况的个案，关注的都是学业成绩、行为调整、健康和心理幸福度，以及调整方式的稳定性。这些研究工作证明抗逆力是在困难时期克服逆境的重要因素。然而优势视角在对提高抗逆力项目着重强调的时候，并没有对贫困文化概念有充分的认识。相反的是，它旨在发现处于逆境的人们的优势与能力，(26)这种方式有着清晰的优点，但同时也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忽视了逆境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对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影响。(27)
增权模式强调了逆境对权力关系的影响。(28)然而，对权力关系的现代主义解释假定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包括专业人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专业人士对于获得增权的弱势群体者来说处于特权地位，这导致了所谓的“差异困境”(dilemma of difference)，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在对一组对象进行识别并提供帮助服务的同时不将他们标签化或者污名化。(29)帕克和他的同事尝试使用福柯的权力概念来解决这种困境，这一概念强调权力是施为的，而非占有的。他们认为专业人士应采用一种后现代批判理论的增权观——后现代批判视角包含了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但是跳出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困境，以及革命者和大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们认为应该通过扩展平等沟通能力来打开另类的情景解释。(30)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权力关系的批判开拓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视角，提醒我们难以忽略当代社会中存有的权力关系。尽管福柯提出权力是施为的而非被某些特权阶层的人所占有，但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仍在继续发展更加复杂的监控手段，社会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开放的空间让他们发展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学者提出了话语策略的实践道路，主张通过批判性反思和嵌入地方处境的项目来获得解放，(31)这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解放方式。然而，这些项目把批判反思和解放建立在精细的话语策略之上，容易演变成最后流于口头上的解放。就像提高抗逆力的那些项目一样，当地处境化的话语实践项目其实并没有考虑到那些弱势群体生活面临的真实困境。
斯科特已经证明，处于弱势情境下的人们拥有他们自己的武器来反抗压迫和剥削，这些武器包括有“拖沓、掩饰、开小差、假装遵守、顺手牵羊、假装无知、诽谤、纵火、破坏等等”。(32)穷人之所以依赖于这些间接手段而非组织公开叛乱，究其原因便可发现在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之间巨大的不平等性，以及先进的监视技术。为了避免由于集体叛乱而带来的风险，人们就在弱势情境下采取一些个人的非正式的抵抗形式。这些抵抗形式都适合在农村的社会环境中施行，它们代表着“一种阶级——分散在乡村、缺乏正式的组织、但是有最好的装备来开展持久的、游击式、防御性消耗运动”。斯科特突出强调了弱势群体所采用的间接抵抗方式的积极作用：“从长远来看，这种形式的反抗往往是最显著和最有效的。”(33)
斯科特的贡献在于发掘出了贫困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的抵抗策略，尽管这些策略不能带来轰轰烈烈的革命效果，但是其对权力关系的遏制和腐蚀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果社会工作的使命是解放、增权和促进那些困境中人们的能力，那么它就应该承认人们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所使用的武器。社会工作者应该支持人们的这种尝试——抵抗甚至颠覆权力关系，而不是通过强制他们与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相一致来获得康复。如果社会工作者没有积极对待权力关系，即使他们尽力提高个人的抗逆力以及沟通能力，他们的解放项目也终将失败。
除了没有考虑权力关系，先行西方社会工作优势视角下的抗逆力增强项目的另一个缺点是：它过于依赖纯理性。最初，优势视角关注社会结构，同样关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艺术和道德维度。(34)高德斯坦认为处于主流的精神分析性社会工作忽略了专业的病理术语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恰是这样的语言标签使得服务对象“失势”。(35)社会学家贝克尔观察到这些标签是那些特权阶层的人施加到弱势群体身上的。(36)高德斯坦还注意到一种失败，就像处于主流的关注缺陷社会工作实务那样：它根植于线性逻辑。线性逻辑假定原因在结果之前：如果我们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发现问题的原因。(37)高德斯坦作为社会工作中优势视角模式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指出了当代西方主流社会工作模式所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社会工作忽视和丢失了艺术的、道德的实践，日益堕落成单纯的技术性工具。
三、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优势视角寻找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许多社会工作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门结合了道德、政治和艺术实践的学科，正如斯柏切特和葛特尼(38)的观察，社会工作必须将自己和心理治疗区分出来，并使之具备意义、目的和责任感。社会工作应增权服务对象并且帮助他们履行他们的日常功能。优势视角模式鼓励我们将重点放在发掘优势，而不是不同背景与需求之下的服务对象的问题和无力。然而优势不仅存在于抗逆力当中，而且也明显存在于逆境中而采取的反抗与生存策略中。
主流的西方社会工作实务往往侧重于服务，而并非是社会改革或是转型。甚至一些社区工作实务，也已将它的重点从社会行动转向了综合性服务。主流社会工作的这种服务导向特征会阻滞变化。有些学者也已表达了他们对这种情况的不满并且提出了替代方式，包括结构性的社会工作方式，(39)进步社会工作视角，(40)以及后现代批判视角。(41)虽然这些替代方式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视角，但是它们仍然不能给西方社会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向，走出当前的困境。比如，我们认为，穆拉利提出的结构性社会工作模式过于笼统而无法具体操作化，帕克等人以及李奥纳德提出的后现代批判视角又主要侧重于话语解构，并不能真正促进权力关系的转变，尤其是对社会结构关系的关注不够。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门致力于实践的专业学科，那我们就会转向实践理论产生一些新看法。
实践理论可以为社会工作实务框架做出突出贡献。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探索了这些理论，(42)但是布迪厄在1977年的《实践理论大纲》中建立的实践理论更为突出，1984年和1992年他又精炼了他的理论。布迪厄采用了两种策略来解决社会工作实务中对社会结构的关注。首先，他强调社会被分为不同的场域，而不同的场域有它们自己的结构，由此他避免了概化并且引入了具体的实践处境来展示结构关系。随后，他引入了“惯习”这一主观的结构性行为模式，惯习这一概念把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他认为，正是人们在特定场域下的即兴发挥、当然化的活动，一方面内化和认识了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性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复制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关系。所以，支配性权力关系是隐蔽在人们的结构化而又不自觉的日常即兴表演之中的。在这个模式中，布迪厄认为，每一个场域都有三种结构层次：客观结构、主观结构和符号结构。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具体的客观结构位置上，这意味着他具有独特的资源和资本，个人也有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位置的行为习惯和处置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利用不同的策略追求自身利益，而多数策略是程序化了的，是通过习惯和社会化而内在化的。(43)
布迪厄和华康德进一步认为，社会研究更应注重反思性实践：社会科学应超越遗传学和行为学的自我中心的概念，并侧重关注结构关系，因为是结构关系建构了人类的习惯与品位，而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结构关系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才能够抵抗结构的控制。(44)布迪厄和华康德提出的反思实践不同于现象学的焦点在于获得情景性知识的反思性，是要把自己的实践过程对象化，来反思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特定场域的结构性关系对自己行动惯习的塑造作用，从而帮助自己跳出结构性限制。(45)布迪厄既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社会工作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可用来形成解放和增权给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实务框架，这个框架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服务对象的行为和统治阶层的行为有何不同?
第二，服务对象的“惯习”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何关联?为什么他们遵循某些程序化的方式?是否存在其他的方法?
第三，弱势群体拥有什么资源(社会资本、个人资本和符号资本)使他们能够自己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第四，弱势群体应用了什么策略以推进他们的利益并抵制剥削和压迫?
这种基于布迪厄理论的框架，提供了一种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比现存的抗逆力提升项目更能够实现优势视角模式的有效方式。它扩展了优势的概念，使优势不仅包括抗逆力，也涵盖了抵抗的概念。它根植于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顺从中产阶层的行为。这种框架的实践包括了传统的道德和政治行为，容纳了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抵抗武器，但是又不限于斯科特的情景性、反应性抵抗，还要求走向对整个实践场域的结构性关系及其潜在的支配性关系的反思批判，最后走向对特定实践场域的重构和转型。所以，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框架，替换生态理论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实践，能使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更加明显，也让增权策略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而并非只是一种临床实践的姿态。当然，它对社会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成为反思性的社会工作者?
四、社会工作者如何变为反思性实践者?
和高登斯坦一样，舍恩指出专业实践中的许多问题是依赖技术理性的结果，但是舍恩不是走向艺术化和道德化实践，而是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构想实验模式，来提升专业人员的行动反思能力。他认为，基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技术理性不能提供相关的指导，因为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都是错综复杂的，是难以从技术上寻找到解决方案的。(46)然而，舍恩并没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他关注实践的艺术性如何通过行动反思过程来落实。他认为对社会建构主义来说：
在她所创造的世界中(也就是心理分析师)，事实与单纯的意识观念是不同的，并且不能仅凭主观愿望而臆断。在某个特定的被创造的世界中，对于一个心理分析者来说，就像对一个建筑师来说一样，去发现她行动的结果，做一些可以被实验证伪的推理，并且通过实验来确证她构想的方式是否适当都是可行的。(47)
虽然这段话是针对心理分析师的，但是它对反思性社会工作者同样适用。舍恩认为，社会工作者就像其他人际关系专家一样，都使用综合性的理论来构想(frame)他们的实践情境。当我们遇到一个复杂的情境时，我们就根据理论建构一种框架然后提出解决方案。然后我们检验方案以及建构的理论的效能。舍恩将此称为“构想实验”(frame experiment)。(48)当然，许多专业性实践的条件是程序化的、重复的，结果“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变得越发不言自明；而实践者可能会错过思考他所作所为的重要机会”。(49)然而，一些专业性的实践，尤其是社会工作，可能会遇到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形，而这就要求实践者能够使用构想实验。如果实践者缺乏在行动中反思的能力，他们就会对那些未预料的情景做出一种较少关注的反应，使用一些不可用的范畴，乃至控制那些情景。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们在实践中获的知识的方式。(50)
在行动中反思不仅是一种实践方式，它也可以是社会工作中实地督导的一种方法。(51)同样也是解决顽固性政策争论的一种方式。(52)舍恩相信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是基于框架的协调和沟通。导师和学生有不同的框架来定义他们的情境。导师如何把行动反思能力传授给学生?一种备选方法是邀请他们“跟我学”，鼓励学生进入导师的世界并观察导师如何建构情境；另一种方法是创造一个“镜子大厅”，即导师与学生互为镜子——他们映照出彼此，学生便从这种相互反映中学习。(53)
如果社会工作实践者有不同的世界观或者知识背景，那么他们对于形塑情形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框架构想。框架构想不同就可能导致冲突，就像被库恩描述的各种各样的科学范式的冲突一样。(54)我们如何解决这些冲突?舍恩和雷恩提出了一种重构框架的经验认识论。首先采取构想—批评方法。这包括意识到导致政策冲突的不同构想并对他们进行反思性批评。其次采取构想—反思方法，即实践者必须反思引起冲突情形的构想并培养一种针对公共话语的规范性的方法，在这其中争论更有可能通过反思性询问获得解决。(55)
社会工作者必须学习获取批评和反思构想的能力。他们将变为有能力的反思性实践者，而不仅仅是技工。用布迪厄和华康德所提出的理论工具为武装，他们将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对支配性的关系进行思考，调动他们的资源和资本以制定应对策略并且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环境。
五、结论
西方主流的社会工作模型都是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并通过抗逆力增强项目实现了操作化。这些模型将优势的概念仅局限于抗逆力，忽视了抵抗和反叛，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经常是关键的资源。我们试图为优势视角建构一个更强有力的基础，为增强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专业的优势，使用了实践理论来描述新的框架。这个框架包括：反思边缘群体的行为“惯习”、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位置的关系、日常生活中可动用的资源和资本，以及克服逆境所适用的策略。社会工作者应该成为胜任反思性的实践者，而不是理性的技术专家的角色，这些实践者将对日常生活的优势做出直觉反应，并给弱势群体增权以发现他们抵制不平等以及克服逆境的能力。
本文的英文版曾经获得过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的会刊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和英国SAGE出版集团颁发的2010年度最佳论文奖——Frank Turner Prize。中文版系由英文版改写而成。
注释：
①Johnson,L.C.,Social Work Practice:A Generalist Approach,Boston,MA:Allyn and Bacon,1998.
②Specht,H.and M.Courtney,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New York:Free Press,1994.
③Carpenter,S.,B.Walker,M.Anderies and N.Abel,“From Metaphor to Measurement:Resilience of What to What?”,Ecosystems,Vol.4,No.8,2001,pp.765～781.
④Luthar,S.S.,D.Cicchetti and B.Becker,“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Future Work”,Child Development,Vol.71,No.3,2000,pp.543～562; Norman,E.,Resiliency Enhancement:Putting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to Social Work Practi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Patterson,J.M.,“Understanding Family Resilience”,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Vol.58,No.3,2002,pp.233～246.
⑤Miley,K.K.,M.O’ Melia and B.Dubois,Generalist Social Work Practice:An Empowering Approach,Boston,MA:Allyn and Bacon,2007.
⑥Chu,W.C.K.and M.S.Tsui,“The Nature of Practice Wisdom in Social Work Revisited”,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1,No.1,2008,pp.47～54.
⑦Norman,E.,Resiliency Enhancement:Putting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to Social Work Practi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⑧Miley,K.K.,M.O’ Melia and B.Dubois,Generalist Social Work Practice:An Empowering Approach,Boston,MA:Allyn and Bacon,2007.
⑨Norman,E.,Resiliency Enhaacement:Putting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to Social Work Practi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Phillips,M.and C.S.Cohen,“Strength and Resiliency Theme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Groups”,in E.Norman (ed.),Resiliency Enhancement:Putting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to Social Work Practi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8～142.
⑩Bourdieu,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Bourdieu,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
(11)Sch
n,D.A.,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3;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Toward a New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fessions,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1987; Frame Reflection:Toward the Resolution of Intractable Policy Controversies,New York:Basic Books,1994.
(12)Johnson,L.C.,Social Work Practice:A Generalist Approach,Boston,MA:Allyn and Bacon,1998.
(13)Johnson,L.C.,Social Work Practice:A Generalist Approach,Boston,MA:Allyn and Baco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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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utierrez,L.M.,R.J.Parsons and E.O.Cox,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A Source Book,Pacific Grove,CA:Brook/Cole Publishing,1998.
(17)Miley,K.K.,M.O’ Melia and B.Dubois,Generalist Social Work Practice:An Empowering Approach,Boston,MA:Allyn and Baco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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