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研究综述——以1998年至2008年为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年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活动家。其实践和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其人、其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丰厚精神资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周恩来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1]特别是在2008年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周恩来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周恩来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一、周恩来的品格和周恩来精神研究
正如张寿春所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有没有创造伟业，更要着眼于他有没有以言行一致塑造出值得永世传扬的崇高精神。周恩来是一位既有辉煌业绩又具精神魅力的伟人”。[2]以往的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周恩来的思想和贡献主要包含在“毛泽东思想”中，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人们认识到“他的崇高和伟大并不限于他所从事的事业和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他的崇高人格令无数心灵为之震撼！而这种人格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魅力，在于它揉合了东西方文明的精髓，把散发着人文芬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3]所以，党史界逐渐提出“周恩来品格”、“周恩来方式”及“周恩来精神”。
袁韵指出，周恩来的人格是“在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导下，周恩来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锤炼自己的品德，最后形成了崇高、伟大的人格”，[3]即1.浓厚的忧患意识和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2.探索真理、注重实际的求真务实精神；3.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4.泛爱众而亲仁的人本主义精神；5.谦逊有礼、超脱达观的风范；6.宽容大度、仁慈厚道的胸怀。[3]
汪浩则提出，“周恩来方式，其是指周恩来独具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即‘贵和执中’既是周恩来方式的显著特征，也是其基本内涵”。具体来说是共产党高度斗争艺术的具体体现，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因势利导，求同存异，迂回变通、等待、不争论、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于无声处听惊雷等。[4]总的来说，“周恩来方式”的基本特征为：1.举轻若重；2.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3.调和性：一是贵和，二是平等，三是忍让，四是“执两用中”，五是人性化。
2008年2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周恩来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范，即“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5]这是中央第一次正式详细阐释“周恩来精神”，是周恩来研究的里程碑。这期间，学术界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择其要点概括如下：
(一)阐明了“周恩来精神”的内涵
“周恩来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核心是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真诚服务、甘当公仆、求真务实、和合协力、廉洁自律等五种精神”，[2]其共同构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体系：1.真诚服务：周恩来精神在人生坐标方面的集中体现；2.甘当公仆：周恩来精神在价值定位方面的准确选择；3.求真务实：周恩来精神在工作作风方面的生动反映；4.和合协力：周恩来精神在待人处事方面的重要原则；5.廉洁自律：周恩来精神在修身养性方面的行为规范。[2]
(二)阐明了“周恩来精神”的本质
黄明理指出，“周恩来精神”的提出经历了由群众自发到学界自觉、由少数人观点到多数人认同的发展过程。然而，“学术界对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的具体理解有所不同，但在对其实质和核心的理解上却非常一致，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去世所佩戴的胸章就是‘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苦撑危局时也曾说过，他的一生只有八个大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最高的价值信仰，是‘周恩来精神’的真谛”。[6]显然“周恩来精神”是由周恩来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理想追求、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工作作风等所体现出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崇高价值理念和信仰。因此，我们相信“周恩来精神”的具体内容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丰富，但“周恩来精神”作为概念，“如果外延过窄将流于片面，但若外延过宽又容易泛化，显示不出其特点”。所以，“‘周恩来精神’不同于周恩来的某一品质或观念，而是统摄其一生言行的价值理念和最高信仰，这种崇高的价值信仰又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在周恩来的理想追求、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工作作风上”。[6]
(三)阐明了“周恩来精神”的榜样作用
唐洲雁认为，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世所公认的政治家，除了时势造英雄的客观原因之外，就主观方面来说：其一，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信革命最终能够成功，在斗争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从不退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二，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坚持同各种错误路线和倾向作斗争，而且做到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调解矛盾，解决分歧，团结同志，维护集体，体现了极高的领导艺术。其三，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其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种种精神、意志和修养，种种思想、能力和水平，种种品格、性格和人格，铸就了周恩来的领袖风范、革命楷模”，[5]即“创基立业，功勋卓著；团结协作，善于配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解矛盾，求同存异；顾全大局，相忍为党”。[5]
(四)阐明了“周恩来精神”对青少年的实践意义
韩锦标在《用周恩来精神引领大学生人格培养》中指出：1.周恩来精神是大学生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2.周恩来无限忠诚的精神有利于大学生确立崇高人生理想；3.周恩来不畏艰难的精神有利于大学生砥砺意志品质；4.周恩来团结协作的精神有利于大学生培养人际交往能力；5.周恩来求真务实的精神有利于大学生锤炼创新能力；6.周恩来无私奉献的精神有利于大学生提高道德品质。[7]因为优良的道德品质是大学生“成人”的基础，是健全人格的根本，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这“有利于激励大学生提高道德认识，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的侵蚀，不断自我磨炼、自我改造，做一个自尊、自重、自省、自励的高素质的人”。[7]
孟庆仁则指出，“周恩来世界观的形成，经过了一个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到青年时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今天我们探讨青年周恩来世界观的这一形成过程，不仅是对他的很好的纪念，而且是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宝贵的教材”。[8]
二、关于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9]作为人民心目中永远的总理，“他对在中国如何发展经济走上富强之路，其中包括如何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0]
(一)周恩来对科学技术之于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及发展思想
沈宝莲认为，周恩来早在建国之初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他一直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不仅把科技的发展作为工业化实现的前提条件提了出来，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出发，强调发展科技的重要性”。[9]他首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年-1967年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9]而且周恩来总是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当时的实际可能，积极“争取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同时又一再强调争取外援必须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9]这实际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一个重要方针，这一方针仍然被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所遵循。
刘霁堂在《周恩来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科技战略》中指出，周恩来从改造旧科技人才的途径和培养新科技力量的方法方面，从向外国学习和自主创新方面，从实行科学国家主义，密切协作、合理分工，创建科技动力机制和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方面，“论述了改造旧科技人才和培养新科技力量的战略、学习苏联科学技术战略和实现科技体制化战略”。[11]同时，指出了周恩来在新科技力量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即“周恩来集中全党智慧，提出培养新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其一，发展教育；其二，走群众路线”，而且还提出了周恩来在实践科技方面的务实主义精神，“周恩来积极支持通过各种渠道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1959年12月，他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讲，不排除有时从资本主义国家‘偷’一点东西，苏联建设不‘偷’西方的东西怎么会建设起来呢？1960年，他在聂荣臻给中央的报告上批注：关于科学技术能学到就学，能买到就千方百计地到西方买到”。[11]
(二)周恩来的西部大开发思想
1999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了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党史界关注周恩来的西部大开发思想，从中找到宝贵经验，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王家云在《周恩来经济思想中的西部开发观》中指出，周恩来“视发展科学教育为根本、生态环境建设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为关键的开发观是十分鲜明的、深刻的，这对找到西部开发的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12]具体来说：1.建设基础设施是关键。周恩来视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的“先决条件”、“基础工作”、“根本工作”，他把兴修水利视为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工作、第一位工作。2.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基础建设的重中之重。周恩来认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首先“交通运输业要便利起来”，这是因为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国家建设、西部开发的“先行部门”、“开路先锋”。3.发展科学教育是根本，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任务”。[12]就西部开发而言，发展科学、教育，无疑是最根本的任务。4.保护生态环境是基础，“周恩来即以战略家特有的洞察力敏锐地认识到，环境保护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事，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不要做竭泽而渔、贻害子孙的蠢事”。[12]
曹应旺在《周恩来经济思想与西部开发的几点思考》中研究了周恩来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实践，并且指出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即1.整体论：从全国整体上认识西部发展的战略地位，“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2.基础论：西部的建设和发展要从基础做起。国家建设“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3.关键论：西部的建设和发展要抓住关键，即“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关键也在于人才和科学技术”。4.求真论：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经济恢复时期，他提出：‘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反对离开经济恢复的基础，脱离实际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10]
通过这种对细微之处的研究，使读者更能理解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特点。
三、周恩来关于民族的思想及其实践
“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始终关心着中华大家庭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不但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亲自领导了全国的民族工作，他和毛泽东等人成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主要奠基者。”[13]“周恩来任总理26年期间不仅为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过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许多精辟宝贵的见解。”[13]所以，研究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周恩来民族思想的地位
金炳镐和刘建中指出，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他为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我们党民族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他的民族理论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4]
(二)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民族政策
徐行认为，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主要分三部分：一是确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二是阐明并积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三是努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尤其在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事业时，周恩来指出：“1.引导和帮助各族人民走上共同繁荣、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引导和帮助各族人民走上共同繁荣、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周恩来阐述了三点主张。首先，他认为各民族要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一起奔向现代化。其次，他主张少数民族地区应根据本地实际发展特色经济，中央政府应尽量给予帮助。再次，为了实现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目标，周恩来主张少数民族地区要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2.除经济建设外，周恩来还始终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他多次提出要尊重自治地方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自治机关要重视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每次他都督促当地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并关心少数民族的历史传承问题。3.周恩来对少数民族教育、科技、卫生事业的建设也非常关心”。[13]这些正确的思想，在处理民族经济和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即便是现在，我们依然在学习和研究。
(三)周恩来对西藏的贡献
阴法唐指出，“周恩来对西藏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事必躬亲，及时抓紧处理，时时事事坚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充分照顾西藏民族的特点和利益，加强了西藏工作，增进了民族团结，为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15]具体说来：
1.大力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多方努力和艰苦细致、耐心的政治说服工作，达赖喇嘛终于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赴京和谈”。[15]在周恩来直接关心指导下，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进行了20多天的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终于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
2.实现统一对外，废除英帝国主义在藏特权。周恩来对中印谈判十分重视，并指示，“这次谈判是解决业已成熟并已准备好的问题，不成熟的比如边界问题，以及其他西藏地方提出的归属问题作为悬案，将来选择时机解决”，又就“取消尼泊尔在西藏特权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56年9月22日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简称《中尼协定》)”。[15]
3.努力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全面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周恩来在他修改的中央指示中仍提出，对改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要同西藏上层中的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进行反复协商，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周恩来多次同班禅、阿沛、帕巴拉等谈心，对包括“平叛后民主改革还是用和平方式进行”和对未参叛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他还指示：“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想把西藏工作办好的，而不是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15]周恩来对如何评估平叛改革中的成绩与偏差的态度十分明朗，对班禅报告中对的方面加以肯定，错误方面也给予指出。“为了做达赖的工作，周恩来在出国访问的百忙之中，连续三次与达赖恳谈，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的指示”。[15]
四、周恩来关于外交的思想及其实践
(一)周恩来与中日关系
王玉贵指出，周恩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就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旨在通过民间交往的发展，逐步带动并促进官方关系的建立，即“经贸往来唱主角”、“人员互访渠道多”、“文化交流增姿彩”、“友好组织作桥梁”、“水到渠成建邦交”。[16]李广民则利用珍贵的国外材料研究并论述了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在万隆会议期间的秘密会晤。“按日本的说法，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是日本参加万隆会议‘最大的收获’”。[17]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为半官半民的LT贸易奠定了基础。文章披露“正式的会晤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会晤是在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式前，会晤进行了大约30分钟；第二次会晤从22日早上7:20谈到8:45，共进行了1小时25分钟。本来还安排了第三次会晤，在25日早进行，但因第二次会晤引起美驻印尼大使的猜忌，日本外务省随行顾问阻止了第三次会晤”。“会晤谈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中日两国共同简化汉字；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到半政府机构的设置；从台湾问题到中苏、日美关系；从日本战犯归国问题到中日民间贸易；从日本的国际地位到周、高崎的个人经历等”，[17]并指出，“它基本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框架和实现正常化的发展模式”。[17]这不仅生动地显示了当时历史环境下我国外交的艰辛和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的理想，而且反映了周恩来同志的外交风格，即“远处着眼，细处努力”、“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由易而难、积累渐进”的风格。[17]
(二)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华
言极在《周恩来一小时拟就的发言稿》中再现了万隆会议上惊心动魄的历史环境，当时一些代表先是发表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而后又出现了指责中国“威胁”、“渗透”邻国的论调。根据面临的新情况，周恩来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重新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就是这次发言使著名的‘求同存异’和周恩来的名字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8]通过事实真相来反驳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攻击，同时避免会议走题。而且，会外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交朋友、做工作，取得了新中国外交的巨大成功，显示了“一代外交大师的博大胸襟和非凡气魄，还会深刻体会到在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开拓者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无比艰辛”。[18]
屠莲芳从周恩来开创新中国奥林匹克之路的历程，反映出“周恩来总理用卓绝的智慧开创了新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路”。再现了周恩来的杰出贡献：高瞻远瞩，周恩来组建体育队伍；礼聘教练，周恩来振兴中国女排；不唯锦标，周恩来首倡体育理念；银球外交，周恩来改写世界格局；重返国际奥委会，周恩来维护神圣主权。[19]
金朝晖阐述了周恩来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的重大活动和贡献：1.理直气壮，主动出击，坚决要求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2.坚持原则，静心等待，从外部推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3.倡导合作，致力统战，努力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4.着眼大局，寻求突破，逐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5.长期努力，“合力”致胜，中国最终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0]
五、周恩来的早期革命思想和革命历程
(一)周恩来与五四新文化思潮
史革新指出，1923年2月，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少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在文中他以“革命救国”论批评了胡适对军阀统治的“迷信”，抨击胡适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的幻想：其一，以“革命救国”的观点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张。其二，批评胡适对军阀统治的“迷信”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无补于国事。其三，批评胡适“漠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对各国列强抱有幻想。最后，周恩来总结说：我们乃敢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21]这反映了胡适已经和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分道扬镳。从周恩来这则评论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的这种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作者也指出，“然而，在周恩来等一班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上，依然留有胡适影响的印记”。[21]
邬国义研究了周恩来旅欧时期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批判无政府主义时所批判的工余社“三泊”究竟是谁。通过多重论证，破解“三泊”实即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并在此基础上，兼论周恩来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22]但作者还指出，周恩来早年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周恩来在旅欧早期初到法国的时候，他颇以《克鲁泡特金自传》‘所倡的无政府主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崇拜’，确实反映出这一时期他思想的实际状况”，[22]而且指出，“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大都经历了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当时相当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起先都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等均是如此”。[22]
这些研究，丰富了周恩来研究的素材，使人们对周恩来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认识更科学。
(二)周恩来与“乡村中心”的思想
黄少群指出，毛泽东关于“乡村中心”的思想是1930年1月提出的。而在此前后周恩来也提出了“乡村中心”思想，用词还更明确。“从1927年底到1930年八九月间，他从提出‘农民割据’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到提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到明确提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同时他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并主动提出自己愿意到中央局工作，从而完成了他从思想到实践、由‘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思想转变历程”。[23]
(三)周恩来与白区工作
刘海贞指出，周恩来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如何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险恶环境下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提出了系统而切实的主张。这一系列主张“不仅为当时指明了出路，而且对后来国统区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以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政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24]他还指出，“周恩来同志这一时期的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24]
六、结语
尽管近些年来对周恩来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和可喜的成果，但我们也应看到，“学风浮躁”、“学术腐败”、“学术失范”等问题的存在，致使追求奇异、游戏学术、非学术活动、跨文化的学术复制等一些不良风气也在侵入到周恩来的研究中。
为此，学术界很多有识之士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石仲泉同志在《周恩来研究若干问题辨析》一文中批驳了近年来在少数著作中出现了一种非实事求是的倾向及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非议，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1]及周恩来思想的不容践踏地位的思想：1.关于所谓“愚忠”的问题：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2.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作用：第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那些过火做法。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第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治乱”，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3.关于所谓“表里不一”的问题：首先，从周恩来的出身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看，不存在这个根基。其次，从周恩来的革命操守和党性修养看，始终不齿于这种背离共产党人的道德。其三，从周恩来同反动势力的斗争看，始终立场坚定、大智大勇。其四，从周恩来长期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看，始终坚持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其五，从周恩来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求真务实，反对虚假浮夸作风。其六，从周恩来的对外交往和国际活动看，始终坚持党、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既旗帜鲜明、光明正大，又通情达理、真诚待人，形成独具魅力的外交风格，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通过这些反驳，维护了周恩来精神的科学性和不可侵犯，最后指出，“周恩来既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世界”。[1]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于周恩来的研究及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从学术领域来讲，其有待进一步广泛而深入地展开，特别是几个重要的问题至今还无人涉及或是涉及不深。例如，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外交方面所做的贡献；在早期的革命活动，周恩来自己所说的“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所指何事；周恩来从无政府主义信仰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信仰这一过程的准确时间及原因；关于周恩来知识分子政策研究的论述或绪论；国外研究周恩来的现状……。诸如此类问题，亟待党史界同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