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不均衡状况下的空间、时间以及政治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均衡论文,状况论文,政治论文,时间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D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5)06-0019-07 这篇演讲的中心论点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谈的就是空间概念化的方法的根本重要性。它确实很重要。它对于社会科学的运作有着重要影响，这也包括了“发展地理学”。而且，它对于政治立场的建构与参与方式来说，也同样重要。这是一个原则上或普遍意义上的观念。然而，这篇演说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到一些具体问题上去，它与我们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均衡问题密切相关。而且，这反过来会引发我们对于政治责任这一概念的思考。 然而，预先设定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关于空间概念化的命题是很重要的。①有如下三点：第一个命题就是，空间是一种实践、关系、联接与断裂的产物。我们在日常行为中以各种方式制造空间，从个人的到全球的。这个命题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它只是在口头上被认可，并不是在实践当中。第二个命题是，空间是多样性的维度。很明显，没有空间就不会有多样性(简答地说，事物不是单一存在的)。然而，这个命题其实反过来说也成立，没有多样性就不会有空间。换句话说，空间和多样性是同构的。第三个命题从前两个当中推导而来，空间总是在进行着的，它从未结束，也绝不是一个完成的整体。就实际而言，总会有联接、关系，尽管可能还未发生，或者没有发生过。空间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产物。因此，本文论点的中心意义是说，空间总是向未来敞开的。更进一步说，它总是向着责任和政治敞开的。 可能上述命题看起来很直观明显。然而，它们实际上还意味着一种空间概念化的方式所提出的一种真实挑战(通常它是被低估了的)，这种挑战指向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也指向政治参与，和日常生活的实践。而且，也正是因为它确实存在这样的挑战，上面所提及的所有领域(包括社会科学、政治、日常生活)为转移这一挑战，共同采取了一种替代性的概念化(即含蓄的想象[implicit imaginations])方式。这些“小花招”(small manoeuvres)只是为了更轻松地存活在世上，而不用面对来自空间的迎面挑战。下一部分主要探讨两种“避实就虚的想象”，这种探讨有助于将三个命题带入生活当中。 一、回避的想象 当面对来自空间的挑战时，最常用的策略(在发展领域中尤其如此)，就是把空间变成时间，把地理变为历史。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当谈到全球化时代的贫困与不公平的问题(在马里、尼加拉瓜或者莫桑比克)时，给出的回复通常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概念，比如说，“他们落后啦”、“给我们时间”、“他们会赶上来的”等等。同样的，通常对于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的做法就是：“发达”(developed)或者“发展中”(developing)。再或者，在高层政治和社会科学当中，“话语”总是在一种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当中展开(或明或暗地)，比如说“伟大进步”，或者“生产模式”之类。 在所有这些表述当中，一种特殊的运作就是通过以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化为基础来进行的。所有这些，整个不均衡的地理世界被有效地重组(想象上地)成为一个线性的历史队列。有一个地理(它是差异在空间上的同时发生)向历史(它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的延续)的转向。换句话说，有两种运作在这里进行：首先是一种空间同时性的毁灭；其次，是同样重要的，但又是在第一种隐含了的，即时间性被还原为单一的：有且只有一种历史的队列(发展的一种模式)，并且，它由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有一个声音)所规定。有时候——也许是经常，那些“落后”的角色只能接受这样的模式。这个策略最直接和明显的结果是，那些在这个队列中处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可能(确切地说是没有空间)去定义一条属于它们自己的路。它们的未来是被预定好的。也许，它们并不希望遵循那些由“发达”国家设定的路线。换句话说，这个操作控制，即这种将空间上的差异概念转化为一种时间上的序列，是一种被断定了的没有其他选择的方式。 此外，空间转化为时间的进一步结果是：第一，它忽略了世界上的不均衡正在产生的任何可能性(有人可能认为是“明显的事实”)，而且，这已经被作为是一种全球化形势下的结构性事实。这种特殊的“回避的想象”忽略了当前“连接性”(空间作为关系、实践)形式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多数“他者“能够“迎头赶上”变得不太可能，而且，还巧妙地掩盖了“发达国家”在这个不平等的生产状况中的影响(这实际就提出了责任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展开)。 将空间转为时间的虚构策略，它的第二个结果是，将使得唤起(记忆——译者所加)变得更困难。它以一种温和的、不那么紧迫的方式简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既定差异(比方说：在富裕的英国或德国与贫困的马里或危地马拉之间)。这种贫富差距被简化到线性历史的队列当中。这样反过来又产生一种至关重要的效果：它否认平等，这是一种贬抑的形式，它否定“同时性”(coevalness)。②(我认为，这不仅影响到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去试图解决全球的南北关系，也影响到我们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 上述将空间转为时间(从而抹杀它的本质)的两个结果，都否定了不均衡所可能产生的结果，以及线性历史队列中所可能存在的差异，这实际意味着要消除伦理的和政治上的挑战。它们都有赖于对于空间和时间概念化的一种规避。 然而，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做出重要的澄清。这里绝对不是要简单地反对任何“进步”或“发展”的观念。我们旨在重点关心两个问题：第一是它们设定形式的单一性，第二是谁来给形式作出规定。这里的目标是：指向一种明显的困难，这种困难涉及对于空间差异性的认知，不平等的存在，以及我们在其中所获得的启示；并指出有什么“小花招”以及“政治宇宙学”(political cosmologies)之类的魔法，被频繁地用来规避一些来自空间的挑战。③ 还应该认识到的是，空间化为时间的转折一直在国际政治领域中遭受质疑。因此，有人颇具说服力地指出，这种建立它们自己同时代故事的努力，不论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当下的政治领域)，还是对于“依赖学派”(dependentista school)④(在这些努力背后的一种知识分子立场)的理论建构，都是至关重要的。⑤ 最后一点，是对于“回避的想象”的重要补充(事实上，这适用于所有这些想象)。那就是：虽然这些想象经常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支配，这些力量可能来自西方的全球领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贸组织(WTO)等等，但同时，那些想象也无形地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它有着同样重要的效果，甚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都更加具有挑战性。一个特殊的小案例也许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观点。当小布什(George W.Bush)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时，⑥英国左翼“自由主义”圈子的一个典型分析，就将那些支持者归因为受到过去传统的影响。那些支持者是“保守的”，他们怎么能在21世纪还保持这样的一些传统信念(对家庭、宗教、性取向，等等)？他们的“差异”在目前来说是被理解的。换句话说，这样一种立场否认了他们实际存在中的不同，它表现出一种缺少尊重的认可(尊重是对于同时代人认可的一种关联性)。而且，它通过无视那种产生这些立场的关联，剥夺了其他任何政治性倾向的可能性。 刚才用了第一个例子来对“回避的想象”进行论述，接下来第二个例子处理起来会更简单一些。这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空间概念化的一些替代性选择，它们不符合刚开始提出的命题，而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试图逃避空间的挑战(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挑战的方面)。第二种回避的概念化的核心，是将空间想象为一种平面的策略。这以很多种方式发生。在随意的交谈与写作当中(以及很多地理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的写作)空间都被认为是跟“那边的”(out there)景象差不多，就像地球的表面以及环绕在我们身边的海洋一样。这里无疑绕回到一种对于空间的哲学化理解，那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扩展的维度(这个演讲所强调的就是空间作为一种多样性的维度)。在类似的模式，旅行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对于空间的跨越”(travelling across space)。举例来说，当一个人坐在飞驰的火车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这时他看到一个妇女正在清理下水道。⑦对于这个旅行者来说，妇女只是瞬间闯入，只是火车疾驰过程中的那一个瞬间。她是“那边的空间”(the space out there)的一部分，被认为旅行过程中的一个表面现象。事实上，与此相反，这个妇女清理下水道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是持续轨迹的瞬间。在我看来，她可能准备离开(确切地说，去旅行)去看望她的妹妹，并且对此可能已经计划了好多天，“在离开之前我真的应该清理一下下水道了”。 当然，问题的关键就是透过火车车窗捕捉到的那一刻，它不是僵死的，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的一部分。所有那些“那边的风景”(landscape out there)其实都是这样。它不是表面的，而是一个正在轨迹上持续进行的闪光点。而且，这些轨迹不仅限于人类的，还包括一些非人类的，比如说：建筑、树木、岩石等等，那些运动着的、变化着的、生成着的。轨迹是多样性的，所以捕捉这些轨迹很重要，并不能把跨越空间看成是持续的表面，因为我们所跨越的，是很多正在发生的故事。 这种含蓄的空间概念化作为一种表面操作，还有其他的方式。如：一种习惯性的混淆；音节省略；在地图和空间之间——亦即在地图的平面和空间的维度之间。这又使得空间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命题，这将得出结论认为，空间通常总是在生产的过程之中)。然而，有一种对于回避的想象的表现，就是它与发展地理学有着特殊的关联。这就是所谓“探索之旅”(the voyages of discovery)的想象。凭借这种想象，赫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⑧跨越了空间(大西洋，后来的墨西哥)，来到阿兹特克(Aztecs)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在这一想象中，能动的主体只有一个(即旅行者)。而那些被发现者，作为空间表面生活着的人，则被隐含着一种对于旅行者到来的等待。这是非常典型的殖民想象，它认为只有殖民者作为能动的主体，这实际上也就剥夺了“他者”的能动的权利以及他们的历史。这涉及现代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还描述出空间的隐性想象的特征，这在前面所举的第一个例子中(空间转化为时间)已说得很具体。在这种情况下，它是那个备受争议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致使多样的历史变为单一的发展轨迹，并且还被认为是唯一的发展或进步的模式。第二个例子中关键策略是剥夺了“他者”的能动性及其历史。而这也是通过一种隐含的空间再概念化的方式来完成，在这种方式当中，空间的挑战方面(尤其是其他自主主体同时存在的方面)被规避了。然而，这里要提出的是，空间是一种将故事/轨迹的横截面进行展开的维度，它并不是要将它们僵化成一个毫无生气的平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的本质充满了时间。空间就是一种同时性，在这同时性中，有很多未完成的、持续的轨迹正在上演。 如果时间是变化的维度，空间就是同时发生的多样性的维度。而且，它是很多正在发生的轨迹的多样性，而不是静止的东西。空间因此成为社会的维度，它提出最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的问题：我们如何在一起生活。空间给我们呈现出他者的存在。 二、空间、时间、身份与主体性 在空间的再概念化中，没必要将空间和时间进行对立。相反，它们需要放在一起来思考，谁也离不开谁。(对此的进一步说明，详见梅西于2005年出版的《保卫空间》)然而，重要的是坚持它们的特异性，而不是陷入一些无差别的四维空间。同样重要的是，在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后，空间应该给予和时间一样多的关注。之所以对此予以强调，理由之一就是近年来部分社会科学倾向于关注时间、记忆，以及一种确定的内在性(a certain inwardness)。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反对这样的关注，而是认为，应该关注空间和外在的开放性与超越性(outward-lookingness)以作为互补。 依据时间和时间性(temporality)对主体性和同一性进行理解，这在哲学和其他领域有着很长的历史。与之相伴随的，是将时间与时间性作为一种内在维度(internal dimension)。这种看法甚至可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尽管对于这一协约有着很高的热情，梅洛·庞蒂仍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明白作为主体的时间与作为时间的主体”。德勒兹(Gilles Deleuze)写的“时间作为意义和经验的一种基础”，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作为批判这个立场的人，反映了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的观念，她把时间作为一种“他的”内在(比如观念的、内省的)的一种保护……“时间的内在性关联着空间的外部性”。⑨在这个链接当中，可能能够追踪到作为“在那里”(out there)的空间想象，这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考察过了的。 然而，近些年社会科学中的“再概念化”可能挑战了这样一种立场：即主体性与身份是本构关系(constitutively relational)。人们在交往之前没有自己的本质，作为我们存在的重要层面，比如我们的身份、主体性，都是通过交往来实现，包括那些联结和断裂，以及那些互动的实践。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于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些原初的政治：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提出这样的再概念化，可能要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它意味着空间性与我们的身份和主体性中的时间性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构成性的元素，处于一个更广阔、构型的、分散的地理当中)。第二，它还提出一个问题：即通过那些特定身份建立并维护的地理关系，究竟是什么？第三，这反过来又可能引发另一问题，即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那些通过我们自身建构的地理的意义。换句话说，它实际引发地理学的责任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地理的身份的探索。如前所述，这个趋势一直都转向内部，通过一种身份内部的多样性、去中心化，也许是碎片化的增值来进行。菲奥娜·罗宾逊(Fiona Robinson)在他的著作《全球化关注》(Globalizing Care)一书中，很强烈地指出了这一点。因为她致力于把“关注”(care)的观念，从以往专注于常见的和本地的地方分离出来。此外，向内看的关注对于坚持内部的复杂性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只需要对本质主义提出质疑就能够被激起。相同的运动在关乎地理的具体实体——地区——中已经发生。建立起一种本地性的全球性意义，也就是将全球化嵌入到本地性，这个趋势一直都专注于政治的与伦理的包容性。这样一来，这些“内在的”问题就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对于地理的身份关系建构，以及地区的全球意义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这涉及身份向外扩展的关系，并且，它也进而引发了一个更宽泛、更具延展性(distanciated)的伦理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一个直接的问题是，这种对于身份的外部关系的关心，可能会喧宾夺主而造成消极的结果。那些与世界有联系的个人或地区，可能根本都不会被认识到，更不要说被接受和对之进行回应。事实上，在这一点上，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提出了批评。萨特试图唤起同时性的感觉(故事尚未完成的同时性概念，用于此处来描述空间)，他开始指向“其他事情现在也在进行中”。詹姆逊的回应是认为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这种不可能只会造成一种因错失了某些事情而生发的内疚感。他写道，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一方面来说，詹姆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试图把一切都罗列出来终究是徒劳的。另一方面来说，这或许又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所在。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态度，一种自我观念的支点(scaffolding)和关于世界的一种立场。我会说，它可能是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立场，一种与世界更广泛的参与，一种“向外看”的开放姿态。 关于时间性和历史，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这样写道：“让自己回到过去。”这是一种自我设定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可能会卷入一些更具体的线性发展过程之中，就像是被设定的一样。把自己置入某种空间，进入到我们设定和制造的轨迹、生活、实践的全球观念之中。有了这种更为广泛的观念，然后是可能享有优先权的。 三、身份、空间和责任 鉴定这种优先权以及身份的内—外转化的一种方法，能够从莫伊拉·吉登斯(Moira Gatens)和吉纳维芙·劳埃德(Genevieve Lloyd)合著的《集体想象》(Collective imaginings)一书中看出。在这本书当中，吉登斯和劳埃德发明了一种责任的概念，他们表述为“斯宾诺莎式的责任”(Spinozan responsibility)，它体现为一种关联性、具体性和扩展性的特点。在本文观点的特定语境当中，上述特点中第一和第三个特点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简单说，一个关联性的责任，意味着它来自于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本构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这明显也直接关联着空间概念化的命题。进一步说，一个扩展性的责任意味着它并不局限于即时的或本地的。 吉登斯和劳埃德所关注的是时间的延展性。他们澳大利亚哲学家之所以关注原住民社会的集体责任问题，是为了白种澳大利亚人的现在以及“白澳”的过去。他们写道，“了解我们的过去在今天如何延续，也就理解了过去的责任在今天如何与我们如影随形，我们的身份在过去就已经形成。我们对过去负责，不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体做过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我对于这一深刻的观察有个疑问：责任的时间维度，是否能够在空间或者现在等量齐观？因为作为“过去在我们现在的延续”，它同样也是空间的距离影响到了我们的“现在”。 因此，这可能是一种打开构型政治的方式，这种政治对于制造我们的更广泛地理关系的性质和作用都负有责任。而且，它依赖于一种空间的概念化，空间就是一种持续的建构，它通过“同时的多元性”(coeval multiplicity)的实践关系来得以完成。 近些年，有许多关于历史错误的道歉。(这或许是吉登斯和劳埃德致力于摆脱一些这类空虚的部分原因)然而，面对现在的错误，包括那些在空间上而不是时间上的同等距离，这提出了一个相当不一样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似乎也更为困难。再说一遍，空间和时间是有区别的，而且，它凸显的正是空间的挑战。 关于此，可以提出四个方面的思考。第一，责任的关联性受到了吉登斯和劳埃德的启发(这反映在空间的概念化中)，但是扩展性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特点，而不是历史的，它不仅涉及对于已有不平等地位的弥补，而且至少对于那些地位本身的生成来说更是如此。 第二个反思因吉登斯和劳埃德的并置观念而引起，它在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这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杨在一篇小标题为《血汗工厂与政治责任》的文章中重点谈及了责任问题。她的经验上和政治上的考虑，是与美国消费者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血汗工厂里的生产者的责任关联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延展性的责任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延展性是明确地存在于空间的。正如杨所说的，她的关注点在转移，“从罪恶到团结”(这是文章的主标题)。她将罪恶与团结进行对照。她认为，就“罪恶”来说，如果一些人是有罪的，那么其他的人就应该是无罪的。然而，说到“团结”(或政治责任)的话，就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可隔离的犯罪者，而是一连串的普通行为——签署的形式，研究计划，广告设计，小型投资，购买血汗工厂的衣服——都是在当前不平等的世界中产生。那么，这就在杨和吉登斯和劳埃德之间出现了相似的地方。他们这两种情况所关心的都是“扩展的”(extended)责任。然而，杨并没有用如吉登斯和劳埃德所暗示的那种方式，将责任归结到身份上。相反，她按照结构的参与流程来对它进行详细说明，在杨看来，结构性流程从日常生活到全球不均衡，都有所体现。换句话说，连接关系的性质因论据的不同而不同。 第三，在罪恶与政治责任的区分中，杨很明显地将两个不同含义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时间的延展性，另一方面是空间的延展性。她认为，罪恶通常是指一个动作或事件结束了，因此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回顾，关心的是过去。事实上，它似乎恰好是吉登斯和劳埃德试图逃避的，将责任与身份联系起来。对吉登斯和劳埃德来说，这一问题(过去对待澳洲土著民的问题)并不是封闭的，而这也不是这种不公正在今天得以持续的理由。相反，这一问题不是封闭的(我们至今仍对此负有关联/责任)，是因为那些过去的(他人的)行为是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将成为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促进。 第四，然而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就是在时间距离的责任与空间间隔的责任之间，有另一个显著性的差异。我们要对过去那些“异常”(abnormal)的事件进行救赎。像奴役，大屠杀，这些过去对待土著的方式，被公认为是某种不正常和不能容忍的行为。然而，在当前的政治责任关系中，“常态”本身通常是必须遭遇挑战的。在全球不平等的情况下，“常态”也意味着一种灾难。正如杨所说，“指责……责任的观念，什么才是错误，通常被认为是偏离了底线。它隐含着我们假定的一个正常的背景，它在道德上尽管不理想，但仍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责任”在另一方面说，对“正常的”条件提出质疑。我认为，这在今天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这也是对于空间的一种挑战。它是关于全面认识空间作为社会的一种维度(空间作为多重性)。它是关于我们正在发生的、日常的、本构性的相互关系，以及那些在相互关联的结果中的共同含义(空间作为关联性的)。并且，它是关于一个更加构型的和外向立场的可能性(空间作为不断被制造的一种认识)，以及我们对于它所需承担的责任。 ①这些命题和部分观点，在梅西2005年出版的《保卫空间》(For space)有深入探时。一些主题的更早版本在1999年出版的《权力几何学与时空政治》(Power-geometries and the polities of space-time)中也能找到。 ②关于“同时性”的论述，见费边(Fabian)出版于1983年的《时间和他者：人类学怎样生产对象》。费边的观点特别关心人类学和它的建构研究对象的方式，然而，这对于发展地理学有许多建设性的参考。 ③政治宇宙学(Political cosmologies)是一个来源于菲边(Fabian)的术语。 ④依赖学派，是1960年代晚期由拉丁美洲学者所提出的一套国际关系与发展经济学理论——译注。 ⑤戴维·斯莱特(Divid Slater)最近的书《地缘政治和后殖民主义》(Geopolitics and the post-colonial)对这一观点有很明确的阐述，它对发展地理学有着很好的借鉴，尤其需要从圣公会南半球联盟(Global South)中学习。 ⑥这篇文章写于2005年，小布什连任在2004年。——译注 ⑦这个经典的例子在梅西2005年出版的《保卫空间》一书中有更为充分的论述，它与一个更大的论点相关，那就是关联性通常是建立在空间和表征的哲学之间。 ⑧赫尔南·科尔特斯(西班牙语：Hernán Cortés；1485年-1547年12月2日)是殖民时代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Conquistador，意为“征服者”)，以摧毁阿兹特克占文明，并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闻名。——译注。 ⑨这里并不打算采取伊利格瑞(Irigaray)和格罗斯(Grosz)的观点，他们将时间与空间的对立立场与性别的立法问题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