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科尔沁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尔沁论文,蒙古族论文,元代论文,社会经济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畜牧业 在元代（在此包括蒙古国及三汗时期），畜牧业是很发达的（科尔沁畜牧业是其中的一部分）。究其原因：（1 ）与其畜牧业政策有密切关系。畜牧业是元朝的主要经济之一，为此，元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制度。如在法律上，《元史·刑法》规定：“诸盗驼马牛驴骡，一赔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羊猪者，初犯为首五十七，刺放，为从四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此外，元朝刑法明文规定：禁止杀宰田畜，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屠宰驼马等大牲畜，违者严办，轻者鞭笞，重者严加惩处，从而在法律上保证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2）在经济制度方面，减轻对畜牧业的税收。 据《蒙古秘史》（本文所依为策·达木丁苏隆本，下同）记载：元太宗斡哥台时期：“大合罕（指斡哥台汗）的汤羊所用：每年每一群羊出二岁羊一只。又百只羊出一岁羊一只，以救济穷苦百姓。设驿站，置站户和马夫，使各处百姓免去掠扰，并便利使臣来往，这是大家都赞成的。又去和察阿歹兄商量，察阿歹也赞同了。所以通令全国各千户尊照合罕圣旨，每年一群羊出二岁羊一只。又一百只羊出一岁羊一只。”一百只出一只羊，与其它朝代乃至元朝中后期相比较，都是很轻的税收。同时，有百只羊以下者，不收赋税。这在税收制度上是轻赋减税，对于畜牧业的发展是有利的。在忽必烈汗时期，为使赋税“务要均平，不致偏重，据科定数目，依例出给花名印押由贴”（《通制条格》）。这样，一方面抑制了偷税漏税的官豪富强，使其不能侥倖苟避；另一方面，使贫困之民减轻一些负担。
（3）为了发展畜牧业，元政府对畜牧业还实行赈济政策。 翻开《元史》及其有关史书，有多处记载了元政府下令赈济畜牧业，抗黑灾，抵白灾，恢复畜牧业生产。如《元史·世祖本记》记载：“诸王兀鲁带部民无畜者三万七百二十四人，人月给米二斗五升，四阅而止。”“诸王寒部告饥，命有车马者，徒居黄忽儿玉良之地，计口给粮。无车马者就食肃、沙、甘州。”“立群牧所，掌牧马及尚方鞍勒。壬辰，敕忙安仓及净州预储五万石，以备弘吉剌新徙部民及西人内附者廪给。”忽必烈汗之后，元代各大汗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赈济畜牧业之举措。
（4）加强对畜牧业的科学管理。为此， 首先改变对畜牧业的管理方法。在牧区，自古以来黑灾、白灾、旱灾为三大自然灾害。元朝政府很注重防旱，多次下令在干旱的牧区挖井，解决牲畜饮水问题。据《蒙古秘史》记载：“荒原戈壁地方的牧地，除野兽之外，没有其它动物。百姓希望居住在广阔的地区。因此，派察乃、兀儿台二人为司营，去荒原戈壁地方掘井取水。”经过不断的努力，“在没有水的地方掘井，使百姓获得丰富的水草。”斡歌台汗之后，忽必烈汗乃至以后的大汗时期，在缺水的牧区挖井取水之事，多有记载。由于各处打井取水，解决或基本解决了牲畜饮水之大问题。
为了提高对牲畜的科学管理，广大蒙古牧民在长期的放牧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首先，他们学会了分群选择草场放牧。所谓分群，就是分开畜群种类，即将羊群、牛群、马群等分别放牧，原来是不分开而混群放牧的。对此，《蒙古秘史》上记载说：“依山居住，牧马的人可得帐房住！靠水居住，牧羊的人可得饮食吃！”其意思是马群应该依山放牧，马才能得到充足的好草，骠肥体壮，且又能迅速繁殖；羊群放牧，应该选择水源充沛的地方。这样分群选择草场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其次，在放牧方式上由古列延放牧方式转变为阿寅勒放牧方式。所谓古列延和阿寅勒放牧方式，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峻译本）中说：“结成集团游牧的人，通常列队移动并结环营驻屯。这样的环营有时达到数百个帐幕。环营，蒙古语为‘古列延’，是由许多阿寅勒聚集而成的；蒙古语中的阿寅勒，乃是若干帐幕和幌车组成的牧营或牧户。”符拉基米尔佐夫还引用拉施特哀丁的话说：“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从前，当某一部落在某一场所屯营时结成环形，他们的长老居圈子中央像是圆心的地点，便把这称为古列延。现在，当敌军迫近时，为了不让陌生人和敌军突入中央，便布置这样的阵形。”古列延的游牧方式是远古的放牧方式。当时由于部落之间经常因争夺牲畜草场而发生冲突，所以，部落氏族必须集体游牧，以便随时集中力量对付他人的偷袭，保卫自己的牲畜和财产。但是，古列延放牧不利于牲畜选择水草，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蒙古人放牧经验的增长，古列延的放牧方式逐渐的转变为阿寅勒的放牧方式。这样，牲畜可以选择水草，畜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统一蒙古天下，为阿寅勒放牧方式打下了雄厚的政治基础，古列延再也不是放牧方式而成为作战阵形了。
再次，蒙古牧人在长期放牧的生产生活中掌握了许多科学技术。如他们已有相当高水平的牲畜去势技术。所谓牲畜去势，是指对公畜去势。在马群中，几匹至十几匹公马交配，其余公马去势做骟马，可做交通工具或做其它驭使。牛、羊也去势，去势之羊做食用，牛做交通工具或食用。牲畜去势，可做到使良种繁殖，对于牲畜发展有极大好处。对大牲畜尤其是马做去势，需要较高水平的兽医技术。这说明当时蒙古人中已有许多高明的兽医或者专业人员了。
由于蒙古人长年经营牲畜，有许多人成为行家里手。《蒙古秘史》中记载：公元1189年，成吉思汗当选为蒙古部落首领时，其部下迭该对成吉思汗说：“把美好的羊，放牧得肥胖；把成群的羊，繁殖得满野。生而好吃东西的我，供你饮食不断。肥肠白肉，每日无缺，每夜不误。宰杀好羊，给你备好饮汤。”成吉思汗知人善任，任命迭该为司牧羊，命别勒古台、合剌勒歹脱忽刺二人为司牧马。迭该为牧羊能手，其他二人为牧马行家。
由于广大蒙古牧民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使畜牧业迅速发展起来。有许多到过蒙古地方的旅游者、传教士、使者，记述了蒙古畜牧业兴旺的状况。如李志常在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述了蒙古东部包括科尔沁地区在内的畜牧业的繁荣景象。公元1220年，李志常等人随其师傅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过长城，经应昌，折向东北，先去见帖木格斡惕赤斤大王，所经路途正是科尔沁大地，“三月五日起之东北四旁，远有人烟，皆合车白帐，随水草放牧，尽原隰州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行不改涂，又二十余日，方见一沙河，西北流入陆局河。”“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帐下，……时有婚嫁之会。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千。……大王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其实，在蒙古汗国于公元1206年建立前，蒙古地区包括科尔沁地区在内畜牧业已很发展了。成吉思汗的远祖母那莫伦有“马群和畜群因为数量极多，没法数清楚……大地都被马盖上了”（《史集》）。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有无数……马群”（同上书）。平民中的较富有者也有许多牲畜，《蒙古秘史》记载一名叫纳忽的人，号称伯颜。他本为平民，但他有好些畜群，故此称之。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过程中，曾经过著名的十三翼之战，双方各动员三万骑兵。估以一兵一骑一从马计算，就需十二万匹成马，食用之牛羊就无法数清了。如果没有发达的畜牧业，如此大的战役是不能进行的。蒙古汗国建立后，成吉思汗连年出兵，征服邻近各族各国。如果没有雄厚的畜牧业为基础，是不能动则组织数万乃至数十万骑兵的。农业元代科尔沁地区已经有了农业。但是，农业与畜牧业相比比重很小。当初，契丹人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即科尔沁大地为中心，建立辽政权。辽朝重视畜牧业经济，也重视农业经济。《辽史·食货志》记载：“初，皇祖勺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父述澜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后来，随着辽国势力的扩张，从长城内外各地俘获大量汉人，把他们置于诸王领地里所设置的投下军州内，强迫他们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到了元代，科尔沁地区的农业远不如辽代。这不是元朝统治者不重视农业，而是因为元朝已统一全国，农业中心在中原地区。科尔沁地区畜牧业比重更大了。但是，科尔沁地区还是有农业基础的，沿边地带仍有成片的农耕作物。公元1287年，忽必烈汗平息乃颜之乱后，注重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一度把辽阳行省治所从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移到懿州（科尔沁地区），并任命皇太孙帖木儿镇守懿州。同时，派遣心腹刘哈剌八都鲁率众屯戍北边。
有元一代，对农业是很重视的。忽必烈汗继位后，下诏令：“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为此，元朝统治者把发展农业列入其重要的国事日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置劝农司，派官委吏进行掌管，使在战乱中被破坏的农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元政府还特别规定一条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有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元典章》）以能否增加农业，招徕人户为标准，升降地方官吏，使地方大小官吏为了自己的仕途，对农业生产兢兢业业。他们兴水利，开荒地，增产粮食，增加户口，使农业兴旺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北方地区出现了村社组织。王祯《农书》上记载说：“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情。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元代的锄社或者叫村社，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村互助组。这一基层组织，是广大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一种发明创造，是一项互助互利的事业。元代村社，一般以五十家为一社，选出有经验的老农为社长。社长领导一社五十家人户，进行农耕生产。这样，既解决了病老缺劳力人家的耕锄问题，又使剩余劳力有活干，使农业得到发展。渔猎业十三世纪蒙古人除了从事游牧外，近水居住的也从事渔猎，当时贝加尔湖、克鲁伦河、土拉河等都产鱼，可供牧民猎取。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边民乏食，忽必烈令运去渔网，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教近水者取鱼以食，四年间共调去渔网三千。
蒙古贵族把狩猎视为“国之大事”。元朝皇帝和诸王、贵族继承古代民族共同狩猎的传统，每年率领军队和牧民，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同时，狩猎在蒙古游牧民的生活中也占重要地位。在贝加尔湖等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主。他们使用驯鹿作交通工具，盛产的兽皮、鹰等，是运往内地的名贵物品。手工业元代科尔沁地区的手工业具体情况没有明确记载，但肯定与整个蒙古地区的手工业是一致的。科尔沁的手工业与当地的畜牧业、农业是分不开的，尤其与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初，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前，蒙古社会已产生了专业手工业者。这些手工业者既为畜牧业经济服务，也为军事需要服务。如《蒙古秘史》上记载：“不儿罕山的兀良哈歹部人扎儿赤兀歹老翁背着箱（铁匠用的风箱），领着他的儿子者勒篾前来。”做为铁匠的扎儿赤兀歹，他做些什么活呢？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以蒙古人在畜牧业上使用的马具，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针、锥、斧、锯、凿以及军事上使用的刀、枪等用具，可以知道他的所做之物。
有些专业手工业工匠，他们技术水平很高。《蒙古秘史》上记述一个木匠，他制做的车结实牢固，长途交通不坏。木匠古出古儿对成吉思汗说：“有锁的车子，不使他破坏，有轴子的车子，行在车路上，不使他停止。我能把车厢，整治得很好。”古出古儿是个能工巧匠，他在大汗面前能够立下军令状，说明他艺高人胆大。成吉思汗征金、伐西夏，又出兵中亚花剌子模，宫帐同行，车行千里路，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没有坚固的车辆是不行的。怪不得人们赞叹当时木匠们造车技术之高超。许多史学家在其著作中记述了蒙古车辆，如徐庭、彭大雅在其著作《黑鞑事略》中说：“凡伪官嘱从行曰，起营。牛马橐驼以挽其车，车上室，可坐可卧，谓之帐舆；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谓之饭食。车派而五之，如蚁阵萦纡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直之半。”李志常在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皂车毡帐，成列数千”。如此大量的车辆，没有众多的专业木匠是办不到的。同时，“车上室，可坐可卧”，没有高超的造车技术，也是不可能的。
后来，随着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铁车。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赐给速别额台铁车，派他去追击脱黑脱阿的儿子忽秃、合勒、赤剌温等。”（《蒙古秘史》）铁车的使用，说明造车技术又进一步，也说明专业的木匠铁匠的密切合作。《黑鞑事略》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蒙古工匠制造的军器。诚然，当时的手工业除为军事服务外，主要还是为畜牧业生产及日常生活服务。如蒙古人住的毡帐，需要毛毡、毛绳、木架，又如交通用具方面，需要有马鞍、马镫、驮，皮制板胸肚带、辔头等。
到了忽必烈汗时期，由于统一了全国，加强了国内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促进。当时，中原地区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而内蒙古科尔沁大地边沿地带的赤峰，是北方著名的制瓷业之地。哲里木盟文物工作者和考古学者，经过长期艰苦的考查工作，在库伦旗出土了元代青花玉壶春瓶，在扎鲁特旗出土了白地黑花罩孔雀兰釉龙纹罐。这些都是元代遗留下来的难得的珍品。迄今保存完好的开鲁县元代佛塔，是元代手工业者及建筑师们的杰作。该塔建筑在开鲁县城东南角的高地上。塔由大块青砖砌成，高达十六点五米，中空，外呈圆形，由多极构成。佛眼内没有佛像，也没有其它装饰品。塔顶有两道铁箍，防备损坏。该塔造型清秀精巧，挺拔苍劲，表现了元代工匠们巧夺天工之技艺。据考证，开鲁县元代佛塔，建于公元1279年到1368年之间，至今佛塔依然屹立，似乎在向人们叙述元代科尔沁大地的手工业和建筑业的辉煌。交通运输元代的交通运输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可以说四通八达。起初，成吉思汗于1219年率领大军出征中亚花剌子模国时，开始设立驿站。斡歌台汗时代，他与兄及大臣们商议决定在全国大规模地铺建驿站。驿路以蒙古汗国的都城和林为中心，向东向南向西修设。如：从和林向南修驿路，每七十里左右设一站，由一个千户负担站役，共设三十七站。同样，其它方向的驿路上视具体情况设驿站。察阿歹、巴秃各自在其领地里修建，然后连接起来。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真正使东西方连接起来了。
到了忽必烈汗时代，统一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地设立驿路、驿站。当时，以都城大都为中心，修筑通往四面八方的驿路，东抵高丽，东北到奴儿干（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一带），北至吉尔吉思，西接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连西藏，南通安南、缅国。全国共有驿站一千五百处。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车；水站用船。在辽东边远地区还设有狗站。设在南方的驿站，叫做汉站；设在蒙古地区的驿站，叫做蒙古站。驿站都派官员严格管理，起初由中央兵部掌管，后由中央通政院管辖。
和驿站同时设立的有急递铺。每一铺相距10里、15里或者20里不等。一铺置铺兵五人，十铺设一邮长，京城大都设总急递铺提领所。急递铺的主要任务是转递朝廷和地方行省、州县的紧急书信。元代驿站与急递铺的普遍设立，使政府信息“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科尔沁地区除小部分由“腹里”上都路管辖外，大部由辽阳行省掌管。辽阳行省共设驿站一百二十处，其中陆站一百零五处，狗站一十五处。陆站有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车二千六百二十一辆，牛五千二百五十九头。狗站设管理户三百，狗三千只。当时，科尔沁地区的驿路以懿州（治所在今阜新县东北一百零八里塔营子古城）向南通辽阳行省治所辽阳，向西达关内到都城大都，向东接韩州（今昌图县，原科左后旗领地），向北经应州、徽州（扎旗、科左中旗一带）到肇州（今黑龙江肇东县），再由肇州达奴儿干。陆站以马为主要工具，其次是牛、车。元代辽阳行省有马站一百零五，需马六千多匹。在科尔沁地区设立多少站、需马多少匹，史无明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科尔沁大草原作为元代畜牧业重要基地，马站所需之马匹，应从其各州郡征调。商业贸易元代蒙古地区包括科尔沁地区在内的商业贸易，有所发展，但与中原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同时，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西部比东部发展得快。蒙古汗国建立时期，蒙古地区包括科尔沁在内，是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商业贸易。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是回回人和汉人。《蒙古秘史》记一个名叫阿三的回回人，来到科尔沁西部地区的汪古部落，从汪古人那里一次买了羯羊一千，白骆驼一头，并且赶着羊和骆驼到科尔沁东部地区的额尔古纳河地区，向那里的狩猎人交换貂鼠、青鼠等。徐庭、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中记载商贩到蒙古地方进行交易的情况：“入草地曰，界里泺。其水暮沃而夜成盐，各人以米来易，岁至数千石。更深入见鞑人所食之盐曰斗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有类似记载：“面出阴山之后二千里余，西城贾胡以橐驼负至也”。其他有关蒙古史书中，也记载了客商到蒙古地区进行商业贸易的情况。
各族客商能够深入蒙古内地进行商业贸易，原因是与蒙古汗国的商业贸易政策有关。首先，是优待客商到蒙古地方经商。《史集》中记载，一个西城商人来到成吉思汗处，向成吉思汗拿出他所带的物品。成吉思汗问其价钱，商人以十倍的价钱说出。成吉思汗命人拿出许多同类物品，并笑着对他说：我这里有好多这样的东西。成吉思汗对他的贪婪没有责备，反而宽待了他，给予他所要的价钱。这样，西城商贾和其他民族的商贩，络绎不绝地来到蒙古地方进行商业贸易。其次，商税很轻。斡歌台汗时期，征收商税三十分之一。后来，忽必烈汗时期，在上都（今锡盟多伦县）进行商业贸易者，取税仅仅六十分之一。此外，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一直到有元一代，政策规定：商贾不承担国家任何差役。这样，促使西城商人、内地商贩不远千里，不畏艰辛，来到蒙古地方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再次，政府保护商贾的人身及财产。当时各驿路驿站，都为商贾往来提供方便，如住宿、提供饮食、供给交通运输用具等。同时，商贾的财产物品如有丢失，由政府追查，或由政府赔偿。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政府帮助商贾解决困难。《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一个阿拉伯商贾来到蒙古地方作买卖，赔本不能回去。斡歌台汗知道后，除命大臣给他返回其家乡的金钱外，又加给一份金钱，叫他回家继续做商贩。
起初，蒙古汗国时期，政府没有自造的货币，在商业贸易中，往往是以物换物进行交易。后来，征服中亚和阿拉伯地区后，蒙古人开始使用由阿拉伯地区传入的巴里失，巴里失有金银之分。忽必烈汗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繁荣，元政府开始制钱。在元朝的货币使用中，最值得讲的是纸币——钞。纸币，在宋、金时代发行过，宋代称为会马、交子，金代称为交钞或宝泉等。但是，宋、金两代纸币流通量不大。忽必烈汗公元1260年制造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钞以银为底本，不限时间通用，与银并行流通，并与银有同等价值。元政府制造发行中统钞，说明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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