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_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_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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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七大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十五大又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不仅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举起了旗帜,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权威性的依据。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乃是两者的基本共同点。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十五大报告的这一论断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者的关系,对邓小平理论的属性作出了明确的定性和定位。从理论属性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从理论方位看,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理论武器。它的基本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斗争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发展的科学,开放的科学。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是我们的旗帜,就是因为它扎根于神州大地,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坚实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都能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教条式地、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性飞跃的思想认识基础。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理论基础,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成果,系统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一贯主张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找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正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邓小平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回答了在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见,在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共同特点。

其次,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和结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就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并进一步发展、成熟的。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同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实践上,毛泽东突破苏联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模式,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途径。在理论上,毛泽东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的独到见解,闪射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光辉。毛泽东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教训,着重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实质,从而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为了彻底清算教条主义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毛泽东领导了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教育,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作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也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不顾个人的沉浮安危,首先反对“两个凡是”,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为拨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领导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中,邓小平始终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不断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大胆探索在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面对国内一阵高过一阵的关于姓“资”姓“社”的疑问,面对徘徊不前的经济状况,邓小平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这一论断不仅科学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本质, 解除了只注重生产关系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而且使邓小平理论更加丰富、完善起来,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两次历史性飞跃都坚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是较早进入资本主义并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发展的西欧一些国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和生产力水平仍很低下的新中国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巨匠和典范。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反复强调,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正是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中国国情观,毛泽东才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总政策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打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无论谈什么问题,邓小平都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逻辑,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精神的突出反映。立足于中国和时代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找到了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座标。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也是从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由此可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共同基础。

最后,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都体现了集体的智慧。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是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亲自参与并领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必须立足于全局思考中国的问题,并能够及时、全面地把握各方面的情况,加以总结、推广或纠正、制止。作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者,他们能够使自己的意志化作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然后再提取出来,进行理论上的升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标志着毛泽东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遵义会议,也成为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起点;标志着邓小平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善于总结群众的独创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邓小平理论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改革开放实践中“摸索”出的新经验进行的理论总结,其中包含人民群众的创造,比如联产承包;包含了集体的智慧,比如初级阶段理论。从个人的品格看,毛泽东、邓小平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有极大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这是他们能够突破前人、达到历史性飞跃的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

当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共性之中也存在着个性的差异,但总体上看是大同小异,即两次飞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探索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上都是一致的。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然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两个各自完整的理论体系,两者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理论内容上看,两者面临和解决的历史课题不同,理论体系的侧重点不同。毛泽东思想形成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抉择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佳途径。因此,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是如何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当然,毛泽东思想中也包含一定经济建设和其它方面的内容,但不占主导地位。

邓小平理论形成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它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如何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一个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济思想内容占其著作的绝大部分。当然,邓小平理论中也有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但不是主要方面,而且即使涉及到这些内容,也多服从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这个中心。

其次,从理论特征看,毛泽东思想传统文化的气息更浓重,邓小平理论时代的特色更鲜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还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包括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使毛泽东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为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养料和思想土壤。另外,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内容明显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痕迹。例如,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实事求是,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对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矛盾观”所作出的批判继承和科学概括,并用中国的成语加以命名。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并借鉴了中国古代的兵书兵法。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吸收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的血缘和基因。当然,毛泽东思想中也不无时代精神,也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论述,特别是“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论断,但分量不多,够不成一种特色。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它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谷转向复兴的过程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世界探索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大背景下,回答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时代精神闪烁在邓小平著作的字里行间,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论断;二是关于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论断。当然,邓小平理论是立足本国、立足民族振兴而面向世界,并且是将爱国主义赋予时代精神而载入《邓小平文选》的。

这种不同的理论特征,源于两种理论不同的主体内容,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创立者不同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思想立足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些内容更易于从历史典籍中借鉴,受到启发。特别由于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的历史,有丰富的内容可以借鉴。另外,毛泽东本人博览群书,有极丰富的历史知识,运用史料、史实得心应手,这为他广泛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可能。相反,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里,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毛泽东很难广泛地接触和了解世界。邓小平理论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形成的,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必须面向世界,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广泛接触世界、了解世界已有了可能,这就必然使邓小平理论更具有时代精神和特征。

再次,从理论风格看,毛泽东思想的载体多长篇论文,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宏论滔滔,大气磅礴。在论证上系统深入,点面俱全。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邓小平理论的载体多简短谈话,言语朴实,简明扼要;贴近生活,好懂易记。在论证上一针见血,直中要害。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革“是一场革命”、“稳定压倒一切”等。这种经典式的论断观点鲜明,立意深刻,为后人及理论工作者品味深思留下了广阔的境地。

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确全面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必须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方面,研究邓小平就只谈发展,似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体系无关,甚至相反;另一方面,研究毛泽东就只强调继承,把邓小平理论拿到毛泽东著作中语录式的对号,似乎毛泽东早已有了这些思想。这两种倾向都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对立、割裂开来,使之简单化、片面化了。

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新贡献,但这个发展和贡献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在坚持基础上的贡献。邓小平一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因而《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 从总体看,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包括灵魂和基本理论两个方面。他强调坚持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另外,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如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文化思想,外交思想等。忽视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继承,就割断了历史的延续性,也就削弱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当然,这里的坚持和继承是扬弃的坚持,纠正的继承。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它不仅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放体系中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在理论上升华。邓小平在全面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时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这是对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关系的准确完整的论述。正是本着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原则,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一个新境界。如果仅仅强调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甚至拿邓小平理论到毛泽东著作中对号入座,用毛泽东的个别结论来代替邓小平的思想原则,就会否认邓小平理论在理论上的升华和质的飞跃,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和平与发展的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旗帜,就是因为它在新时代又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发展的新成果。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今天,“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历史意义的定位,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现实意义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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