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中古论文,语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2－148－15
关于中古汉语的起讫，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指东汉至隋（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初）。中古汉语语法，也就是指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中古汉语”这一分期的明确虽然为时较晚，但对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的研究却很早就开始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前辈开此先河；五六十年代，洪诚、刘世儒、周法高、祝敏彻等学者继续研究。引起广泛的重视并较为深入地开展研究，当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一直延续到今天，这20多年间，新人辈出，成果丰硕，无论是涉及的领域、掌握的材料、运用的方法，还是理论的建树，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今就笔者所见，择其要作一概述，以展示这一方面研究概貌。
语法研究，一般包括句法研究和词法研究。学者们对中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的，以下就按句法研究和词法研究分别评述。
中古汉语句法研究
中古汉语句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判断句、被动句、疑问句、存在句、动补结构、双宾语结构和处置式等方面。
判断句的研究
判断句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判断词的产生与发展，“是”作为现代汉语中唯一的判断词，它的产生、发展与成熟自然就成为衡量判断句发展成熟与否的标志，因此研究的焦点就集中于此。对于判断词“是”的产生年代，王力最初认为出现于六朝，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1957）根据《史记》和《谷梁传》的材料，认为产生于汉初［1］。但由于例证较少，且人们对《史记》中用例是否经后人改动、《谷梁传》的确切年代等问题有不同看法，故一直争论不休。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的面世，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1979），就是利用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一些彗星图下的注文“是是帚彗”、“是是竹彗”等五例，参之以云梦睡虎地秦简占书中类似的数例，才把判断词“是”的出现年代推前至战国末期［2］。 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1988）指出了讨论系词的某些文章在方法论上存在的根本问题，并承认系词“是”在两汉时期（或战国末期）就已经产生［3］。
判断词“是”虽然产生于战国末年，但它要到中古汉语中方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这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因而中古时期判断句的讨论也就主要集中在“是”在这一时期是否已经趋于成熟的问题上。王力认为系词“是”成熟于中古，并提出了三条判定标志：（1 ）摆脱了语气词“也”字，“是”字成为一个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系词。（2 ）系词“是”字可以被副词修饰。（3）系词“是”前面加否定词“不”字，在口语中代替了上古的“非”［4］。人们一般接受这一观点。 但在具体成熟于中古的哪一阶段的问题上，又存在着分歧。
刘世儒《略论魏晋南北朝系动词“是”字的用法》（1957）专门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的使用情况，得出系词“是”构成的肯定式判断句在南北朝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和它相对，由“不是”构成的否定式判断句在此时还未形成［5］。
向熹也认为晋宋以后“是”字句有了迅速发展，与刘氏不同处是，他认为“不是”构成的否定判断句南北朝就开始了［6］。
唐钰明《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1992）、汪维辉《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1998）在研究中利用了汉译佛典等新材料，得出了新结论。唐氏论证了“是”字判断句在东汉已走向成熟，唐代完全成熟。认为“X非是X”格式最早在东汉末出现，就在魏晋南北朝普遍采用“X非是X”，取代“X非X”之际，“X不是X”这种新格式亦已悄然降临［7］。汪氏则将“X不是X ”这类否定判断句出现的时代推前至东汉末［8］。汉译佛典是较为明显并集中地反映东汉以降汉语口语的材料， 充分利用这些新材料能得出超乎前人的、可信的结论，唐、汪二氏的做法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用系词“是”构成的判断句在中古已进入了成熟期，并且出现了用“不是”构成的否定判断句，用法上基本与现代汉语无别。
被动句的研究
从西周金文中开始就出现了用介词“於”引进施动者的被动句。春秋战国时表被动的句式有了极大的丰富，常见的有“见”字式、“被”字式等。到了汉代，“被”字式长足发展，成为汉语被动句主要形式。因而中古时期被动句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被”字式上，学者们讨论了“被”字式被动句的各种类型及其特点。
“被”字式在战国末期萌芽。起初被动式的“被”是由“蒙受”、“遭受”义演变而成，还带有很强的动词性，因此“被”与后一动词之间不能插入关系词（施事者），直到汉末魏晋时期，“被”字与动词之间才能插入关系词，至此真正的“被”字式被动句才算产生。
王力认为：“被”字式产生以后，受“为……（之）所……”的影响出现了“被……（之）所……”式；与“见”字相结合，产生了“被……见……”式［4］。唐钰明《汉魏六朝被动句式略论》（1987 ）认为：六朝末，在“N[,2]被N[,1]V”式的基础上，萌生了“被X所X ”式和“被X之所X”式。 董志翘《中世汉语“被”字句的发展和衍变》（1989）也讨论了唐氏所提及的两种句式，并将其萌生年代分别上溯到东晋初、汉末［9］。董氏还在《中世汉语中的三类特殊句式》（1986 ）中提出“间接受事＋被＋动词＋直接受事”可能不是唐代才新发展起来的，而早在晋南北朝时就已常见［10］。吴金华《古汉语被动句“为……见”式补说》（1992）认为汉末“R被A见”式就跟“被……所”同时出现了［11］。袁宾《〈祖堂集〉被字句的研究——兼论南北朝到宋元之间被字句的历史发展和地域差异》（1989）对中古汉语“被”字句的特点也有论述：大约在东汉末年，开始出现“被”字引入主动者的情况，南北朝时期，“被V”中可以插入的主动者一般是单纯名词或单音、 双音名词［12］。柳士镇比较集中地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字句的许多新形式：被V；被＋施事者＋V；“被”字式与补语式相结合；“被”字式被动动词带宾语；被＋施事者＋所＋动词。“被……所”、“被……之所”是在“为”字式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某些类化形式［13］。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讨论了其他类型的被动句。潘允中（1982）讨论了“见……于”式，认为这种句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词序方面略有变动，往往把动词后面的施动者提到前面以示强调。形式上看是倒主语，实则是一介宾倒置［14］。唐钰明（1987）讨论了“为”字句的三个层次：春秋出现“为”字式；战国出现“为X之X”、“为X见X”、“为X所X”式；汉魏六朝出现“为所X”、“为X之所X”、“为X所见X”、“为X之所见X”式［15］。吴金华关于被动句研究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1983［16］、1984［17］、1988［18］、1989［19］），讨论了“为……见”和“R为A所见”式的发展情况，认为“为……所见”式的性质与“为……所”式、“为……见”式相同，“所”与“见”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属于同义复用。冯春田《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词法问题探究》（1986）研究了“为……”式及“为……所……”式的十三小类句式［20］。曹小云《〈论衡〉被动式研究》（1999）探讨了《论衡》中的六种十四小类被动句式［21］。日本太田辰夫（1987）讨论了十一种被动句式［22］。柳士镇《〈百喻经〉中的被动句式》（1985）［13］、姚振武《古汉语“见V”结构再研究》（1988）分别讨论了“为……所”、“见V于A”与“见V于R”等同形异实结构［23］。
面对纷繁复杂的被动句式，学者们不仅详细地描写分析了它们的类型，并且努力去探索其形成及发展变化的原因。顾穹《论汉语被动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1992）通过对中土文献的调查后认为：类比、句式糅合、替换关系词、旧有形式的消亡、变化分流是汉语被动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基本规律［24］。 朱庆之《汉译佛典中“所V”式被动句及其来源》（1995）则从梵汉对照的角度认为“所V ”即是佛教原典中梵文表被动的标记，汉译佛典中“所V ”是梵文被动态在汉语中的体现［25］。顾氏为我们做了某些理论上的解释，朱氏从方法上为我们开拓了新的思路。朱氏的这种梵汉对照的方法实质上是在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比照研究，对研究者要求较高，也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疑问句的研究
中古疑问句在出现了不少新的疑问词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句式。柳士镇、梅祖麟、志村良治、太田辰夫等对中古疑问句均有论述。
柳士镇认为这一时期的疑问句的特点是：（1 ）出现了新兴的疑问代词“那”。（2 ）选择问句由新兴的选择连词“为”字和“为”字结合而成的“为复”“为是”“为当”等构成。（3 ）由叙事句构成的反复问句，表示否定方面的否定副词主要用“不（否）”“未”。由判断句构成的反复问句，表否定方面的否定副词主要用“非”“不（否）”。（4）产生了一些询问量度的新词语， 主要有询问数量的“多少”“几许”“几多”，询问时间的“何当”“早晚”，询问距离的“远近”等［13］。
梅祖麟《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1978）指出：现代选择问句的几种句式，如N[,1]VP[,1]为（N[,2]）VP[,2]（乎／也）、N[,1]为VP[,1]（也／耶）为VP[,2]（乎／耶）、N[,1]VP[,1]（N[,2]）VP[,2]等，差不多在五世纪均已出现。现代选择问句具有的三个特征，如句末不用疑问语气词；用系词作选择问记号；选择问记号可以成对出现。这些特征在南北朝时也都已出现。［26］换言之，现代选择问句的句法在五世纪已经具型。
对于梅氏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李崇兴（1990）提出过商榷意见。如李氏认为：（1）用“为是”的选择问句，在三世纪就已出现。 由此推测“为”字进入选择问句的时代当比“为是”更早些。（2 ）“为”字进入选择问句，是它系词用法的引申，而非来源于表假设的用法［27］。而何亚南（2001）更是认为：梅氏所指出的现代选择问句的三个特征，在东汉佛经中都已出现，时代比梅氏所说的公元五世纪早了整整三个世纪［28］。
太田辰夫《中古（汉魏南北朝）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1987）指出：中古汉语疑问句出现了新方法和特殊形式：（1 ）否定副词“不”“未”等用作句末助词构成疑问句；（2 ）选择问句用“为……为”的形式；（3）特殊形式“以……为”；“用……为”；“……为”；“为……”；“何所……”；“何……”等。“何所＝何”，问人、问场所、问事物、“许＝何”等［22］。
志村良治也指出：中古疑问句特色之一，是在句末用“不”“否”“未”等否定词表示疑问，中古疑问句已经具有近代和现代疑问句的雏形。特色之二，是“那”兼任远称指示词和疑问词［29］。
存在句的研究
存在句虽然在目前存在的最早汉语文献中就已出现，且广泛使用了几千年，但对它的研究却始终显得冷清。特别是对各个时期的存在句进行断代研究，更是很少有人问津。储泽祥等《汉语存在句的历时性考察》（1997）曾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口语中的存在句，间或涉及到中古的情况，但不够详备［30］。目前对存在句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专题研究者，当数南京大学王建军的博士论文《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2000）［31］。论文成功之处约举如下：（1 ）对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百余年间存在句的研究状况及存在问题作了言简意赅的回顾，从而将前人研究的局限处——“研究基点偏差”、“研究范围偏狭”、“研究视野偏小”，作为自己研究的拓展空间。（2 ）抓住存在句的“时空背景”、“主题性特征”、“结构类型”三个核心问题，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创立起新的类型系统。提出的“主题与主语二者处于不同平面（主语是句法概念，主题是语用概念）”；“存在句是从语义和语用角度归并出来的一个句类，将其完全纳入句法层面的句型研究是削足适履”等看法均颇有见地。（3）从语用功能出发，对叙述型存在句、 描写型存在句、判断型存在句历史发展作了深入探讨，其中“主谓谓语型存在句的历史发展”“无中介动词存在句的历史发展”几节都能发前人所未发，创获较多，论文中还多处涉及存在句演变的分歧，比如：“存在句中介动词泛化的第二阶段是由一般动词发展到强动作动词。这实际上代表了汉语存在句的一次质的飞升，即由静态句进化到动态句。这一事实也萌生于上古后期或中古前期。”“真正的强动作问句自唐代始见”等等。这些结论对于汉语史的分期均有重要参考价值。王氏的工作为相对寂寞的存在句研究增添了几分亮色。
动补结构的研究
学者们对中古时期动补结构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结果补语、“得”字结构、趋向补语三类。
一、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或称使成式（王力），或称动结式（蒋绍愚、蒋冀骋），或称使成复合动词（太田辰夫、志村良治）。对于结果补语的产生时代，学术界目前仍存在着分歧。潘允中、祝敏彻、管燮初、余健萍、周迟明等主殷或周代说；傅子东、何乐士、杨建国、程湘清、王英、向熹等主春秋战国秦说；王力主汉代说；太田辰夫主唐代说；主张产生于中古的主要是志村良治、刘丽川、梅祖麟等人的魏晋六朝说。对中古结果补语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的主要有：王力（1958）、潘允中（1982）、向熹（1993）、刘丽川（1984）、柳士镇（1995）、梅祖麟（1991）、程湘清（1994）、蒋绍愚（1999）及日本学者太田辰夫（1958）、志村良治（1984）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为：
王力认为南北朝时使成式应用更普遍了，在使成式之间可以插入宾语［4］。
潘允中认为结果补语的演变规律是：使动法→动＋“而”＋补→动补。从汉魏六朝到唐代具体发展有四类：他动词带自动词为补语，并有宾语；动词（他动或自动）带自动词为补语，而没有宾语；动词带形容词为补语，并有宾语；动词带形容词为补语，而没有宾语［14］。
柳士镇根据补语的构成成分分析为五种句式；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及物动词＋形容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等［13］。
太田辰夫主要是以自动、他动两用的动词随着时代下移而自动词化的倾向为标准，找到了一个判定使成复合动词的方法。即依据“杀”和“死”的用法，“死”是古今通用的自动词，“杀”是古今通用的他动词，在一个动词后该用“杀”的地方用了“死”，则说明已形成使成式复合动词［22］。
志村良治提出了构成使成复合动词的前提条件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前提条件是：（1）复音节动词中前面的形态素A表动作的原因，后面的形态素B表动作的结果；（2）AB由于结合已经脱离了各自的原义，引起了词义上的变化；（3）AB紧密结合表达一个新的意义。 三个阶段是：（1）词义的并列性的消失；（2）复合词的单词化；（3 ）第二音节的助词动词化。用公式表示为：分用→简缩（等定性连用）→惯用化（定型化）→第二音节动词的自动词化→等定性消失→使成复合动词化［29］。
刘丽川对太田氏的判定方法提出商榷意见：（1 ）“杀”如果处于不含“杀”义的动词后，这两个动词往往各自保持独立性，它们表示时间上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形成连动结构；（2 ）太田氏所说的隋代以前一定用“杀”不用“死”，直到唐代才多用“死”，不符合这一时期的语言实际，从先秦到两汉的文献中不断出现了“动＋死”的形式［32］。
梅祖麟总结了“V杀”和“V死”构成的四种句型：甲、 施事者＋V杀＋受事者；乙、受事者＋V死；丙、施事者＋V死＋受事者；丁、受事者＋V杀。并指出：（1）真正的结果补语只有出现于六朝的丙型。 （2）结果补语的两个来源；a.由甲型“他动＋他动”的并列结构变来。 b.由乙型“他动＋自动”再加上宾语变来。 梅氏还着重讨论了促使甲型“他动＋他动”转变成“他动＋自动”的动补结构的四要素：清浊别义的衰落；使动式的衰落；“隔开式”动补结构的产生；“动＋形”式复合词的产生。认为甲型变成动补结构是在六朝。（3 ）对动补结构定义稍作修改；a.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前一个成分是他动词，后一成分是自动词或形容词；b.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c.动补结构的意义是在上列句型中，施事者用他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使受事者得到自动词或形容词所表示的结果；d.唐代以后第二条限制可以取消［26］。
蒋绍愚的《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是一篇后出转精的总结性论文。蒋氏认为：汉语动结式什么时候产生？学术界看法相当分歧。其原因，一方面是所依据的材料不完全相同，但更重要的是对“什么是动结式”、“怎样判定动结式产生的时代”等问题有不同理解。文章指出：（1）判断是否为动结式，要重视语义，但也不能仅凭语义。（2）许多动结式“V[,1]＋V[,2]”是由动词并列式“V[,1]＋V[,2]”发展来的，只有当“V[,2]”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 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这才是动结式。（3 ）还有一部分动结式最初是以“V＋O＋C”的形式出现的，这也是动结式产生的重要途径。（4）确定动结式产生的时代，首先要把动词并列式“V[,1]＋V[,2]”和动结式“V＋C”区分开来，同时还和使动用法何时开始衰微，他动词何时自动化，“V＋O＋C”形式、动词词缀“得”“却”“取”、 动结式的否定形式等何时出现综合起来考虑。根据上述标准，蒋氏对《史记》、《论衡》、《世说新语》、《玉台新咏》、《贤愚经》、《百喻经》六部代表性著作作了详细调查，结论是：《史记》中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动结式，《论衡》仅“化为”“变为”等少数几个可看成动结式，《世说新语》中动结式已经形成，而动结式的否定式出现的较晚，大约在齐梁时才开始形成［33］。
二、“得”字结构
“得”原来是个动词，它是什么时候由动词虚化为助词的？王力认为是在唐代［4］。潘允中、向熹则认为是在南北朝时期［14］［6］。至于“得”又是怎样从动词虚化为表示结果、可能的助词的？日本志村良治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1）“得”与另一个动词构成并列关系，是“得”从前置变为后置的条件。到了中古，再从前置助动词变成后置助动词。（这与潘允中的观点相似，潘氏亦指出：“得”的可能义由“获得”引申而来，并从主要动词演变为动词前的助动词。这是“得”走向虚化的第一步。到了汉代“得”由动词前转移到动词后，从而演化为补语，表示动作所得的结果，南北朝时期，动补结构中的“得”已走向虚化。（2）当主动词表示类似“获得”的动作（如取、捕、买等）时，“得”兼有“获得”和“可能”义。后来以意义的类推作用为纽带，逐渐转向表示可能。等到与“能”“可”放在对称位置上表示互文关系时，就表明“得”已完全具有“可能”的意义了［29］。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1989）也讨论了“V得（O）”结构的来源，在“得”从“获得”义转为“可能”义的途径上，与志村有所不同。杨氏认为：表完成的“V得”和表可能的“V得”来源相同，其中的“得”来源于表“获得”义的动词“得”。先秦时“得”开始用于取义动词后，与前面的动词构成连动结构，汉末起“得”用于非取义动词后，“获得”的实词意虚化，与前面的动词构成述补结构，表示动作实现、有结果。当“V得（O）”用于非已然的语境中时，它表示实现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文章还通过对七种中古文献（译经4种，中土文献3种）的调查统计，证明汉代的“V得（O）”主要还是“得”用在取义动词后面，用在非取义动词后的很少，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类例子增多了［34］。
三、趋向补语
潘允中、柳士镇、杨克定、曹广顺、志村良治等人讨论了中古时期的趋向补语。
潘允中认为：先秦前期典籍中还没有出现趋向补语，在后期才开始出现“V＋单趋补”结构的初期形式； “动＋单趋补”和“动＋单趋补＋宾”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并由此派生出“动＋复趋补”、“动＋宾＋单趋补”；复趋补起源于西汉，汉以后陆续产生“出去、上去、过去、过来”等固定结构。动词与趋补之间带词尾“将”的句型萌芽于南北朝及唐。汉代产生出典型“动＋宾＋单趋补”的句型，南北朝以后此类句型得到相当广泛的发展［14］。
柳士镇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几种表趋向述补式结构：趋向动词＋趋向动词；不及物动词＋趋向动词；及物动词＋趋向动词＋宾词；及物动词＋宾语＋趋向动词；及物动词＋趋向动词［13］。
杨克定通过研究《世说新语》及《搜神记》（1992），得出魏晋时期动词“来”已经开始带处所宾语，动词“去”的“往”义已经产生，“来”作补语比“去”更加活跃，使用频率更高，“来”字句和“去”字句日趋复杂精密［35］。
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1990）一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动＋将”结构出现的前期，基本格式是“动词＋将＋趋向补语”，这些“动＋将”结构是一种连动式，“将”是动词，含有较明显的“携带、挟持”之义。“动＋将”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常常可以在中间插入宾语、并列连词，变成“动＋宾＋将＋补”“动＋而＋将＋补”格式。进入“动＋将”结构的动词有两个特点：一是及物的；二是有一部分动词与动词“将”词义相似，或隐含有“携带、挟持”义。这种情况动摇了“将”字在连动式“动＋将”结构中作为一个并列动词地位，从而为“将”字以后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并得出结论：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补语在两汉基础上广泛发展的时期，“动＋将”结构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并从连动式向动补式发展，“将”字开始了从动词向助词转化的过程［36］。
从以上研究结果来看，中古的趋向补语实质上是动词变化的一大体现，即志村氏所说的“动词的补助动词化”，也可以说是动词的虚化。
双宾语结构的研究
早在60年代初，胡竹安（1960）提出：“动＋与＋间（＋直）”的形式远在“动＋直＋与＋间”之前产生［37］。后来，贝罗贝（1986）从语义深层剖析双宾语结构，提出了与胡氏相反的观点：（1）“动[,1]＋动[,2]＋间＋直”式产生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更加普遍：“动[,1]＋直＋动[,2]＋间”式产生于东汉以后，大约在四——五世纪。“动[,1]＋直＋动[,2]＋间”式来源于“动[,1]＋动[,2]＋间＋直”。（2）其转变过程为：当“动[,1]＋直＋动[,2]＋间”式发展到能轻易地接受“动b类（如取、把、持）”“动c类（如作）”动词时，动[,1]（动c类）＋直＋动[,2]＋间→动[,1]（动c类）＋动[,2]＋间＋直。（3）把“动＋直＋于（於）＋间”、“以＋直＋动＋间”、“动＋间＋以＋直”归入双宾语结构［38］。
萧红（1995）肯定了贝罗贝的一些观点，如赞同贝文采用“泛双宾语”的思路对“动＋直＋于（於）＋间”等的处理，同时也对贝文中的疏漏之处提出了商榷意见，即不同意贝文对“动[,1]＋直＋动[,2]＋间”产生的时代和来源的界说。认为此式在《史记》和《论衡》中可找到不少例证，最迟西汉已经产生；此式的产生可能是受当时复杂谓语（并列谓语、连动式、动补式）发展日益成熟的大环境的直接影响，而并非来源于“动[,1]＋动[,2]＋间＋直”式［39］。
萧氏把双宾语结构置于当时的大环境中去探讨，即注意到纵向溯源，又注意到横向比较，得出的结论较合乎语言实际。
处置式的研究
处置式是王力（1944）提出的一个术语，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汉语趋向完善的标志之一。因而学术界多有关注。不过，以往研究较多集中在上古或近代两个时期，这与处置式的产生年代有关。人们一般认为：要么上古就存在处置式，要么唐代处置式才开始出现。这样一来，中古时期处置式的发展演变的研究就相对冷落。不过问津中古处置式的，也偶有人在。
祝敏彻（1957）认为：“将”最初是一个动词，南北朝以后，经常用于连动句中。后来表处置式的“将”就是由“动词‘将’＋名词＋及物动词”式中的“将”虚化而来的，这种连动句中的及物动词承担了主要功能，使得“将”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辅助［40］。
董琨（1985）在分析了南北朝佛经译文中反映出来的一些表处置的“将”字句后认为：至少在公元三世纪间，汉语已经出现处置式［41］。
梅祖麟（1990）在论及唐宋处置式的来源时，也涉及了中古时期处置式。他认为：处置式的主要形成方式是在受事主语句前头加“把”字或“将”字，而这种形式在五——六世纪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将”字也用在以前的“以”字句里，产生同样结构的处置（给）、处置（作）、处置（到）。（1）处置（给）结构，从先秦到隋代， 只有两种演变；一是“将、把、持”替代了“以”字，一是“给”义的单音动词复词化而变成“V与”。（2）处置（作）结构，从先秦到南北朝一直有［以AVB］的句式，意思是“把A看作B”、“把A当作B”，到了隋代， “将”开始替代“以”。（3）处置（到）结构，兴起于汉代， 到了南北朝才开始流行，到了隋代，“以”“将”通用。梅氏还从历时角度分析了处置式产生的方法：继先秦两汉的处置（给）、处置（作）、处置（到）结构基本形式；受事主语句前加“把”或“将”；用“把”或“将”把［主－动－宾］的宾词提前［26］。
曹广顺、遇笑容认为，要深入了解中古汉语处置式发展使用的情况，必须更广泛地调查这一时期比较接近口语的材料。由于中古时期符合这一要求的本土文献较少，研究的结论难免偏颇，所以有必要将研究目光扩展到卷帙颇丰的汉译佛经。他们的《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2000）就是以自东汉至隋的14部汉译佛典为主要材料，同时参考4 部中土文献，对中古处置式作了更为深入的考察。他们的结论是：（1 ）隋以前，译经中处置式以“取”字式为主，“将”字式少见，“把”字式尚未出现。（2 ）“取”字式有广义处置式（来源上古汉语中“以”字构成的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两种。（3）狭义处置式有“取＋O＋V ＋之”“取＋O＋之”“取＋O＋V”三种格式， 后两种是由第一种省略宾词而来的，这种省略是在汉代广泛使用的动词连用格式的影响下发生的。而“取＋O＋V”的出现，可能与译经者母语（梵文、巴利文等，在这些语言中，宾语的位置在动词前面）有关。（4）广义、 狭义两种处置式的“取”都是通过语法化过程，从动词变来［42］。
总的说来，中古时期处置式的研究仍相对单薄，要想弄清楚处置式的流变，只有把各个时期的断代研究做好，才能较完整地勾勒出处置式发展演变的“史”的全貌。
中古汉语词法研究
中古的词法研究主要包括：代词、数词、量词、副词、介词、连助、助词等的研究。
代词的研究
一、人称代词的研究
中古时期人称代词已有了独自的体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用力甚勤。研究重点在于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伊”“渠”等的产生上。
（一）第二人称代词“你”
吕叔湘、王力、李方桂、向熹、潘允中、柳士镇、冯春田、梅祖麟、日本太田辰夫、志村良治等都认为“你”就是古代的“爾”，后来草书里把“爾”写作“尔”，又在左边加上了“亻”旁。李方桂还对“你”来自“尔”作了语音上的探讨，他认为从前的三等字有个－j－，在轻读时－j－丢掉了。所以在读“尔”字时，没有了－j －就变成了“你”。
然而，日本平山久雄（1995）提出了与以上各家不同的观点，以为“你”来自“汝”。他根据自己提出的魏晋以至中古时期鱼韵的音值为
也弱化成舌尖声母n－（泥母），以便节省舌面紧贴硬腭的力气，这样就形成了第二身代词ni的语音形式。不过，平山氏不能确定“你”字原来（指旨、止合流以前）的韵母是－i还是iI，认为目前还不能拿“你”字在止韵一事作为“你”来自“汝”的一证［43］。
平山久雄的观点比较独到，很能让我们对一般公认的观点多一些思考。
（二）第三人称代词“伊”、“渠”、“他”
上古没有用法完备的第三人称代词。到了南北朝，为了适应要求，又产生了新的第三人称代词——伊、渠、他。学者们对“伊、渠”讨论得少，主要是对“他”进行讨论。
王力、向熹、柳士镇、郭锡良、太田辰夫等以为中古第三人称“伊”是由上古指示代词“伊”演变来的。“渠”的来源有三说：（1 ）王力、向熹、柳士镇、郭锡良、太田辰夫等认为“渠”源于“其”； （2）吕叔湘以为“渠”“其”同源；（3 ）梅祖麟认为“渠”可能与“吾”“汝”一样，有藏文、缅文的同源词。
梅氏对吕氏的“渠”“其”同源说提出质疑并申述了己见：第一、其，之部；渠，鱼部，之部怎么会变成鱼部，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第二、“吾[,五乎切]”“汝[,人诸切]”“渠[,强鱼切]”这三个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代词的语词都是鱼部，整整齐齐，像是同一时期产生的产品。这三个字都可能有藏文、缅文的同源词。……至于“渠”是否有非汉语的同源词，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这里只是说有这种可能。第三、“渠”是个南方方言词，可能上古以前就有“渠”字，后来在北方方言里失落，保存在南方方言里，一直到魏晋时代才在文字记录中出现。第四、“其”字最早跟藏文gji同源［26］。
梅氏的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进行汉藏语言比较，这也是以后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于第三人称代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 ）“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究竟起于何时？（2 ）“他”是怎样由旁称代词转变为第三人称代词的？
“他”的产生时代有两种观点：（1）唐代说。以王力、郭锡良、 梅祖麟、蒋绍愚、郭红、俞理明、太田辰夫、罗杰瑞等为主。（2 ）先唐说。吕叔湘认为是六朝开始的；高名凯以为是汉以后的事；杨树达说始于晋宋间；潘允中以《左传·昭公五年》中“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最早的可信例子。
关于“他”是怎样由旁称代词转变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以上学者都有所论述。
向熹认为：“他”上古是旁指代词作“别的”讲，六朝时常常用作旁称代词，指“别人”讲；“他”字前面有先行词，而且所指的对象是有定而且非常明显，已经成为第三人称代词［6］。
太田辰夫认为：“他”原来作“它”，从“别的物”“别的事”转变为“别的人”，然后又成为“某人”之意，成为第三人称代名词。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确凿例子始见于唐代［44］。
罗杰瑞认为：“他”原指其他，在古汉语中“他”可修饰人以外的所有名词，“他”单用时指非生物的名词，到了南北朝，“他”才用来指他人，在唐以前还没有看到“他”用作第三人称的毫无歧义资料。最早无歧义的例子，见于初唐（公元七世纪），到了八世纪就用得多了［45］。
梅祖麟对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的个别问题提出了质疑，并且赞同郭锡良的说法：北齐《百喻经》中“他”用例，都不是第三身代词，“他”字用作第三身代词大概是《晋书·张元锡传》中的例子［26］。
柳士镇认为：“他”本是指示代词，中古时期处于转用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变化过程中。其转用的首要前提是由指代事物表示“别的”、“别的东西”转为指代人表示“别人”、“他人”；而在随后的演变中又有以下两个重要的转化关键：（1）“他”字指代“别人、 他人”不再是包举所有的其他人或泛指任何其他人，而是专指某个或几个“其他的人”。（2）“他”字所代替的人由无定转为有定。具体说来， “他”字或者代替前面已经提到的某一个确定的人，或者代替在场的对话之外的第三人［13］。
俞理明《从汉魏六朝佛经看代词“他”的变化》（1988）分析了佛经文献材料后指出：称人的“他”见于东汉，但东晋以前“他”仍多作指示代词，意思是“别的”，东晋以后才以称人为常。称人“他”是无定的，在使用中，无定的“他”由泛指发展为专指，这是“他”字转变成第三身代词的关键。南北朝时“他”主要还是一般地指“别人”，定指的“他”既不是专指第三人称，又是少数，当时指第三人称的代词主要还只是用“其”、“之”以及“彼”，在有些话中，这些代词和定指的“他”虽然都指第三人称，但又各有所指，不能互换。由于汉语当时还缺乏一个完备的第三人称代词，用“他”定指第三人称的用法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唐代以后，“他”才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46］。
郭锡良系统地讨论了“他”字演变过程，认为：“他”本作“它”，现存先秦古籍中有三种写法：它、他、佗，是一个无定代词，即指示不确定的事物或人，大多用作定语也可以用作宾语。从西汉到东汉前期“他”字的用法没有变法，到东汉后期才开始发生变化，“他”作“别人”讲刚刚萌芽。南北朝时期，“他”字虽然仍保存先秦的意义用法，但用作“别的”向“别人”转化，而且用作宾语也增多了。如果前面已说到某人，“他”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指代这“某人”的人称代词。这说明“他”字已经向第三人称代词方向大大增进了一步。到了盛唐，“他”字才真正发展成为第三人称代词［3］。
除此之外，李功成（1997）认为干宝《搜神记》中“饮他酒脯”的“他”正隐含着无定代词“他”发展为他称代词的“他”的轨迹。
以上讨论可以用郭锡良的说法作为总结：现代汉语普遍话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是由先秦的无定代词“他”演变而成。先秦时代，“他”的意义是“别的”，汉末到南北朝，“他”由“别的”演化出“别人”的意思，成为向第三人称代词转变的重要阶段。初唐，“他”开始具有第三人称代词的语法功能，盛唐以后才正式确立起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地位［3］。
二、疑问代词的研究
中古疑问代词的研究者主要有：向熹、柳士镇、朱庆之、石锓、俞理明等。
向熹认为：中古汉语疑问代词有了很大发展，上古流传下来的“何”、“谁”等继续使用，六朝以后又先后产生了“多少”、“几多”、“那”、“若”、“所”等新的疑问代词以及有关的复合疑问代词［6］。
柳士镇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疑问代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变。从规范化角度看，先秦时期形式复杂多样，用法有同有异的众多疑问代词经过淘汰后，在口语色彩较浓的典籍中主要留下“谁”、“何”两个；从新兴发展的角度看，一是利用“谁”“何”构成的某些新语法形式，或者原有的由它们构成的语法形式可以表达新的意义（如：阿谁、何等、何物等）。二是产生了一些疑问代词的新形式：“那”、“底”、“所”、“若”、“若为”等。柳氏还讨论了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疑问代词：“等”、“缘”；与询问有关的词语：“多少”、“早晚”、“远近”等［13］。
朱庆之《魏晋南北朝佛典中的特殊疑问词》（1991）运用类比、粘合以及词义沾染等西方语言学理论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汉译佛典中的几个特殊疑问词“所”“为”“如”，指出这些词都有疑问功能的原因是：（1）“为”由于常处于“何……为”、“何以……为”的结构之中， 渐渐受到“何”词义的沾染，从而吸收了“何”的疑问词义。（2 ）“所”由于常处于“何所”这种习惯组合之中，受到“何”的词义沾染的结果。（3 ）“如”是动词“如”在固定组合“何如／如何”里受到“何”词义沾染的结果［47］。
石锓《论疑问词“何”的功能渗透》（1997）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缘”“等”“如”“若”“那”“为”几个词为何都有表疑问功能的原因，认为：这些词表疑问的用法都来源于疑问词“何”，也就是说疑问词“何”通过粘连式渗透、复合式渗透、间接式渗透等途径把表疑问的用法转移到那几个本不表示疑问的词语上。石氏所说的“渗透”途径其实质上与朱氏所用的理论一样，都是西方的词义沾染理论，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48］。
朱、石二氏把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汉语语法史研究结合起来，较好地解释了汉语史上的某些现象。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只不过运用时要找好结合点，以免生搬硬套。
数词的研究
王力、潘允中、向熹、柳士镇、太田辰夫等人的著作中都设有专门章节对数词进行讨论。中古时期的称数法虽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向熹着重谈了约数和不定数的表示法的发展。柳士镇谈到表示序数的前缀“第”字完成虚化的过程，概数、问数、基数在表达上出现的一些新形式。潘允中认为虚数后面直接接上名词，如“第一人”、“第二名”之类的用法起源于汉魏六朝。
除此之外， 骆晓平《“大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方法源流略考》（1996）系统地讨论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的方法， 列举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法的十几种格式以及AB（A代表大数，B代表小数。如：五三）、AXBX（如三年二年）、AABB（如：三三两两）、XAXB（如：五申三令）四种组合方式，认为“大数冠小数”的约数表示法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更为发达的“小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法的一种陪衬。虽然这种约数表示法，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文献中均不乏用例，但六朝时期是“大数冠小数”表约数较为多见的一个时期［49］。
近来南京大学张延成的博士论文《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2001）则集中对中古汉语“数词的句法功能”、“复合数词的构造”、“序数、分数与倍数”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是近年来较为系统的中古数词研究著作［50］。
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对专书中称数法进行了个案研究：庄正容《〈世说新语〉中的称数法》（1980）［51］；丁根生《对〈《世新说语》中的称数法〉一文的两点补充》（1980）［52］；杨露《谈〈世说新语〉中的数量词》（1986）等文考察了《世说新语》中的称数情况［53］。马振亚《〈列子〉中关于称数法的运用——兼论《列子》的成年书代》（1995）对《列子》中的称数情况进行了讨论［54］。
量词的研究
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最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对中古量词研究贡献最大者当推刘世儒。刘氏在50－60年代详细地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用法，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论魏晋南北朝量词》（1959）［55］、《汉语动量词的起源》（1959）［56］、《魏晋南北朝称量词研究》（1962）［57］、《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研究》（1962）［58］，最后结集为专著《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59］，刘氏的贡献不仅在于系统地描述了这一时期量词的总貌，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以大量事实更正了王力《汉语史稿》中关于动量词唐代以后才出现的错误。潘允中、向熹、柳士镇等专著中也都有研究量词章节。指出此期量词的主要特点是：（1）产生了大批名量词。（2）名量词与数词结合。六朝以后，数量词直接在名词前面的用法更为普遍。（3 ）名量词有了词缀化的趋向。（4）量词本身可以重叠。（5）动量词起源于汉代，大量出现仍在魏晋以后。
张延成的博士论文中，对中古量词的状况也有涉及，论文中关于中古时期“数量名”战胜“名数量”格式；“动数量”格式的萌生与迅速发展；系数词“一”的省略（能将这一现象置于其它语系及汉藏语系的亲属语言及现代汉语方言的大背景加以考察）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50］。此外，吕叔湘《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1985）［60］；洪诚《略论量词“个”的语源及其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61］；张万起《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1998）［62］等论文都对具体的单个量词进行了历史考察，探讨其产生、发展、萎缩过程及其原因。
贝罗贝《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1998）是近年来研究汉语量词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所言“量词”一律指物量词。并且将量词与单位词分别开来。大部分中国学者则将单位词也称为量词，故把量词分为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容量量词、部分或个体量词。而贝罗贝认为只有最后一类才真正属于量词，其余则为单位词。文中对六朝时期的量词特点作了如下描写：（1）六朝时代（220－586）， 量词越来越多，但不是在所有文献中都同样普遍。（2 ）在此时变为普遍的量词“枚”，可以用于不同名词，就像现代汉语的“个”一样。（3 ）此时的新兴量词有“株”“条”“根”“本”“枝”“梃”“凡”“件”“道”“番”等等。（4）当量词开始普及的时候， 它们主要仍然处在名词后面的位置上。（5）此阶段量词处于名词前的例子很罕见， 要到公元七世纪以后才普及起来。［63］
贝氏通过对名量词系统内部变化的描述，及对量词产生过程的解释，最后的结论是：量词系统是属于汉语本身的。游汝杰（1982）的量词流传的（即变化产生之后的普遍化问题）外来影响假设（台语对汉语的影响）值得商榷。就算今天与台语有较多接触的中国南方方言里有较多的量词，而与没有量词的阿尔泰语系有较多接触的北方方言的量词较少，也并不足以证明外来影响。
副词的研究
副词在中古时期有着明显的复音化趋势，因而关于“自”“复”是否为副词词尾（或称“后缀”）的讨论，也成了这一时期副词研究的热点。（1）刘瑞明《〈世说新语〉中的词尾“自”和“复”》（1989 ）首先提出“自”“复”为副词词尾［64］，以刘瑞明《关于“自”的再讨论》（1994）［65］，蒋宗许《也谈词尾“复”》（1990）［66］、《再说词尾“自”和“复”》（1994）［67］、《词尾“自”再说》（1993）［68］，高云海《“自”和“复”非词尾说质疑》（1998 ）［69］等为代表。（2）认为“自”“复”非词尾者，主要以姚振武《关于中古汉语的“自”和“复”》（1993）为代表。［70］
中古副词研究的另一热点是对指代性副词“见”字可以指代第二身、第三身的讨论。而姚振武《古汉语“见V”结构再研究》（1988 ）重新研究了“见V”结构，认为“见”不具指代作用， 而是一个表示显义的动词，“见V”语法功能相当于单个动词的动宾结构。对于这一问题， 目前仍在讨论之中［23］。
除此之外，黄珊《古汉语副词的来源》（1996）探讨了副词的来源：（1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①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②由实词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③由实词假借而来。（2 ）从结构上看复合副词的构成主要由联合式、后置式、重叠式形成。［71］此文虽然不是专论中古汉语副词，但对于中古汉语副词的来源亦有参考价值。刘凯鸣《〈世说新语〉里“都”字的用法》（1982）［72］、韩惠言《试论〈世说新语〉中与否定词连用的单音副词》（1990）［73］、侯兰笙《〈世说新语〉中表肯定副词的连用式》（1983）［74］等还讨论了《世说新语》等专书中的副词使用情况。
介词、连词的研究
马贝加《介词“同”的产生》（1993）运用词义渗透理论，解释了介词“同”的形成：介词“共”萌生于南北朝时期（6世纪）； “共”发展成介词后，“同”受其影响也向介词转化。［75］于江（1996）也认为动词“共”在魏晋南北朝虚化，开始产生介词用法［76］。
连词的研究主要是讨论“所以”产生的时代。王力认为到了唐代“所以”完全变为连词［4］；张万起《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1984）认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产生［77］。潘荣生《连词“所以”产生于晋代》（1982）推至晋代［78］。陈秀兰《也谈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1998）再上溯到东汉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第四和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下［79］。这是目前见到的较早上限。
助词的研究
这一时期，助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着”“了”“看”上。
一、“着”“了”
王力《汉语史稿》中说：动词形尾“着”和“了”的产生，是近代汉语语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们在未成为形尾以前，经历过一些什么发展过程，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王力认为：“着”的虚化在东汉末已有迹象，南北朝以后开始虚化，到唐代，带“着”的动词后开始可以有宾词，宋代时，真正的表示行为在进行中的形尾“着”已经存在，元代时普遍使用。表示完成貌的“了”是由动词“终了”“了结”义发展而来，唐代才开始虚化，南唐时真正的形尾已经出现，宋代逐渐多起来［4］。
吕叔湘对“著”的虚化有过精辟的概括：以著字辅助动词，初以表动作之有所著继以表动作之持续［60］。
董琨（1985）则根据佛典语言材料对“着”“了”进行细致地研究，认为“着”和“了”字都是在魏晋南北朝已基本完成了虚化过程；对“了”的看法与潘允中相近，潘氏也认为：南北朝时期作为表示完成了的形尾“了”逐渐明显［41］。
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1988）则对现代方言（官话、闽、吴、湘等）中存在的表示各种体貌标记的“着”进行历时溯源［26］。《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1981）用“词汇兴替”来解释“动＋宾＋了”的来源：从南北朝到唐代，“动＋宾＋完”这个结构没变，而其中的词汇发生变化；“了”在这个结构中替代了其他词汇，变成最常用的完成动词；“竟、讫、已、毕”唐代还在用，但已渐被“了”字淘汰，这样就形成了“动＋宾＋了”的结构［26］。这样把共时与历时、现代与古代紧密结合，为进行“史”的贯通作了很好的尝试。
柳士镇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着”除去单独用作谓语动词之外，还有三种用法：用于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表处置意义；部分虚化用于谓词动词之后充任补语。在表示处置意义的词时，兼表依附状态；进一步虚化附于谓语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著”字开始虚化是一步重要的发展，因为它的第三类用法，以至于最终发展为成熟的时态助词，正是从这里开始。第三类“著”字在词义上进行虚化，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很容易发展为表示动作进行的现在时态。不过它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发展到唐代才逐渐增多［13］。
此外，赵金铭《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1979 ）［80］，潘维桂、 杨天戈《魏晋南北朝“了”字的用法——“了”字综合研究之一》（1988）［81］、志村良治等也对“着”“了”做过研究。
二、“看”
关于语助词“看”的形成，劳宁《语助词“看”的形成》（1962）认为：早在北宋时“看”就是个道地的语助词了［82］。心叔《关于语助词“看”的形成》（1962）则认为：形成的时代还可以更提早些［83］。蔡镜浩《重谈语助词“看”的起源》（1990）指出：语助词“看”并不是到唐代才逐渐出现的，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产生于口语之中。它应该是由表“测试”义的动词“看”虚化而来［84］。吴福祥《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发展》（1995）以范围更广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对“看”作了进一步的历史考察，也得出尝试助词“看”产生于魏晋南北朝的结论［85］。
对于中古语法的研究，我们择其要者，作了如上介绍和评价。因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另因资料的不足，眼光的局限，疏漏、不当也在所难免。除此而外，还有两部博士论文和一部虚词专书也值得一提：何亚南的博士论文《〈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以《三国志》及裴注为出发点，从几种主要句型入手，上下贯通，溯流探源，然后再详细论述了《三国志》和裴《注》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语法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在方法论上，突出了语法形式与深层语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了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新路。李禾范（韩国）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小说句类研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中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这四种类型的句子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源于西方而目前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普遍运用的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归纳出魏晋南北朝句类发展的若干规律。此论文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了一项可信的断代的句类研究成果［86］。董志翘、蔡镜浩合著《中古语法虚词例释》（1994）一书是目前不多见的专门研究中古虚词的著作，其特点：注意词义和用法的考释：发现新的虚词；发现新义和新用法；探求虚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辨识正误。突出语法性的描述，明确虚词的词性；着重语法特征的描写。追溯历史来源：追溯新词、新义、新用法较早使用时间；追溯新词、新义、新用法的来历及演变途径。口语材料运用了当时翻译的佛经、笔记小说、医农科技著作、民歌、史书等，取材十分广泛［87］。
综观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虽然没有上古、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研究得深入，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涉及到了汉语语法的很多领域。既有共时的描写，又有历时的溯源；既有专书的挖掘，又有单个语法现象的剖析。而最引人注目则是：（1）研究材料的范围得到扩展， 在充分利用中土文献的同时，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古汉语的富矿——汉译佛典。（2）研究方法有所更新，借鉴了西方语言学理论， 在不同语言语法、亲属语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句式变换的研究、统计法运用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3）重视了语法的系统性， 把所研究的语法现象纳入特定的系统中来观察思考，力求从系统的调节作用和整合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语法现象的发展与演变。
不过，由于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起步缓慢，因而还存在着一些不足：（1）句法研究的面虽已铺开，但还不全面。疑问句、双宾语句、 存在句等虽也有涉及，但都不太深入，都不能较详备地反映中古时期各种的发展面貌。感叹句、祈使句、陈述句则涉及更少。（2 ）词法研究中的虚词研究尤待进一步加强，汉译佛典等新材料中的虚词研究得很少。研究虚词的专书也太少。（3）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尚需进一步更新。 目前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有些虚词的研究还停留在训诂阶段。运用计算机作随机统计研究的论文更是凤毛麟角。提倡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分析汉语语法现象，但要找到合适的契入点，不能生搬硬套。（4）研究队伍尚需进一步壮大。
总之，今后要继续发扬优点，改进不足，以期更准确、全面、真实地揭示出中古汉语语法的面貌，为构建科学的汉语史奠定坚实的材料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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