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几个元理论问题_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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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3)08-0063-05

国家的自立自强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自立自强,也包括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自立自强。文化价值观上的独立、自觉与自信,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性课题。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价值观念系统,其中的内核与灵魂即表现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有表征自己精神内核的文化符号,即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名片和文化标识,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身份证”。缺乏自身的独特价值观,对内难以获得认同,难以凝聚全国人民的目标和意志;在对外交往中则不可能占据宣传舆论上的主动,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核,是中国作为大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征,是中国向世人展示的文化名片,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思想理论前提,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身份密码的“DNA”,是“中国梦”的价值愿景。惟有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清晰地界定“我是谁”,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自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西方人在其思想旗帜上鲜明地写着“自由、民主、人权”几个大字,依凭“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通行全世界,以至于不少人把西方当成理想的天堂向往之。其实,只要仔细剖析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仍然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它作为某种独立的、异己的东西同个人相对立。每个人都生存于这个“虚幻的共同体”中,在这里,所谓“自由”,就是商品交换和贸易的自由,就是“资本”和资本占有者的自由,①就是资产者占有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就是无产者向资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就是劳动力的买卖自由,就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②,就是“自由得一无所有”③,“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④;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完全沦为虚假的东西。所谓“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就是资本家之间的民主,就是形式似乎真实而内容颇为虚假的有钱人的游戏。所谓“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⑤,“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⑥。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实质远没有它所宣传的那么美丽,其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然而,西方国家却始终以普世价值标准的裁判者的身份出现,对非西方国家指手画脚。今天的中国,应该明确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密码,是我们向世人出示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上写什么,不写什么,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如果我们自己含糊不清,就给了别人随意杜撰和发挥的空间。

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对当代中国来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应对信仰缺失的一种政治智慧,是重建现代价值秩序的一种对策方案,是回应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一种实践考量,是直面西方价值观挑战的一种理性选择,是走出“躲避崇高”世俗心态的一种干预策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顶层设计。

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缺乏中国自身独特的价值观,那么,“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就是不确定的,“北京共识”就是模糊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弄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本身的内涵。我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厘清:

第一,是“中国自己”的,而非任何其他地方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书写。一直以来,西方人总是在替我们说;我们说慢了,就给了他们编造和以讹传讹的时间;他们的编造都不符合中国的事实,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总是有人打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旗号,期望以西方的特殊价值作为我们的选择,以西方人的智慧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即所谓“西化论”。“西化论”将文化权力和文化责任交给了西方人,把价值选择的方向和标准定位于“他者”,这不是一个高明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责任的缺失,是文化权力的放弃。中国人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坚守自己的文化责任,盲目地将西方人无偿提供的价值观念置入中国的实际,由于无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特殊性而必将出现水土不服的结果,最终陷入西方人所预设的“美丽陷阱”。因为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恐怕是“水中月”、“镜中花”,只能起到“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作用。“西化论”奢望以西方的智慧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人,这是一种“文化软骨病”。当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就决定了两大核心价值形态之间必将处于长期共存、互相竞争的复杂关系中。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而非任何其他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形态、当代形态和中国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凝练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因此将某些中性的概念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恐怕是不可行的,将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也是不可取的。比如,现在有人提出将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忠孝、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等重新上升为核心价值,即所谓“复古论”,这恐怕是不现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实质上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它没有经受过近代科学的洗礼和工业革命的煎熬,从总体上来说,它仍然是落后于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资本主义文化;至于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相比,它更是低一个层次。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是先进的,但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它的意义范围和作用领域则是有限的。如果试图用它解决诸如现代社会治理、现代政治建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时代课题,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复古论”奢望以古人的智慧来解决今人的问题,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古人,这是被历史抛弃了的方案。

第三,是“社会主义阶段”的,而非任何其他阶段的。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遵从生活实践的逻辑,体现强烈的现实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如果抛开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主观地建构一套价值观,即使建起了也难以落地生根。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社会主义阶段还很长,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高远的视野和前瞻性的思维,这样才能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会主义阶段必然会为更高级的阶段所代替,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超越发展阶段,提出只有未来社会才能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有人以“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中华复兴、世界大同”或“自由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作为核心价值观,我以为,这中间恐怕有的内容就超越发展阶段了。“世界大同”、“自由个性”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也许是成立的,但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则为时尚早。

第四,是“核心”部分,而非边缘部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可以上升为核心价值观。学术界目前已经涉及的90多个范畴绝大多数都属于社会主义价值观,都不应该否定。但所谓核心价值观之“核心”,就是要体现崇高性、先进性和主导性的特点。所谓“崇高性”就是要占领道德制高点;所谓“先进性”就是要体现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所谓“主导性”就是要支撑和影响其他所有价值判断、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比如,“互助”、“团结”、“进取”、“发展”等范畴就不具有崇高性的品质,期待以此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就显得勉为其难。再比如,“忠孝”、“仁义”、“明礼”、“孝悌”、“廉耻”等范畴就不具有先进性的品质,期待以此来把握人类的前途命运、引领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就显得力不从心。还比如,“团结”、“和平”、“劳动优先”等范畴就不具有主导性的品质,期待以此来支撑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建设就显得无能为力。

第五,是“观点”,而非“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同一关系,也不是比肩并列的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从属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但又高居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顶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集中表达和最高抽象,是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价值目标和前景构想。既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明确,就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期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科学的;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脱离它而另搞一套,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依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性质定位: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对“人民民主”、“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不是背道而驰,而是相向而行的。

2.地位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中的“核心软实力”,是“文化国力”的核心成分。客观地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赖以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保持长久稳定和繁荣的内在精神支撑。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例外,它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犹如社会的“方向盘”,缺了它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犹如人身上的“钙”,缺了它就难以自立;犹如社会的“黏合剂”,缺了它就失去了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犹如社会的“稳定器”,缺了它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

3.归属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浓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内涵的集中表达和最高抽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最具决定作用、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是中华民族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集合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型和系统化,必将以其更大的辐射力、更广的影响力和更强的吸引力而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必将渗入民族的文化血脉和人们的心灵深处,进而发挥代代相传的价值传递效用和塑造现实的价值引领作用。

4.时间定位:管当前,管长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管当前,也管长远;立足于当前,着眼于长远。“当前”与“长远”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当前”关乎稳定大局,关乎社会和谐;“长远”关乎发展大局,关乎事业成败。立足当前,不顾长远,难以为继,“当前”会因为没有目标而迷失方向;相反,立足长远,不顾当前,横在眼前的坎都迈不过去,再美的“长远”也只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必须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要求。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到底是中国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现时代的问题强烈地提出了凝练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为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凝练出真正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体现未来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人类历史看,几个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都具有稳定性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旦确立,就应该保持相对稳定,不宜随意变动。当然,这不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出台就天然地具有了某种一成不变的、静态的、封闭的本性,它仍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常提常新。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既具有现实指导性,又具有前瞻性;既能管现在,又能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5.空间定位:管全局,管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的顶层设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的筹划。所谓管全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解决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而非个别性或局部性的问题;所谓管根本,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涉及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而非次要性或细枝末节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总揽全局、驾驭全局、引领全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根本矛盾和突出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抓住了根本就抓住了全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只适应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某一阶层、某一行业的局部价值观,它不同于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于北京精神、上海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的全局性、整体性特征,反映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价值诉求,反映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6.功能定位:管目标,管方向。目标指引方向,确立什么样的目标,就会引向什么样的方向。目标和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首要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关乎谁引领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和趋势,谁掌握文化前进的方向,谁主导国际话语权,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核心价值观犹如一座标杆、一面旗帜,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代表着先进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引导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今天的世界越来越以价值观来划界,世界秩序正在按照文化价值观重组,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走到一起,出现了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西方国家利用价值观已经发起针对中国的价值观之战。日本积极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而稳定的“自由繁荣之弧”。可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②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第161页,第159页。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2页,第32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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