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实践：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及其变化
朱陆民 陶丽娇
摘 要：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起或强或弱的等级关系，且这一等级关系呈现出三个梯度，其中美国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等级程度最高，其次为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文莱之间的等级，而美国和老挝、缅甸的等级关系最为薄弱。随着国际形势变迁和各国政策的调整，美国在东南亚的等级权威以冷战、“9·11”事件、奥巴马上台和特朗普执政为界呈现动态变化，从总体来看，其制度与经济权威有所下降，但军事与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导仍存。
关键词： 美国；东南亚；等级制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优势进行国际秩序重建，并在全球建立起以本国为主导的等级秩序，东南亚各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自然囊括在内。一些东南亚国家将美国视为“仁慈的霸主”，遵循美国制定的行为规范，与美国形成或强或弱的等级关系。自奥巴马总统提出“重返亚太”之后，东南亚地区凭借其地缘政治优势以及自身的经济发展活力日益得到美国的重视。特朗普总统上台极力推行“印太”战略，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加强以及区域内大国的不断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有所动摇。本文以等级制理论为框架，从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四个方面，以可操作的量化指标对美国在东南亚（尤其是对东盟五国）的等级制实践进行全面探讨与分析，希望能从中窥探未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变化趋势。
一、概念界定与变量选择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军事实力不再被视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唯一手段，大国（尤其是主导国）开始诉诸于权威，各学者将国家间的这种权威关系称之为等级制，认为“所有社会都是或多或少地按照等级秩序或是零散地组织起来的”。①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戴维·莱克（David Lake）甚至指出，“等级制是对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替代”，② 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各国在权威基础上形成一种等级秩序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他从经济和军事两个层面对等级制作了系统论述。伊恩·克拉克（Ian Clark）采用莱克的定义，认为等级源于关系型权威并依赖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议价协商，统治者提供充足的社会价值秩序来抵消被统治者丧失的自由，③ Ian Clark，“How Hierarchy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3，No.3，2009，pp.468-469.等级双方是一种契约交换关系。吴翠玲（Evelyn Goh）提出，“国家在功能、专业度和权威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和不平等导致了国家间的支配和从属关系（也即等级关系），而国际等级秩序是由主导国的等级安全保证和附属国的顺从共同维持的。④ 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8，No.3，2008，pp.356-359.康灿雄（David Kang）从观念出发，认为“等级制度就是从最高到最低的排序”，⑤ 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陈昌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页。 在这一等级排序中“包含着对支配国和次大国的共同权利期望和责任意识”。⑥ David Kang，”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8，No.3，2004，pp.339.温特（Alexander Wendt）以非正式帝国为例，认为“等级就是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分工，其中，从属国依附于支配国，并受后者的影响”，这一等级关系主要表现在：（一）在条约、规范、共享观念上稳定的主体间性共识；（二）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尤以军事联系最重要；（三）成员国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协商。⑦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Hierarchy under Anarchy：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No.4，1995，pp.697.综上，等级制实际上是等级双方在供求关系与情感偏向两种因素作用下理性衡量的结果，是主导国与附属国对这一不对称（或不平等）关系的合法性认同，它包含以下要素：其一，等级制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的不平等与理性交换。等级建立在主导国与附属国契约交易的基础上，等级双方共同获益，但因存在实力差距，这一交易实际上具有不对称的主导国偏向。其二，等级双方的权威性认同是等级秩序维持的关键。等级双方在互动中形成了对各自身份地位以及权利义务的认可与自我执行，主导国享有附属国的优先选择权，附属国获得主导国的安全庇护。其三，主导国与附属国之间的这种等级关系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其中尤以军事等级最为关键。
由于等级制存在利益交换与观念认同两个变量因素，等级制权威据此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根据各学者的观点以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选取如下指标对美国在东南亚的等级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1.政治层面，各国对主导国的政策服从与关系认同是等级制生成与维持的关键，因此本文选取东南亚各国与美国在联合国重要问题上的投票一致性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表态作为衡量指标，投票一致性越高表明对美国越服从，而各国的政治表态是对与美国关系的公开承认，其独立外交关系数量越多表明对美国的政治依赖性越低。2.经济层面，主导国的经济主导主要体现在对货币金融的控制和经贸优势上，因此本文从货币自主性和经贸依赖程度入手，以东南亚各国与美国汇率指数的变化一致性以及双方的贸易依存度为指标进行分析。其变化幅度一致性越高表明各国的货币自主性越低，受美元影响越大；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对美经济依赖性越强而与美国的经济等级越高。3.军事层面，主导国的军事权威主要体现在其军事控制力和军事影响力方面，本文选取美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军事力量部署情况和美国对各国的军事援助和军售金额变化一致性分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和军事控制力。其军事力量部署规模越大表明对各国的军事威慑越强，美国对各国的军援与军售一致性程度越高表明其军事控制力越强。4.意识形态层面，附属国对主导国的观念认同表现在对与主导国不对称军事与经济交易的认同、对主导国文化观念与政治制度的认同，前者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已有涉及，因此本文以东南亚各国赴美留学人数以及各国的制度改革进程为指标，分析各国对美国的观念与制度认同程度。东南亚各国赴美留学人数越多表明对美国的文化认同感越高，而各国政治制度与美国相似性越高表明对美国的制度认可感越高。
二、政治层面的等级关系
在等级制中，主导国通过为附属国提供一套有价值的国际政治秩序以换取附属国的服从，附属国遵从主导国的秩序规则，支持主导国的政策行动，由此形成规则制定者与服从者的不对称关系，主导国借此确立并维持自身的政治主导。而这一政治主从关系主要通过主导国的制度布局与规则制定、附属国的官方表态与行动支持表现出来。在规则制定与政策支持方面，联合国作为世界性的国际政治机构为各国处理国家间事务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本文以东南亚各国与美国在联合国重要问题上的投票一致性来衡量各国对美国政策的支持程度。在官方表态方面，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对双方同盟或伙伴关系的公开声明即是对这一政治合作与互动关系的承认，而东南亚各国与除美国之外的国家或组织建立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数量多少反映了其对美国政治依赖程度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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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国投票
二战后，美国作为体系中的主导国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在全球进行制度布局，积极倡导建立联合国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机构，并以其为框架进一步确立一系列条约，从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规范各国的行动，也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利益诉求机会与平台。美国将自身设计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并充分利用“一票否决权”为本国利益服务，确立自身的秩序主导。东南亚各国作为国际政治秩序的一部分，遵循美国的制度规则，支持美国的政策行动。各国对美国的规则遵循与政策支持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其与美国在联合国重要问题上的投票一致性，⑧ 美国在联合国的重要议题主要包括在主权、人权、中东事务等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在联合国重要议题的支持实际上是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考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政策支持度的一个衡量指标。 投票一致性越高表明对美国重要利益的支持度越高，也即对美国越“服从”。
纵观高校教育教学督导和评价机制的产生、发展和调整，可以认为所有的学校都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教育教学督导和质量评价的机制运行在当时主要依赖于校级的行政管理。这就导致了教育教学督导和评价机制从诞生开始就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这使得督导小组与行政干部彼此分离又相互叠加，从而产生了一些现行的实施特点。
根据表1，从整体上看，2000-2017年，东南亚各国与美国在重要问题上的投票一致性呈上升趋势，各国对美国的政治服从呈递增状态。但在这一整体趋势中存在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2008年，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下降。其间，2001年小布什上台继续推行民主扩张战略，引起东南亚各国的反感，出现“集体跳水”，投票一致性为0。“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反恐合作，各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开始上升。2005年底美国政府承认错误发动伊拉克战争，引起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信任度降低，2006年仅存菲律宾对美国的支持率为11.1%。第二个阶段是2009-2017年，这期间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呈递增趋势，但2017年开始下降。2009年奥巴马总统提出“重返亚太”，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互信，赢得各国对美好感，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迅速上升，增幅达374.96%。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奉行“美国优先”战略，频繁退出一些多边合作，引起东南亚各国的强烈不安，各国对美支持率再次下滑。从整体上看，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主导呈曲折上升模式，2017年有所下降。
从单个国家来看，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三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基本保持较高状态，除特殊年份（2001年和2006年）外，基本在20%-65%之间浮动，美国在这三国中的政治权威最高。而泰国从2000年至今一直位于三国之首，甚至在2013-2016年达到60%以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年均在20%-27%，为其次。在这四国中柬埔寨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最高，而马来西亚对美国的支持度逐渐上升，2004年超过印度尼西亚，2016年取代柬埔寨，但四国在2017年对美支持率集体下降。老挝、越南、缅甸在2008年之前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较低，最高达22.2%，但从2009年开始三国对美国支持度显著上升。越南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从2013年的25.0%上升到2017年的44%；在其他国家对美支持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2017年缅甸与美投票一致性上升12.61%，达到50%。因此，从单个国家来看，美国在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三国中的政治主导虽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较高状态，越南和缅甸与美国的政治联系逐渐加强而使得其在两国中的政治权威有所增强并呈上升趋势。
（二）政治表态
美国与东南亚各国通过政府声明或公开表述，明确承认双方的同盟或伙伴关系。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别与菲律宾和泰国建立同盟关系，并以此为基点扩大其在东南亚地区政治影响力。2005年7月，美新签订《安全合作战略框架协定》，两国进一步深化防务关系，新加坡成为美国在东南亚最亲密的安全伙伴之一。2010年11月，美国和印尼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5年进一步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扩展了双方在地区和权益意义问题上的合
表1 东南亚各国与美国在重要问题上的投票一致性（2000-2017年）单位：%
东南亚各国对同盟或伙伴关系的官方表态，赋予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合法准入，公开承认了对美国的政治依赖，而这一政治依赖随各国独立缔结的同盟或伙伴关系数量而变化并与之呈反比。20世纪50年代，美国积极倡导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菲律宾和泰国囊括在内，菲泰两国在二战初期致力于维护本国的政权稳定，鲜与其他国家结盟，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如柬埔寨、缅甸、新加坡等奉行不结盟政策，与美国关系稍显疏远，因而50年代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权威主要局限在菲泰两国且等级制程度较高。1961年东南亚五国倡导建立东盟，但此时期东盟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1966年美国主导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将东南亚9国（文莱1984年独立）纳入其中，美国借助区域性组织确立并扩大其地区影响力。7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在加强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外交体系。1971年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签订《五国联防协议》，寻求大国的安全庇护；1976年东盟五国倡导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企图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维护地区安全利益。80年代文莱独立，但与英国始终保持密切的军事联系，诗里亚长期驻扎着英国的廓尔喀预备部队。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倡导建立亚欧会议以加强欧亚国家之间的对话合作，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纷纷加入，柬埔寨、老挝、缅甸紧随其后。随着东南亚各国的不断发展，东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逐渐增强，10+1”、“10+3”、自贸区协议、RCEP倡议等合作组织美国均不在其列，东南亚各国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对美国的政治依赖逐渐削弱。
综上，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等级以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三国最为明显，其次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柬埔寨，最后为越南、老挝、缅甸。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虽为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主导，但其政治权威呈阶段性变化：第一阶段（1950-1990），二战结束后美国进行全球制度布局且与苏联的冷战因素不断扩大而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把控，此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等级程度较高，随后冷战趋于平淡而开始下降。第二阶段（2001-2008），“9.11”事件进一步将美国与东南亚各国联系起来，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增强，美国的政治权威再次上升，其后随反恐进入平淡期而下降。第三阶段（2009-至今），奥巴马总统上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权威迅速升高。而后特朗普总统上台表现出的极端利己主义，使东南亚各国对美政治信任度降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权威再次下降。
三、经济层面的等级关系
主导国与附属国的等级差异主要根源于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对比，主导国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影响附属国的经济政策，附属国将自己国内外经济政策的部分权威让渡给主导国，形成与主导国的“弱依附关系”，而这一经济不对称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经贸往来表现出来。在货币政策方面，主导国通过操纵汇率影响附属国的政策自主性。本文选取汇率指数的变化一致性作为衡量一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指标，其自主性越低表明与主导国的经济等级越高。在经贸往来方面，主导国通过与附属国进行经贸合作形成双方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并借此增强对附属国的经济影响力。本文以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一国的经济依赖性，其对主导国的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受主导国经济影响越大，而经济等级越高。
（一）汇率和货币政策
军事力量始终是国家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国际等级秩序中，主导国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优势控制附属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附属国将自己的部分安全政策权威让渡给主导国，双方形成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而这一军事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主导国在附属国部署军事力量和对其进行军事援助、附属国接受主导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资源支持两个方面。在部署军事力量方面，主导国以驻军和设立军事基地形成对附属国的军事威慑，本文以主导国的驻军规模来衡量这一军事等级，规模越大，等级制程度越高。在军事援助方面，主导国以军事援助控制附属国的军事交易，本文以主导国对附属国军事援助与军售的一致性来衡量其军事控制力，一致性越高表明主导国的军事控制力越强。
第一，数码摄影动机、手段和目的存在多重状态复合迭加和诸多疑问不能回答，但摄影图片观察却主要给人清晰和真实的印象。里奇指出：
由表2可知，东南亚各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0-1970），东南亚10国中有5国（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实行美元固定汇率制，与美国汇率保持高度一致，各国货币政策自主性较低而受美元影响较大。第二阶段（1970-1990），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汇率指数一致性较低，美国的金融权威下降。1970-197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使得东南亚各国纷纷调整货币政策，5国也变固定汇率为浮动汇率，各国货币自主性有所提高。1975-1980年石油危机造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大幅升值，东南亚各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对石油的依赖性较小而与美国汇率指数不一致性较高（印尼除外），美国的货币主导地位再次下降。1985-1990年美日签订“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并抢占国际市场，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经济交往密切而汇率指数相对上升，而此后各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受美元影响进一步减小。第三阶段（1990-至今），各国汇率与美国汇率指数基本保持一致，但日元、欧元、人民币地位上升对美元形成冲击。在这一阶段中，文莱、新加坡、缅甸、柬埔寨汇率指数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其次为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尤其是泰国和菲律宾基本随美国汇率指数变化而变化，而越南和老挝则受美国汇率变动影响较小，两国与美国汇率指数的一致性仅有36.36%和20%。从整体来看，美国在东南亚的货币主导地位呈下降趋势，但1990年之后有所回升。
表2 1960-2017年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汇率指数
（二）经贸关系
东南亚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活力十足，2015年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每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00亿美元。⑪ 白雪峰：《冷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适》，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第86页。 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称，东盟在2030年有望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⑫ 《外媒：东盟2030年或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环球网》，2016年9月6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9/9407773.html.2018-12-30 美国将东南亚视为新兴市场，与各国进行经贸往来，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形成东南亚各国对美经济依赖。本文引入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等级的指标，即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双边贸易额与双方GDP的比值，比值越大，表明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其经济影响越大而经济等级越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内在的要求实现公共决策机制现代化，应该看到实现公共决策机制现代化也就是同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政策制定上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通过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朝纵深推进，扩大人民政治参与，加强信息公开，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整套系统工程，实现公共决策机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政策产出，达到国家善治的目的。
由表3可知，在东南亚十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对美国保持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其中新加坡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1992年达到48.46%，2017年有18.15%。柬埔寨在1997年之前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较低，之后超过菲律宾和泰国而跻身前三，到2017年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为11.76%。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越南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在1.96%-22.70%之间浮动，为第二等级。泰国和菲律宾在2007年之前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较高，2007年分别骤降0.66%和11.33%，而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2017年两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降至8.87%和5.73%。越南在2002年之后与美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2017年两国双边商品贸易达508.06亿美元，增长1644.71%。老挝和缅甸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较小，但自2012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0.09%和1.27%，其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有所加强。
播种时土壤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选择晴天，避开雨天播种。在上中等肥力田块，水稻杂交种子直播用种量为每亩1.5～1.75公斤，中下等肥力田块用种量为每亩1.75～2公斤。
从整体上看，第一，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始终大于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各国对美贸易依存度最低为0.13%，最高达48.46%，而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在0.001%-0.82%之间浮动，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性更强而使得美国在这一不对称的经贸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除越南和柬埔寨之外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02-2012年间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骤降，其中马来西亚降幅最大，达20.62%，印度尼西亚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92-2017年下降3.88%。第三，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最为明显，最高升幅达0.58%。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整体下降而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逐渐上升，双方经济关系渐趋平等。
美国对东南亚各国进行资金和技术援助，但这一援助并不是无偿的，根据1961年美国《对外援助法》规定，受援助国家必须“提供援助资金的25%用来以货贷款”，⑮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Legislation on Foreign Relations Through 2002”，http：//111.23.10.43/cache/pdf.usaid.gov/pdf_docs/pcaab142.pdf？ich_args2=74-101420 09006462_a6313cf22fdad141a979116dc90d9ee5_10001002_9c886d28d4caf6d3963c518939a83798_19fa31 d8c1beaf 0c8b7d94af5fcc5102 美国借军事援助限制各国的军火贸易，加强对各国的军事控制。东南亚各国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与美国签订军售协议，在获得军事发展资源的同时削弱了自身的军事自主性。本文将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援助与军售金额一致性作为衡量其在东南亚军事等级的另一重要指标，一致性越高表明美国对各国的军事控制力越强而等级制程度越高。
综上，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与美国的经济等级最为明显，其次为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越南，最后为老挝和缅甸。随着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不断深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主导受到冲击，尤以1970-1990年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最为明显。但在美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权威整体下降的同时，越南、缅甸和老挝随着近些年与美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而对美经济依赖有所增强。
四、军事层面的等级关系
二战之后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确立美元本位。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没有改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元依然是世界通用货币，美国借此操纵汇率，为本国利益服务。东南亚各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虽变固定汇率为浮动汇率，⑨ 汇率制度分为四个等级，即法定货币（“美元化”）—固定汇率制—爬行盯住汇率制—浮动汇率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也据此呈现由低到高的程度变化。 获得一定程度的货币自主，但依然采取“盯住美元”政策以规避国际社会其他金融变动带来的风险。汇率指数是一国相对于其他几种货币的比值，能够反映出一国货币的价值与变化情况，本文以东南亚各国与美国汇率指数的变化一致性来衡量各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其变化一致性越高表明东南亚各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越低而美国的经济等级越高，如表2所示：⑩ 由于人民币、日元、英镑和欧元是一篮子货币，在各国汇率变动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选取其作为计算汇率指数的基准货币并依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PA.NUS.FCRF？end=2017&locations=CN-JP-BN-KH-SG-TH-MY-MM-VNID-LA-PH-CH-GB-US&start=1960&view=chart
船端各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和各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主要通过有线和无线局域网的方式实现；船舶近岸时采用无线局域网、无线电和3G/4G接入互联网等方式通信；远洋船舶与岸基主要依靠海事卫星通信系统通信，经过船端应用服务器的分析和处理，将数据包通过Web服务器、船舶海事卫星通信设备和海事通信卫星发送到卫星地面站，由卫星地面站中转，经Internet传输到岸端数据网络平台。
（一）军事部署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和直接驻军，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1951年美菲签订《相互防御协定》，美军在苏比克湾成立海军基地，作为控制、管理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表3。
从整体来看，20世纪50-60年代因反共和越战需要美国在东南亚的驻军人数呈上升趋势，1970年代之后除新加坡外各国美驻军人数逐渐下降，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权威有所减弱。9·11事件加强了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反恐合作，美驻军人数上升，但2005年反恐后期其驻军人数再次下降。奥巴马总统提出“重返亚太”后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2014年美国在菲律宾的陆军人数增至310人；2016年3月，美菲在第六次双边战略对话上就允许美国使用菲5处军事基地达成共识，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控制再次增强。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菲虽几次交恶，但两国“肩并肩”联合军演并未受到影响，2018年5月美国将日本和澳大利亚纳入“肩并肩”联合演习并借此加强美日澳的军事合作。2018年2月美泰“金色眼镜蛇”多边联合演习，美国投放几乎两倍兵力彰显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以东南亚为基点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军事合作，形成军事集聚效应，促进“印太”战略的进一步推行。
由表4可知，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菲律宾和泰国的驻军人数最多，为141990和2382人，泰国在1976年完成美军的完全撤离之后虽驻军人数迅速减少，但依然维持较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多的美军人数。1992年美国
撤离菲律宾军事基地而在新加坡建立军事新据点，新加坡美军人数由68人增至145人，之后一直保持年均100以上的驻军人数，而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人数依然名列前三。因而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与美国的军事等级最高，为第一等级。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于60、70年代国内复杂政治、民族因素而加大对美军的需求，这一时期两国美军人数分别达到649人和236人，此后一直保持平稳状态。越南和柬埔寨则由于国内社会主义力量盛行而使美驻军人数增加，尤其是在50-70年代的反共高潮期，柬埔寨最高驻军人数达333人，而越南则有1988952人。由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为第二等级，其他则为第三等级。
尽管纯粹“人工智能创作”因无法满足自然人作者创作这一条件在多数国家不受版权保护，但也有少数国家突破了这一约束条件将其纳入了版权保护范围。实际上，作者仅是人工智能创作纳入版权保护范围需要考虑的一个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其是否完全达到了版权法对受保护作品的要求。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探讨对人工智能创作结果采取版权还是其他知识产权模式进行保护的问题。因此，在探讨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之前，本文将从版权法的角度根据受保护作品应当具备的外在和内在条件两个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结果能否符合版权法对作品的要求。
表3 1992-2017年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
表4 1950-2005年美国在东南亚各国的驻军人数（单位：人）
战略支撑点。2005年美新签订《战略框架协定》，樟宜海军基地成为美菲关系破裂后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基地的补充。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军事力量采取“默许的接受”，授予美国军事权威，而“相对于B国的本土人口，A国在B国部署的军队规模越大，预计A能够对B施加的控制就越多”。⑬ 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因此，本文以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驻军人数为指标衡量其军事等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驻军人数越多表明对各国的军事威慑越强。⑭ 1950-2005年的驻军人数数据来自The Heritage Foundation，global-us-troop-deployment-1950-2005；2013年驻军人数引自高婉妮：《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威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31页。
（二）军事援助
我把眼光移到杨校长身后的墙上。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我知道杨校长是胸怀世界的，可眼前的世界真是太小了，五大洲四大洋加在一起，也不过就那么两尺来宽。
4、耕种区域采用农林间作。对于本区域内的耕地，农作物不足以抵抗风沙侵蚀，为了弥补外围防风林带在内部耕地区域防风固沙效果的不足，应当采取农林间作方式，以农间林木的固沙作用保证农作物的生长。
从整体来看，第一，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军援与军售基本呈正相关。2008-2013年美国对柬埔寨的军事援助从158万美元增加到924万美元，双方的军售协议金额增幅达231.03%，此期间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和军售分别增加15万美元和0.57亿美元，随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军援减少101万美元而军售减少54.37%。1993-2017年美国对泰军援减少0.33亿美元而两国军售减少1.96亿美元。在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军事援助增强了对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控制。第二，2017年除美国的重点合作对象菲律宾和越南之外（还有老挝），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援助呈下降趋势，2013-2017年美国对柬埔寨的军事援助减少825万美元，印度尼西亚减少6.08%，马来西亚减少2.5%，泰国实际上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此期间更是减少了28.79%，而美国与各国的军售协议金额也随之下降，美国在军事上实行有重点的战略收缩。
由表5可知，1950-1992年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作为美国反共的主要阵线，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较多并与其保持较高的军售金额，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虽同样接受美国大量军事援助，但更多是由于越战而进行的伤害援助，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这三国的军事援助骤减。因此，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最为密切，为第一等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军事援助与军售金额紧随其后，2017年两国的军售协议金额分别达2.62亿美元和0.44亿美元。柬埔寨和越南在冷战之后虽一度与美国的关系疏远，但奥巴马上台后两国与美国的军事联系有所增强。2008年柬埔寨在接受了美国158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后与美签订了29万美元的军售协议，越南从2008年之后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与美国军售协议金额呈上升趋势，增幅达98.57%。因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处于第二等级。而文莱、缅甸、老挝与美国虽有军事往来，但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其军事等级稍显隐匿，为第三等级。
综上，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等级尤以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最甚，其次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最后为文莱、老挝、缅甸。在东南亚10国中，美国始终保持其对盟国与“准盟友”的军事主导，且与越南的军事合作有所增强。从整体来看，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权威呈上升趋势，但2017年后开始下降，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70）出于反共与越战的需要，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投入较多而与各国军事等级较高。第二阶段（2000-2005），“9·11”事件美国出于反恐需要加强与各国的军事合作，使得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再次凸显。第三阶段（2009-至今），奥巴马上台后加强与各国的军事联系，美国的军事权威再次上升。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提出分担军费而对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援助减少，在维持与发展与其盟国与“准盟友”军事关系的同时实行有重点的战略收缩，美国的军事权威出现有重点的下降。
表5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援助和军售协议金额（1950-2017）单位：百万美元
五、意识形态层面的等级关系
大国在等级制中的特殊排序依赖于它一定程度上拥有和被视为拥有这些特权，⑯ 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8，No.3，2008，pp.358.主导国意识形态层面的等级制主要在于附属国对主导国的国家偏好与优先选择并通过文化知识偏好与政治制度偏好表现出来。在文化偏好方面，主导国通过文化宣传与教育传播本国文化价值观。本文以附属国向主导国派遣留学生的数量为变量，分析其对主导国的文化偏好，留学人数越多，附属国对主导国的文化偏好程度越高。在制度偏好方面，主导国输出本国的制度范式并敦促各国进行政治改革。本文从各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中把握其对主导国的制度偏好，附属国与主导国政治制度的相似性越高表明其对主导国的制度认同感越高。
壳聚糖溶液：将1 g壳聚糖置于100 mL体积分数为2%的醋酸溶液中加热搅拌至完全溶解，配成体积分数为1%的壳聚糖溶液备用[23]。
（一）文化偏好
美国在东南亚各国设立富布莱特奖、国际访问者领导机构、青年交流和学习计划，鼓励东南亚各国人民赴美留学，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寓于语言学习与文化教育之中，增强各国人民对美文化偏好。东南亚各国接受美国的文化观念，将美国视为“山巅之城”，积极向美国靠拢。本文以东南亚各国留美人数来衡量各国对美国家偏好，各国留美人数越多表明其对美国的文化认同感越高。
由表6可知，1950-1968年东南亚各国留美人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菲律宾和泰国在1968年分别达到158人和94人，相较于1950年增加3-4倍。菲律宾“西点军团”中的高级指挥官大多受过美国军事文化的熏陶；70年代泰国政界有五分之一的高级官员获得过美国大学的学位。⑰ 费昭珣：《同盟视角下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关系》，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77页。 到1980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已经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达成了教育合作项目，并在香港设立了东南亚办公室负责国际交流申请事项，双方的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基本与美国保持较高水平的留学生交流活动，1999-2000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的留美人数分别为11300、9074、3143、4250、10983和2266人，相较于70年代实现了飞速增长。2016-2017年东南亚各国留美人数增加5.7%，2017-2018年缅甸和柬埔寨留美人数增加13%和15.5%。据英孚发布的2017年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新加坡拥有极高英语熟练水平（世界排名第5），其次是菲律宾（第15名）和越南（第34名）。⑱ 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https：//liuxue.ef.com.cn/epi/。2018-12-30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东南亚各国留学人员目的地基本分为三种：第一种倾向于原殖民地国家，如文莱和新加坡倾向于英国；第二种倾向于周边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东南亚各国留学热门目的地；第三种为区域内或区域外大国，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一国的国家偏好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实现的，如果一国对另一国具有选择优先权则表明其对另一国存在国家偏好。东南亚各国将美国作为的十大留学目的地之一表明其对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其中泰国、越南将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首选，留美人数为国外留学总人数的23.14%和26.99%，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Global Flow of Tertiary-Level Students，http：//uis.unesco.org/en/uis-student-flow.2018-1-25。 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度最高。其次为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新加坡，将美国作为前三大留学目的地之一，对美国文化存在较高认同。最后为文莱和老挝，文莱作为英国殖民地受英国文化影响较深，因此更倾向于英国；而老挝在历史上曾被越南侵占，对越南文化存在较高的文化认同。
（二）制度偏好
美国积极宣传自身的民主制度并以本国制度为范式，积极敦促东南亚各国进行民主转型，确立自身的制度领导地位。2005年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编写《民主的原则》，以美国为实际原型对民主做出界定，介绍民主制度。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中盛赞民主制度，指出“民主在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和那么多不同民族之间取得的成功表明，民主制度基于其上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不是偶然之物，也不是种族主义偏见的结果，而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发现”。⑳ 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2页。 2012-2013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1.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加强缅甸的民主、人权和发展建设。㉑ US Department of State，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eign Operations Appendix 2，Fiscal Year 2017，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52733.pdf.2018-12-30. 2014年5月泰国军事政变后，美国积极敦促泰国恢复民主政权并表示支持泰国加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通过民主化和社会参与来促进良好治理。㉒ US Department of State，U.S.Relations With Thailand，https：//www.state.gov/r/pa/ei/bgn/2814.htm。2018-12-30.
东南亚各国基本遵循西方国家倡导的“三权分立”进行体制改革，而各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相似性越高表明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等级关系越密切。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传统殖民地，直接照搬美国的总统共和制，与美国形成紧密的制度联系。印度尼西亚自哈比比总统上台之后便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仿效美国民主制度对1945年宪法进行修订，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2010年11月缅甸举行大选，吴登盛民选政府开始执政，仿效美国成立联邦和地方议会，实行多党制。因此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与美国的政体相似性程度最高，为第一等级，而在三国中尤以菲律宾最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由于强人统治与军政府干政使这一制度实效性有待加强。
表6 东南亚各国留美人数
马来西亚实行议会内阁制，但由于其为联邦制国家而国内行政体系分为三个等级，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际上马来西亚是英式政体与美式政体的融合。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按照三权分立设立国会、内阁和法院分掌立法、行政与司法大权；1992年5月“流血事件”和1998年泰爱泰党成立使泰国议会制度开始加强，泰国政局迈向民主化进程。1984年新加坡修改选举法，以法律确保反对党至少3个非选区议员的席位，打破了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局面；2010年4月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将非选区议员的数量调至9个，新加坡逐渐由威权政体转向议会制共和制。柬埔寨在1953年独立之后实行君主立宪制，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设立议会、内阁和法院，其后虽几经波折，但在联合国驻柬机构的主持与监督下恢复君主立宪制并顺利举行多党选举。因此，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为第二等级，其在向三权分立的方向不断改革的同时保留英国的制度特色。
文莱实行议会专制君主制，至今仍保有王朝；老挝和越南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文化制度相较疏远而成为美国人权报告不断抨击的对象，这三国与美国的制度联系较为疏远，为第三等级。从整体来看，在东南亚10国中，除越南、老挝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体，其他8国都建立起了西方式民主政体，尤其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都实行总统制共和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制度认同感较高。在各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中，东南亚各国虽对美国的民主干涉颇有微词，但基本都是在美国的“指引”下不断进行民主政治改革，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增强了美国对东南亚各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威。
综上，在东南亚10国中，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对美国制度认同感最高，而泰国、越南对美国的文化认同感最甚，老挝、文莱则与美国较为疏远。从整体来看，美国在东南亚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威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奥巴马总统强调“巧实力”的运用而加强了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与民主交流，其意识形态权威迅速上升。但随着各国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也应该注意到东南亚地区文化多元现象凸显，各国文化自主性逐渐增强。
六、结论
在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等级关系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获得政治上的特权（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建立起不对称的经济和军事权威，形成在文化观念和制度上的主导。东南亚各国遵循美国的制度规则，认同与美国的不对称交换，接受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与制度范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层面形成或强或弱的等级关系。在政治层面，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对美国的政治支持度最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为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性最强，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为其次。在军事层面，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联系最为紧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紧随其后。在意识形态层面，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对美国的制度认同感最高，而泰国和越南对美国的文化认同感更甚。整体而言，美国在东南亚的等级制分为三个等级，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等级制程度最高，其次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文莱；而老挝和缅甸与美国的等级关系稍显隐匿。
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等级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随国际形势以及各国政策的调整呈现出阶段性的动态变化，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90年），美苏冷战前期，两国不断进行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使得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入较多而与各国形成较高的等级关系；其后随着冷战趋于平淡而等级关系逐渐削弱。第二阶段（2001-1008年），“9.11”事件促使美国进行政策调整，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反恐合作，美国等级权威再次增强；2005年后因反恐进入平淡期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等级权威形成冲击，美国的等级制呈下降趋势。第三阶段（2009-至今），奥巴马总统上台提出“重返亚太”，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合作，各国对美国的认同感再次上升。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并奉行“美国优先”战略且频频退群引起东南亚各国的强烈不安，美国虽极力推行“印太”战略，但其战略重心在印度洋和东亚，东南亚各国再次受到美国的善意忽视而对美国的权威认同下降。
等级制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易，等级关系虽披上了规则制度与权威的合法外衣，但其本质上仍以利益为前提，等级双方在对现在和未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衡量的基础上不断讨价还价，以期获得最高收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国的联系日益加强，美国为东南亚各国带来的利益不可替代性逐渐下降导致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权威有所削弱。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断打破规则使各国对美国的好感度与信任度降低，美国的制度权威与观念认同度逐渐下降。虽然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分担军费对美国的军事权威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美国依然是世界超级大国，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中国的崛起增强了东南亚各国的不安全感，各国仍将美国视为“仁慈的霸主”并企图留住美国。由此，美国在东南亚的制度权威、经济权威逐渐下降，但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威仍存。然而，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不断强调军事“硬实力”，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制度霸权逐渐向权势霸权回归，美国在东南亚的等级制是否会随着主导国实力的相对下降而逐渐由权威与合法性偏向转为单纯的利益偏向，这同样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作者简介： 朱陆民，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丽娇，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研究”（14FGJ005）、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菲律宾在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中的作用及中国的对策研究”（13ZDB068）、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13A094）、湖南省美国问题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型大国关系下中美南海冲突管控研究”（16MGWTZD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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