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资本论文,质量论文,地区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保持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不断下降，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不断上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出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并没有在“量”变的基础上完成“质”变，甚至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换取数量的高增长，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推动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提高治理成本来维持社会稳定。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不断扩大的增量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深层次的发展矛盾。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经济增量来缓解矛盾已经无法完全化解风险，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中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动力，社会矛盾再度激化，就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在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动力转换的大背景下，探寻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动力，研究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促进改革与控制风险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单一性动力。20世纪40、50年代，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认为资本积累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劳动供给增长对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影响，但却是规模报酬递减的。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此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高、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往往不能通过单一性动力来解释，需要结构性动力来解释，故经济结构和制度因素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可见，狭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增长“数量”的讨论，很少提及增长“质量”。在发展经济学意义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应该体现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叶初升，2014)。早期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论著是B.D.卡马耶夫(1983)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和温诺·托马斯等(2001)的《增长的质量》，二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阐释，但并没有阐明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等重要问题。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刘树成，2007)以及构建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测度(钞小静、任保平，2011；魏婕、任保平，2012)两方面，并未系统地从制度层面——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分析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正式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Acemoglu et al.，2001，2005)，制度的改变会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Engerman and Sokoloff，2002)。在中国经济转轨期，以政府质量②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的拉动作用是显著的。张五常(2009)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因是正式制度改革带来的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县域竞争”能极大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张德荣(2013)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动力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和适龄劳动力的激增，间接动力来源于改革的制度红利和技术进步。尽管正式制度的拉动作用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数量的快速提升，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直接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人们丧失了对权威和信仰的认同，精神状态处于迷茫时期，文化资本的约束作用逐渐减弱。恰恰此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在改革初期给中国经济带来高速的“报复性增长”，但却引发收入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平等、腐败蔓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质量的提高(姜琪，2014；朱德云、董迎迎，2015)。中国经济增长成本巨大、质量偏低，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无形障碍。值得庆幸的是，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恰恰能提供一种自律机制，促进社会合作，有助于减少规范主体服从规则的社会总成本，从而低成本地解决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罗浩，2009；章平等，2015)。③ 为了验证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本文尝试将两个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从更深层次发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在的动力和阻力，这不仅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理论支持，而且有益于正确处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界定和厘清“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政府质量、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将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嵌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推导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对回归方程中各变量进行解释；第四、五部分在设定计量方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8个省份2000-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检验政府质量、文化资本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为结论与建议。 二、概念界定与机制分析 (一)政府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1.政府质量概念界定 政府质量是个多维度的概念，目前鲜有文献对“政府质量”进行明确的定义，主要集中于“政府效率、社会信任、廉政程度、公平公正、民主稳定、幸福感”等领域对政府质量的内涵与政策效果进行界定。吴若冰和马念谊(2015)尝试将“政府质量”定义为：“政府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行使其职能时所表现出的效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程度和得到公众的认可度，包括政府规模、能力、法治、民主、公信力等方面。”在衡量政府质量指标的选择方面，已有研究多根据研究主体来确定具体指标。如La Porta等(1999)、陈德球等(2012)、徐保昌和谢建国(2015)从政府活动对企业发展影响的角度考虑，用市场程度、企业在旅游和娱乐上的花费、企业与政府互动的平均天数和对法院的信心四个指标来度量政府质量；吴一平(2010)直接用腐败程度来衡量政府质量；④博·罗斯坦(2012)用政府效率、公平公正和清廉指数⑤来衡量政府质量；陈刚和李树(2012)从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和财产权利保护三个方面衡量政府质量。⑥考虑已有研究对政府质量度量的指标，结合中国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主题，本文的“政府质量”主要从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腐败程度四个方面来衡量。其中，政府效率和市场程度代表着政府能力，而公平公正和腐败程度代表着政府态度，政府能力和政府态度共同决定了政府在推行执政理念和贯彻具体政策时是否能“想做而又有能力做”。需要说明的是，政府质量只是正式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而非全部，之所以将其作为正式制度的核心变量来对待，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故政府质量被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正式制度。⑦ 2.政府效率、市场程度与经济增长 政府效率是指政府从事管理过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较少的资源实现政府最优产出，达到预定行政目标的水平和能力。在衡量政府效率方面，国内学者唐任伍和唐天伟(2004)、唐天伟(2009)已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各自构建的指标体系不同，但核心思想都是基于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来度量政府效率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的投资贡献率和投资效率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所以政府效率对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陈德球等，2012)。1994年中央政府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行政权力，也具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由此加剧。地方政府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福利及维持社会稳定的任务，加之GDP又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参考指标，所以，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姜琪，2015)。GDP锦标赛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强有力而有效率的政府可以通过高强度和高效率的投资，直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提高，实现短期内的快速增长。此外，政府效率还可以通过具体产业政策的实施，拉动出口，从而可能对经济增长数量起到积极作用。在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目标驱动下，又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本等要素具有高度垄断权、土地财政和预算软约束等因素，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不计成本地粗放式发展，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区域发展机会不平等、资源环境损耗严重、地方政府腐败盛行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本巨大。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发展状态下，政府效率越高，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越消极。 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制度保障。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有效的制度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而有效的制度需要高效的政府来提供、保护和推行，因此，制度保障应该是政府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提供的能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无疑是市场化程度，所以市场化程度可以被视为这一阶段衡量政府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市场化程度影响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第一，市场化改革提供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降低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提升了投资效率，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市场化过程中的所有制改革，完善了市场基础，通过法律重新确认财产所有权，对各类产权进行了强有力的保护，形成真正的市场交易者，高强度的激励使各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更具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最后，市场化程度是政府质量在经济领域“民主、法治”的体现，市场程度越高，意味着各类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程度越高，越利于经济和谐、稳定、健康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整体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减少经济发展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3.公平公正、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 公平公正指的是政府能公平地行使公共权力，对不同地区、群体发展均予以平等考虑，具体表现在地区、城乡分配的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低质量(如不公平)的政府通过扭曲政府税收和支出结构，会加剧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种分配不平等不仅使地区发展不均衡，而且会引起资源要素的流动不畅或过度集中，进一步固化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从经济增长的供给端影响生产要素、从需求端影响消费，从而制约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腐败程度体现在政府质量的“公信力”方面，腐败程度高的政府不但会侵占公众的基本权益，丧失公众对其的信任，而且会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有损于经济活动的公平和效率，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在长期中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另外，地方政府官员存在着经济性激励和政治性激励，会通过扭曲要素价格等形式与其他地区之间展开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会产生因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与中央政府政策产生冲突而导致的“政策性偏离”和因地方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行为而引致的“行为性偏离”，这种偏离经常会掺杂着腐败的成分，或者本身就是特定形式的腐败，这一类腐败由于可以促进投资水平的提高，所以可能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给人一种“腐败拉动经济增长”的假象。⑧ 综上可提出关于政府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命题1。 命题1：政府质量作为主要正式制度变量，其不同方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政府效率和市场程度较高能直接影响投资和出口水平，从而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但政府效率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公平公正和腐败程度较低会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资源环境损耗严重，不但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数量，也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起到抑制作用。 (二)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1.文化资本概念与范畴 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⑨文化资本是承载文化价值观念的资产存量，既具有文化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可以分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⑩有形文化资本在多数条件下是无形文化资本的载体，无形文化资本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形文化资本的水平。 2.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 文化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重要组成部分，除具有约束市场主体、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外，还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储蓄等因素促进经济增长。马克斯·韦伯(1987)认为，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虽然依赖于理性的技术，但文化的力量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并把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归因于“资本主义精神”。Sacco和Segre(2006)通过对比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三者之间的异质性，分析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ucci和Segre(2011)还将文化资本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在理论上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罗浩(2009)提出了分析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初步框架，认为文化对要素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会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李海舰和王松(2010)认为文化资本具有稀缺性、重复利用的特性，该特性会使其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主要是儒、道、释三种文化混合作用的结果，在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尤以儒家文化对中国影响更为深远。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对经济领域的具体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勤俭节约”、“重积累，轻消费”的经济管理理念，这有利于资本积累，在生产供给环节扩大资本投入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律己诚信观念，不但有利于提升经济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还有利于约束行为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交易秩序，节约交易成本，共同促进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多元化发展，以“创新精神”和“商业精神”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文化在市场主体间被广泛传播和认可，对经济发展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竞争与创新行为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场文化中的“商业精神”容易滋生逐利拜金等行为，从而冲淡了传统文化“律己诚信”的约束，衍生出腐败盛行、诚信缺失等弊端，从而破坏了市场秩序，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11) 综上可提出关于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命题2。 命题2：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在内可以转化为人力资本，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在外则有利于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有效减少欺诈和腐败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发生，维持稳定的市场秩序，降低经济发展成本，从而在长期中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三)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考虑到除了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之外，人口结构、投资水平、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蔡昉(2014)认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6.8％，2013年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孙爱军和刘生龙(2014)检验了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和人口总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外，人口结构不但能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能间接影响到储蓄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张晓青，2009)。(12)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解释 (一)模型构建与推导 在劳动和资本一定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假定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决定，可有(1)式：
(1)式中：Y表示总产出，K表示实物资本存量，H表示人力资本存量，A表示技术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入制度因素，建立嵌入政府质量与文化资本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见(2)式：
(2)式中：G代表政府质量，为正式制度的核心变量，主要影响供给端的资本(K)；C代表文化资本，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变量，主要影响供给端的人力资本(H)；二者同时又构成了制度变量(I)，制度变量(I)能影响技术水平(A)，四者关系为：
从(7)式可以看出，在技术水平和实物资本保持不变或增长乏力时，提高人力资本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改革正式制度和完善非正式制度也能促进经济增长。 (二)变量解释与数据获取 在模型推导的基础上，拟选取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腐败程度、文化资本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投资水平、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人口抚养比、人口城乡结构、人口素质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基于数据的可靠性、连续性和可得性，剔除了含有异常值的省份，最终汇总得到2000-2012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3)具体变量含义及数据获取如表1所示。
四、经济增长数量视角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命题，本部分将设定计量方程检验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 (一)方程设定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推导结果，将地区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把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腐败程度、文化资本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把投资水平、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素质结构作为控制变量，设定计量方程Ⅰ如下：
方程Ⅰ、Ⅱ计量结果汇总如表2所示。(14)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方程Ⅰ的估计结果分析 从方程Ⅰ的检验系数结果来看，Wald检验系数为16.3，LM检验系数为371.7，Hausman检验系数为39.59，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意味着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更具有合理性；双向固定效应中的联合检验F值为25.06，显著性水平为1％，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中应包含时间效应。(15)方程的R-square值大都在0.9以上，方程总体F值也都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方程Ⅰ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结果来看，政府质量的四个方面中，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和公平公正与经济增长数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这与命题1的预期基本相符。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政府拉动，政府效率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数量，进一步推进正式制度改革，提高政府效率，是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数量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来源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公平公正是提高经济增长数量的另一潜在动力，中国现存的城乡差距、地区差异可能制约着经济快速增长，进一步提高地区、城乡间的公平程度，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数量。这意味着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带来的公平公正的提高，也是长期中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腐败程度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资本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与理论预期相符。这意味着非正式制度可能是经济增长数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具有大体相同的正式制度、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数量却表现迥异的现象——因为非正式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社会资本，这也许是中国长期中最应该挖掘的经济增长动力之一，同时也是正式制度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其他控制变量中，投资水平、人力资本能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这与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数量起到了抑制作用，这也是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外商直接投资、人口城乡结构和人口素质结构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2.方程Ⅱ的估计结果分析 从方程Ⅱ的检验系数结果来看，Wald检验系数为20.7，LM检验系数为681.63，二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Hausman检验系数为11.24，但并不显著，三个检验系数决定了随机效用模型估计结果更具有合理性；双向固定效应中的联合检验F值为26.62，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模型中应包含时间效应。方程的R-square值大都在0.9以上，方程总体F值也都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剔除了不显著变量的方程Ⅱ随机效应的估计系数结果来看，基本与方程Ⅰ的结果一致。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文化资本、投资水平、人力资本等均与经济增长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进一步讨论 在中国政府主导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效率无疑会直接提高投资水平，拉动经济数量增长，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成本巨大，促进了投资水平提高的同时，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和出口？进一步利用投资水平、消费水平和出口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16)，以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二者对“三驾马车”的影响，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
从投资、消费和出口方程的检验系数来看，R-square值大部分在0.7以上，而且F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Wald、LM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三个方程的固定效应结果均优于随机效应和混合回归，故主要分析三个方程的固定效应估计系数。 投资方程估计系数显示，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文化资本与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政府效率和市场程度的系数较大，二者是拉动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腐败程度与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尽管某些腐败能微弱地拉动投资，但整体上腐败程度是制约投资增长的，这验证并丰富了命题1的内容。消费方程估计系数显示，政府效率与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但市场程度、公平公正、文化资本与消费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腐败程度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出口方程估计结果表明，政府效率、市场程度与出口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对出口影响不显著。通过对比三个方程的估计系数发现：第一，政府效率可以拉动投资和出口水平，与投资和出口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该变量却与消费显著负相关，抑制了消费水平；第二，市场程度、公平公正和文化资本对投资、消费和出口三方面的影响一直是积极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这意味着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加大文化资本投入，在长期中会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第三，由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滞后造成腐败程度较高，直接抑制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可以看成是现阶段政府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且四个方面表现不均衡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本。 五、经济增长质量视角的对比分析 本部分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腐败程度、文化资本、投资水平、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为解释变量(18)，考察各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计量方程的具体形式为方程Ⅲ：
因腐败程度可能与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自相关，且三者不显著，故舍弃此类变量，具体形式设定为方程Ⅳ：
(一)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中国28个省份2000-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对方程Ⅲ、Ⅳ进行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回归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并进行Wald检验和Hausman检验，计量结果汇总如表4所示。 方程联合显著性检验。方程Ⅲ、Ⅳ的R-square值大都在0.7以上，方程整体的F检验值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验证了方程设定的合理性，并保证了估计系数的可靠性。两个方程的Wald检验值分别为6.5和6.46，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与混合回归相比，固定效应更为合理；LM检验值分别为147.92和147.08，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与混合回归相比，随机效应更为合理；方程Ⅲ的Hausman检验值为1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接受原假设，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方程Ⅳ的Hausman检验值为11.42，在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理。 单个方程参数估计分析。方程Ⅲ的计量结果显示，在随机效应模型中，政府效率、公平公正、腐败程度、文化资本都与经济增长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尤以政府效率和公平公正的影响最为明显和显著，系数分别为-0.14和-3.62，在5％和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以GDP为目标导向的地方经济发展，政府效率主要体现在对投资的拉动上，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增长质量偏低，使政府效率反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因素。公平公正体现的城乡差距、地区差异也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传统文化资本与市场文化资本都能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数量，但二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是不同的(19)，市场文化资本中的自利因素导致市场主体缺乏约束，形成较高的制度成本，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两个变量与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正相关，这直接验证了命题1和命题2的部分内容。投资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意味着政府主导下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可能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不利。要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方程Ⅳ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政府效率、公平公正、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市场程度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正相关，二者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数量与质量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不相同：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是正的，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是负的，原因在于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是粗放式的，尽管其拉动了投资和出口，但却抑制了消费，且经济增长的成本较大，最终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同时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红利不容忽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不但是过去也是将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公平公正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为负，但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为正，说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转换弹性；腐败程度能微弱地促进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但却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数量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经济增长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原因在于尽管传统文化资本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市场文化资本却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最终总效应为负。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是唯一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提升的变量；投资水平虽然也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呈负相关，与经济增长数量呈正相关，亦不显著；各变量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汇总如图1所示。
图1 变量影响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对比图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双重视角考察了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两方面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质量四个方面发展不均衡，且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不尽相同。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得政府效率只对经济增长数量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质量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各级政府过分追求GDP目标，只重视经济发展效率，却忽视经济发展公平，导致公平公正和腐败程度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实行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文化资本中的传统文化和市场文化对经济增长数量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二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却不一致。所以，未来的改革必须协调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质量各变量之间的均衡问题，提高公平公正，降低腐败程度，使二者促进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同时提升；二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协调的问题，在进一步改革正式制度的同时，必须辅以非正式制度作为保障，将正式制度改革与非正式制度完善视为相互促进的制度条件，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化解潜在矛盾，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据本文的相关结论可提出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式制度改革路径。第一，经济改革路径。破除行政性垄断，加大投融资、价格体制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公平竞争环境，提高政府效率和市场程度，不仅在短期内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长期内也有利于稳定中高速经济增长。第二，社会改革路径。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住房、教育政策，提高社会保障范围和质量，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并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此提高公平公正水平和降低腐败程度。通过社会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实现包容性增长，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第三，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将投资主要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转移，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既可以保持投资拉动的引擎，又有利于缩减城乡差距，释放居民的购买力，扩大内需，从而实现持久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另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下，仅仅局限于正式制度的改革，只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不够的，(20)还需要对市场赖以运行的非正式制度加以规范，尤其是重视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完善，引领国民道德体系重建。在政府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无以为继时，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影响在长期中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本文是“增长与发展博士论坛”参会论文，作者感谢武汉大学叶初升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杜巨澜教授、南京大学谢建国教授、华南农业大学何勤英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李楠副教授、中山大学张莉副教授在论坛上对论文提出的中肯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在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同时，中国社会结构失衡、不平等程度加剧、社会阶层固化、幸福指数偏低等社会问题也普遍凸显，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排他性的、非包容性的。 ②文中的政府质量主要包括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腐败程度四个方面，详见下文。 ③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虽然不能直接参与生产，但可以影响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和生产效率，有利于约束经济人的行为，有效减少欺诈，维护市场秩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④实际上，衡量政府质量的三个主要指标(政府效率、公平公正和清廉指数)是高度相关的，关联系数达0.93，故仅用其中一个指标来衡量政府质量在实证结果上可能影响不大，但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⑤博·罗斯坦(2012)采用的三大政府质量指标数据分别对应的是世界银行的政府效率指标、世界银行的法治指标和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 ⑥尽管对政府质量的定义分歧颇多，但在衡量政府质量的数据指标选择上争议较小，大多倾向于从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共物品供给、公平程度、腐败程度等方面来刻画政府质量高低(Treisman，2002)。 ⑦政府质量本身究竟是正式制度还是正式制度的结果，也是存在争议的，这里将其作为正式制度看待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政府质量可能是各正式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正是这个作用结果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即最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是政府质量，而不是法律、法规等“冰冷的正式制度”。 ⑧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详细探讨，详见姜琪，2014：《腐败与中国式经济增长——兼论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⑨高级文化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大众文化包括习俗、仪式以及生活方式，深层文化包括价值观、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 ⑩有形文化资本包括建筑物、历史遗迹、艺术品等，无形文化资本包含约束群体行为的价值观念、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 (11)李娟伟等(2013，2014)认为中国文化资本是传统文化资本与市场文化资本的有机结合，传统文化资本主要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而市场文化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两种文化资本还同时通过制度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12)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相关文献已有详尽解释，本文不作赘述。 (13)不包含重庆市、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14)为避免伪回归问题，对面板数据事先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平稳且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下同。 (15)方程Ⅰ、Ⅱ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year2-year13的估计值由于篇幅原因并未给出，但其联合显著性检验F值汇报在表1中，方程Ⅰ、Ⅱ的联合显著性检验P值均为0，意味着模型中应该包含时间变量，下同。 (16)投资水平、消费水平和出口水平采用人均数，三个变量的总额分别用“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 (17)出口方程中文化资本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为正相关关系。 (18)上文分析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数量，故在质量方程中略去人口结构变量。另外，在方程推导过程中，增长质量与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对数关系没有理论支持，故在此部分的方程设计中，所有变量未取对数。 (19)关于传统文化资本和市场文化资本的划分及作用详见李娟伟、任保平，2013：《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是传统文化还是商业精神？——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科学》第4期。 (20)因为正式制度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非正式制度的保障。在有利于约束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未重建之前，即便深化改革正式制度，也未必能达到改革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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