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拓展——关于文学意义与价值问题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6）03—0001—0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文学理论批评界以当今文学发展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些新的文论话题，如“文学性扩张”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与消费性、娱乐性的关系，等等；从不同角度探讨当今文学变化、发展的特点和成因，丰富、拓展对文学特性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中，那些富有历史感与现实性的理论课题的提出，既是对人类文学理论的历史积淀的反思和升华，又是针对并试图化解当今人文理想追求的困倦与感性享乐的沉溺的危机的理性思考的结晶。关于文学意义的生成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就是诸多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性的重要理论课题之一，值得深入地研究。
一
在当今文学发展的多元化走向中，有一种文学时尚或倾向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论争，即：“不少作品热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费性展示，逗留在现象层深入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灵冲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华出新鲜的诗意。”[1] 这种倾向的产生，来自于当今盛行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世俗欲望的刺激，以致遮蔽了人的精神提升的要求。同时，也与某些作者在商业文化、时尚潮流的诱导下模糊乃至淡漠人文价值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回应文学变化发展中存在的这种倾向，本文从文学与人的生命活动的深层关系出发，对文学意义的生成和价值取向加以探究和思考。
如所周知，文学活动是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生成的。追求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不仅在物质生产这个最具根本性的活动中被不断地揭示，而且在复杂的精神生产中更得到充分的展现。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包括文学活动在内，按其本性而言，都是出于内在需要而作用于客观对象的社会实践。从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衣、食、住、用等物品开始中，就不是一种完全脱离人的意义（哪怕是直接的生存意义）寄托的纯客观的物质运动。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特别是伴随着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丰富展开，人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如同马克思所说：“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 这些“新的需要”，既包括生存需要本身质和量的提高，又包括人的精神享受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更多的理想。对此，宗白华先生曾这样指出，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此外，介乎后二者中间还有一种境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为虚境，创造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3]
显然，人类之所以在现实世界之外，去建立充满诗意的文学世界，是基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真、善、美三者既相统一、又相区别的理想追求。而文学的审美理想，正是建立在创作主体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审美观照和精神反思的基础上。在每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由于物质生产远未发达到足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保留某种缺憾，而人性解放与完善还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间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之间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和对立；所以，诉诸幻想和想象，创造诗情画意、栩栩如生的语言艺术形象，以表达蕴含理性认识的情感体验，寄托对人性彻底复归和解放的终极关怀，就成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必需。这也可以说是文学有别于科学、哲学、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进一步地讲，文学在艺术形象或意境创造中的意义生成，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核心与灵魂的。在文学发展史上，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品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原因是这些作品描写人的精神矛盾与心灵冲突，深刻、生动地展现了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生价值、理想，适应了人类不断增长、提升的审美文化需要。正如巴金先生在其《探索集》中所说：“我就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作品仅仅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4] 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书面发言中也写道：“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他就有幸获得成功。”[5]170
可见，作家从社会生活出发，不断探索、拓展文学表现人生的新领域，展现文学意义生成与价值取向的新境界，正是文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文学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的根本原因。
二
在我看来，当今人们围绕文学意义与价值问题所产生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文学活动的发生及其意义生成，究竟是人的自然属性（本能欲望）所使然？还是来自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及其审美理想？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加以审视，当前文坛凸显的感官化、刺激性的创作倾向的背后，隐含着某些作者把文学看成一种纯“生命本能冲动”的产物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以往的生物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中出现过，并被文学发展的实践确证为片面的错误的观念。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人类所进行的各种对象化的活动，包含着人的自然属性的内容（如“食、色、性也”），而且这些自然本能和欲望还是人的社会需要得以发生的基础。但是，人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需要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的产物，始终受到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同时，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也总是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各种社会需要之中。尤其是作为满足人类更高精神需要的文学活动，更显现出超越世俗生活的感性欲求的人文意义与价值的复杂构建。
翻开中国文学发展史，从《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到陶渊明的《归田园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其诗境已由人的自然欲望的引发，上升为一种具有人文意义与价值的社会审美情感。前者情景交融的描写虽较单纯、素朴，却表达了人们人生体验中普遍存在“思亲”的美好情愫。后者进一步体现了文学对世俗生活的审美感悟与创造，超越生活现象的实录和展示，打破了俗事（包括本能情事）的感官化、刺激性的生理、心理局限，使人们在陶诗的鉴赏中受到陆时雍说的“带月荷锄归，事亦寻常，而陶渊明道之极美”的意境的感染。作家正是在“化俗为雅的文学创造与意义构建中，将这种寻常生活作为逃避黑暗政治而陶醉其间的理想寄托，所以，诗中的这“月”、这“荷锄”便是脱弃尘俗污染的象征，而这“归”便是“复得返自然”的人生旨趣，带有回到其精神乐园的意味[6]。故诗末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体现知识分子“穷年忧黎元”的社会关怀及追求人生境界提升的审美意义生成；或者是关注民众自身的生存状态、以调适愉悦身心为取向的审美旨归，都程度不同地把实现审美价值理想视为文学的生命，以区别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人文意义构建，从而在各呈个性、风格的意境和人物性格、命运的艺术世界中，生成满足读者和社会审美需求的多元化价值取向。比如，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鲁迅与沈从文，其充满诗意的小说人物世界的意义生成与价值取向，就颇不相同，前者通过其笔下阿Q等典型性格的独特、深刻的塑造，有力地剖析、批判了“国民性”的弊病，以唤起民众的觉醒，显示了作家旨在改造社会与人生的崇高价值理想；后者小说人物世界的审美旨归，则是“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从而刺激着“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的人生境界[7]。又如，在当代的言情小说著名的女作家中，为何琼瑶的作品发行量大、并一再被改编成电视剧，难道只是由于她笔下的俊男靓女的爱情故事的一波三折而适应了某些读者群的感性欲望吗？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作家在描写充满痛楚和哀愁的爱情冲突中，隐含着摒弃丑陋、邪恶的意义，这才是她作品所以感动人的价值所在。
总之，文学以语言媒介，诉诸形象与情感所构建的意义世界，归根到底是作家在探索、体验社会人生基础上进行审美创造的产物，因而具有愉悦身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等多层次、多方面的价值功能。虽然18世纪经验派美学家柏克等人试图从自然需要中寻找审美需要的根源，但在美学史上有影响的还是康德所论述的“美感”，即一种摆脱了物质欲望束缚的、具有普遍有效性质的令人愉快的情感，从而否定了审美需要和艺术是个人的本能需要的生物学化的论证。这样，文学在满足读者审美需要的双向互动中所生成的意义和价值，就不会也不该停留于快适、愉悦的感性层面，而是要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升华，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人类追求高尚、美好、积极向上的审美境界的熏陶中，不断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理想。或许这就是康德将审美的艺术区分为“快适的艺术”和“美的艺术”的缘故。前者感染人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快感；后者感动人的却是一种与快感相伴随而让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升华的审美境界。
其次，与上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当前文学创作（生产）与阅读（消费）中的娱乐化倾向。诚然，在文学的审美创造中，始终存在着艺术形式的浅表价值与审美意蕴的深层价值之间的辩证运动，因而作品中那些作用于人的感官和想象的“有意味”的形式因素（如意象、情节、结构、词语、音韵等）无疑能够引起人的某种快感，以致文学的娱乐价值、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这种外在形式和浅表价值所生成的。然而，艺术形式和浅表价值的存在又不是孤立的、自足的，总是与它所显现的作品的意蕴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也总是从艺术形式的赏心悦目的感染开始，逐渐深入到文本的深层结构，以体悟其内涵价值，并在审美再创造中实现文学的认识、教化和审美功能。不妨读一读杨万里的这首诗：“稚子相看（平声）只笑渠（他），老夫亦復小卢胡（笑貌）；一鸦飞立勾栏角，——仔细看来还是鬚！”（《鸦》）如此活脱、生动的语言形式，产生了充满奇趣的审美效果。“不但诗人和他的小孩在笑，我们读者看了他们笑，也要跟着他们一起笑。”[8] 这就是诗作的娱乐性的重要表现。但是，这首诗在人们笑与乐的同时，又进而引发了人们超越世事纷扰的审美遐思。可见，在文学的外在形式和浅表价值之中，还涵蕴着引人遐想和沉思的审美意义，文学的这种包含认识、教化和审美的多层次功能，才是审美价值具有丰富性和完满性的所在。当然，由于不同文本语言、形式所涵蕴的意义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层次的差异，加之不同读者或群体的审美取向和欣赏水平的千差万别，结果，文学的阅读（消费）总体上存在着或注重娱乐、或强调教化和审美等多元化趋向，并出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主导与多元协调、互动的复杂景观。
由此不难发现，当今人们所以注重文学的娱乐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以往那种把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加以绝对化的思维的反拨，也适应了现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要求。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音乐、欣赏绘画或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9] 这就是说，当代社会、文化的变革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文学从少数人享用的高雅的精神佳肴，变为大众享受的精神食粮，从华贵的殿堂、沙龙走向大众娱乐场所。人们为娱乐而享用文学，不仅使其紧张的肌体得到缓和与松弛，增强其生命活力，而且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这种享用文学的娱乐，不同于逛公园、郊游、做游戏一类的娱乐，因为大众在享用文学的过程中总会引起形形色色的审美体验，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英国美学家柏克认为：“美是使整个坚实的身体松弛舒畅而引起作用的。”[10] 另一方面，当文学由市场催生、被大众传媒呼唤、 进入商品化生产和消费时，又容易变成刺激人的感官欲望的“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11]，导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消解，甚至连其娱乐身心的价值底线也难以为继。
为避免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异化，必须坚守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明确文学是以满足人的精神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为目的的。它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娱乐需要，更是为了提高人的审美情趣，丰富人的文化内涵，使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商品性、娱乐性不是文学的根本属性。文学作品是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文学作品要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就必须能和广大读者产生审美关系，只有在审美关系中才能产生审美价值；不能产生审美关系，自然就无审美价值可言。那么，怎样才能和读者发生审美关系呢？这就要求作品中艺术形象描写所提供的“信息”，能唤起读者的感知、想象、情感和理解，从而与读者对人生的审美体验发生某种共鸣。因而艺术形象是否真实、深刻地描写大众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境况和超越本能欲望的精神需求，是关乎读者能否进入特定的审美境界的关键。诚如海明威所言：“一切好书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它们比实际可能发生的生活更加真实，在你读完以后，你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觉得书中的一切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从此以后，这一切——好事和坏事，狂喜、悔恨和忧伤，人物、地点以及天气情况，——都属于你了。你要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能把这些内容传达给读者，那么你就称得上是一位作家了。”[5]184 无独有偶。保罗·麦钱特在其《史诗论》一书中，也有一些类似的看法。他说：弥尔顿的《失乐园》之所以仍然“拥有读者”，这“并非因为它是史诗，而是因为它具有超越其他作品的两个特点：一是诗人对人类心灵准确无误的认识……；另一个是他对视觉形象的把握，这一点有时令人惊叹不已”。总之，“当一位诗人能够像弥尔顿一样，将诗作的全部形式和结构同诗人个人所要抒发的情感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定能够写出重要的作品”[12]。上述的这些话启示我们：文学的艺术形象或意境的创造，只有坚持其审美意义与价值追求的正确导向，以真实、深刻的人生体验为基础，通过独特的艺术方式和手段的描写，将人类先进思想、道德的精神融化到文学审美境界的价值生成之中，才能不断满足、提升大众审美娱乐的品位和水平，唤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展文学在当代的生存空间，并在与各种新型的文化艺术形式的共存、互渗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收稿日期：2006—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