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兵制的改革与近代军阀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制论文,军阀论文,清末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近代军阀的出现，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罗尔纲说，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在军队中形成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也牵动了政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他认为近代军阀起源于湘军〔1〕。李新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说， 所谓军阀，其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为个人所有，因此不能把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作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端”。他还说，按照“军队为个人所有”的条件来衡量，不用说曾、左、胡、李，就连辛亥革命之前的袁世凯，也不能称之为军阀。他认为，只有到了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夺全国政权之后，北洋军才完全为袁氏所私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武昌起义促成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形成”〔2〕。罗、 李的说法虽然都自有其道理，但他们所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何况，弄清楚究竟谁是军阀固然很好，但是研究为什么会产生军阀更为重要。为此，本文拟从清末兵制的改革入手，探讨近代军阀的形成及其原因。
一
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清一代所实行的基本上是八旗、绿营相结合的军事体制，只是到了清朝末年才开始进行兵制改革。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的一种兼有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的军事组织。起初，努尔哈赤亲率一旗，其他七旗均以亲王为旗主分别统辖。清军入关后，为了削弱皇族势力，清政府决定由皇帝亲自统帅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是为上三旗。后来，雍正皇帝又褫夺了属于亲王的下五旗的兵权，然后由他指定亲信去统率，从此，八旗兵权完全归于皇帝控制。绿营兵是清朝入关后组建的一支汉族武装。为了牢牢地掌握这支军队，清王朝对绿营兵制有极严格的规定：第一，绿营兵的军政权统一归于兵部，以便将指挥大权集中在中央；第二，军队节制权和局部调遣权“分寄”于各地督抚，以防“悍将跋扈”；第三，如有事起，皇帝还要临时派钦差大臣统辖，以利于统一调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兵部、督抚、钦差、提镇等相互牵制的复杂的控制系统，从而把绿营兵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3〕。
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军事力量的第一次正面较量。在西方近代军事力量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旗绿兵制已经无法掩盖其落后腐朽的本质，为了解兵制改革的紧迫性，我们不妨粗略地分析一下战争前夕旗绿兵制的基本状况。
首先是武器装备落后。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其武器装备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拿破仑时期的滑膛枪炮，已经开始被一种射程高达600米左右的猎兵枪所取代。 它的“射击精度和远的射程……无可争辩地胜过当时所有的步兵”武器〔4〕。与此同时， 线膛枪和针发枪的先后问世，也大大提高了步枪的射击精度与距离，这使英国步兵的武器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在海军方面，蒸汽机已经广泛用于舰船，螺旋桨推进器也已问世并即将取代明轮。甲板上设置的旋转平台和滑行轨道，使大部分火炮能够移动，以便向任何方向射击，从而使军舰的攻击力几乎增加一倍。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多少年来，八旗兵始终把弓法、刀技、马术等视为看家本领；绿营兵虽有使用鸟枪、大炮等旧式火器的传统，但由于清政府重弓箭轻火器观念的影响，只能停留在使用刀枪弓箭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抬枪抬炮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仍然是“制胜利器”，有人甚至奏请皇帝，将“贵州省城贮有辟山威远子母等铜炮……多年锈坏者改铸抬炮以资利用”〔5〕。清朝武器装备落后窳劣的情形， 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战守训练松弛。八旗兵一入关，便以征服者自居，过起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于是，昔日剽悍粗犷、骁勇善战的雄风逐渐荡然无存。难怪早在顺治时，就有“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毁敝，不及曩时”〔6〕的慨叹。到了嘉庆时，不仅逐年逐月的马步训练已经废驰，就连数年一次的大阅也不举行了。因此会发生皇帝“巡幸盛京，阅看该处官兵，布靶中箭者仅止一人”〔7〕的事情。绿营与八旗也不相上下。一方面由于天下承平日久，而绿营训练又惯于只重虚文不求实效，另一方面又由于它实行了一种自誉为“万古良法”的“差”与“操”混同、百役与训练并举的制度，所以渐渐养成了一种疏于战守、但却精于钻营取巧、油滑偷懒的“绿营习气”。总之，八旗军和绿营兵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已经是“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了〔8〕。
再次是兵弁素质下降。八旗官兵的待遇，原本十分优厚。但由于后来生齿日繁，产生了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使清政府不得不用扩大旗兵兵额的办法来补苴，于是八旗日益成为一个救济机构，选拔兵丁时不是专门挑选体壮艺精者，而是优先考虑生活困难者。这显然是旗兵素质衰颓的一个主要原因。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其弊端之一便是“吃空额”，从而造成了兵员上的严重缺额。另外，从士兵状况来看，“漳、泉悍卒，以千百计械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军队里，“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者，又比比皆是〔9〕。于是“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10〕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了。兵就是匪，匪就是兵，成为绿营兵弁素质的基本状况。
最后是军政指挥失当。如前所述，清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军队的管理节制权分寄于督抚，兵政、军需权统归于兵部和户部，军令权和最高指挥权则操纵于皇帝之手。与此同时，还实行了一套以旗制绿、以文制武的政策。这样一来，凡是有事兴兵，必然形成文法繁密、层次过多、相互扯皮、难以沟通的状况；军队集结后，又往往因为营与营之间、士兵与将帅之间互不熟悉，从而造成了相互牵制、形同散沙、军令难行、指挥失灵的局面。
鉴于上述原因，清朝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虽然拥有人数和地理方面的绝对优势，但失败是必然的。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当时在澳门发行的一家报纸就曾经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11〕
八旗绿营兵制的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一些爱国士大夫们的担忧。早在林则徐离京赴广查禁鸦片时，龚自珍就提醒他要特别注意加强练兵。林到任后，立即招募兵勇，购置枪炮，整顿水师，严肃军纪，了解敌情，并制定了一套对付英军入侵的战略战术。虽然历史没有赐予林则徐一个检验其军事才能的机会，虽然林则徐的战备措施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难能可贵，但是他的努力显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军落后腐朽的面貌。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将士无论是战败而宁死不降，还是未战而弃城逃亡，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清朝腐朽落后的军事制度的牺牲品。林则徐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够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而严禁鸦片，而且还在于他能够从失败中反思其原因。所以，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当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并提出从“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时，一个兵制改革的蓝图就已经初步形成了。遗憾的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
二
清末兵制改革的序幕，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太平天国起义拉开的。其标志是湘军的建立。
湘军本来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举办团练的名义创办的一支武装力量。作为43名团练大臣之一，曾国藩与别人的最大不同是，他认为“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不可〔12〕。也就是说，他的见解和作法，已经超出举办团练的范围，进入了兵制改革领域。
正因为曾国藩意在兵制改革，所以他创立的湘军，仅在招募、选拔、遣撤等方面就与绿营有许多明显不同。在招募方面，为了避免绿营兵丁全部以本地土著充当所带来的家室之累和长期养成的绿营习气，湘军以“招募制”代表了“世兵制”。“添募义勇以湘乡、宝庆人为主，而他县人亦时用之。”〔13〕至于油滑而有市井气、有衙门气的，一概不收。这对改变兵员素质具有一定作用。在选拔方面，鉴于绿营“兵皆土著，将皆升转”制度所造成的“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在湘军制度里，统兵必亲自招募，不假手于人，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法规。”〔14〕这样，湘军每建一军，都要经过“将为帅选”、“兵为将选”的由上到下的层层挑选，形成一个下级只知服从上级的人事网络。这是造成湘军“兵为将有”的主要基础，也是湘军能在短期内提高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遣撤方面，湘军规定，凡遇将领撤换，必须并撤其军，而不能保留旧营而另换新将；相反，如果军老气惫，需要遣撤旧勇，则可以由旧将而另组新营。此外，在营制、饷章、训练、战术等方面，湘军与绿营也有许多不同。总之，湘军体制不仅集指挥、调遣、筹饷等大权于将帅之手，而且借同乡、戚谊、师生等关系而相互维系。所以罗尔纲先生认为，如果说绿营是“国军”的话，那么湘军则是地地道道的“私兵”〔15〕。
不过，“国军”也好，“私兵”也罢，它们都是唯朝廷之命而是从“皇军”。这一点，从曾国藩在攻下天京之后，立即解散了大部分湘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自己说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王定安认为这是出于“避权势”的考虑；罗尔纲则断定他已“另有所恃”〔16〕。这三种说法虽然都各有其道理，但是只要对它们稍加分析，便可以进一步从中看出个中奥妙了。
先看“暮气”说。清朝勇营制度，“事平遣撤”原是一贯定例。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此说不过是曾氏对“鸟尽弓藏”统治术的一种心领神会的服从而已。清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被曾国藩的“私兵”所动摇，反而使曾能有自解兵权的自觉，这一点不容忽视。
再看“避权势”说。当时的清朝政府，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辛酉政变”之后，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形成了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为表征，以兴办洋务为主要目标的新的领导体制和统治格局，这对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无疑是一种巩固和加强。所以尽管清政策在洋务运动中有权力下移的倾向，但并没有造成地方督抚野心膨胀、军事头目尾大不掉的状况。这就说明，湘军虽然具有某种“私兵”的性质，但直到它解散时也一直不具有发展为私人军队的客观条件。这也是曾国藩虽权倾一时，但并没有拥兵自重，甚至割据一方的主要原因。为此，他只能作出解散湘军，以释朝廷疑忌的选择。
最后看“另有所恃”说。就曾国藩本人而言，他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熏陶。创建湘军后，他“以诚为本”，“以礼治军”，不仅严格要求下属，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从他的一生中，看不出有什么单纯扩张个人势力的欲望，倒是处处表现了对清王朝的耿耿忠心。所以无论是湘军的组建或者解散，都不能妄断为某种伪善，而是他对清廷尽职尽忠的具体表现。另外，如果说准军的组建使他另有所恃的话，那也只能说他是希望依靠这支武装扑灭捻军，护卫大清江山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以文制武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往往是以文职方面的升迁来防止功臣们在武力方面坐大的。据统计，从1861年至1900年任命的44个总督、117个巡抚中，乡勇将帅占到一半左右〔17〕。总督巡抚虽有权节制军队，但由于各方面的牵制，他们还远远够不上近代军阀。所谓“督抚专政”与军阀割据还相去甚远。
总之，曾国藩改革兵制创立湘军，尽管造成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失去对湘军的严密控制，湘军将帅也没有失却对清王朝的一片忠心。换言之，湘军虽有“私兵”的特点，却也不乏忠君的传统。这就是曾国藩及其湘军不仅没有对清王朝构成威胁，反而使其得以稳坐殿陛以收军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19世纪60年代初，以“练兵”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对清朝兵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政府希望，不论陆地还是海上，都要建立一支拥有近代武器装备的军队，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陆军方面的变化可分三个方面：
一是八旗方面。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王朝才痛感整顿京师武备的必要。1862年，在京师各旗营挑选兵丁一万名，由议政王奕炘亲任“掌印管理大臣”，组成“神机营”。该军弃骑射之术，改习洋枪洋炮及有关阵法步法，旨在建立旗营中最精锐的军队。后来，清政府又计划编练“八旗练营”，以图扭转八旗兵的颓势。可惜大多数士兵已积习难改，骄惰成性，有些人甚至“把制服、枪械、军用品，都拿到当铺”〔18〕抵押，换取鸦片或借以维持家庭生活。与此同时，由于旗员官路困难，权要们正好乘新设衙门之机，大量安插夤缘之人，并借以获得私馈。据统计，神机营各办事衙门的职官人数，竟高达540人，就连兵部（148人）也远不能比〔19〕。兵丁那样堕落，设官用人又如此冗滥，其练兵成效可想而知。
二是绿营方面。鉴于绿营营伍废弛、武备崩坏的状况，清政府曾想方设法重建绿营，其中1863年的“以直隶额兵酌改练兵之议”影响最大。1865年，清政府正式从直隶绿营兵中挑选兵丁，组成“练军”。不久，清政府将此法推向全国，对各省绿营进行训练整顿。这次练兵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以洋枪洋炮洋操为训练内容，虽然使本来无法挽救的绿营延长了二、三十年寿命，但是并没有能够改变积重难返的绿营习气和腐败堕落、兵疲饷绌的绿营积弊。如果要问其变化，最多不过是在刘铭传、曾国藩的影响下，向直隶练军中掺入一些湘军的制度罢了。
三是勇营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等人看到了“西洋火器之精”、“功效之速”，便开始购置洋枪洋炮。其中李鸿章的淮军收益最大。据李于1865年向清廷奏报，他的军队“五万余人约有洋枪四万支，铜帽月须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十数万斤，均在香港上海购买。”〔20〕太天平国被镇压后，未裁撤的湘淮军和各省勇营被分派到通都大邑和各省战略要地，担任防卫任务，是为“防军”。防军虽然悉尊湘军体制，但由于它自恃有“功”，更由于制度上的问题，所以很快便兵惰将骄，沦于腐败了。
海军的创建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水师阶段。“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21〕这里所谓“水军”，就是“水师”。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基本任务是防守海口和缉捕海盗。为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曾有过“外夷船坚炮利，旧设外海水师强弱不敌，等于虚设，拟改水师为陆师，专防内地”〔22〕的考虑。只是由于害怕沿海海盗由此而更加猖獗，才定议缓裁。当时，林则徐曾提议，若用粤海关税银的十分之一来“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但却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23〕。后来，清政府迫于外来侵略，才勉强购买了一艘吕宋国的兵船，拨给旗营操演，还自以为足以御敌〔24〕。水师这种不死不活的状况到60年代才始有变化。
第二是海军萌芽阶段。1860年左右，清政府急于扑灭太平天国起义，于是提出了“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25〕的主张。为此，清政府从海关税银中抽出80万两，交由曾经担任过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国泰去英国购买兵船。谁料李国泰不仅大大超支，还擅自成立一支“中英舰队”，企图控制未来的中国海军。结果，清政府先后白白花了160万两银子，反一无所得。买船碰壁后，清政府又转而造船。1866年，在左宗棠的提议下，福州船政局及马尾船厂成立，次年，江南制造总局也开始以造船为主。几年后，两处均造出一批兵船，但“船材来自外国，煤炭亦购自南洋”〔26〕。这样一来，当局又感到造船不如买船，于是又大量订购外船。是为海军萌芽阶段。
第三是海军筹建阶段。1874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北、东、南三洋提督，……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驳轮船十号。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27〕翌年，清政府分别委派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计划在10年内，每年投资400万两，建成“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海军。经过十年努力，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具规模，并各有军舰十数艘。但由于三洋海军各自为阵，不相统辖，“北洋之船，遇台澎之风飓，则茫无措手；南洋之弁，于渤海之沙礁则漠不关心”〔28〕。结果，仅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便毁于一旦。南、北洋海军为保存实力，坐视不救。足见海军在筹建中便腐败已深。
第四是海军成军阶段。福建海军覆灭后，清政府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此举既有加强力量兴办北洋海军之意，又有限制李鸿章独揽海军大权之心。与此同时，从国外购买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铁甲舰和另外四艘巡洋舰先后回国。到1888年，北洋海军已有各种战舰25艘。清政府遂拟定《北洋海军章程》，任命丁汝昌为海军提督。至此，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纵观洋务运动时期的兵制改革，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的确像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以为只要让士兵扛上洋枪洋炮，“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就）已经能应付一切”〔29〕了，所以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盲目抢购西方武器的高潮。一时间，各省督抚争先恐后地派人前往通商口岸与外商接洽，购买枪支弹药，有些省还先后建立兵工厂，为本省军队维修武器，提供军火。据说，当时的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前面，也如同集市一样，热闹非凡。在这里，“有出卖枪炮的人；有出卖水雷的人；有出卖船只的人；有出卖来福枪的人……”还有出卖各种各样军需装备的人。但是，以北洋大臣为首的政府官员“对这些近代战争奇异的器械的性能或品质，在比较上优劣如何，（却）是一无所知的。”〔30〕这就不仅使洋务练兵运动在购买外国武器上到处出现枪弹不对号、枪炮不通用以及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上当受骗现象，而且也为贪污公帑中饱私囊大开方便之门。据说，李鸿章的亲信李凤苞在购买“定远”、“镇远”两舰时就侵吞公款60万两。与此相应的是，“洋人亦以此等事有大利可图，各国无赖之徒，如蝇附膻，麇集各埠”〔31〕，与那些贪婪无知的洋务派官员，狼狈为奸、从中渔利。贪污之风的盛行不仅加剧了吏治的腐败，而且也使有限的军费陷入左支右绌之中。历史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不但丝毫没有触动清朝落后腐朽的军事体制，就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已未能发生较大的改善。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武器仍然处于新旧共存、冷热并举的阶段。据日本参谋本部估计，参战的中国军队尚有五分之二的士兵“只扛着戈矛或大刀。内地省份以旧式武器武装的比例甚至更高。”〔32〕
尽管如此，洋务派仍然把北洋海军等作为吹嘘炫耀的资本。甲午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李鸿章把“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摆在一切人面前，供大家欣赏”。但是，精心装点的外表毕竟不能掩盖腐朽落后的实质。当时有人评论说：当军舰上“礼炮齐鸣，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去致敬……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奇怪，这个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等程度，竟然自满于这虚幻的伟大工程。”〔33〕
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封建统治集团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把兵制改革的内容严格地限制在武器操法等表面文饰的领域，避免向诸如军事思想、军事体制、军事教育等更深的层次推进。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所谓改革，尽管诱发并助长了贪污腐败的盛行，但是却成功地避免了军事大权的旁落和军阀势力的形成。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5年左右，也只能是“尽聚贪诈卑污之辈”〔34〕，“纵容兄弟、子侄、亲旧、同乡，遇事招摇，藉端谋利”〔35〕，却从来不敢拥兵自重、持兵要挟。这也说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在利用洋务练兵运动来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不过，这一成功的代价之一却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和中国近代化的拖延。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还可以诿咎于武器落后的话，那么这次战争失败又如何解释呢？于是，中国的兵制改革开始了新的选择。
四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朝野上下，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这时，清朝政府也被迫承认“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法，而兵制尤与时会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36〕的道理，于是才一改旧制，决定不仅在武器装备和操法训练上，而且在招募制度、组织条例、营制饷章、军用技术、战术原则、后勤补给、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完全采用西方办法来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以一个卑微的道员身份，经过创办新建陆军、组建北洋六镇、以及与清朝皇族集团争斗等三个阶段，利用辛亥革命对清王朝的打击，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头号军阀。
第一阶段是袁世凯通过创办新建陆军而初露锋芒的时期。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李鸿章的德籍军事顾问就向清政府提议应建立一支完全西化的新式军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派胡燏棻主持此事，选天津小站为基地，仿德军体制，创“定武军”。不久，胡另有他任，袁世凯因曾经上书当朝权贵，陈述训练新军见解而受到赏识，被保荐接替胡职。袁上任后，在全面整顿的基础上，把这支军队扩编为七千人，改名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与旧式军队的显著区别，仅从官兵来源及其管理上便可窥其一斑。首先，在士兵的入伍条件上，该军对应征士兵的年龄、体格、文化程度等均有严格规定。这对扭转普遍存在的因生活无着而从军的“吃粮当兵”的传统习气和提高士兵的素质非常重要。其次，在士兵待遇上，该军较旧式军队也有明显提高。同时，袁世凯还特别规定：“饷银由他的指挥部派员向每个官兵逐一核发”〔37〕，以防止军官侵吞士兵粮饷。第三，在军官的任用上，袁世凯“亲自选拔了队伍的军佐”，其中大多数进过武备学堂，如陈光远、冯国璋、何宗莲、曹锟、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和王英楷等。但对于张勋、姜桂题、雷震春、孟恩远等旧式军人，他也极力笼络，委以重任。此外，袁还创办随营武备学堂，为自己进一步培养人才。第四，在军队纪律上，袁世凯为从严治军，制定了“斩律十八条”。他还规定凡违犯军纪，一律按章惩治，不许军官对士兵妄施拳脚，随便殴辱部下。以上几条，使军队有了一个新的面貌，也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袁世凯的个人威望。
1898年，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合编为“武卫军”，号称“北洋三军”，归直隶总督荣禄统辖。正在这时，戊戌政变爆发，袁世凯两面三刀，出卖维新人士，投向慈禧太后一边。随后，他又在八国联军入侵，董、聂二军覆灭之际，参加“东南互保”，独自保存了实力，成为首屈一指的实权人物。为此，他接替了死去的李鸿章，于1901年担任直隶总督的要职。
第二阶段是袁世凯利用清末新政，进一步扩充个人势力的时期。
《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被迫颁布“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是改革兵制，强化军事力量以维护其摇摇欲堕的封建统治。袁世凯利用这一时机，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扩编新式军队，迅速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
首先，袁世凯利用扩大新军之机，组织了一支嫡系亲军。1901年，清政府推行常备兵制。次年，袁派王英楷、王士珍编成“北洋常备军”。这就是北洋第二镇的前身。1903年，袁与铁良组建“京旗常备军”，即后来的北洋第一镇。1904年到1905年，袁世凯借口日俄战争爆发，京师防务吃紧，又在他的武卫右军、张之洞自强军以及部分练军的基础上，扩充改编成北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由铁良任统制外，其余各镇均由袁的亲信任统制，成为袁氏嫡系亲军。
其次，袁世凯凭借改革学制、兴办学堂之机， 进一步网罗人才。1901年，清政府停罢武科，并晓喻各省建立武备学堂。1904年，清政府又参照西方国家学制，将各省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小学堂，并计划在全国设立四所陆军中学堂以及一所陆军军官学堂和一所陆军大学堂。1905年，清政府又废除了科举制度，彻底堵死了士人凭借饱读经书而获取功名的路径。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子纷纷涌向城市，或考入新式学堂，或寻找机会留学，或投笔从戎，参加新军。袁世凯利用这一时机，陆续成立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武备速成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以及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各类军事专科学堂。其中保定军官学堂虽无大学堂之名，却有大学堂之实，为北洋军事集团培养了大批高级军事人才。此外，袁世凯还成立学兵营，并挑选人员去日本学习军事。上述作法对于袁世凯网罗人才，扩充羽翼，具有无庸置疑的作用。
最后，袁世凯还依仗身居要津之便，到处安插亲信。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袁把徐世昌、刘永庆、段祺瑞、王士珍等重要亲信安插进去担任要职。1904年以后，他一方面把自己培养的军官派往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向全华北输送沾染了北洋集团派系观念的青年将佐”；另一方面为了使部下在正途中取得官除阶，他还让“所部将领开始受命兼任各省绿营带兵官”，有的“甚至钻到八旗的最高职位上去”〔38〕。1907年，清政府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别为东三省巡抚，使袁氏集团势力进一步扩大。
第三阶段是袁世凯与清朝皇室贵族集团争夺军政大权，最终取得胜利的时期。
清王朝的统治者一贯以满汉官员并重、“中央军”与“地方军”并存的原则来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洋务运动的兵制改革虽然不算成功，但这种统治术却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李鸿章虽然煊赫一时，却不可能拥兵自重，对清廷造成威胁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次推行新政中，清政府不忘故技。于是在1905年提出了全国编练36镇新军的庞大计划，其所需军饷，由各省督抚就地筹措。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先后将绿营、防军、团练等旧式军队，汰弱留强，改编为“清乡守土”、“弹压地面”的巡防营。但是，36镇建军计划因军费浩大以及地方势力的抵制而无法完成，巡防营的装备待遇以及兵弁素质又与新军相差甚远，这就使袁世凯及其北洋军事集团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清朝皇族集团加深了对他的嫉妒、疑虑和担忧。
1906年，清政府将兵部与练兵处合并成立陆军部，袁世凯被迫将北洋第一、三、五、六镇移交该部管辖。次年，清政府又明升暗降，任命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至此，袁世凯被褫夺了全部兵权。就在袁世凯与皇族集团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虽风烛残年但在二者之间能够起到调解、平衡等关键作用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几乎同时死去，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所以，当1909年摄政王载沣以“回籍养病”为名，把袁世凯从京城赶回老家时，同时也就驱散了袁世凯心中对大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忠诚。在这个意义上，是武昌起义给了袁世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使他利用北洋军为资本，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中国的头号大军阀。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地方军阀蜂起，军阀割据就不可避免了。
注释：
〔1〕〔14〕〔15〕〔16〕《湘军兵志》第208至228页，第133页，第143页，第181至182页。
〔2〕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
〔3〕〔10〕《绿营兵志》第239至249页，第71至7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79页。
〔5〕《清史列传》卷三十八贺长龄传。
〔6〕〔20〕〔21〕〔22〕〔24〕〔26〕《清史稿》卷五， 卷一四○，卷一三六，卷一三五，卷一三六，卷四一三。
〔7〕〔9〕《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22页，第19页。
〔8〕王先谦《嘉庆东华录》卷七。
〔1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12〕《曾文正公奏稿》卷一，《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13〕《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17〕〔32〕〔37〕〔38〕《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7页，第32页，第68页，第181至190页。
〔18〕〔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册，第465页，第468页。
〔19〕《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02页。
〔23〕《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5页。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24至225页。
〔27〕〔28〕〔34〕〔35〕《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1页，第49页，第68页，第3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页。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128页。
〔33〕《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6〕《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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